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宗街下有城牆

乾隆年間，清朝知府呂肅高曾纂修了《長沙府志》，其卷九為「城池志」，便記載了那時人們所知的長沙城池。書中說，自漢代至元朝，長沙城牆的位置幾乎未曾改變，城牆以夯土築成，其表面還覆蓋有磚。明朝初年，守御指揮使邱廣才對其進行了一番改進：他在舊址外以石塊加固壘至約八尺高，上至牆頭則仍然以磚修建。邱廣才的這番功績，被清楚地銘記於長沙古城牆上。

2011年發掘的潮宗街古城牆的橫截面，正如夾住東西的夾板一般，中間是夯土，夯土外是元代之前的磚牆，磚牆之外即邱廣才加固的石塊了。

儘管邱廣才修建城牆時，用了最堅固的材料，並修建了九座城門，期望能一勞永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戰事或者自然因素，不免會被破壞，甚至坍塌，對此，呂肅高也用筆忠實地記錄了下來。

明朝末年，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起義軍由武昌揚帆入湘，攻陷了長沙城池，並在城內大開殺戒。緊接著，左良玉自南昌拔營而來。接二連三的戰爭，使長沙城牆殘破不堪。清朝初年，官府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天，數月的陰雨天氣籠罩長沙。正逢汛期，城牆外湘江的水位也在與日俱增。不久，承受不住洪水壓力的城牆轟然垮塌，缺口長達170丈之廣，洪水因此漫浸西城數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發現的長沙古城牆，其位置正處在西側，洪水的記憶或許也曾令它惶恐不安。待洪水退盡，當時的知府任紹廣登城瞭望，滿目瘡痍。他四處籌錢，大約花費了兩千餘兩白銀維修城牆，仍然設置了九門九樓，據說比之前的城牆要更加堅固。

呂肅高所記錄的最後一次城牆修繕，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於次年四月修建好。此後，長沙城牆又飽經戰火，歷經滄海桑田，沉入地下，直到今天重見天日。

事實上，由於1938年的「文夕大火」之故，這段宋明城牆也是目前長沙已知的最古老的地面建築。在此之前，只有位於城東南的「天心閣」明代牆基可與之相提並論。

城牆磚里的建材史

唐以後，中國古代經濟中心逐漸南移。這裡溫暖濕潤，氣候宜人，土質卻不如北方，不僅鬆軟多隙，而且粘性差，不利於築城。再加上常年多雨，要求城牆除能抵禦進攻外，還得具備防洪功能。而磚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工建築材料，經人工燒制後，在強度、耐磨和耐水性等方面相比築城用的夯土和建築用的木材都大為提高。

於是，我們今天見到的磚砌城牆首先在南方出現了有研究者指出，至宋代，「淮河以南的許多重要城垣，外面已經全部砌磚……但黃河以北的城垣外面砌磚的極為稀少」，至多也只是在城門座和城的四隅等關鍵部位砌磚而已。兩宋之交，隨著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在揚州、潭州（今長沙）、臨安（今杭州）、廣州等地，已相繼有磚砌城池出現。

在城牆材料從夯土向磚、石過渡的進化史上，宋代無疑是一個極其關鍵的轉折點。當時對磚的需求不僅更為迫切，磚石技術水平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們已充分掌握磚瓦胚焙燒的變化過程，還準確地應用了氧化、還原、滲碳等方法。《營造法式》一書除對磚的燒變次序等做了嚴密合理的論述，還對其功能用途、規格尺寸等做了統一規定，使得築城有了章法。

明朝初年，全國開始大規模重修城牆，長沙亦概莫能外，此時無論磚石，都得到了全國性的應用。據《四庫全書》記載，當時僅直隸府下，就有城池139座，絕大部分在明代對老城池進行了外側包磚。南方城池則開始在外側包石。

石材在築城中的流行，既為日益先進的攻城武器所迫，也得益於採石生產效率的提高，這兩者均與火藥的發明應用息息相關。而宋明兩朝，正是火藥技術高速發展的時期。據載古時普遍使用黑色火藥對石材開採起震動作用的方法，這種用木炭、硝石和硫磺混合而成的細末威力小，氣體發生速度慢，適合開採大塊料石。

今天所能看到的磚石城牆包括長城，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後留下的，而長沙城牆則襲承千年，見證了從夯土到磚、由磚到石的城牆建造史，這也正是其珍貴之處。

明朝的「城磚承包責任制」

作為築城的基本材料，城磚成千上萬，不可能一一刻有印跡，而且國家窯廠出品的城磚應是保證質量的。那麼，為什麼有些城磚上刻有印戳呢？

原來，隨著防禦和建設的需求量增加，「國企」城磚供不應求，城磚的燒造經過攤派、轉包後，被分配到許許多多的民間窯廠。為保證質量、出現問題時有據可查，政府便要求廠家在自己的城磚上刻上印記。這些印記是在制坯工序磚泥未乾時印上去的，經過燒制，這些文字便永久地凝固在城磚上。看來，對於「豆腐渣」工程的危害，古人早已有了深刻認識。

在長沙城東南天心閣250餘米的古城牆上，也曾發現過一塊明朝的青色窯磚，磚長約50厘米，寬約18厘米，重達10公斤。最珍貴的是，窯磚上還刻有負責製造官員的名字和製造曰期：

「長沙府禮陵縣提調官典史陳福……洪武七年八月」。

與潮宗街發現的宋代城牆磚不同，天心閣的這塊明代城牆磚出自官窯。據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樓專業委員會理事馮建平考證，這是作為城牆磚的官窯印，相當於官窯的責任制誰建的誰負責，驗收時一眼就可以看出窯磚是哪些人製作的，一旦窯磚出了質量問題，可立即追查到責任者。

