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上的老人

​編者按：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為了應對這一問題，政府正在推進一項新的嘗試：建立養老驛站。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經建成680家社區養老驛站，計劃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我們的記者探訪了其中一家養老驛站、他們的心理諮詢師，以及幾位老人。最終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有尊嚴地老去？

王阿姨回憶自己行醫的一生，工作是快樂的，不過，也要好的身體。「我不怕死。我也不認為是不好的事情，是應該到來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確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寧，是幸福，是平等的對待。」 在兩次採訪，將近三個小時的談話中，王阿姨思維敏捷，邏輯清晰，這是她唯一重複過的句子。

文 | 羅潔琪

1

劉大良輕輕地敲了三次門，沒有動靜。他等了幾分鐘，又敲了三下。死一樣的靜寂讓人不安，他開始使勁敲門，大聲喊「王阿姨」。

門慢慢開了一條縫，光線照進了昏暗的屋子，一位銀髮老人扶著門把手，抬頭看見劉大良，臉上露出笑容，「你怎麼才來看我？」她伸出兩隻手緊緊地抓住大良的手，迎他進門，走了兩步，停在狹窄的過道上喘氣。她一邊撫著胸口，一邊說，「你這一來，我的心臟又亂跳了。」

那是6月17日，下午四點多，太陽炙熱襲人，王阿姨的家卻靜寂昏暗。房子坐落在北京西城區胡同深處，是典型的老樓房，沒有電梯。房間不足50平方米，窗外繁茂的樹葉擋住了光線，讓下午過早地變成了黃昏。屋子裡很空曠，很多舊物扔掉了，剩下不多的家具都鋪上了淺色棉布，收納得乾淨整齊，好像主人馬上就要遠行。臥室的床上疊放著兩個枕頭，凹下深深的窩，是整個屋子唯一的活動痕跡。

王阿姨今年81歲，曾是西城某醫院一名優秀的內科醫生，退休後，還被返聘為專家，每天病人都排著長隊等她。70歲那年，由於體力不支，從崗位退下來。丈夫去世了，也沒有兒女，她開始了獨居生活。這幾年，由於患尿毒症，心臟房顫，眼睛白內障，而且樓里沒有電梯，她已經無法獨自出門。

王阿姨剛洗完頭，銀絲短髮乾乾淨淨，一身小碎花的開襟衣服。桌上的青花大瓷碗里是米飯，上面蓋著點青菜末，旁邊的小碗有三塊沒有刺的魚肉。飯菜早已涼了，幾乎沒動過。她說，這是養老驛站中午的送餐，是一個小老頭送到家門的，18元的餐費，5元的送餐費。雖然有飢餓感，但是也吃不下。為了活下去，餓了就吃兩口， 斷斷續續地吃到晚上九點鐘。吃不完，就扔掉了。

她手裡拿著一塊醫用紗布，開始擦眼淚。劉大良看到她眼睛周邊的皮膚全紅了，問她是哭了嗎？她說，做完白內障手術以後，眼睛越來越花，最近經常流眼淚，視力一天不如一天。一個星期前，劉大良上次來的時候，症狀還沒那麼嚴重。

王阿姨說，可能手術植入的晶體是日本進口的，是「反華的晶體」。她成長於東北的日占區，從小會說日語，唱日本歌曲，可是，她不喜歡日本，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能忘。說起日本，她嘆了一口氣，「別讓我回憶了」。她把手掌放在胸口，輕輕地撫了幾下，停止說話，然後用左手按著右手的靜脈，安靜了一會兒。

緩下來後，她對劉大良說，「家變成了無期徒刑的監獄，簡直是活在孤島上了，像王繼才一樣。王繼才，你聽過這個人嗎？」

劉大良搖搖頭。

「你要多讀書看報啊。王繼才是海防民兵，守著一個孤島，有病沒法看，心梗猝死，最後被追認為烈士。」

劉大良是個年輕的小伙子，30歲，在北京讀了心理學的學位，有專業資格證書。一年多以前，他來到西城區的一個養老驛站，做專職的心理諮詢師。養老驛站是政府和企業合作投資經營的基層養老機構，分布在街道，大約從2017年開始，在一些城市開始試點運作。

居委會熟悉轄區內的老人狀況，她們把獨居的王阿姨引薦給劉大良。在初認識的階段，他每周上門探訪一次，迅速建立信任和親近感。熟悉之後，就兩個星期去一次，或者一個月一次。

