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在爭取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沒有和平，沒有安寧。」

吉卜林 (Photo by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898年1月，阿瑟·西蒙斯在《周六評論》上評論加布里埃爾·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死亡的勝利》 （ Il trionfo della morte ） 的一個譯本時，將《「水仙號」的黑水手》和《勇敢的船長》 （ Captains Courageous ） 與大陸小說進行比較，他說這兩本書背後毫無思想。第二個月，康拉德寫了1500字的文章為吉卜林（和自己）申辯，並將文章寄給了《展望》周刊 （ Outlook ） ——1898年，他在這本周刊上發表了論阿爾封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和論馬里亞特與庫柏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直沒被發表，而且再也找不到了。

查爾斯·卡林頓 （Charles Carrington）稱「兩人都很欣賞對方的作品」，但這句話有待驗證。雖然康拉德向他的波蘭表親推薦過吉卜林的作品，但在寫給坎寧安·格雷厄姆（他不贊同吉卜林的保守派觀點）的兩封信中，康拉德表達了對吉卜林根深蒂固的（或許還有些含混難懂的）保留意見：

吉卜林先生擁有過去那幾代人的智慧——並且真誠地秉持著這種智慧。他的一些作品有著完美無瑕的形式，因為這微不足道的一點，他只會在地獄逗留很短的時間。有了剩下的那些優秀作品，他便能眯眼斜視……

因為印刷的混亂，吉卜林的草稿 （ébauches）看起來反而完成度更高，更完美無缺。我把他放在他的時代——和空間——里進行評價。那是一個小小的空間——至於他的時代，我留給你們裁判。我不會為了給他辯護，糟蹋用於製造一枚針的那一點鋼材。

康拉德一方面肯定吉卜林的藝術造詣，認為他高於同時代的平庸之輩，另一方面批評他惱人的自作聰明和膚淺的道德觀。到1911年《在西方的注視下》問世時，兩位作家的差別更加明顯，評論家可以恰如其分地宣稱：「康拉德先生代表否定的天才，吉卜林則代表肯定的天才。」

吉卜林的政治觀和他對殖民主義的辯護深深冒犯了《黑暗的心》和《諾斯特羅莫》的作者。康拉德總是同情、支持受壓迫者，他如此評價布爾戰爭：「這真是一種駭人聽聞的愚昧，如果我相信吉卜林所說的這是為了民主大業而發動的戰爭。真要笑死個人也！ （ C'est à crever de rire. ） 」讓福特震驚的是，一貫愛國的康拉德竟「宣稱法國人（沒有英國人那麼多種族歧視）是唯一懂得如何殖民的歐洲民族；他們絲毫沒有吉卜林先生『你該死的黑鬼人權主義』那種想法」。雷廷格指出，康拉德也「和大部分同代人一樣，對他們所謂的吉卜林的記者風格和『新聞文體』有成見」。

然而當雷廷格說「康拉德從未理解這位偉大的帝國主義者，而且確實極其討厭他」，這其實是他弄錯了，因為兩人政治觀的分歧——正如康拉德和加尼特與格雷厄姆政治上的分歧——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友誼。吉卜林太太十分讚賞康拉德，1904年8月30日，她在日記中誇大了他的身材：「康拉德先生，即《吉姆爺》的作者，前來拜訪。這位偉岸 （large）的波蘭水手有著說不完的新奇故事。」兩年後康拉德在一本《大海如鏡》上題字：「致兩年前您令我十分難忘的友好接待。懇請您再行善舉，收下這本小書——微不足道但確實由我所寫。請相信，我對您有著最崇高的敬意，您忠誠的J. 康拉德，1906年10月4日，於彭特農場。」5天後，吉卜林給他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短箋，誇讚《颱風》和新書。

20世紀20年代，康拉德也去伯沃什 （Burwash）拜訪了吉卜林。康拉德的兒子約翰記得他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回家路上心情大好。吉卜林對康拉德的仰慕報之以李。據一名1928年在馬德里見過他的波蘭外交家兼作家記載：「他如此寬宏大量地誇讚、討論康拉德的傑出才華，即使康拉德的天賦使他近幾年的作品黯然失色，這令我大為震驚……『他的英語口語有時很難懂，但只要手裡拿著筆，他便是我們之中的第一。』……［不過］據吉卜林所說，康拉德的思想意識里完全沒有英語的影子。『每當我讀他的作品，』他繼續說道，『我總感覺我在讀一個外國作家的優秀譯本。』」

