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7月 7日，一艘輪船從長沙出發，開往上海。
但對船上一些的旅客來說，上海並不是終點。
他們還要途徑廣州、香港，從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從海防再坐火車去昆明。
明明是自己國家的土地，卻不得不繞道而行。眼見國土淪陷至此，這群年輕的旅客並沒有悲觀消沉。相反，在從越南到雲南的路上，他們唱著《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一腔熱血響徹海上。
他們此行是去求學的。
而那個學校，正是日後大名鼎鼎的西南聯大。
年逾百歲的翻譯家楊苡回想起當年流亡的情形，興奮與悲戚矛盾地交織在她的講述中。
那時坐在船上的她不知道，自己即將抵達的學校未來將會成為「神話」，從那裡走出來的同窗，將會參與重塑中國的命運。
近百年後，影院外的網際網路聽取「躺平」聲一片，我在影院裡看這群 1980年後出生的「九零後」們回憶自己的青春。
感覺是如此遙遠，卻又時而令我震撼，時而令我感到自身的渺小。
這樣的電影排片寥寥，實在是遺憾。
01
「我的命不好， 1919年出生的時候，父親就死了。」
1937年， 18歲的楊苡報送南開大學。拍完畢業照的第二天，盧溝橋事變，南開大學被日軍的炸彈夷為平地。
楊苡隨學校南遷至長沙。在長沙，北大、清華和南開組建了臨時大學。但沒過多久，南京淪陷，長沙岌岌可危。
於是，一場更加漫長的南遷開始了——
全校師生兵分三路：女生和一部分體弱者走海路；教授們坐車前往昆明；剩下三百多名通過體檢的師生組成「湘黔滇步行團」，徒步前往西南腹地。
全程途徑三省，長達 1600公里。
路途之遙遠，過程之艱辛自然不用多說。
今年五月新出版的書籍《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就是一個青年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聯大南遷之路的故事。
在了解當年那些流亡學生的故事之後，也許讀者會明白當代青年為何會選擇重走此路，為何渴望於歷史和當下的交界處聽到些許迴響。
正如開篇所描述的那樣，瀰漫在這批流亡隊伍中的情緒，不是未來無望的悲觀，不是前途茫茫的惶恐，而是振奮。
一種痛定思痛的振奮。
巫寧坤，《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者，淞滬會戰時還在揚州中學讀書。日本人一路南下，他所在的學校奉命解散。
一群年輕人，頓時茫茫無所依，不知前路在何方，只見眼前一片山河破碎。
突然，一個唱高音的女生跳出來，開始唱《松花江上》。巫寧坤對著鏡頭訴說這段往事，聲音越來越哽咽，最終陷入沉默。
兩年後，巫寧坤進入西南聯大開始了求學之路。
無論是從五湖四海匯聚在一起的學生們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女學生跳出來唱《松花江上》，這些場景都像是顯而易見的明喻，奠定了這群未來的知識分子一生的基調。
走的時間長了，甚至只穿草鞋也感受不到任何不適，因為腳底早已磨出厚厚的繭子。
但是，他們有人在路上搜集了兩千多首民歌，有人收集了各方民風民俗，有人回憶查良錚（詩人穆旦）一路走一路背英語單詞，背一頁撕一頁，一些水利工程的學生專門去看風車是如何發電的……
仿佛這不是一場被迫的逃亡，而是一次蟄伏。
在這個到處都是黑夜的時代，飢餓、戰亂、疾病隨時都有可能侵襲而來的長夜裡，他們表現出的卻是青年發自內心的對未知的渴望，對知識的渴求。
以及在民族面臨滅頂之災時，對民族未來幾近天真的信心。
王希季回憶當時選擇機械專業的原因很簡單：「那個時候，就是想工業報國，很單純地，要打日本。」
懷著這樣的信念來到昆明，大家才發現，原本以為大學怎麼也要比中學條件好，沒想到遠遠不如中學。
學校的經濟條件窘迫，學生用的都是羊腿桌，也就是椅子右手邊搭一塊羊腿大小的木板，權當桌子來用。
教室的窗用竹紙糊住，頂由一塊塊鐵板拼接而成，一到下雨天，雨打在鐵板上，叮叮咚咚響成一片。
電影《無問西東》里再現了這一場景。
老師在講台上怎麼大聲也沒用，全部淹沒在雨聲里。最後，乾脆坐定，黑板上留下四個大字：「靜坐聽雨」。
宿舍的條件更差。紀錄片中，王希季依然記得那時的場景，蚊帳、被子、茶缸，幾乎哪裡都藏著臭蟲，一開始，他們被臭蟲咬的整宿睡不著覺。但後來慢慢習慣了，「它咬它的，我睡我的」。
「捏死了以後，它能聞著味兒呢。然後我們就拿個玻璃瓶子，逮著臭蟲裝在瓶子裡頭，它在裡頭還下仔兒呢。」有人回憶。
02
按理說，接下來我該擺出西南聯大的成就了——
存在僅短短八年，卻培育了 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功勳、 172位院士和 100多位人文大師。
但這樣的敘述很容易陷入一種思維窠臼，仿佛一腔熱血和艱苦的環境就能劃破黑夜，造就群星璀璨的星空。