王阿姨慢慢走到了床邊的衣櫃，打開抽屜，拿出一張被撕下來的黑白證件照。那是她年輕時的模樣，一頭烏黑的卷髮，硃唇皓齒，單眼皮下，是明亮的雙眸，眼神堅毅自信。她笑著說，當年醫院裡的鐘大夫形容她的皮膚像葡萄一樣，一碰一動就出水了，」你看，我現在什麼模樣。你看到滿臉的老人斑了嗎？」

」小劉，你們還年輕，三十有餘，四十而不足。我是八十有餘的人，想法不同。自殺，進養老院，找保姆，你覺得那個好？Kakovo vashe mneniye, pozhaluysta, ob"yasnite, ya ne mogu zhdat' 」 ，她很流利地說了一句俄語，然後微笑著，翻譯成中文解釋給劉大良，「你的觀點是什麼？請解釋。我等不及了。」 她喜歡用俄語捉弄劉大良，上世紀50年代，她上的醫學院是用俄語授課的，所以俄語至今流利。

劉大良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好，含糊應付了一下。王阿姨惱怒了，「小劉，你有什麼想法，就要痛痛快快說出來！別這樣扭扭捏捏的。」

劉大良笑了笑，他早已熟悉了王阿姨率直的脾氣。

2

做了一輩子內科醫生，王阿姨很明白，衰老已經讓體內的臟器像陳舊的塑料，一捏就碎。

在她以往的人生，人類的臟器一直是她救治的對象。她無兒無女，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到行醫之中，不但精於醫術，而且自願查全院的病房。她自稱，只要「王老太太」坐鎮，遇到什麼疑難病例，大夥就不會慌了。有些媽媽因為孩子不拉大便給她打電話，她說明穴位，解釋順時針，逆時針，分別按摩多少下。然後吩咐，「十五分鐘，給我電話，我聽結果」。電話如約響起，對方說，「你勝利了」。說起行醫往事，她滿臉自豪，「不打針，不吃藥，我有這本領。」

她回憶說，1980年代，北京一位副市長患病，費盡周折，不明病因，最後由她確診並救治。副市長為了感謝她，問她需要什麼。她要了一個煤氣罐——當年炙手可熱的稀罕物。2003年「非典」時，她65歲，是醫院的返聘專家，仍奮鬥在一線，在抗擊疫情之外，還給年輕的醫護人員講課，強調切斷傳染源、易感人群和傳染途徑的流行鏈。她微笑著說，如果你們只聽錄音，不看人，聽到那麼響亮的聲音，一定會以為是年輕人在講課呢。70歲，她徹底離開了醫院的崗位。

徹底退休後，曾有一段時光，她和老同學會聚餐，集體拍照。漸漸地，大家都開始行動不便，只能打打電話，偶爾問候。後來，電話也越來越少了。她感覺到生命的火苗越來越弱，就連曾經熱愛的醫生工作也不再具有意義。她陸續燒掉所有的榮譽證書，包括年輕時的照片。她覺得自己什麼證都不缺了，除了一張《死亡證》。少有的例外是，在床邊的衣櫃里，依然珍藏著一個小藥瓶，是「非典」期間最珍貴的消毒藥，一般的醫護人員得不到。

她也曾僱請過保姆，照顧飲食起居。有一次，她生病住院，出來後覺得，家裡囤著的洗髮水和椅子都少了。她報警，當著警察的面，把保姆遣退了。後來，北京保姆的價格越來越高，月薪超過5000元，比她的退休工資還要高。她就再也捨不得請保姆了。

她常常站在窗邊，看著樓下的人。有幾個50多歲的男人經常光著膀子在打牌，從下午1點多打到5點鐘。有時候，遇到要緊的事情，她從樓上喊話，央求人家幫忙。未必都是熱心的人。有一次，她求人去藥房買個氧氣袋。人家說，沒空。還好後來，有個十幾歲的小女孩自告奮勇幫她買了。

不能獨自買菜買藥，是失能老人面臨的共同困境。劉大良所在的養老驛站提供代買菜買藥的服務，王阿姨曾經使用過。政府給她發了一張失能卡，裡面有400元的充值，可以在驛站使用。但是價格偏高，代購物每小時80元，400元很快就用完了。超過部分，就需要老人自己付現金。王阿姨每個月的退休金不足5000元，買藥就花掉1300元，她捨不得花錢購買驛站的服務。