*

1902年12月到1904年8月間，康拉德一直在創作《諾斯特羅莫》——他最長、最複雜、最有野心的小說。他之前的作品都是基於親身經歷。但這部小說（和許多其他小說一樣，一開始都是短篇故事）是基於想像。1876年到1877年，康拉德乘「聖安托萬號」去過南美洲，但只在那片大陸上待過很短的時間。他看過一眼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 （Cartagena），在卡貝略港待了12小時，在委內瑞拉海岸上的拉瓜伊拉待了3天。他的創造性想像總是需要真實事件的刺激，他謹慎細緻地在個人和歷史回憶錄中搜尋精確的細節，以便讓他的作品真實可靠。

在寫給評論家埃德蒙·戈斯的信中，康拉德解釋了小說中的「復合」場景：「正如你所看到的，地理上，主要是委內瑞拉，但還有一點墨西哥元素，而山脈呈現的感覺更像智利的沿海地區。雲層總是盤旋在伊基克［ （Iquique）在智利］上空。剩下的天氣特徵屬於巴拿馬灣，更廣泛地說，是一直延伸到馬薩特蘭 （Mazatlán）的墨西哥西海岸。」

Mazatlán's Boardwalk (圖源：Casa Lucila Hotel Boutique)

在《個人記錄》里，康拉德描述了他如何創造了科斯塔瓦那 （Costaguana）的整個世界：山脈、城鎮和「大草原」；歷史、地理、政治和經濟；煤礦主查爾斯·古爾德 （Charles Gould）的財富，其妻伊米莉亞 （Emilia）的理想主義，記者德科德 （Decoud）的憤世嫉俗，飽受折磨的蒙漢姆 （Monygham）醫生的心酸和諾斯特羅莫的驕傲，以及「即使在死後依然統治著漆黑的海灣——那裡藏著他掠奪而來的財寶和愛人」 [1] 的搬運工監工。寫作過程中，康拉德感受到了他在兇險的海域航行時曾體會到的孤獨、專注、緊張、責任和權力：

無視賜予這地球上最謙卑之人的普通生活之樂，我如《舊約》先知［雅各］那般，「與耶和華摔跤」，為了我的創作，為了海岸的岬，為了普拉西多海灣的黑暗、雪上的光亮、天空中的雲，為了那必須被吹入男人和女人、拉丁人和撒克遜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軀體之中的生命。或許這樣的言辭過於激烈，但若非如此則很難凸顯創作中情感的密度和壓力，精神、意志和良知都需全情投入，每時每刻，日復一日，遠離世俗，隔絕一切能讓生活變得可愛、溫柔之物——只有在繞過合恩角的冬日西行之旅中永恆的陰鬱重壓下,才能找到可與之匹敵的有形之物。

1904年2月到3月，康拉德住在倫敦福特家附近，彼時這部小說正在《T.P.周刊》上連載，但他趕不上連載的日期。於是，他找福特幫忙，聰明的福特模仿康拉德的風格，讓小說繼續發展但又沒寫到任何重要的事件，他就這樣寫出了16頁稿子，完成了第二部分第五章的部分內容。後來福特向從他手裡買了這份手稿的美國收藏家喬治·基廷 （George Keating）解釋道：

我住在倫敦的時候，康拉德幾乎就住在隔壁，他基本上每天都來吃飯，當時他痛風急劇發作且精神抑鬱，無法繼續《諾斯特羅莫》的連載……因此，我只能時不時儘量幫忙寫幾頁，讓周刊有稿可用——這工作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難度……考慮到可能會引起的誤解，我向康拉德發過誓不會透露這些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泄密，但如今被逼無奈，為了賣出這些手稿，我只得這麼做。

這部講述一個南美洲共和國的腐敗政治和徒勞革命的巨著，創作過程漫長，比以往更折磨人。康拉德很害怕牙醫，最後36小時的奮力工作被痛苦的拔牙打斷，以一個近乎超現實的事件收尾：

30日在埃塞克斯郡史丹福鎮的霍普家（全家人都外出拜訪了）完成，我得讓我似乎變成一團糨糊的腦子休息一下。我熬了整整14個晚上，一直忍受著劇烈的牙痛。27日不得不發電報找醫生（不能放下工作），醫生兩點到，開始拔似乎紮根在我靈魂里的惡魔。可怕的東西終於離開，然而在牙齦里留下了一個根。然後他又開始翻找那個東西，我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老沃爾頓（牙醫）隨即告訴我：我認為你的神經無法再經受這種折磨了……