有趣的是，《長沙府志》提及的明初守御指揮使邱廣才，曾展開的大規模的城垣修繕工作，是在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這塊天心閣古城牆上刻有名款、紀年的城磚，應當就是那時留下的。

蒙元多少家國事

1275年，蒙古軍繼金兵後再度攻入湖南，九月圍潭州。當時的長沙城裡多是傷殘病弱，年輕力壯的都被抽調到了偏都臨安。知州李芾「結洞蠻為援」，大力修繕武器，建造防禦工事。

在其參謀、嶽麓書院老師尹谷的協助下，苦守城池三個月。

十月，兵攻西壁」。蒙軍矢石如雨，李芾臨危不懼，坐鎮城樓指揮，「親冒矢石以督之」。不久，「城中矢盡」，他只得下令從城中搜集民間羽扇等工具，重新製作箭矢，其戰鬥之慘烈可想而知。

長沙不比襄陽，西面城牆外沒有寬闊堅硬的土地，在攻城中具有巨大威力的大型投石機難以架設。但蒙軍的火器裝備當時已遠勝宋軍，蒙人不僅掌握了宋人發明的火器原理，還將歐洲人的鋼鐵鍛造技術和回人高超的製造技藝有機融合，發明和製造了比火銃威力更大的火炮並裝備於地面部隊和戰船。

可以想像，一旦蒙軍艦隊在湘江上向潮宗門發射火炮襲擊，宋朝的磚砌城牆將很難招架。

鐵一樣的城牆終被蒙古軍打開

南宋末年，蒙古軍如涌潮般殺向長沙城。此時，一員大將自城中殺出，他率領部下與攻入的敵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鮮血染紅了城牆的豁口，直到太陽落山才勉強將蒙軍趕出城外。這位李芾麾下名為楊廷的將領，迅速調集士兵，通宵達旦地修補破損的城牆，並增築了月城一座，以嚴防死守之。

湊巧的是，此次被發現的古城牆，恰好處於西北角，如柳肅所言，其上也有倉促完工的城牆痕跡，與周遭的精工細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久被圍困的城池，令許多人都絕望了，尹谷即其中之尹谷是一位很有才學的人，擅長詩詞歌賦，中年登進士，任崇陽知縣。長沙被圍困之時，他丁憂在家，先是教授學問，後又被李芾聘為參謀。長沙情勢日益窘迫後，尹谷自知破城之日將至，於是向妻子訣別說：「吾受國恩典，方州義，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他找來自己的弟弟尹岳秀，叮囑他逃跑，以存尹氏血脈。繼而，他請人來給自己兩個兒子行冠禮。來人疑惑不解，問他：「此何時？行此迂潤事？」尹谷淡然答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這些事情從容地做完後，尹谷鄭重地穿上官服，朝皇宮的方向拜了拜，焚毀了自己的官文，又引燃早已堆放在屋中的薪柴自焚。

熊熊大火，使前來救援的鄰居們不得近身，但人們從火光中遠遠看見，穿戴整齊的尹谷手持上朝的笏板，正襟危坐。嶽麓書院的數百名學生聽聞尹谷一家老小以身殉國的消息後，趕到其住所放聲大哭。

這個消息也令李芾悲痛萬分，他以酒祭之，說道：「務實（尹谷的號）真男子也，先我就義。」也許，在那時，李芾就已打定了「就義」的念頭。最終，他的結局也如尹谷一樣慘烈。

1276年除夕，交戰雙方誰都沒有心思過年。蒙古兵終於在這一天，登上了長沙城牆，結束了這場艱辛的圍城之戰。

在此之前，曾有將領勸李芾先棄城再圖謀劃，被李芾斬釘截鐵地拒絕了。他仍端坐在熊湘閣內，召來自己的老部下沈忠，交付給他一些銀子，說道：「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沈忠聽後撲倒在地上，連連叩頭請李芾收回成命，但還是拗不過李芾，只得流著眼淚答應了。沈忠於心不忍，取酒給李芾家人喝，等他們都醉了才下手，又忍痛成全了李芾的大義之舉。清人呂肅高的筆下，這段敘述讀來不禁令人潸然淚下。

城牆上站著敔軍，統帥李芾已舉家就義，萬念俱灰的沈忠，點燃了李芾的住宅。然後，他回到家，流著淚殺掉了自己的妻兒，又狂奔至仍在燃燒的李宅前，痛哭流涕，自刎而死。在這個除夕，沒有萬家團聚，只有國破家亡的傷痛。《長沙府志·人物誌》中還有更多這樣的故事，李芾的幕僚陳億孫、顏應炎、楊廷均捨身取義，甚至許多長沙城的百姓聽說他們的事情後，也紛紛舉家自盡。

不僅自殺者眾多，相傳蒙軍破城後還進行了「屠城」。但在《元軍·阿里海牙傳》里卻是另一番說法。阿里海牙在率兵攻打長沙時，確曾有過「屠城」的宣示，但那只是攻城前的威脅。「冬十月，至潭，為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此時，荊湖行省參知政事崔斌與行省郎中和尚站出來堅決反對。就在諸將爭論之時，當時在潭州的寧鄉人歐道，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前往阿里海牙大營進行勸阻。阿里海牙被他的勇氣和言辭所打動，最終，放棄了屠城。

明代以後，成功堤經修繕，並被改名為「保城堤」。而今天，則靜靜地倚在湘江側，供人們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