2017年底，劉大良第一次見到王阿姨。熟悉了之後，王阿姨央求，帶她出去透透氣，去超市買菜，去醫院買藥。劉大良明白，這違背了心理諮詢師的職業守則，他上門探訪是提供心理支持，社工的角色才是解決具體生活問題。帶老人出門，會有風險。可是，他不忍拒絕這位81歲的老人。他先把輪椅搬下樓，然後扶著她一步步下樓梯，每走兩步，就等她喘氣，平復呼吸和心跳。到醫院之後，王阿姨不願意排隊候診，大喊一聲「排什麼隊」，逕自從輪椅站起來，走進診室，站在醫生面前，任性地說，「我以前就是醫生，請給我開藥」。劉大良和旁邊候診的病人們都驚呆了。她從醫一輩子，曾是醫院最優秀的內科醫生，內心放不下那絲驕傲。

離開醫院後，劉大良推著她去了一個大超市。超市裡很擁擠，推著輪椅拐來拐去，無論劉大良，還是王阿姨，都覺得精疲力盡，完全得不到預期的快樂。回到家後，王阿姨主動說，不用再陪她出門了。

從那以後，她再也沒下過樓。

3

在為老人提供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劉大良傾聽了很多隱秘的生命故事，讓人唏噓的情感。他總是給予理解和尊重，肯定對方的生命價值。劉大良認為，這種傾聽不止是心理慰藉的技巧，也是發自內心的共情，因為理解了生命的衰老和死亡。衰老常常是在某個拐點急速下滑，而死亡則充滿了意外，甚至來不及告別。

李明蘭就是一個在冬夜突然去世的老人。她住在北京著名的古物市場琉璃廠附近，2017年底，居委會的人帶著劉大良，第一次上門探訪。窄窄小小的灰瓦木門粉刷得很乾凈，拐進去，就是一個大雜院。人還沒進，就響起了狗吠。一眨眼的功夫，一隻小狗就躥到了劉大良跟前。過道上堆滿蒙塵的雜物，破爛的舊自行車，每一家都門戶緊閉，聽到狗吠，才有人悄悄把門打開，看看來者是誰。

過了很久，老人才開門。劉大良看到她佝僂的身體，才理解了，老人要抓住身邊的東西，緩緩挪動身體，很艱難地過來開門。人老了，腰彎了，連褲子都系不緊了，走兩步褲子就往下掉。門很髒，屋裡的一切都很髒，堆滿了東西，連助行器都沒空間騰挪。老人遞給劉大良一張小凳子，覺得不好意思，再遞來了一塊毛巾，讓他自己擦一擦。

她90多歲了，是一個來自南方的獨居老人。年輕時，一個人在北京做保姆，寄錢回家養孩子和老公，自己住在房租便宜的北京大雜院。後來，兒子來了北京，娶妻生女，50多歲時因病去世。孫女已成年，在城裡打工，夜裡留宿老人的家裡。老人呼吸不順暢，睡覺時會發出聲音，孫女罵她老不死。後來，孫女搬走了，偶爾也回來看她，送點米。

讓劉大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人的很多個手關節都沒法伸直，明顯變形了。老人告訴他，摔過很多次，沒錢上醫院，就成那個樣子了。一個夜裡，她又摔跤了，站不起來，就慢慢地爬出了家門，敲響了鄰居的門，求人家把她扶起來。

她一直有自殺的念頭。第一次見面後，劉大良評價，她的自殺危險係數很高，就一個星期探訪兩次。老人得知他來自養老機構，以為可以幫助自己，就給他下跪，求他把自己安排進養老院，有一張床，一口飯就夠了。她說，「一個人活得太艱難了，不想活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曾找來繩子，掛在床頭的鐵桿，試圖上吊。可是，她太衰弱了，連繫繩子的力氣都不夠。系不緊，沒死成。後來，她改用一根皮帶，可是，皮帶太短，她的脖子夠不著。最後，她用一把刀扎向自己的肚皮，沒刺到心臟，還是死不了。

說起心中的絕望，她只有一兩滴眼淚。劉大良說，人老了，眼淚會變少。作為心理諮詢師，他只傾聽，不承諾。他曾悄悄地回去問公司，是否能特例特辦。公司是以經營為目的，不願意開這樣的先例。於是，他再去政府，想了解是否有救助政策。得到的答覆是，老人有大雜院可住，儘管，沒有產權；她有孫女，不屬於孤寡老人，而且，每個月有1000多元的低保，所以，不夠資格進公辦的養老院。離她家不遠的養老驛站可以為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照料，短期護理，可是需要親人把老人送過去，而且每天收取100多元。