11：30，睜開眼看了一下鍾，我就倒下了。然後我就不知道了：兩個小時的空白，在那期間，我肯定是走出了房間坐在——（不是倒在）門外的混凝土上。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就是那個樣子；然後爬回房間記下了時間：1點已經過了好久了。

《諾斯特羅莫》延續康拉德始於《黑暗的心》的對殖民主義的攻擊，展開探討了私權、個人責任和社會正義等主題。在這兩部作品裡，國家和英雄獨立於文明之外，被貪婪、剝削和物質利益支配。二者都描繪了自然的暴戾威脅、不真實感、道德黑洞、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崩解、夢魘的選擇、具有救贖力量的女性，以及最後一句話里平靜但意味深長的結尾。

《諾斯特羅莫》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文明和進步的意義是什麼？當物質主義替代人道主義價值觀，會發生什麼？殖民主義如何影響傳統社群？

康拉德通過講述科斯塔瓦那歷史中的無序與混亂，為這個地方注入了暴力精神，其特質完全不同於那平靜、陰沉的海灣。小說開頭描述了恍然大悟的里比熱 （Ribiera）及其追隨者如何逃離殘暴的蒙泰羅起義，以此發出對激進政府的命運的強烈警告。對善良的政治家何塞·阿韋蘭諾斯 （José Avellanos）先生的殘酷折磨，以及對蒙漢姆醫生的恐怖拷打，有力證明了政治狂熱的愚蠢，這種狂熱讓另一個暴君古茲曼·本托 （Guzman Bento）用暴政統治國家。科斯塔瓦那的歷史，貧窮、鎮壓的殘酷史，讓人想起波蘭的歷史。

Movie Photo: This movie is considered a "lost" 1926 silent film action drama directed by Rowland V. Lee and starring George O'Brien which is based on the novel NOSTROMO (圖源：Joseph Conrad NOSTROMO collection)

故事中的人物建立的模式——奴役、腐敗、背叛——始於查爾斯·古爾德的父親，由其子、德科德和諾斯特羅莫繼承，他們是首當其衝受銀礦影響的人。老古爾德準確預測到他會被聖托梅 （San Tomé）銀礦殺死，請求兒子再也別回科斯塔瓦那。儘管受到了警告，儘管他的叔父在一場血腥革命中被槍決，儘管一場相似的商業冒險（阿塔卡馬沙漠硝酸鹽項目）也以悲劇收場，古爾德仍為銀礦著了魔。他自以為是地相信，銀礦作為道德慘案的起因，必須取得物質和精神上的成功，以維護家族的名聲和榮譽。

小說前面古爾德諷刺的宣言概括了他的資本主義雄心壯志（故事發展到後面，古爾德顯然沒能達成目標，蒙漢姆醫生對他的這番話做出了回應），他的野心有雙重意義且彼此矛盾：

這裡需要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任何人都能誇口說他能提供這些，但我把信仰放在物質利益上。只有物質利益有保障後，其他理想才能有條件存在。面對眼前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賺錢是第一位的，因為受壓迫的人群必須能享有安全感。此後才會有正義。這就是希望的光芒。 [2]

不幸的是，這些古爾德渴望、國家需要的理想與他的信仰所依賴的物質利益互不相容，於是「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便讓位於銀礦的繁榮與成功。最終，安全已不能為賺錢正名（要與民共享的是安全而非財富），而人民大眾依然受各方面壓迫。「正義」沒有到來，一切都不可能實現，因為銀礦的安全仰仗國家政治的穩定，而歷史已反覆證明永恆的穩定不可能實現。

古爾德最大的局限在於，他沒能徹底領會其行為會帶來的社會影響。雖然炸開銀礦（他威脅要這樣做）或許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但這必定會危及受他庇護的工人的性命，以及整個國家未來的經濟形勢。「蘇拉科之王」 （El Rey de Sulaco）權勢滔天，就像一個不負責任的私人王朝。古爾德從未考慮過銀離開蘇拉科之後被用在了何處；他從未完全意識到銀礦的潛在罪惡，也絕對想像不到妻子擁有多少銀子。對他而言，銀礦的價值毋庸置疑。他完全相信霍爾羅伊德 （Holroyd）的金融王國，霍爾羅伊德把活生生的美國雇員變得像機器一般，這也是古爾德在科斯塔瓦那所做的。霍爾羅伊德利用他巨大的收益來推進帝國主義投機事業和剝削，並希望讓全世界都臣服於正在摧毀科斯塔瓦那的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當古爾德認同霍爾羅伊德所說的，採礦的利益將統治包括科斯塔瓦那在內的全世界，伊米莉亞驚愕不已，稱這一想法為最可怕的物質主義，毫無道德原則可言。