《九零後》中有這麼一段平行剪輯。
提及到當時國文課是教授輪流教學，每個教授過來講兩個星期，再換其他人來講課。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羅庸……當時最著名的文人學者齊聚一堂，學生得以領略各位大家的風範。
回憶至此，許淵沖十分激動，手揚起來，作一錘定音狀：「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文課！」
鏡頭一轉，楊振寧微笑著對鏡頭說：「我想不是最好，因為有點亂。」
導演在此設計了一處強烈的對比，令人會心一笑，但更引人思考：
西南聯大究竟為何成為西南聯大？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藏在那些性格迥異的受訪者和他們的講述中。
在這些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西南聯大學子口中，我們聽到的內容有相似之處，譬如條件如何艱苦，信念如何堅定，但求學的過程和心境，卻各有各的說法。
在一部分人的回憶中，那是一段貧窮、勤奮又不乏溫馨的日子。
那時，教室和宿舍的照明條件不好，只有圖書館可以看書。於是到了晚上，學生們全部涌到圖書館又搶書又搶位子，冠名曰「雙搶」任務。
那時，楊振寧讀書時與鄧稼先是摯友。
在昆明讀書期間，兩人常常一起背誦唐朝李華的《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
但是，偏偏有人不總是那麼悲憤，比如，被楊振寧打趣總找女同學玩兒耽誤了學業的許淵沖。
比如，不喜歡同窗共讀的氛圍的汪曾祺。
汪曾祺在自己的散文中說，因為不喜歡和那麼多人湊在一起讀書，於是等到大半夜跑去圖書館看書，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覺，因此幾乎沒和下鋪的同學打過照面。
即便作息如此不規律，也沒人來管。西南聯大的管理向來寬鬆，不僅外來人員可以隨便住宿舍，連逃課對有些學生來說也是家常便飯。
比如對著鏡頭說「在課堂上學不到什麼東西」的巫寧坤。
泡茶館是巫寧坤和汪曾祺在西南聯大學習時的日常。
他們倆還有其他幾個「文藝青年」常常翹課，跑到昆明路邊的小茶館，看書、寫作、聊天、玩橋牌，或者什麼話都不說，各看各的書，各寫各的小說。
汪曾祺的頭幾篇小說，就是在這小茶館裡泡出來的。
剛剛去世的歷史學家何兆武也對西南聯大「自由散漫」的學風有過描述：
「沒有任何組織紀律，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個人行為絕對自由。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
何兆武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專業，用他自己的話說，「都沒念好」。
在他的回憶錄《上學記》里，西南聯大的老師也是一派率性而為。
公共課中國通史由兩位老師各教一個班，各自理論體系不同，講的內容不同，但全都講到宋代就罷了。要還想學，國學大師錢穆會讓學生自己買他的新書去看。
但是何兆武聽得津津有味。
聞一多上課喜歡抽煙，學生也可以抽，講離騷，講伏羲女媧，充滿了「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
陳寅恪上課總是十分投入，講著講著就進入忘我之境，忘記自己背對著學生而坐……
也正是因為這種「自由散漫」，西南聯大的老師和學生有著超出一般的情誼。
巫寧坤泡茶館看的書，大部分都是從老師卞之琳那兒借來的；
汪曾祺覺得沈從文不擅長上課，卻擅長天南海北地聊天，偶爾跟老師出去喝酒，沈從文只喝一蓋子，其它的全都便宜了自己；
朱光亞回憶跟隨吳大猷學習的歲月，和師父師母親如一家人，老師留窮學生吃飯，學生背著師母去看病，都是真情實意的你來我往。
至於學生質疑老師，與老師激辯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礙於篇幅，導演並沒有將這部分放到電影中去，但在各種各樣的史料記錄，以及片中已成大家的昔日同學的隔空辯駁中，我們不難看到，思想的爭鋒從未離開過這些西南聯大學習的頭腦。
一群擁有創造力的年輕人，恰巧遇上一個自由的環境。
在這裡，知識是創造的附屬品，權威是真理的追隨者。
幾十年以後，何兆武仍然清晰記得楊振寧對愛因斯坦最新發表的論文不屑一顧的樣子：「毫無 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只有這樣的氛圍，才能容下如此「放肆」的學生。
容得下如此「放肆」的學生，才能培育得出以後那些在智識上開疆拓土的人才。
03
在汪曾祺、何兆武，以及一系列知識分子的書寫與回憶下，西南聯大這個已隨歷史煙雲消散了特定產物，逐漸成為中國大學教育乃至整個抗戰時期的「神話」。
在那個戰亂連天、民不聊生的時代，西南聯大就是一座由知識和信仰鍛造出的天堂。
