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為星標」
電影《我們與惡的距離》
什麼是針對女性的網絡暴力？聯合國這樣界定：
通過智慧型手機、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平台或電子郵件，部分或完全實施、協助或加劇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試圖讓女性受害者遭受羞辱、恐懼、報復或感到難堪。
經濟學人智庫 (EIU) 在 2020 年從全球擁有最多網民的 51 個國家中選取 45 個進行調查，研究發現，38% 的女性親身經歷過網暴，85% 的女性知道某人遭受網暴。網暴最常見的攻擊手段包括假消息和誹謗（misinformation and defamation） 、網絡騷擾（cyber-harassment）、仇恨言論（hate speech）、冒充身份（Impersonation）、暴露隱私（Doxing）等。它通常會產生無法預估的影響，包括失控的生活秩序、難以忘記的心理創傷，甚至會導致受害者無法承受而自殺。
親歷過網暴的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認為女性「遭至攻擊的並不是你所說的話，而是你在說話這個事實本身」。而這源於一種傳統的性別意識，即女性不該在公共領域發聲，它一向是男性占領、把持的領域。
區別於其他的暴力行為，網絡暴力因其 6 項特性而極具殺傷力：
• 匿名性：施暴者可能對受害者保持匿名；
• 遠程化：可以在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從任何地方進行虐待；
• 自動化：使用技術進行虐待行為所需的時間和精力較少；
• 容易獲取：技術的多種類和價格的可負擔性使其易於施暴者獲取；
• 不受懲罰：施虐者往往逃脫了與其行為所造成的破壞性後果相關的任何形式的懲罰或問責；
• 傳播性和持久性：文本和圖像會複製並長時間或無限期存在。
「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女性和少數族裔群體在社交媒體上成為辱罵的主要目標。」科學記者加亞·文斯（Gaia Vince）在 2018 年明確提出這一點。而她也通過參與實驗，探索了人們關於網暴的一個長久疑問：
為什麼那些在真實生活中貌似還不錯的人，會在網絡上變得邪惡？
為什麼好人會在網絡上變得邪惡，以及如何擊敗你內心的噴子
撰文： Gaia Vince
2 月 17 日晚上，劍橋大學著名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教授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一張她哭泣的照片。擁有近 20 萬粉絲的她，因為談論海地問題在網上接收到一連串的辱罵而心痛不已。她發推文說：「我說的是心裡話（當然，我可能是錯的）。但是我所收到的垃圾回應太過分了，真的太過分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比爾德收到了幾位知名人士的支持。著名歷史學家格雷格·詹納爾（Greg Jenner）在社交平台上談到了他自己遭受網暴的經歷： 「我永遠不會忘記突然被陌生人憎恨的創傷。」
那些在推特上支持比爾德的人——無論他們是否同意她最初發表的引發辱罵回應的推文——隨後也成為了攻擊目標。當比爾德的批評者、劍橋大學的同事普里亞姆瓦達·戈帕爾（Priyamvada Gopal）（一位亞洲裔女性）在一篇文章中闡述了對比爾德最初推文的回應時，她自己也遭到了一波辱罵。
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女性和少數族裔群體在社交媒體上成為辱罵的主要目標。當這些身份標識重疊時，欺凌行為可能變得特別激烈，就像黑人女性議員黛安娜·阿博特（Diane Abbott）所經歷的那樣。在 2017 年大選前的準備階段，僅她一個人就接收到了幾乎全部女性議員收到的辱罵推文的一半。即使在將阿博特從總數中排除在外時，黑人和亞洲女性議員收到的辱罵推文數量平均比白人女性同事多 35%。
持續不斷的辱罵，包括死亡威脅和性暴力威脅，使人們沉默。他們離開網絡平台，也進一步減少了線上聲音和觀點的多樣性。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減少的跡象。去年的一項調查發現，40% 美國成年人親身經歷過網絡暴力，其中近一半人遭受到嚴重的騷擾，包括身體威脅和跟蹤。70% 的女性認為網絡騷擾是一個「嚴重問題」。
社交媒體平台的商業模式，促進了人們有更多可能回應其他用戶的內容，因為更多的用戶參與意味著能有更多的廣告投放。 但這導致了偏激、強烈情緒或極端內容的優先推薦，進而培養了在線「圈子」，這些圈子反映和強化彼此的觀點，推動更極端內容的傳播，並為假新聞提供基礎。在最近幾個月里，研究人員揭示了許多不同利益相關方如何通過滲透社交媒體圈子來操縱公眾輿論。
人類在網絡上進行交流，促使我們能夠建立現代世界。網際網路為人類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我們似乎並沒有充分利用網絡社交圈擴展的機遇，反而回歸到了部落主義和衝突。 最初的「網際網路會將人類聚集在一起形成合作」的信仰，現在開始顯得如此天真。儘管在真實生活中，人們通常會以禮貌和尊重的方式與陌生人進行互動，但在網絡上我們變得可怕。
該如何重新學習合作的技巧，使我們能夠在網絡上繼續良性發展？
電影《保你平安》
「不要過多思考，只需按下按鈕！」