古爾德危險地沉迷於他眼中的銀礦，銀礦救國的想法也誘惑著他，於是他犧牲了妻子的幸福。伊米莉亞意識到從礦井中噴薄而出的財富吸乾了丈夫的感情，而她被奪去了愛情和孩子。她相信她的使命就是拯救他，幫助他擺脫執念的掌控，遠離物質進步的罪惡。她的失敗是小說中的一大悲劇，因為她永遠無法讓查爾斯理解、認同她對銀礦的看法：「［似乎］自己早期的熱情已經被惡魔變成一堵銀磚牆，把自己和丈夫分離開來。他似乎被貴重的金屬包圍著，自己［……］被排斥在那堵牆之外。」 [3]

諾斯特羅莫墮落的過程，他對吉塞爾·維奧拉 （Giselle Viola）的愛的減少與消亡，都讓伊米莉亞看到了自身悲劇的影子。在無比沉痛的時刻，她告訴悲傷的吉塞爾自己也曾被愛。當伊米莉亞任由從山上開採出來的銀錠被運送到北方換取財富，她也墮落了。她告訴將死的諾斯特羅莫放棄那筆財富，「讓它永遠地消失吧」，只有在這時她才終於救贖了自己。

德科德展現了歐洲價值觀無法存在於科斯塔瓦那的野蠻之地。他認識到了這兩個世界的衝突，但無法調和兩者，「這對我們的品格是一種無謂的詛咒：堂吉訶德和潘沙，騎士精神和實利主義，浮誇和散漫的精神狀態，習慣於用暴力解決爭執和沉默縱容各種腐敗行徑」 [4] 。正面的特質是歐洲帶給科斯塔瓦那的錯覺：古爾德的信仰、諾斯特羅莫的行為準則、德科德的野心。負面的特質則是粉碎這些理想的這個國家的恐怖現實。此雙重性體現在科斯塔瓦那的社會結構、上層階級的好逸惡勞和下層階級的精神黑暗中。它同樣體現在對德科德之死的不同解讀上，普遍認為他是意外死亡，但真相是他死於孤獨，因為渴望擁有對自我的信念而死。

與德科德相對應的是理想主義的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他是一個諷刺、可悲之人，生活在古茲曼·本托的陰影下，承受著不可名狀的恐懼的折磨，結果卻在逃離蒙泰羅的入侵時死亡。阿韋蘭諾斯天真、熱情地投入國家大事，卻遺憾地不合時宜，與他在《五十年的錯誤統治》中記錄的經驗背道而馳。他的死代表了貪婪對高尚的勝利。

不同於何塞先生，德科德利用物質利益來實現他個人的野心。他利用銀礦的財富找來全副武裝的巴里奧斯 （Barrios）將軍，企圖發起一場裡比熱反革命，成立一個獨立的殖民共和國。他雖然實現了這些抱負，但背叛了他對安東尼婭·阿韋蘭諾斯［ （Antonia Avellanos）年輕版的伊米莉亞·古爾德］的愛，並失去了生命。

對德科德的內心力量和歐洲價值觀的試煉，對他對安東尼婭的愛和對革命的忠誠的試煉，出現在小說最精彩的一幕——他發現自己受到了普拉西多海灣黑色沉默的威脅：

對德科德來說，這是一次新體驗，寬闊的海面異常平滑地向四周延展，讓人感到神秘，就好像不平靜的大海被濃密的黑夜給壓碎了。……孤獨是能被感覺到的。這時風停了，黑暗似乎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德科德身上。 [5] ……由於智力是他自信的來源，當這個他能有效使用的唯一武器被剝奪之後，他感到很難過。但無論什麼樣的智力也穿透不了海灣的黑暗。 [6]

