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從「安史之亂」後由盛轉衰，此後直至滅亡的150年間，藩鎮割據、宦官專權一直是影響朝政的兩大痼疾，歷任統治者為此頭痛不已，期間雖多次治理打壓，但反反覆復，都以失敗告終。
唐順宗永貞年間，為加強中央集權，挽救日益衰弱的大唐王朝，唐順宗和他的親信開展了一次以削弱藩鎮勢力、抑制宦官專權、革除政治積弊為主要目的的復興變革運動，史稱「永貞革新」。在反對派的猛烈反撲下，改革只進行了5個月，就以皇帝提前遜位、改革派被貶流放而殘遭失敗。
這次革新運動雖然歷時較短，但因為這場改革是中晚唐第一場針對性強、興利除弊的變革運動，且牽扯到當時的一些文學名人，並對唐朝中後期的政局、走向產生了較大影響而倍受後世關注。
安史之亂形象圖
上千年來，人們對這場改革的態度褒貶不一，特別是對改革的性質、參與改革的人物評價、改革失敗的原因及影響，是非爭議不斷。
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稱讚永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
而同時期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韓愈稱這次改革是革新黨派「小人乘時偷國柄」，極力詆毀這次改革。
對於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馬」（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十人），有人稱其為政治家，有人稱其為「邪名古今」「逐臭市利」的投機權貴。
永貞革新為什麼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通過分析這場政治變革發起的歷史背景和改革成效、失敗原因，可以大體了解它為什麼會從一場興利除弊的革新運動，變成了一群投機政客的名利角逐。
柳完元
一、永貞革新是一場興利除弊、順應形勢要求的政治變革
唐朝從安史之亂後，內憂外患一直不斷。內部，宦官專權干政，嚴重削弱了皇權；外部，藩鎮勢力逐漸形成、不斷坐大，對國家穩定構成威脅。
唐順宗即位前，做了26年太子。其父唐德宗李適在位後期，國家面臨內憂外患：
藩鎮勢力逐漸坐大，暗流涌動，對國家穩定構成威脅。唐順宗做太子期間，因為藩鎮叛亂，多次跟隨父親唐德宗李適外逃避亂、平叛，深知藩鎮勢力的危害。德宗前期曾大力削藩，但後來隨著吐蕃的入侵，又需要藩鎮勢力抵禦，於是對藩鎮開始姑息，導致藩鎮勢力不斷壯大。
宦官專權干政，嚴重削弱了皇權。唐德宗在平定藩鎮作亂中，開始不信任朝臣，轉而寵信宦官，開了宦官掌典禁軍的制度先河。宦官把持禁軍後，地位越來越高，開始參與朝政，干權亂政，導致皇權衰弱。
德宗後期朝政腐敗、政風日下，導致民怨日深。李適執政初期，政治清明，任賢用能，國家一度出現復興跡象。但後期熱衷斂財，加重賦稅，且寵信宦官、奸臣，致使貪腐成風，朝政混暗。
比如，當時的宮市、五坊（皇宮內的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宦官，經常借為皇宮採辦物品、捕捉貢奉鳥雀為名，在街市上公開搶掠、訛詐，強索強取，百姓苦不堪言。「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資治通鑑》）
安史之亂形象圖
地方官吏除了上交賦稅，還要額外向皇宮進奉錢物，有的每月進貢一次，稱為月進，有的每日進奉一次，稱為日進。官吏們以進奉為名，大肆搜刮民財，貪污受賄，政風腐敗。
對朝廷面臨的這些弊政，唐順宗即位前就有所了解。做太子時，曾建議德宗罷奸佞，任賢能，頗受好評。韓愈稱其「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唐順宗「慈孝寬大，仁而善斷。」（《舊唐書》）做太子期間，他就和寵信的兩個東宮侍讀王叔文、王伾經常談論時政，並聚攏了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遠、劉禹錫﹑韓曄﹑凌准﹑程異等一班官員，議論民間疾苦和政治積弊，
即位後，準備充分、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唐順宗，很快就任命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王伾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韋執誼為宰相，柳宗遠、劉禹錫等東宮集團成員全部提拔，形成以「二王劉柳」和韋執誼等為核心的革新黨派，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罷除宮市和五坊小兒，不許宦官假借皇宮之名外出採購；