雖然處境無法改變，但是見到劉大良之後，好歹有了個說話的人，她的心情好了一些，再也沒自殺過。她央求他幫忙寫信，寫給老家的親人。她對親人說，自己一個人在北京，老了，走不動了，活得特別艱難，很想回去。在那個黑暗蒙塵的房間裡，她一邊說，劉大良一邊寫。他心裡清楚，寫那樣的信，只是對老人的情感安慰，寄不出去，因為她已經記不住親人的地址，也記不住電話號碼。

去年冬天的某個晚上，她孫女來了，送了一些糧食。老人不大需要了，她已經好幾天吃不下東西，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鄰居對她孫女說，」老人可能時間不長了，最好留下來過夜。」孫女不願意。

在寒冷的冬夜，不知道什麼時辰，老人真的走了。「走了，是解脫」，劉大良說，王阿姨活在孤島，明蘭阿姨是死於無人救助。

楊先生的家和李明蘭相隔兩條馬路，他是一個愛面子的知識分子，也屬於老有所依的人。

退休前，他是一名大學教授，所住的社區里，有很多像他這樣的高知老人。他有兒子，有房子，老伴走後，獨自住在那套乾乾淨淨的兩居室。去年，他83歲，患認知症。老年驛站和他就相隔幾條街，負責巡視的工作人員會不定期去轄區內的老人家裡，特別是獨居老人。

以前，年輕的女員工會回來抱怨老人對她動手動腳。後來，驛站就安排上了點年紀的婦女上門，可以更從容地處理那樣的尷尬局面，降低工作的風險。

有一天，一個自稱是他同學的人打來電話，告訴他在電視上買工藝品，再去香港拍賣，可以掙很多錢。他想自己再掙點錢，不給孩子添負擔。於是，就心動了。

他通過電視購物頻道上買了工藝品，通過「同學」聯繫了拍賣行，付了3萬元的保管費。再過了一段時間，拍賣行說工藝品有可能流拍，如果交5萬元，加入會員，會有優先權。他又交了。之後，他還把這種賺錢機會介紹給其他的老人。

交錢後，工藝品還沒拍賣出去，老人隱隱感覺到，可能被騙了。可是，不敢對別人說。有一天，劉大良去家裡探訪，和拍賣行的人在樓梯間擦肩而過。劉大良問起，老人才說了事情的原委。劉大良上網查了拍賣行公司的名稱和地址電話，打過去問，公司和人都是真實的。雖像騙局，但看上去都是自願合法的。老人羞於承認被騙，劉大良也就沒有擅自報警。

幾個月後，他去世了，至死沒告訴兒子被騙。那些錢，也就不了了之。

人去世了，似乎人生的一切都被埋入塵土。可是，有一個老人讓劉大良至今忘不了。

那是張阿姨，83歲，高齡孤寡，是退休婦科醫生，老伴已經走了20多年。劉大良最後一次看到張阿姨，是在她家的廁所里，在今年的四月。北京的這個春天特別漫長，直到五月，還有寒意。她摔倒了，光著下體，趴在一堆排泄物之中。排泄物是不成型的，是屎尿的混合物，散發著異味。她沒有昏迷，也不清醒，一隻手在輕輕地拍打地面，試圖抬起來。

劉大良蹲下來，儘量安慰。可是，老人只是哼哼吱吱地胡言亂語，不能溝通。他就反覆地說，」別著急，別著急，救護車馬上就來了。」

廁所外面圍滿了人，有居委會的，也有警察，樓梯口還有幾個輔警。但是，沒有人敢去扶起老人家，怕她萬一已經骨折。劉大良心裡難受，乾脆離開房間，走到樓下，等救護車。下來的時候，老人躺在擔架上，身上裹了一層被子。劉大良心裡鬆了一口氣，」終於像個樣子了」。

幾個月過去了，張阿姨赤裸著下身，趴在廁所的地板上，臉在屎尿里蠕動，無意識地磨蹭，這個畫面至今停留在劉大良的腦海，他覺得良心很受折磨，」如果是我的媽媽，無論如何，我要先把她扶起來，離開那一堆屎尿，太沒尊嚴了！」