經過十天與世隔絕的日子後，德科德再也不受其習慣性的諷刺和懷疑所保護，被孤獨擊潰。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個體性，失去了對過去的現實及對未來的行動的信念，並把世界看成一連串令人費解的圖像。他的精神痛苦微妙地與飽受折磨的商人赫希相通：赫希被吊在一根繩子上，手腕被綁著，拉到扭曲的肩胛骨上方，直到被審訊他的索蒂略 （Sotillo）射殺。德科德的「孤獨好像變成了一片巨大的空虛，海灣的寂靜則像是一條繃緊的細繩索，捆著他的雙手，並把他吊起來。……他幻想那繩索折斷時的聲音會像是手槍的射擊——發出尖銳的一聲就斷裂了」 [7] 。同樣的，兩船在海灣相撞時，德科德「感覺到被猛地拉了一下，駁船因而［被拽著］擺脫了被撞毀的命運」 [8] ，這感覺近似琳達·維奧拉對妹妹吉塞爾的嫉妒——「一種被拽時才有的痛苦，好像有人正野蠻地拽著她」 [9] 。這些類似的描寫讓所有歐洲受害者經受同一種精神和肉體的毀滅，理想主義或物質利益可以推延這一毀滅，但無法避免。赫希受到的折磨讓人想起蒙漢姆的遭遇，而蒙漢姆的崩潰又與阿韋拉諾斯的抵抗形成對照。古爾德排著隊等待被射殺的這一幕，幾乎重複了處決古爾德叔父的場景；蒙漢姆差點被索蒂略弔死，也呼應了赫希的結局。

德科德在對抗自然之力的過程中，被毀滅性的人類的無力之感擊潰，於是他開槍自殺，用銀錠讓自己沉入海灣。德科德的死和消失的銀錠，讓諾斯特羅莫深陷財寶無法脫身，成了財寶的奴隸。康拉德寫給戈斯的信闡明了他對這個主要人物的構思和呈現：

諾斯特羅莫一直以來因為膨脹的自尊心 [10] 受盡了折磨。我給他設計的出場方式是抱怨自己在把英國老人（約翰·霍爾羅伊德爵士，他完全有錢負擔全程火車費用）從山裡帶回來後，荷包里連買一根雪茄的錢都沒有，因為他的工資下周才會發。他有著能成就宏圖偉業的天性。他在普羅大眾中的威望，是他的生之根本。他在聚集的人群面前割下（更確切地說是讓那個女孩割下）他衣服上的銀色紐扣這一幕，可以很好地表現他的心理狀態。後來他或許應該表現出「我為人人」那類人的心理：是的，我是個偉人，但我從中得到了什麼？

諾斯特羅莫羨慕（並被用來與之做比較）「加里波第的信徒」喬治奧·維奧拉 （Giorgio Viola）的理想主義，正如查爾斯羨慕伊米莉亞的理想主義；而特里薩·維奧拉 （Teresa Viola）對背叛和毀滅的警告則呼應了古爾德父親的告誡。雖然維奧拉的理想主義值得讚揚，但它無用，甚至可悲。西蒙·玻利瓦爾說那些為獨立而奮鬥之人在大海中開闢了道路，這句話是對維奧拉的南美洲事業的諷刺評價。體現共和國原則的高尚戰士，無法忍受國王的統治，讓家人去流亡，在科斯塔瓦那經受糟糕百倍的暴政。不過維奧拉確實遵循了手足互愛的原則，而諾斯特羅莫則靠著阿諛奉承獨自繁榮。

諾斯特羅莫功績繁多。他從暴徒手中救下了里比熱，拯救了維奧拉一家，將考比蘭神父 （Father Corbelan）的信息帶給了瘋狂的赫爾南德斯 （Hernandez），帶著霍爾羅伊德越過了山，為將死的特里薩找來了醫生，並帶著銀錠駛入海灣。但所有這些功績都是缺乏思想的行動。他受到了召喚，他的聲望讓他必須接受挑戰，他就這樣去做了——依循本能，沒有反思。

Illustration for Nostromo by Lima de Freitas,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1

諾斯特羅莫的巨變從他獲得了這批銀錠開始，他在廢棄的城堡經歷了亞當式的覺醒，重獲新生。他的身體和精神覺醒同時發生，開啟了他的思考反思階段，也更讓他確信他被「紳士們」背叛了。聲譽盡毀的諾斯特羅莫在財富中尋求補償。他一直活在華麗美好的宣傳中，但孤獨的覺醒讓他突然感覺一無所有：「主觀判斷發生了劇變，突然氣憤得幾乎瘋狂起來，在他眼裡世界不再有信仰和勇氣。他被欺騙了！」 [11]

