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和李約瑟問題 - 科恩教授訪談錄

你問我最大的體會。回答很簡單，但並不謙虛。我認為我已經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兩年前出版的《近代科學如何產生：四種文明，一次17世紀的突破》（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 Century Breakthrough ）一書回答了我大約45 年前學習歷史時提出的問題。「使命完成了」——是不是一種美妙的體會？

張：您曾擔任過7年布爾哈夫博物館館長。不知您對這段經歷有何體會？得到了哪些收穫？

科恩：從1975年至1982年，我擔任了7年布爾哈夫博物館（科學史國家博物館）館長。在這一時期，荷蘭的博物館發生了深刻變革。大家普遍認為，歷史博物館不應只為行家服務，而要使廣大公眾感興趣。我的同事們是真正的策展人，他們每個人負責一類特定的收藏，比如物理收藏或醫學收藏。我的工作是監督所有文本的製作，並與我的同事們一起重新規劃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臨時展覽是1979年惠更斯誕辰350周年之際所舉辦的惠更斯展覽。

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但7年後我也很高興有機會重返學術界。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我在這一時期的收穫有三個方面。我學會了為廣大讀者以非學術的風格寫東西，同時並不犧牲內容的深度。我對惠更斯的工作——特別是他定量的音樂理論——了解了很多。當然，我更深刻地意識到了科學的物質一面及其歷史——科學儀器的歷史為何對於科學史本身是不可或缺的。

張：您曾把「科學革命」概念稱為「秘密寶藏」，您能否向我們解釋一下為何稱它為「寶藏」，又為何稱它為「秘密的」？

科恩：在我1994年出版的編史學著作《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中，我曾把「科學革命」概念稱為「秘密寶藏」。那時我的意思僅僅是說，科學史家們擁有一把不可或缺的萬能鑰匙（「科學革命」概念）來解決現代世界的興起之謎。其他學術領域的學者一直在就此進行激烈爭論，但這些學者未能充分注意我們這份隱藏得很好的寶藏。我周圍的人正在迅速放棄任何意義上的科學革命概念，而我們科學史家也在忙於掩埋它。

簡目：

致謝

重要作者列表

第一章 「一個近乎全新的自然」

第一部分 定義科學革命的實質

第二章 大傳統

第三章 更大背景下的新科學

第二部分 尋找科學革命的原因

第四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先前的西方自然思想中產生

第五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西歐歷史事件中產生

第六章 現代早期科學未在西歐以外產生

第三部分 總結和結論：「真理的盛宴」

第七章 科學革命概念50年

中譯本補遺（2012年）

參考書目

索引譯後記

張：您在1984年出版了《量化音樂：科學革命第一階段的音樂科學》（ Quantifying Music. The Science of Music at the FirstSt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80 － 1650 ）一書，您為什麼如此重視音樂對於科學革命的重要性？我知道您非常熱愛音樂，音樂在您的生活中占據何種位置？

科恩：對於科學革命而言，與當時的任何其他領域相比，我並沒有賦予定量的音樂理論以更大的內在重要性（在關於近代科學如何出現的敘事中，我認為關鍵角色無論如何不是各個學科，而是我所謂的「自然認識模式」[modes of nature-knowledge] ）。我在《量化音樂》中的觀點其實是，歷史學家相當一致地忽視了這個主題，而大多數主角（伽利略、開普勒、貝克曼、笛卡兒、梅森……）都為解決希臘人（始於畢達哥拉斯）留下的定量音樂理論中的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即便如此，我研究這個主題當然是出於我對音樂的熱愛。我是教堂管風琴的業餘演奏者。萊頓的聖彼得教堂中有一架在荷蘭數一數二的教堂管風琴，我在準備博士論文期間，幾乎每天都有幸彈奏它。當時我能夠演奏不少作品，比如巴赫的F 大調托卡塔與賦格，這是一首相當複雜的長曲，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一直經常聽音樂，陪我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歌劇院看演出。即便如此，我還深深地記得一場京劇演出，但不是最近，也不是在北京，而是1978 年在香港新界的一幢小棚子似的建築里，當時也許有100 人出席，除了我們4 位荷蘭遊客，所有觀眾都是中國人。我對故事的主線、文化背景或音樂的五聲音階一無所知，但我仍然很享受那場演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並不認為我們總是需要「語境」（context ）知識才能享受「文本」（text ）。