取消官吏向皇帝進奉，下令禁止正稅之外再征苛捐雜稅；免除百姓所欠的各種租賦、錢糧；
罷免宮廷醫工、相工、占星等冗官42人；釋放後宮宮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節省財政支出。
貶謫貪污殘忍、民憤極大的京兆尹李實，為無辜被貶的正直之臣陸贄、陽城平反。
任命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使，韓泰為行軍司馬，意圖收回宦官軍權；
拒絕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要求兼管劍南三川的要求，抑制藩鎮勢力。
唐德宗和唐順宗
二、永貞革新是一場朝廷失控、被投機政客變成名利角逐的失敗改革
從改革內容看，永貞革新直指腐敗政風、宦官專權、藩鎮勢力等朝政痼疾，無疑是利國利民、興利除弊的變革良藥。但改革僅僅推進了不到五個月，就在反對勢力的反撲下，中途夭折，最後，唐順宗被迫下詔遜位太子李純，歷時146天的永貞革新正式失敗。
參與改革的首要人物「二王」——王叔文遭貶後被賜死、王伾被貶後病死；韋執誼、柳宗遠、劉禹錫等八名核心骨幹，皆被貶為邊地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原因多多，如順宗病重、難以提供足夠支持；反對派的阻力；時弊積重難返，等等。其中，革新派能力不足、私心太重、過於急進是導致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面對改革阻力，革新派能力不足，缺乏應對策略。改革，難免會觸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遇到困難和阻力。永貞革新涉及削弱藩鎮勢力、抑制宦官專權等朝政痼疾，自然不會一帆風順。
以「二王」為首的革新派雖然籌謀已久，但受政治眼光、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沒有充分預計到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阻力，也沒有相應的應對預案，致使改革遇到阻力時，束手無策。
比如，在計劃收回禁軍兵權時，雖然任命了革新派人物范希朝和韓泰接管禁軍，但各禁軍首領在當權宦官的授意下，拒不交出兵權。范希朝和韓泰到任時，將領連面都不朝，王叔文卻無計可施。「范希朝至奉天，諸邊將避而不見。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順宗實錄》）收不回宦官的軍權，抑制宦官專權就是一句空話。
唐朝藩鎮勢力不斷壯大
革新派貪圖權勢，借改革之機貪財圖勢，將改革變成了名利角逐場。永貞革新的發起者雖然是唐順宗，但順宗即位前已經患中風，口不能言。只能委託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東宮集團核心骨幹——「二王八司馬」。
但這些骨幹中，良莠不齊，特別是「二王」，既沒有真才實學，又品質低下。史載，王叔文出身一般，略知詩書，喜歡談論治國方略，因棋藝精湛得任太子侍讀。「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舊唐書》） 「叔文賤時，每言錢穀為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新唐書》——還沒得勢時，他就非常看重錢財。順宗任太子時，名臣韋皋就曾上書順宗：「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姿其胸臆，坐致傾危。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賢良。」（《資治通鑑》）由此可見，其人聲望低下。
而另一重要人物王伾也是低下出身，以善於書法而被安排為太子侍讀，受到順宗寵信。
由於深得順宗信任、倚重，順宗即位後，迅速成為權勢熏天的權勢新貴，手握革新大權後，更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其私心逐漸暴露。
唐順宗像
他們當權後，把改革當成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隨意提拔自己的親信家人，親近之人只要有人說「誰可以做某某官，不過一兩天就會得到任命。「二王八司馬」等革新派人員的門前，送禮求官的駱繹不絕。特別是「二王」門前，有的為了求見，夜晚都得花一千錢住在附近，才能排上號。
史載「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出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馬市。」（《資治通鑑》）
