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
多少年來，對於東北抗聯，眾說紛紜，其中不乏江湖傳說，地攤傳奇。甚至，被污為此武裝並非中共獨立的抗日武裝，而是由莫斯科領導和控制的一支特殊的「中國」蘇聯武裝。這個問題一定要釐清，也一定要說明。儘管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因為地理上的封鎖阻隔，東北抗聯曾有一個階段沒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受指示，但從始至終，東北抗聯始終堅持是以中共中央為領導，在黨建和武裝鬥爭堅持獨立的標標準準的，在抗日戰爭階段，是中共一塊特殊「戰略區」的獨立武裝。
至於它為何會有蘇聯遠東紅軍「第88國際旅」的番號，這個也需要用歷史來說明，就說說東北抗聯在「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苦難歲月里，為了保存中共革命的火種，從東北移師蘇聯境內的前因後果。
1931年，918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全東北，繼而又脅迫了溥儀，以長春為「偽都」，建立了所謂「滿洲國」。中共為順應東北民眾反滿抗日的呼聲，不斷派遣軍事、情報，政工幹部潛入東北地區，建立起游擊隊等武裝，並和東北自發的反日武裝聯合，到處襲擊東北日偽機構、警務以及基層統治機構。逐漸形成燎原之勢。
1936年2月20日，為了更好的打擊侵略者，形成有效的團結的打擊力量，中共滿洲省委於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將此前活躍在東北地區，對日進行武裝抵抗的各個人民革命軍、反日聯合軍、反日游擊隊等武裝一律改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抗聯」，下轄一、二、三、四、五、六個軍。其中，民族英雄，著名抗日將領楊靖宇任第一軍軍長兼政委。
經過整合後的抗聯部隊，戰鬥力顯著提升，更有效的打擊了日偽部隊，鄉鎮機構，部隊人員也在不斷得到擴充，到1937年秋，抗聯達到了鼎盛時期，全員達3萬多人。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為鞏固侵華戰爭的後方基地，不斷向東北增兵，在以強大兵力不間斷地「討伐」抗聯部隊的同時，還加強了對東北城鎮和農村的控制。在城市，主要是通過各個特務機關和偽警務部門捕殺中共分子及反滿抗日的愛國者們，摧毀隱蔽的抗日救國地下組織；在農村，則實行保甲制、連坐制，對抗日游擊區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切斷抗聯部隊與當地百姓的通道，斷絕部隊的給養來源。並且以高額賞金誘惑意志不堅定分子（的確產生了不少的叛徒，楊靖宇將軍就死在了叛徒和告密者手中）。
環境愈加惡劣，抗聯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雖然繼續在作戰，偶也有勝果，但總體上，日益艱難。特別進入到冬季，抗聯更是經常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與敵作戰。經常是幾天沒東西吃 、睡不了覺，官兵犧牲很大，還有具有一定數量的叛變投靠日偽。
部隊減員很大，僅1938年，抗聯人數就從3萬餘人銳減至5000餘人；1939年，又降至約 2000人，到1940年底，已剩下不足1000人。楊靖守等一批抗日將領的柄牲，著名的「八女投江」也發生在這段時期 。
最終，抗聯殘部基本退入了蘇聯境內，重新整編。
但是，如前述所說，抗聯進入蘇聯境內，並非是成為了蘇聯的隊伍。而且，進入蘇聯的過程也非一帆風順，中間的曲折到今天很少為人所知，抗聯進入蘇聯境 內，基本都是國內生存空間已經幾乎無迴旋餘地，迫不得已的，在最初，並未規定，以及和蘇聯方面有過協議。
蘇聯遠東方面軍對待這些越境而來的抗聯武裝，採取的流程基本是解除武裝、隔離審查，送走或繼續拘留，有的還被帶上了手銬，實行了無理由監禁。
1938年初，抗聯第三軍軍長趙尚志、第六軍長戴洪濱、第十一軍長祁致中曾先後越過黑龍江進入蘇聯境內，想委託蘇聯方面與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聯繫，同時，也想在武器和給養方而得到蘇軍的協助。但由於事先沒有條件和蘇方達成協議，蘇聯對他們都按非法越境處理。戴部五百餘人被遣返新疆，交給了國民黨在新疆的盛世才政府，趙、戴、祁三位軍長及少數人員雖未被送往新疆，但被長期拘留，直到1939年，才被允許返回東北。
彼時，與蘇聯邊防軍有接觸的是一江之隔的抗聯第七軍，平時有些往來。第七軍參謀長崔石泉曾多次進入蘇聯境內。
1938年2月，經崔介紹，抗聯第2路軍總指揮周保中渡過了烏蘇里江進入蘇聯境內。周曾經在莫斯科學習過，俄語不錯，因此與蘇聯人的交流順暢不少。蘇聯人對周的印象不錯。給周保中配備了無線電台和報務員，並將他們得到的《新華日報》及中共領袖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等報刊書籍送給周保中，並表示將幫助他儘快與延安取得聯繫。
這次會晤後不久，蘇聯軍方對抗聯入境問題作了規定：「 只有經過抗聯領導者的允許，才可以同我們發生聯繫，假如沒有抗聯領導者們的允許而向我們來的人，我們則視之為逃兵或者是假抗聯分子。」
