孫楊為小師弟們傳遞夢想的力量（2019.8.27）
近日，關於孫楊聽證會一事出現新進展：因為WADA方提出延期申請，說好的9月聽證會，被推遲到10月底進行，甚至更後的時間。
但通過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官網「官宣」的這則消息，卻因為語焉不詳，導致種種猜測甚至誤解。
面對紛擾不休的所謂「暴力抗檢」一說，8月27日下午，孫楊通過個人社交媒體表示——輿論一直在對事實進行扭曲，幸好監控視頻記錄下了一切。
「這是我成為職業運動員的第21個年頭，為了這份熱愛的事業我付出了我的所有，也一直在跟傷病作鬥爭。這麼多年來，我經歷了數百次興奮劑檢測，每一次的檢測都嚴格遵守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積極配合檢測官的工作。在去年的這次檢測中，我發現三位中國檢測人員資質存疑後第一時間聯繫了領隊，當時的每一個行為都是在領隊、隊醫和浙江反興奮劑中心的領導指導和決策下進行的，然而輿論卻一直在對事實進行不同程度的扭曲，我的訓練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困擾，已遠遠超出承受範圍。然而我卻有話不能說，不能把真相公之於眾，幸好監控視頻記錄下了一切，否則面對無端的詆毀真是百口莫辯。檢測人員都是同胞也不存在溝通誤解，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二次回應新增信息量：集體決策、監控視頻、中國同胞】
這是繼光州世錦賽（7月26日）之後，孫楊對於藥檢問題的第二次回應。
我們先回顧一下，孫楊第一次回應的要點——
1）主張「我沒有任何違規」
「FINA（國際泳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沒有任何違規。我是遵守（相關規定）的。我所做的事情，是維護所有運動員的權益。」
2）提到了「沒有證件的檢查官」
「我想換成其他運動員，如果一個沒有證件的檢查官來檢查你，如果血樣、尿樣被帶走，如果在以後的過程中發生了篡改，我連說理的地方和機會都沒有。我的行為是在為每個運動員捍衛（權益）。」
3）主張「我說的每一句都有理有據，不應該受到侮辱與詆毀」。
「我想我說的每一句都是有理有據，沒有造謠。或者說，是我認為是在維護每個運動員的權益，而且也是在維護我自己。我能夠堅持到現在，不應該受到這樣的侮辱與詆毀。」
對照之下，今天孫楊的第二次回應，釋放出更多「新」的信息（姑且以4、5......編號）：
4）所謂「暴力抗檢"，並非孫楊的個人行為，而是集體決策的結果。
有報道為證。
「國際泳聯授權委託IDTM公司在中國境內進行興奮劑檢測。在2018年9月4日晚的檢測中，IDTM公司派出一名主檢測官。她臨時找了兩個人分別擔任「血檢官」和「尿檢官」，前來對孫楊進行檢測。「由於『血檢官』和『尿檢官』的行為舉止不符合日常興奮劑檢測人員的規範，孫楊對此提出了質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結果他們沒有IDTM公司出具的進行此次檢查的授權委託書。」（新華社2019年1月27日報道）
」常年接受反興奮劑檢測和教育培訓的孫楊發現問題後，第一時間就給國家游泳隊領隊打電話請示，並請來了浙江游泳隊隊醫，隊醫到場後與浙江省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進行電話聯繫。國家游泳隊領隊和浙江省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與主檢測官電話溝通了幾次，明確告知對方要嚴格執行國際泳聯反興奮劑的規定，如果證件不齊全，興奮劑檢測人員的資質和程序存在問題，不能配合進行後續的檢測。「（同上）
5）孫楊第一次提到"監控視頻記錄下一切"，這是對3）中所主張的「有理有據」的有力補充。
6）孫楊第一次提到，三位檢查人員是「中國人」，是「同胞」。
【三名檢查官都是中國同胞 曾神秘缺席第一次聽證會】
之所以給「新」字打上引號，是因為，上述這些信息，早在今年1月就被各大媒體報道過。只是有的時候，如同「記憶只有7秒鐘的魚」，人們會有意無意地「遺忘」舊聞。所以，說它是孫楊再次指出，可能更加準確。
事實上，在相關聽證會延期之後，韓喬生老師就發表了擔憂，指出對方推遲聽證會，是「拖延時間，尋找證據」。所以，在聽證會各項籌備工作緊鑼密鼓的當下，孫楊的這番強調，來得正是時候。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位中國籍檢查人員的存在——
因為5）作為重要的物證，已經在第一次聽證會期間就提供過。而6)作為重要的人證，曾神秘缺席了2018年11月的第一次聽證會。
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11月19日，孫楊的律師張起淮和孫楊本人、家人、證人出席了國際泳聯針對此事在瑞士洛桑舉行的聽證會，但是IDTM公司的當事人全部沒有出庭，主檢測官在中國通過視頻方式參與了聽證，「血檢官」和「尿檢官」缺席。
張起淮表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證據，包括58張視頻截圖和監控錄像，客觀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情況，得到了國際泳聯的裁決，結論就是『孫楊沒有過錯』。」
【那麼，這三名中國同胞，能不能成為孫楊方在第二次聽證會上的重要證人呢？】
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尿檢官」，曾經接受過媒體採訪，披露自己和主檢測官是高中同學，12年來各自發展，基本沒有聯繫，2018年9月4日晚，他是被電話臨時叫過去幫忙的。
這名中國同胞曾對媒體這樣講述現場情況的——
「我不是做這個工作的。我的高中同學臨時電話讓我去幫忙，因為我是男的，在取男尿樣時，男人在場會比較方便。我同學告訴我，這個事情要保密，不可以對外透露。」
「其實我是一頭霧水，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麼，對於這個事情的重要性並不清楚。當時是夏天，很晚了，我穿著短袖短褲涼鞋就去了。可能是因為我的穿著不夠正式，我見到孫楊後很興奮，拿著手機拍照拍視頻，孫楊他們覺得我和正式的檢測官員不符，所以要求查看我的證件，但我只有身份證。」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我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真相，不知道什麼證件和資質。我就是被臨時叫過去幫忙，莫名其妙捲入了這個事情。」這名被臨時任命的「尿檢官」也是滿腹委屈，「不過，孫楊從開始到後來對我都是很客氣、熱情和禮貌的。」
而「血檢官」，另一名中國同胞，則至今沒有流出更多的信息。
做個大膽假設：如果，這三名中國同胞，能夠在10月底的第二次聽證會上以證人的身份現身，如實還原當天發生的種種，那麼，或將有助於勝利的天平，極大地朝孫楊方傾斜——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中國同胞，至少不難尋找，也不難溝通吧？何況，中國人又何苦為難中國人。
反之，或如韓喬生老師所預警的那樣，後果不堪設想。
這將是一場艱難的戰役。它將極大地考驗人的良知。它也將考驗孫楊，考驗整個中國游泳界的智慧，還有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