4

6月的北京，已是盛夏，日光刺眼，但是胡同里偶爾有風，吹過一棵棵繁茂的椿樹，綠油油的枝葉輕輕晃動。零零星星的老人坐在路邊，搖著扇子閒聊、看路人。

這是北京的老城區椿樹街道，青磚灰瓦、紅門木檻的老平房裡隱藏了各種名人的故居。一棵大樹底下，有一個小四合院，一側寫著北京市西城區椿樹街道紅線區居委會，另一個側掛著」椿齡守望站「的牌子。這是椿樹街道紅線社區養老驛站分離出來的居家服務中心，主要是為老人助浴和理髮，測量血壓，換洗床單被褥，也提供上門服務。

2014年，椿樹街道辦事處與中信國安投資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守望站，是國安養老銀柏系列項目之一。

在守望站的幾個房間裡，主要擺放了輪椅、各種洗漱用品和洗衣設備，兩位女性護工在忙碌地準備物品，登記老人洗澡的資料，看到來客，高聲提醒，「不要進去，有老人在洗澡，而且是一位阿姨。」牆上貼著很多老人手寫的表揚信，字跡都很清朗俊逸。有一位七旬老人的信里說，老伴身患腦梗，不能自理，喝水都要人喂，大小便失禁，孩子工作忙，顧不上，「洗澡和剪指甲都成了我們最大的困難，幸好有國安養老守望站的幫助」。

往胡同深處再走幾十米，就是紅線社區的養老驛站，門口掛著幾個廣告板，寫著「紅線驛站可訂購老年餐」。另一個黃色板用黑色的毛筆字寫著「驛站新服務」，驛站修腳50元/次，家政服務35元/小時，3500元起/住家，便民理髮1元/次，洗衣服務190元/五件。

走進驛站，左側是活動廳，擺了四張方桌，是驛站為老人舉辦各種集體活動的地方。當天下午，恰好是書法活動，有七八個老人自帶紙張筆墨，在安靜地臨摹字帖。

2016年底，國務院頒布《關於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2017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關於開展社區養老服務驛站建設的意見》，明確了由市財政局採取以獎代補的方式向各區下達市級補助資金，按平均每個驛站30萬元的標準撥付年度資金總額，政府和企業合資建立養老驛站，提供「呼叫服務，助餐，文化娛樂，精神關懷，日間照料，健康管理」六項必備功能。

養老驛站，是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培植的一項養老試驗，企業投資和管理，政府資助，旨在應對迅速加劇的老齡化社會。2018年，時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長李萬鈞說,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兩大特點，即「老齡人口增長迅猛」和「未富先老、未備先老」。

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經建成680家這樣的社區養老驛站，計劃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每個驛站的基本配備是一個站長，一個社工，巡視員和心理諮詢師，如果有日間照料，還會配相應數量的護工，廚房、防滑的洗澡間，防滑的廁所，臥室，理療室和閱讀間，活動室。各個社區的場所條件和人群特點不同，提供的服務有所區別。紅線社區的驛站，由於在胡同邊上，老人出入方便，人氣就很旺，很多老人喜歡來參加團體活動。但是，120元/天的日間照料和150元/天的短期照料服務並不受歡迎，更多老人傾向於在家請保姆。

劉大良認為，驛站的服務要擊中老年人真正的痛點，解決吃喝拉撒的基本需求。讓老人吃上飯，這是目前最緊迫的需要。在北京市，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占老年人口的16.72%，失能老年人口占比4.78%。有大量獨居的失能老人，活在樓上的「孤島」。他們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無法使用送餐外賣。可是，很多養老驛站不能提供送餐服務。

養老驛站的試驗已經開展了兩年多，劉大良說，他沒聽說過哪個養老驛站已經實現了收支平衡。政策目前是鼓勵企業自負盈虧，然後根據實際的服務情況為驛站提供財政資助。可是，很多老人認為，養老應該是政府負責，不應該想著怎麼掙老人錢。養老驛站的投資方，目前都是實力雄厚的國有大企業。對於企業而言，投資養老產業是多維度的布局，真正的營利點在中高端的養老院。