張：您為何堅持認為科學革命概念不應取消？把創造性活動還原為社會方式的「新語境主義」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科恩：我之所以認為科學革命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原因有兩個。它是可以用來解決近代科學如何產生以及為什麼最先出現於歐洲這個問題的唯一概念。此外，我的確只在部分程度上贊同過去幾十年針對這個概念的批評，即它已被過度使用，以致變得不再連貫。特別是，「數學化」是科學革命的關鍵這個已逾70 年的想法已被證明無法把握科學革命，因為研究者們在此期間發現科學革命還有許多其他方面。我同意後者的批評，但不同意許多英語世界的科學史學得出的結論，即因此最好取消這個概念。我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頭開始，徹底修改它。我所做的恰恰是在一種比迄今為止更深的層次上尋求連貫性，為最終獲得一個多元化的、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留出所需的餘地。事實上，我自認為已經完成了這項任務。

至於「新語境主義」，我原則上認為它是對歷史學家裝備的重要豐富，有助於我們對過去的事件做真正的歷史理解。確定某種想法或做法如何會出現在某時某地可能很有啟發性。但我反對以還原的方式這樣做。任何新事物都是局域出現的，如果某個主題能在其起源地之外被接受和加工，那麼只考察當時起源地的情況從來也不會窮盡這個主題。任何有價值的想法總是會超越自己的起源，在有利的情況下甚至可能獲得普遍價值（就像牛頓的萬有引力一樣，無論在北京還是在阿姆斯特丹都有效）。

張：關於科學革命的連續性和間斷性，您持「相對非連續」的立場，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種觀點？

科恩：我現在認為，科學革命的發端由三次不同但卻平行的「革命性轉變」所組成。開普勒和伽利略用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數學處理取代了希臘人高度抽象的數學科學。貝克曼和笛卡爾用一種新的世界觀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這種世界觀認為世界由不斷運動的物質微粒所構成。培根、吉爾伯特、哈維和范·赫爾蒙特按照達·文西、帕拉塞爾蘇斯或維薩留斯的方式，把實用目的的精確觀察變成了我所謂的「發現事實的實驗」（fact-finding experimentation）。這些都是轉變——某種業已存在的東西受到影響。歷史上沒有憑空發生的事。然而，這些事件是革命性的，因為在每一種情況下，某種長期存在的樣式內部發生了徹底斷裂。即便如此，這三次轉變並不具有同樣的革命性——與第二次和（特別是）第一次革命性轉變相比，第三次革命性轉變有更大的連續性。

張：您是世界上極少數研究比較科學史的學者之一。您為什麼認為比較研究對於目前的科學史如此重要？您認為在對不同文明做比較研究時，最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科恩：在與我的一位荷蘭同事交談時，他曾把比較稱為「歷史思維的發動機」，對此我完全贊同。我認為如果不把事物的實際過程與可能的過程進行比較，或者與其他地方足夠類似的情況下的過程進行比較，那麼關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可行解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罕見的。需要避免的一大陷阱是沒能深入思考把什麼與什麼相比較，以及在何種分析層面上進行比較。另一個陷阱是使比較完全由先入之見所主導，尤其是就跨文化比較而言，這種先入之見往往表現為一些未經反思的看法，如一種文明相對於另一種文明具有某種所謂的與生俱來的優勢或劣勢。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的尊重，願意如實地看待事物本身，而不是按照某種預設的模式設想它們應該表現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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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重要作者列表

第一章 「一個近乎全新的自然」

第一部分 定義科學革命的實質

第二章 大傳統

第三章 更大背景下的新科學

第二部分 尋找科學革命的原因

第四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先前的西方自然思想中產生

第五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西歐歷史事件中產生

第六章 現代早期科學未在西歐以外產生

第三部分 總結和結論：「真理的盛宴」

第七章 科學革命概念50年

中譯本補遺（2012年）

參考書目

索引譯後記

張：相比前人，您關於科學革命的最新解釋主要新在哪裡？

科恩：我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已經包含了一個主要新穎之處：「革命性轉變」概念本身，以及認為科學革命的發端可以被卓有成效地分析成上述三次平行的革命性轉變。

我還在我的最新著作中表明，在1660年左右三者之間開始出現某種融合，到了1685年發生了最後一次革命性轉變（牛頓的），因此我最終認為科學革命由六次密切相關、彼此連貫的革命性轉變所構成。我試圖解釋每一次革命性轉變。因此，我不再認同過去幾十年通過某種無所不包的原因（印刷術、資本主義、清教主義等等）來解釋科學革命的所有那些努力。