王伾貪財受賄，更是到了變態的地步，他專門做了一個大箱子裝錢，錢箱只留一口，只能進不能出，夜裡夫妻二人直接睡在上面。
他們還整天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互稱對方是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
革新派的輕狂傲慢、專橫弄權、貪財逐利,令正直朝臣無不鄙視，大大損毀了自身形象，也為改革的推進帶來了壓力。宰相賈耽,歷經三朝，時人稱為淳德君子。他看不慣王叔文之流小人得志,就告病辭職,另一位宰相鄭珣瑜也稱病回家，以表示不願同意合污。他們本是中間派，他們的歸隱，使本就名望不足的革新派失去了爭取中間派支持的機會，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革新派動作過激，產生內訌，加快了革新運動的失敗。革新集團貪財圖勢，自損形象，不但令中間派避之甚遠，連他們的同黨都覺得看不下去，於是內部開始分化，逐漸產生內訌。
韋執誼被貶病死海南
韋執誼是出身、名望最高的革新派成員。改革之初，對王叔文的安排部署言聽計從。但隨著革新派專權跋扈、聲望日下，就有意無意地與革新派保持距離。對一些事情的處理，開始提出不同意見。
比如，官員羊士諤看不慣王叔文的姿意專橫，就公開指責。王叔文大怒，馬上讓人逮捕羊士諤，並揚言處斬。韋執誼勸阻，王叔文又大罵韋執誼，甚至揚言連韋執誼一塊處斬，使革新派內部逐漸分裂。
革新派在改革中，不顧實際，急於求成，導致樹敵過多。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曾托劉辟求取掌管劍南三川，話說得很委婉，王叔文聽後當即要處斬劉辟，嚇得劉辟落荒而逃。
後來，當權宦官俱文珍聯合韋皋等地方節度使，以順宗體弱、過於勞累為由，共同奏請順宗早立太子，分擔朝政，以圖抑制王叔文等人的權力。但王叔文貪圖權勢，擔心立太子後會受到制約，就極力反對。
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
順宗自知身體越來越差，也有冊立太子之意。王叔文的反對，令他不滿，於是開始逐漸冷落王叔文，並迅速立其子李純為太子。其後不久，俱文珍又假傳詔令，免除了王叔文的翰林學士職務，使其不能進入宮禁參與機要。「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舊唐書》）後經王伾一再請求，才允許其三五日入朝一次。
此時，其母親去世，自知大勢已去的王叔文不得不辭職服喪。為了徹底打擊革新派，時隔不久，宦官與藩鎮又聯合施壓「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公元805年七月，即位僅半年的順宗被迫令太子監國。八月，順宗禪位，太子李純即位，是為憲宗。
憲宗即位，有擁立之功的宦官集團馬上對革新派展開清算。「二王」同時被貶，其他八人均貶為邊地司馬，轟轟烈烈、歷時146天的永貞革新以失敗告終。
三、永貞革新是一場弊大於利、對中晚唐政局產生深遠影響的改革
永貞革新是唐朝中後期第一次針對藩鎮勢力和宦官專權的政治改革，雖然其針對性強，切中時弊，理論上利國利民，但由於改革者的操作不當，致使改革曇花一現、半途而廢，成效大打折扣。
唐朝宦官形象
後世對這次改革非議頗多，總體上呈現前貶後褒之勢。特別是自明末清初以來，對改革的讚揚占了主流。但結合當時和其後對唐朝政局的影響，這是一場主觀良好、成效有限的極為失敗的政治變革，某種程度上看，弊大於利——
其一，藩鎮勢力更加猖獗。改革之初，藩鎮勢力雖然坐大，但並沒有公開割據，名義上還是服從朝廷。但革新派對藩鎮的打壓，不但沒有動搖藩鎮勢力的根基，反而加劇了朝廷和藩鎮的矛盾。憲宗即位不久，西川節度使劉辟就公開反叛。幾年後，淮西節度使、淄青節度使也先後反叛。憲宗李純重用賢良，才將叛亂平定。
其二，宦官干政更為猛烈。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因為擁立憲有功，更加驕橫跋扈。不但繼續掌管禁軍，而且廣泛參與朝政，甚至把持皇帝廢立。憲宗以後直至唐亡，有兩個皇帝死於宦官之手，八個皇帝由宦官廢立。以打擊宦官權勢為重要目的的永貞革新，反而把宦官集團推上了權力頂峰。
其三，朋黨之爭更加激化。順宗朝以前，朝廷中就有朋黨之分，但並沒有表面化、公開化。永貞革新期間，王叔文為首的寒族新晉權貴，結黨營私，互相唱和響應，提拔親信同僚，打壓官僚士族集團，使寒族集團與士族官僚集團的矛盾更加尖銳激化，朋黨之爭正式形成，並愈演愈烈，延續到憲宗時期，更是爆發了長達四十年的牛李黨爭，嚴重影響了朝政。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