在椿樹街道的胡同里，離紅線區養老驛站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個別致的四合院，是椿樹街道的養老照料中心，門口釘著古銅色的牌子，寫著」椿齡工程」，是椿樹街道辦事處和中信國安投資有限公司的另一個合作項目，屬於高端養老院，在露天的天井，有一棵粗壯的古樹，參天聳立，開枝散葉。院子裡是設計雅致的單人間或者雙人間，共十幾個床位，有護工陪著老人做穿珠等益智活動，也有老人在彈琴，接受理療師的康復治療。這裡的床位是每個月一萬一千元起，尚未包括護理費用和康復費用。目前的客戶都是高知老人，退休教授、醫生和企業高管等。

最受歡迎的是中端的養老院，也是中信國安投資有限公司的，在椿樹街道附近，一個床位約6000元。居住的大部分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40個床位，目前僅剩2個空位。

所謂養老驛站，只是臨時託管，並不能提供長期照料的服務。長期照料老人的養老院才是剛需，是真正緊缺的資源。養老驛站類似日本的社區養老院，提供日托和居家服務。2000年4月，日本開始推行長期介護保險政策，大部分長期介護的服務，例如日托機構，上門服務的護理員，這些費用的90%由保險覆蓋，個人只需要支付10%。長期介護保險的資金有一半是人們繳納的保費，另一半來自於稅收。平均來說，一個人每月約繳納8000日元（約人民幣470元）。

幾乎免費的服務，把很多老人吸引到各類養老機構，兒女們從贍養老人的經濟負擔中解放出來了。每天早上8點多，下午4點多，日本京都市的街頭有很多養老院的汽車在繁忙地工作。這種專門設計的汽車有升降板，能直接扣住輪椅，早上接老人到驛站，進行照料和集體活動，晚上再送回家。

日本不斷地設計了精細的法律制度來應對超老齡化的社會，其中，政府財政是社會養老中非常有力的保障，甚至是兜底的角色。除了推行長期介護保險政策，保證老人去得起養老院之外，日本財政還超負荷地保障退休年金，儘量避免老人陷於貧困；在老人拿到年金之後，為了預防老人失智失能無法自理，或者被虐待、被侵占財產，日本又進一步完善了「後見人」制度，即意定代理。通過法律制度的引導，老人可以通過代理人管理財產，安排找養老院，去醫院就醫，甚至處理後事。

在中國剛興起的養老驛站，目前需老人和家人自己負責接送，財政雖有部分資助，但是直接給了企業，不是給老人報銷。日間照料和居家服務等產品的價格偏高，而且全部由個人承擔，所以，至今未能推廣。

2018年8月23日，北京東城鼓樓苑社區誠和敬養老驛站，老人正在樂齡遊戲指導老師的帶領下玩遊戲。來自視覺中國

2017年1月20日，小年，民間祭灶的日子，北京門頭溝峪園社區居民在老年驛站包餃子。來自視覺中國

5

在中央政府發起的這場養老試驗中，心理慰藉是最特別的一項內容，由政府購買，免費提供給老人。在養老機構，工作人員把老人區分為活力老人和失能老人。活力老人可以參加養老驛站的集體活動，還可以去驛站，和心理諮詢師進行一對一的談話。如果街道工作人員發現老人陷入絕望或抑鬱，就會通知驛站的心理諮詢師提供上門服務。

劉大良所在的驛站，一個街道共有20個社區，總人口大概有10萬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約30%，即三萬人。在過去的一年半，他為1000多名老人提供過服務，包括組織集體活動，一對一的諮詢，其中不定期上門探訪的老人有20多個。

在附近的驛站，有另一個資深的心理諮詢師李紅。在服務了上千位老人之後，她發現，情感生活其實是老人的最大安慰。可是，很多年輕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老人的情愛需求。所以，大部分老人喪偶之後，都不會再婚。哪怕有合得來的對象，也只是名不正言不順地偷偷同居。

曾經有一位70多歲的退休女教師進入她的諮詢室，告訴她自己的故事。女教師年輕時忙於工作，疏於經營婚姻，夫妻之間甚少性生活。後來，丈夫有了外遇，更沒有了性生活。年老後，丈夫病逝。她退休之後，遇見了一個心儀的人，是有婦之夫。她很坦然地承認，在步入老年之後，才發現了性生活的樂趣，開始享受男女之間的肌膚之親。

可是，她的女兒不願意理解和接受。她被當成不倫之人。憤怒的女兒讓她強行搬家，離開那個情人。她背著女兒悄悄地找心理諮詢師，傾訴內心無法滿足的慾望。李紅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坦然討論性需求的老年女性。在她的經驗里，傾訴性需要的更多的是老年男性。