我還認為，現在我可以解釋為什麼近代科學的基礎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具體做法我想我們接下來還會談到。

張：您在《近代科學如何產生》和《世界的重新創造》中提到，希臘自然認識至少經歷了三次文化移植，請問文化移植是科學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嗎？中國自然認識的發展一定是「輝煌的死胡同」嗎？這種「死胡同」是否特指無法發展出西方科學？僅僅拿鐘錶、羅盤等個別發明或發現做例子似乎有些單薄，中國的「發展潛力」難道只由這些東西來體現嗎？

科恩：恐怕這裡我必須處理好一些概念性的議題。在中國在邁入現代化之前的兩千多年中，其自然認識模式實際從未間斷過，與之相比，最多持續一千年的古希臘自然認識模式就短得多，但兩者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巨大反差。在我看來，無論是中國文明還是希臘文明都沒有產生近代科學，但兩者都產生了大量經過深思熟慮的自然認識著作，可以進行相互比較，或許能產生豐富的洞見。還請注意，我所謂的「實際上未曾間斷」僅僅指中國傳統。事實上，希臘傳統中斷了——與中國文明不同，希臘羅馬文明的確走到了盡頭。誠然，包含各自文明的這兩大帝國都曾被外國侵略者侵占，但中國文明經歷了蒙古族和滿族的猛攻之後基本保持完好，而在大約公元400 年到公元650 年之間，希臘羅馬文明卻徹底滅亡了。

由這些基本歷史事實我提出了一個概念，我稱之為「文化移植」。我指的是整個知識體轉移到一種以前沒有接觸過它的文明中。其核心思想是，移植到尚未涉足的土壤為被移植文獻提供了新的機會，使之有可能得到新的更好的發展、擴充、豐富甚至是較為激進的轉變。

在這方面，我的確利用了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 ）關於「一個輝煌的死胡同」的想法。他提出這種想法是為了強調歐洲中世紀的機械鐘與蘇頌在數百年前製造的遠為精確的水鍾之間的巨大差異，機械鐘雖然起初並不是很準確，但後來事實證明極為靈活，而水鍾則被證明並不適合進一步發展。事後看來，一項發明或發現可能擁有一定的潛在發展潛力，這種潛力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明顯，而且僅在某些有利的情況下才會如此，我利用了這種想法，並把它從個別發明或發現拓展到古希臘或古代中國那樣的整個知識體。不過，我用蘇頌的水鍾僅僅是為了說明這種「潛在發展潛力」的觀念。我對中國研究自然的進路（李約瑟稱之為「有機唯物論」）是否包含這樣一種發展潛力並沒有固定的看法——我覺得有發展潛力的可能性不大，但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但我的要點是，即使它有發展潛力，也從未得到機會來顯示。這裡有我本人對「李約瑟問題」的解決方案的核心——我稱之為「文化移植」。如果不經歷一系列「文化移植」，進入尚未涉足的其他文明，中國和希臘的自然認識模式都不可能發生任何重大轉變。希臘的自然認識著作得到了三次這樣的機會，它先後被移植到伊斯蘭世界、中世紀的歐洲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大約從公元800 年到1000 年，它被從希臘文譯成了阿拉伯文，大約從公元1100 年到1200 年，它被從阿拉伯文譯成了拉丁文，大約從公元1450 年到1600 年，它被從希臘文譯成了拉丁文。在每一種情況下，學者們都設法利用翻譯過來的希臘自然認識著作，並以創造性的方式加工它們。而中國的著作則一直基本保持不變，直到19 世紀。當然我並不是說漢代的綜合確立之後它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而只是說，較為徹底的革新一直沒有機會顯示出來，因為中國文明總能成功地教化蠻夷。在我看來，這樣的機會（即文化移植的功績）對於理解近代科學的出現的確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的新書中，我得出了以下結論：

事後看來，隨著墨子文本譜系的逐漸消失，滲透在中國自然認識著作之中的有機的/關聯的世界觀可能會或者（更可能）不會有其希臘對應物所擁有的潛力，能夠發生轉變而導致明顯的近代科學出現。在實際成就方面，無論是希臘著作還是中國著作都沒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性。決定性的差異在於，包含在希臘而不是中國之內的潛在發展潛力有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現出來。