我點擊了一個數額，瞬間使自己一貧如洗，並迅速轉向下一個問題，意識到我們都在與時間賽跑。我的隊友們遙遠而又陌生。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共同努力，或者是否自己被當作傻瓜耍，我只是覺得其他人需要我。
二月份，我參與了耶魯大學的人類合作實驗室里一款所謂的「公共利益遊戲」。這裡的研究人員使用這款遊戲作為工具，幫助理解人們為何以及如何合作，並探索能否增強我們的親社會行為。
我正在玩的這個遊戲是實驗室持續進行的實驗之一：和其他三個人分處不同的地點，每個人都得到了相同的一筆錢，我們被要求選擇向團隊基金投入多少錢，這筆資金將會翻倍，並平均分配給每個人。
這種社會困境類的遊戲，與所有合作一樣，依賴於你對團隊成員是否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如果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全額投入資金，那麼所有的資金都會翻倍，四等分，每個人的錢都會翻倍。雙贏！
「但是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實驗室主任大衛·蘭德說道，「你貢獻的每一美元，它會翻倍為兩美元，然後四等分 —— 這意味著每個人只能收回他們貢獻的一半。」
儘管每個人在集體中通過合作獲得更多好處，而無法獨立完成某項任務的情況下——現實生活中，這可能是為醫院建設付費，或者挖掘社區的灌溉溝渠 ——個體層面上會有成本。從經濟角度來看，通過更自私地行動，你可以賺更多的錢。
蘭德的團隊與成千上萬的參與者進行了這個遊戲。其中一半的人，就像我一樣，在 10 秒內迅速做出決策，而另一半則被要求花時間仔細考慮。結果顯示，當人們憑直覺行事時，比起花時間深思熟慮，會更加慷慨。
「有大量證據表明，合作是人類進化的核心特徵。」蘭德說。個體通過與群體合作獲益，也更有可能生存下來，能夠留在群體中並從中受益，依賴於我們在合作行為方面的聲譽。
「 在我們祖先居住的小規模社會中，我們互動都是與那些即將再次見面的人進行的，」蘭德說，「 這控制了任何對攻擊性行為或利用他人貢獻的誘惑。從自我利益的角度來看，合作是有意義的。」
合作會孕育更多的合作，形成一種互惠循環。與其每次都計算友善對我們的長期利益是否有益，還不如簡化規則：善待他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實驗中的本能反應是慷慨的。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從周圍的社會中學習如何合作。但我們學到的行為也可以很快改變。
蘭德的實驗中參與快速決策的人大多數是慷慨的，並獲得了慷慨的回報，加強了他們的慷慨態度。而那些考慮決策的人更加自私，導致集體基金微薄，進一步強化了一個觀念：依靠集體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在進一步的實驗中，蘭德向那些玩過這款遊戲的人提供了一些錢，然後問他們想給一個匿名陌生人多少錢。這次，沒有任何給予的激勵，他們完全憑自願行善。
結果顯示出了巨大的差異。在第一階段習慣合作的人在第二階段給出的錢是習慣自私的人的兩倍。「所以我們影響了人們的內心和行為，」蘭德說，「無論有沒有人看到，無論是否有機構對其進行懲罰或獎勵，他們的行為方式都會改變。」
研究表明，當人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之後，他們更有可能認識到合作對整體利益的重要性，並作出更有利於集體的選擇。這種反應可能是因為衝動行為受到自私利益的驅使，而經過思考的行為更加理性和考慮整體利益。
然而，社交媒體的即時性和衝動性質可能導致人們做出更衝動和自私的行為。人們常常在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作出評論和回應，而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後果。這可能是為什麼網絡上存在大量的辱罵和仇恨言論的一個因素。
電影《狗鎮》
要擊敗你內心的噴子，首先要認識到衝動和冷靜思考之間的差異。當你感到憤怒、受挫或不滿時，儘量避免立即作出回應。給自己一些時間冷靜下來，重新評估你的情緒和想法。考慮到整體利益和建設性的對話，而不是僅僅為了回擊而回擊。
其次，要意識到噴子言論的負面影響。辱罵和惡意言論不僅對受害者造成傷害，還破壞了整個社交媒體平台的氛圍。如果我們希望網絡成為一個更友好、更包容的環境，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並努力傳播積極和建設性的信息。
最後，建立更好的社交媒體平台是一個共同的責任。社交媒體公司可以採取措施來限制辱罵和仇恨言論的傳播，並提供更多工具來鼓勵友好和建設性的交流。同時，政府和社會機構可以通過立法和教育來推動網絡文明和公民責任。
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打敗內心的噴子，為一個友好和包容的網絡環境做出貢獻。
參考資料：
Why good people turn bad online – and how to defeat your inner troll，Indepentent
Methodology: Measuring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https://onlineviolencewomen.eiu.com/
編輯：殺手
監製：李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