有個70多歲的老年男性常來驛站，公開承認自己有女朋友。他和她同居，一起買菜做飯，互相依靠。儘管兒子反對，他仍然堅持老年之後來之不易的快樂。衰老因快樂而減緩了速度。而另一個喪偶獨居的老人，常年沉浸在對老伴的悲痛懷念，身體每況愈下，體態日漸佝僂。

老年人談戀愛，常常被認為是「老不正經」，甚至老人也羞於承認，這種慾望因為羞恥感而變得隱秘。李紅認為，人類對親密關係的慾望一直都在，不因衰老而改變，直到死的那天。

那位女教師被「棒打鴛鴦」後，仍然喜歡音樂，彈琴唱歌，有笑容，樂觀開朗。只是，除了心理諮詢師，誰也不知道，老人的歌聲里有著思念，以及不死的慾望。

6

火苗越來越小，油越來越少，王阿姨說，就這樣等著毀滅。孤單這些年了，都不知道孤單二字是怎麼寫的了。

在劉大良探訪她之前，東北的外甥打電話來，勸她去養老院。王阿姨覺得養老院不適合自己。

她說，隔壁的老太太90多歲，去到養老院，就要死要活地回家。她的同學進去以後，也是馬上就想出來，就算不退錢，也要回家。她認為，年輕人張口就說養老院，如果真正去了，心情就不一樣，「這不是養老院高級和低級的區別，好的硬體能提供唱歌跳舞，看書讀報的環境，如果老人能這麼活蹦亂跳，還去養老院幹嘛？如果什麼都做不了，去養老院，就是為了等死。那還不如在家。」

倆人爭辯了很久，最後，外甥說不過她，「老姨，你把觀點闡述得那麼流利，你的頭腦思維是超常的，你等於給我上課。」

劉大良試圖說服王阿姨去養老院，擺脫獨居孤島的困境，「在養老院有人攙著你溜達，有護工管你吃喝拉撒，有其他老人作伴，陪著聊天」。

王阿姨說，去養老院，最大的好處是死了有人發現。她問，養老院要多少錢？

「便宜的6000多，貴的10000多。」

「這麼多錢，怎麼去的呢？」

「主要是房租和人員的工資。」

「我工作了一輩子，現在老了，自己都活不了，還要去養活幾口人？」

她想了想，繼續說，也不是捨不得錢的問題，花了是錢，不花就是一張紙。一咽氣，什麼都沒有了，「只是，我的思想轉變不過來」。

她回憶自己行醫的一生，工作是快樂的，不過，也要好的身體。她說，從來不服輸，哪怕此刻，如果體力行，「還想去看病，看個飽，人和人排著隊，讓我看」。說起看病，她的聲調變得激越。

隨即，她又黯然了，「人死了，往太平間一弄，人走的時候，就這麼簡單。人的一生沒意思。現在，看著那些國家在打仗，這麼打，這麼鬧，我都想告訴他們，別打了，沒意思，爭那些地盤幹嘛呢，眼睛一閉就沒了，薩達姆，怎麼樣，拉登怎麼樣，一死了，還有什麼意思？」

劉大良坐在床邊的沙發上，聽著老人不停地說話，她激動的時候，才停下來，平息呼吸。他提醒老人，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他要告辭了。可是，老人不管他，接著講。

」現在，最希望我的眼睛能夠復活，最後，我死於心臟驟停，安然離去，不留後患，迅速火化，骨灰埋在大樹底下。我都安排好了。因為時間已經到了，我把該收的東西，都扔掉了。一切都迫在眉睫了。

「死亡，早日來臨，是很盼望的事情，不可怕。我不怕死。我也不認為是不好的事情，是應該到來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確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寧，是幸福，是平等的對待。」 在兩次採訪，將近三個小時的談話中，王阿姨思維敏捷，邏輯清晰，這是她唯一重複過的句子。

6月17日下午5：45分，劉大良堅持要離開了。王阿姨緩緩從床沿站起來，慢慢地走著，送客人出去， 走到門口，伸出兩隻手握緊劉大良的手。我們步下樓梯，門又開著一條縫，王阿姨稍微彎腰弓背，扶著門把手說，「小劉，有空你過來吧，好嗎？羅老師，你有空也過來。別忘了我，希望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 完 ——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題圖為2018年9月12日，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街道展春園社區養老驛站試運營，該養老驛站是學院路街道運營的最大公建民營養老驛站。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