張：李約瑟用「百川歸海」來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學知識與近代科學的關係。這似乎是討論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必要預設。您認同這種預設嗎？您認為西方科學與中國科學（或您所說的自然認識）是同一類型或服務於同一目的嗎？（比如我認為，風水是為找尋建築物吉祥地點的景觀評價系統，它是中國古代地理選址布局的藝術，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將它簡單稱為科學或迷信）。席文和帕梅拉·朗（PamelaO. Long）等科學史家會質疑像李約瑟問題這樣的追問是否有意義。正如朗所說，這就像追問「16世紀的法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儒家思想」一樣荒謬。您為什麼認為他們走得太過，而討論李約瑟問題仍然有意義呢？

科恩：對於（大約）牛頓之前的自然研究進路，我認為不說科學，而說「自然認識模式」（modes of nature-knowledge ）或其他一些包容性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例如，當你把亞里士多德稱為「科學家」時，你幾乎不可能不在心靈的某個偏僻角落把他想像成一個正在努力實現下一個突破的穿白制服的實驗室工作者。如果依照傳統把亞里士多德、道家或笛卡兒等人的觀念稱為「科學」，將會引起太多聯想，它們反映的是當今科學，而不是任何據稱早期的對應活動。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贊同李約瑟的「百川歸海」比喻。一種文明中的發明可以相對容易地傳播到舊世界的各個地方，但與技術不同，在追求自然認識的過程中，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在一種文明中獲得的見解才能真的被另一種文明所採納。鍊金術和它的一些理論、「圖西雙輪」（Tusi couple ）和其他少數幾個例子在我看來是僅有的被充分證明的例子，而我們經常在通俗學術文獻中碰到的其餘的例子都是猜測或一廂情願或兩者兼而有之。

此外，正如我在回答你前面的問題時所指出的，我認為希臘和中國研究自然的進路是理解整個自然界的兩種截然不同但卻同樣英勇的努力。每一種都應當就其本身去考察，就像席文和勞埃德在其《道與名》（The Way and the Word ）一書中所做的那樣。此外，正如我在前一回覆中所指出的，希臘和中國的自然認識著作本身都不是近代科學，甚至也沒有朝著它前進。這方面的唯一可行的區別我已經提到過，那就是歷史變遷（某些完全不可預知的軍事事件）給了希臘自然認識著作以中國從未有過的機會：在新的尚未涉足的文明中獲得新的機會。至於其他，最好在平等的基礎上對這兩者進行獨立考察。因此，關於如何最好地解釋風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在我的編史學著作中詳細討論過席文對比較方法的反對意見。我並不同意這些意見，但我認為它們是嚴肅的，非常值得反駁。帕梅拉·朗的評論只是表明在科學史上關於比較的思想狀況仍然很原始。我本人花了數天、數周和數月來思考將什麼與什麼相比較能夠受益最多。什麼文明、什麼階段的什麼狀況看起來足夠相似，以使持續的大規模比較既可行，又能對大規模分析有潛在的益處？正是這個問題促使我對中國和希臘進行比較（特意不像李約瑟那樣對中國和歐洲進行比較）。另一個持續的比較也源於此，那就是我對伊斯蘭自然認識的黃金時代（公元1050 年左右）的數學科學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公元1600 年左右）數學科學所作的比較。思想狀況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比魯尼（al-Biruni ）已經達到與晚得多的毛羅里科（Maurolyco ）等人大致相同的水平，但結果完全不同（前者是急劇衰落，後者則是發生革命性轉變）。為什麼？

此外，帕梅拉·朗那個愚蠢的偽問題也體現了今天的許多歷史學家缺乏足夠的能力將近代科學與任何其他文化產物區別開來。儒家思想作為一個連貫的思想體系明顯與某種文化密切相關，而近代科學則有異乎尋常的能力來提出普遍有效的見解，比如萬有引力定律或進化論。導致帕梅拉·朗這樣相當理智和有能力的科學史家的思想遭到如此破壞的正是你在前面問題中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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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個近乎全新的自然」

第一部分 定義科學革命的實質

第二章 大傳統

第三章 更大背景下的新科學

第二部分 尋找科學革命的原因

第四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先前的西方自然思想中產生

第五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西歐歷史事件中產生

第六章 現代早期科學未在西歐以外產生

第三部分 總結和結論：「真理的盛宴」

第七章 科學革命概念50年

中譯本補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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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譯後記