同樣，周保中也表示：「只有當遇到嚴重敵情，出於保存實力的需要，使部隊得到相當的休養訓練以圖謀再度的鬥爭」，才允許部隊「直接找王新林同志（王新林是蘇方負責接待抗聯人員的代號，以後曾一直沿用）方面聯繫，得到他的指導和物資援助」。
周保中
然而當時東北環境的險惡，這項草草的協議，成了一紙空文。在當時部隊之間的聯繫極度受限的情況下，對情況和形勢嚴重與否的判斷，還得各個部隊的領導自己判斷。而一些零星過江進入蘇聯的抗聯人員，因為沒有「報備」，依舊被蘇聯軍方扣押、囚禁甚至是遣返（驅趕回中國東北境內）。
1939年9月，北滿省委常委馮仲雲進入伯力，試圖與蘇方達成一個對待抗聯關係的正式協議。不久，周保中、趙尚志也奉命進入了伯力。幾個人共同研究了抗聯的領導機構、部隊整編、武裝鬥爭及和蘇聯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馮、周認為應藉此機會明確抗聯與蘇聯遠東軍之間的關係，在當時無法取得黨中央直接領導的情況下，應爭取蘇聯邊疆黨委和蘇聯遠東軍就針對中國中共東北黨組織以及抗聯的指導關係。
馮仲雲
蘇方同意了此項建議，派出了聯共遠東邊疆委員會書記伊萬諾夫和遠東內務部長王新林（這個已經是新一任的王新林了)與馮、周，趙三人進行了正式會談。會議確定了聯共邊疆黨委會和蘇軍遠東軍司令部對中國中共東北黨組織及抗聯武裝的指導關係。
重要的是，雙方皆同意和聲明，這是在未能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指示）之前的臨時措施。並且明確了蘇方不得干涉中共黨內的內部事務。
此外，雙方還商定，當抗聯因各個部隊在戰鬥中失利或其他原因必須轉移至蘇聯境內時，蘇方應於接納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這就是抗聯歷史上被稱為「第一次伯力會議」。
但是！蘇聯當時還對日本奉行的是「和平政策」外交方針，故而這次會談只有結果，而無實質！有關物資援助實際上並未得到落實。
1940年4月12日、5月6日、6月12日，周保中根據上述協議，曾3次向蘇聯遠東軍方求援，均遭到了拒絕。一開始蘇聯軍方還電稱：「暫時不能給你們運送錢糧」，後來乾脆就不作答覆。周保中派遣趙尚志親自到伯力請求援助，依然沒有任何結果。
1940年底，聯共邊疆黨委協調，抗聯大部分領導和殘餘部隊赴伯力，蘇聯遠東軍方面安排食宿卻敷衍（或者是存心故意）了事，將各個中國首長分散安排。並在此期間，蘇聯方面單方面找各個領導分別談心，要求把抗聯部隊併入蘇聯遠東軍方，由蘇聯遠東軍方統一領導。抗聯大部分領導人員在彼此並無通氣的情況下，大部分表示婉拒，表示要到周保中到來之後，彙報後由領導決定。
抗聯第一路軍露營一景
但周保中進入伯力後，卻也見不到各部隊的屬下，只是一次偶然機會，第五軍政委季青在城 內偶遇周保中的副官喬樹貴，蘇聯遠東軍方的隔離政策才被打破。
在周保中的要求下，從12月初起，抗聯各部領導才得以聚集在一起。
1940年12月中旬，抗聯領導與蘇方代表開始開會，一直到次年3月才結束，中間休會約一個月（等待共產國際的消息）。
聯共邊疆黨委會代表和遠東軍方代表以國際主義和世界反法西斯共同性、對日作戰的一致性為藉口，提出東北抗聯已沒有必要保持原來的從屬關係，主張東北抗聯併入蘇聯遠東方面軍，由「王新林」來擔任東北抗聯總司令一職，直接領導和指揮在中國東北的抗日游擊活動。
這一提議明顯違背了「第一次伯力會議」精神，並且剝奪了中共對自己的抗日武裝的領導權。此舉立刻遭到了抗聯領導的強烈反對，雙方爭執不下，後蘇遠東方面將雙方的不同意見上報共產國際裁定。
不久，蘇聯遠東方人員調整，「王新林」調離現職，蘇方派來了新聯絡員，代號仍為「王新林」。
1940年3月中旬，新任「王新林」在伯力為中方代表和抗聯幹部舉行的宴會上正式聲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周保中等人的意見，他代表聯共邊疆黨委和蘇遠東軍對中國同志表示慰問，就過去個別人的錯誤主張向抗聯同志賠禮道歉。並一再聲明「不干涉中共黨組。
有了此裁定結果，最終，在周保中的主持下，這次會議最後還是在完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順利開完，史稱「第二次伯力會議」。
與會者經廣泛討論，達成三點共識：
1，此次會議性質是中共東北黨組織的會議；
2，同意第一次伯力會議時確定的幾條原則；
3，提出了一項為統一東北黨組織和抗聯領導機構的建議報請中共中央批准。
新任「王新林」被作為特邀人員參加了此次會議。他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同志作出了會議決定，也代表蘇遠東軍表示，將完全遵守「第一次伯力會議」精神。
會後，蘇遠東軍同意抗聯領導返回中國東北繼續領導對日武裝鬥爭，並許諾，提供日制輕武器和日式軍服供給抗聯。
然而，口頭承諾永遠只是「笑容滿面的敷衍」。
日蘇簽訂中立條約
1940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蘇方通知抗聯，立即停止返回中國，停止一切行動。
1940年6月13日，德國入侵蘇聯。蘇方與周保中商議，開始訓練抗聯餘部，包括敵後游擊戰教程、爆破、軍用地圖識別、跳傘等軍事課程。並且組織了15個軍事偵察小組，秘密潛返中國東北境內，對日本關東軍的各個軍事設施、道路橋樑，機場油庫等位置進行偵察。
而抗聯餘部的大部則繼續在伯力訓練，等待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