但實際上，在感嘆其學子後來驚人的成就時，我們不能忘記，那同樣是一個前途未卜，個人和歷史的命運都充斥著偶然的時代。
在一個個閃閃發光的名字和靈魂背後，還有許多抱著一腔赤誠，沒來得及完全綻放就過早凋零的生命。
儘管「跑警報」在汪曾祺的描述下頗有苦中作樂的感覺，但校舍被炸毀也是常事。一次，何兆武就看到平時不常露面的蔣夢麟坐在一堆廢墟前，流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何兆武也曾惋惜地記錄自己才華橫溢的同學如何被肺病折磨，最終學業未完成便離開人世。
還有一些青年學子為求救國，棄筆從戎。如片中眾人回憶的繆弘，父親是漢奸，而他主動請纓成為抗日前線部隊的翻譯官，在一次戰役中，放棄了與美軍一起撤退的機會，最後與同胞們戰死沙場。
而後來詩名遠揚的穆旦在進入西南聯大不久後，也毅然從軍，作為翻譯官隨軍遠赴緬甸抗日。在那裡，他遭遇了震驚中外的野人山戰役，身邊人盡數犧牲，他爬過熱帶雨林，爬過累累白骨，一路逃至印度境內，活了下來。
而與他同行的聯大同窗的生命，就此消逝。
從此，那個在防空洞寫抒情詩的年輕人詩風大變，他的筆尖開始沾上平靜的血淚：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西南聯大不是神話，更不是天堂。
導演徐蓓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時一直試圖回答一個問題——
西南聯大，為什麼能？
她說到自由的學風，說到強大的師資，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西南聯大和他的學生們處於一個特殊時期。
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見識，完全有能力引導他一生的方向。
她認為，這群學子身上這股強大的動力，很大一部分來源於他們的青年時代。
當國家被侵占，人民成為亡國奴，當學業被迫中斷，當故土變廢墟，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流亡，青年往往最能將深切的痛楚化為激憤的力量。
所以，他們能夠信誓旦旦地說：「我就是想做人傑。」
因為只有覺醒，只有不再麻木，只有努力思考，才能在將人貶為螻蟻的戰爭年代，重拾為人的尊嚴。
而在這樣的時代，為人的尊嚴，與國家的尊嚴休戚與共。正是經歷了這漫長黑夜，才能體會與祖國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骨血之親。
無論是捐軀報國，還是學以致用，作為歷史群像的聯大學子，向世人傳遞出一種純粹的、超越了物質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被鄧稼先稱之為 pure。
恰巧，這段時間，一位北大青年學者韋東奕因為接受採訪時不修邊幅的形象，在網際網路上意外走紅。
網友們發現，這個手拿礦泉水和饅頭，看起來不善言辭的年輕學子竟然是拿獎拿到手軟的數學天才。
關於這個天才更多的細節被曝光：每個月生活費不到300元；饅頭礦泉水是日常伙食；平日很少與別人打交道，一心撲在數學上……
這些特質在網上引發了一次輿論浪潮，大家像發現稀有動物那樣一窩蜂地關注他，企圖在他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東西，導致北大官方不得不出面平息這股網絡熱潮。
韋東奕的意外走紅，恰恰說明這種一心向學、毫無雜念的pure精神在現代社會中有多麼稀缺。
不僅對學術懷有赤誠之心，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聯大學子也始終秉持著一顆pure的心靈。
何兆武在講述何為「幸福」時曾這樣說道：
「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
有觀眾問徐蓓，為什麼要拍這樣一部紀錄片。她給出的答案是，西南聯大往事是一種滋養。
這些青年人，他們在黑暗年代中保有的天真與純粹，他們在漫長的忍耐中淬鍊出的堅韌與毅力，隨著那個時代的逝去而成為絕響。
我們現在也許很難想像，要有怎樣的情懷，才能將學術當做生命，將純粹當做理想。
如果把求真當做生命，當今學術界早已不知屍首幾何了。
把純粹當做理想去踐行的人，也有，但他們偶爾會出現在報道里，總是會被形容成人群中不一定耀眼，但一定孤獨的那一個。
因此，這份滋養顯得格外珍貴。
面對鏡頭中這一張張衰老但真實的面孔，我久違地對「崇高」產生了共情。
肉體終將消逝，而他們的精魂將隨著文字和影像繼續灌溉下去。
這就夠了。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470505386_100105381-s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