張：對於您的這個回答，我並不完全贊同。我並不是說回答李約瑟問題完全沒有意義，但我認為科學的確是依賴於文化的，不同文化中產生的自然認識在類型和性質上也有所不同。中國文化從來也提不出像萬有引力定律那樣普遍化、形式化、對象化的東西。這也許是我們最深刻的分歧所在。不過關於這一點有太多可以談，我們這裡就不再討論了。

您在書中還提到一個有趣的觀點，認為科學認識的衰落是一種自然的現象，而我們今天已經習慣的科學的持續增長倒是一種「病態」的反常現象，並且指出，衰落無論如何都必然發生，需要解釋的是衰落在何時發生。如果像書中那樣請您來做「趨勢觀察員」，您能否展望一下今天的科學發展會在何時衰落？

科恩：我必須重申「科學」與我所謂的「自然認識模式」之間的根本區別。一項重要區別在於，你所提到的「繁榮/衰落」的自然樣式（它確實是傳統自然認識發展的標誌）自那以後已經被近代科學所取代。近代科學依賴於之前完全（也必然）不具備的兩大支柱：（1）通過概念、理論和實驗而獲得的一種內在的驅動力；（2）由於基於科學的技術，在整個社會中獲得了牢固的基礎，沒有這種技術，我們的日常生活將完全無法想像，實際上也無法忍受。我很看重新加坡外交官馬凱碩（Kishore Mabubani）捍衛的一種觀點：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世界的科學技術中心將會轉到亞洲，以至於回想起來，西方的中心地位僅僅持續了幾百年時間。我並不認為他的整個論證都令人信服，但這一想法耐人尋味，當然也不乏某種現實性。然而，這與近代科學本身有可能像伊斯蘭和歐洲中世紀的自然認識那樣急劇衰落完全不同。近代科學的整體衰落只可能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而發生：要麼是原教旨主義的狂熱分子在全世界取得了勝利，要麼有巨大的災難使我們已知的大部分文明走向終結。就目前而言，這些可能性還很牽強，我認為無須對此花費太多心思。

張：近代科學當時如何能夠成功地倖存下來？您在《近代科學如何產生》中將其歸因於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及其培養的和解精神以及「培根式意識形態」的興起是否顯得勉強？

科恩：也許你不知道，是我最先意識到近代科學的興起問題實際上是兩重問題。不僅是：它是如何產生的，而且是：它如何能夠成功地保持下去？因此，我對後一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全新的。在我的新書中，我用很大篇幅討論了從1645年到1660年近代科學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從17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一種源於陌生感和褻瀆感的濃重懷疑氣氛如何因為你所提到的兩大功績而消散。我自認為我的論點足夠可靠，它能被足夠多的經驗事實支持。當然，細節上的反駁總是歡迎的。

張：您在《近代科學如何產生》中提到西方自然認識傳統在發生革命性轉變之前有三種模式，即「雅典」、「亞歷山大」和經驗觀察，其中雅典模式提出了具有絕對確定性的第一原理來說明整個世界的性質。亞歷山大模式則表現為「抽象的－數學的」方法，這種方法不試圖解釋，而是用數和圖形進行證明，與實在的聯繫不密切。第三種自然認識模式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產生的，它注重精確的觀察和實際應用，認為真理不能從理智中導出，而只能到精確的觀察中去尋找，目的是實現某些實際的目標。接下來我想結合這三種自然認識模式提兩個問題。

首先，「雅典」模式和「亞歷山大」模式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比如畢達哥拉斯以及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體現的數學自然觀如何定位？畢達哥拉斯一方面是數學傳統的先驅，但另一方面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自然哲學也是抽象的和數學的，柏拉圖學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和構成五元素的正立體也是抽象的和數學的。您舉出的兩位「亞歷山大加」的貢獻者——開普勒和伽利略，前者是柏拉圖主義的狂熱信徒，後者直接與亞里士多德相對抗。很難想像能夠脫離「雅典」模式來單獨討論「亞歷山大」模式的升級。