諾斯特羅莫和古爾德一樣，為了挽救失去的榮譽，將信仰寄托在物質主義上。這毀了他，他的生活也和那批被盜的財寶捆綁在了一起。他見不得光的貪婪掠奪迫使他不顧喬治奧的妻子特里薩的遺願，在她臨終之際拋下了她，他還扔下德科德在孤獨中苟活，致使他最終自殺。他背棄了他對吉塞爾的愛（正如古爾德背叛了伊米莉亞），同意娶她的姐姐琳達，這樣他就能在大伊莎貝爾島上繼續「開採」埋在地下的銀錠。

在這個島上，維奧拉用一把老來復槍守護家人，就像他在里比熱逃離蒙泰羅時所做的那樣；但這次，諾斯特羅莫回來了，不是為了救喬治奧，而是來被他殺死。這起意外的謀殺是對維奧拉暴力的南美事業最後的諷刺註解。如果說理想主義消滅了墮落，那它也消滅了自身的一部分。

蒙漢姆醫生因自己對古爾德夫人的忠誠和熱愛，對她發表了可怕的宣言，傳遞出了這部小說的思想內核。他的演講從科斯塔瓦那和聖托梅銀礦的歷史延伸開去，從進步對人們傳統生活的可怕影響，以及銀礦對歐洲人的腐蝕延伸開去。他的宣言不僅是對古爾德的「物質利益」演說的回答，也回應了那些如遲鈍的米切爾船長一樣，選擇繼續相信銀礦的人：

在爭取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沒有和平，沒有安寧。他們有他們的法律和正義。但他們的法律和正義是建立在權宜之計上，是不人道的；沒有公正，沒有連續性，他們不知道只有道德原則才能給人真正的力量。古爾德夫人，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像幾年前一樣再次說古爾德礦正在野蠻地、殘酷地、暴斂地壓榨人民。……那礦山將會引發嚴重的不滿、流血、復仇，因為礦工的內心在發生變化。你認為礦工現在仍然會向鎮子進發去救他們的礦主嗎？ [12]

科斯塔瓦那的人民面對一個罪惡的選擇，即對他們的傳統文化毫無原則的剝削和摧毀所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諾斯特羅莫》的核心悲劇即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互不相容。伊米莉亞意識到，在科斯塔瓦那，「事業成功必然引發道德理念的退化」 [13] 。古爾德對銀礦的理想化迫使他違背了自己的原則，而這群歐洲人的教化使命腐蝕了銀礦，出賣了國家。

書評人和廣大讀者對這部「嘔心瀝血」的小說的反饋都讓康拉德失望透頂。小說的連載激起了讀者憤怒的抗議，他們抱怨這「完全不值一讀的玩意兒」占用了這麼多版面。這部小說太複雜，道德取向太過模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太尖銳，以致很難獲得成功。傑茜說，《諾斯特羅莫》的「反響或許是康拉德有生以來最大的挫敗——文學挫敗」。他過去常說那是「一片死寂的冰封」。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愛德華·加尼特在《發言人》雜誌 （ Speaker ） 發表的頗有洞見的評論，他在文章里讚揚了書中的歐洲視角、複雜的結構、生動的人物和雄心勃勃的主題：「康拉德先生的這一偉大天賦，即他對 情景心理 （psychology of scene）的獨特感知，是他和許多偉大的詩人、藝術家的共同點，他們按照各自選定的路徑探索這一思想，而正是它讓康拉德在小說家中顯得卓爾不群。」

注釋：

[1]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十三章，有改動。

[2] 《諾斯特羅莫》，第一部分第六章。

[3] 《諾斯特羅莫》，第二部分第六章。

[4] 《諾斯特羅莫》，第二部分第四章，有改動。

[5] 《諾斯特羅莫》，第二部分第七章。

[6] 《諾斯特羅莫》，第二部分第八章。

[7]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十章。

[8] 《諾斯特羅莫》，第二部分第八章，有改動。

[9]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十三章。

[10] 原文為法語： amour propre 。

[11]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八章。

[12]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13] 《諾斯特羅莫》，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選自《約瑟夫·康拉德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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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里·邁耶斯（Jeffrey Meyers），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文學、藝術、電影評論家，創作了三十餘部關於現代文學的作品，包括凱薩琳·曼斯菲爾德、溫德姆·劉易斯、歐內斯特·海明威、羅伯特·洛威爾、D. H. 勞倫斯等人的傳記。

|譯者簡介：付裕，南京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現為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譯有《伍迪·艾倫談話錄》（合譯）。

題圖：Joseph Conrad on the SS Tuscania arriving in New York, 1923. Photograph: Bettmann/Corbis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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