科恩：你提出了非常啟發思考的問題。我必須重申我所作的概念區分，它反映了幾乎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首先，最好把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戰國時期的那些思想家也是一樣）理解成是在嘗試一些只是到後來才得以固定的主題。對中國而言，最終留下了一種廣泛的世界觀——席文稱之為「漢代的綜合」。對希臘而言，則發生了雙重固定。一方面，某些前蘇格拉底概念，比如無限、變化、數等等成為四種迥然不同的世界觀的結晶點，這四種世界觀都有一種非常嚴格的概念結構——我為其保留了「自然哲學」這個概念。無論是柏拉圖的、亞里士多德的、伊壁鳩魯的還是斯多亞派的，所有自然哲思的基礎都是用第一原理來推理，這種推理方式賦予了這四種世界觀以更大的一致性，但與「漢代的綜合」相比，也賦予了它們不太靈活的概念構造。此外，對於這種意義上的自然哲學家而言，沒有什麼經驗現象是中性的，它總是要符合自然哲學的第一原理（這是與「漢代的綜合」的另一大差異）。在亞歷山大的自然認識模式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同樣可以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某些觀念，尤其是數的觀念，但方式與雅典的自然哲學學派相當不同。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畢達哥拉斯最先發現的弦的振動所顯示出來的數的規律性。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把這些規律性變成了一種全面的自然哲學的基石，而歐幾里得和托勒密則僅把它們用於計算，這對於現實世界的結構沒有任何意義。

你說開普勒的靈感來自於畢達哥拉斯的觀念和柏拉圖對它的利用，這當然是對的。我並不否認，「雅典的」自然哲學與「亞歷山大的」數學科學之間有某種關聯。然而，開普勒與伽利略同時帶來並作為後者補充的革命性轉變是在「亞歷山大的」數學科學中，而不是在「雅典的」自然哲學中。伽利略對自然哲學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立場來自托勒密，純粹是講求實際的或機會主義的（「挑選看起來有用的東西」），而不是像笛卡兒那樣試圖在某個無所不包的體系中使之協調一致。

張：對於第三種自然認識模式而言，您認為歐洲所從事的自然認識從一開始就受到西歐所特有的一種外向型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但這樣一來，一些更深層的觀念演變似乎被忽視了。您一定知道，基督教所帶來的不僅是實用，比如基督教的創世觀對於自然觀念的轉變和世界圖景的機械化（不僅僅是實驗科學的興起）都起了極大的作用。

科恩：我當然深知基督教與近代科學的興起之間的這種關聯。顯然，近代科學出現在一種基督教的氣氛中，但我仍然不清楚為什麼那種氣氛對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第三種」自然認識模式的情況下，我才的確看到了一種直接的基督教影響，這種影響在伊斯蘭世界確實很難想像。當然，基督教本身遠遠不只是以實踐為導向，只是我沒有看到所有其他方面對於近代科學的興起造成了什麼決定性的差異。

張：如果說「雅典」和「亞歷山大」屬於完全不同的兩種自然認識模式，那麼難道中國古代就只有一種自然認識模式嗎？既然西方傳統內部能夠細分成三條脈絡，那麼中國傳統內部又如何呢？難道漢代的綜合之後真的就鐵板一塊了嗎？魏晉博物學、魏晉玄學、佛學的引入、宋明理學、明末清初的百科全書風潮……中國的學術模式其實一直在發生變革，只是站在西方的視角來看，覺得差異不大，但如果我們籠統地看待整個西方，而在中國傳統內部細細分辨的話，應該也能區分出很多自然認識形式和多次變革和融合吧？

科恩：你關於中國自然認識的歷史知道的肯定比我多得多。我仍在翹首企盼某位負責任的歷史學家能夠用英語或我可以閱讀的其他語言出版一部權威的「中國自然認識概述」。即便如此，我知道你提到的一些發展。不過，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視角的問題。你所提到的發展在我看來像是單一主題（「漢代的綜合」）的種種變式，而不像希臘的努力所產生的兩個主題（「雅典」、「亞歷山大」），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又增加了一個。是否可以正確地說，久而久之，「漢代的綜合」的所有這些發展的基本成分，尤其是道、氣、陰陽、五行，又以更加微妙的方式經歷了其他更基本的變化？在希臘的情況下，我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智主義推理方式：一種是全面的/ 思辨性的/ 解釋性的，另一種則是數學的/零碎的/ 描述性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又增加了完全不同的第三種，它主要是帶有實用傾向的、經驗主義的。而在「漢代的綜合」以及千百年來對它的利用中，我看到的卻是一種帶有強烈經驗主義色彩的關聯式的研究進路。所以我目前傾向於認為，中國的研究進路是一個整體，當然肯定不是沒有變化和重要完善，但並沒有像希臘的情況那樣分裂。

最後，感謝你提供這個很好的機會，使我能夠澄清我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的想法。我希望中國還有不少人能像你我一樣，認為這其中涉及的主題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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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定義科學革命的實質

第二章 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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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現代早期科學從西歐歷史事件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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