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瀛璐
在了解人類與流感接下來的「生死時速」競賽前，插播一個在這個春季由新冠疫情帶動的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口罩，大眾重新戴起口罩其實是一個復古潮，正是在西班牙大流感的防疫過程中，使得口罩從醫護領域走向了普羅大眾，從醫用品變成日用品。
描繪當時鼠疫暴發時醫生所穿的「鳥嘴服」
有了天花、麻風、黑死病的例子在前，人們對隔離、消毒的做法並不陌生。流感盛行期間，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官方給出的建議是臥床休息，注意飲食，增強免疫力；民間防疫療法更是五花八門。在美國，儘管當時沒有已知的預防藥或是治療藥物，但人們還是成群結隊地在當地藥店排隊，購買如奎寧和阿司匹林囤貨，甚至有統計流感期間很多人並非真正死於疫情，而是死於阿司匹林服用過量。其他的如攜帶大蒜、硫磺、樟腦，鼻沖洗，吃黃瓜、土豆等等防疫偏方數不勝數。戴口罩是唯一被官方承認的最佳防疫手段。
口罩的誕生，最初目的不是保護自己，而是禮貌他人。歷史上最早的「類口罩物」，出現於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認為俗人的氣息是不潔的，因此在進行宗教儀式時，要求信眾用布遮住臉。1275年，人們在《馬可·波羅行記》中讀到，在元朝宮殿里負責給主子送飯的太監宮女，「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此時的口罩，已經有了一定意義上的衛生概念。14世紀黑死病流行，為了隔絕屍體腐臭，人們無心插柳地用布料遮掩口鼻，雖收效甚微，也提供了靈感。到16世紀，人們喜聞樂見的「鳥嘴服」被路易十三的御醫發明，已經不僅僅是口罩那麼簡單了。「鳥嘴」以防毒面具的形式成為防護服的一部分用來保護從醫者，鳥嘴裡被人性化地塞進了除味香料並開有呼吸孔。很有想法，但一略顯恐怖，二稍顯累贅，黑死病一過就進博物館了。
口罩真正被用於醫學，是近代的事情了。隨著19世紀60年代「巴氏消毒法」的發明者、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證明空氣中存在著病原菌，能引起各種疾病，開啟了人們從細菌角度認識世界的視角。1895年，德國病理學家萊德奇注意到手術成功的病人往往在術後產生感染，他猜測是手術中交叉感染造成的。當醫護開始在手術時用紗布遮口後，感染率大大降低。此後，1897年，英國外科醫生給紗布裝上了鐵絲支架，改良後的口罩克服了呼吸不暢、易被唾液弄濕的缺點。1899年，法國醫生又在此基礎上將紗布增加到6層，並附有環形帶子可以掛在耳上。現代口罩雛形就此產生，在歐洲醫學界推廣開來。
在中國，1910年11月，一場肺鼠疫以哈爾濱為中心迅速蔓延，公共衛生專家伍連德曾在自傳中寫道：「很明顯，傳染是通過病人咳嗽和飛沫一個接一個發生，能夠阻止的辦法只有嚴格地將病人從健康人群中隔離開來……藥品沒有絲毫作用，因為這種疾病對肺的破壞太快了。」為防止飛沫傳播，伍連德發明了中國第一款口罩。把一塊外科紗布摺疊起來，中間夾上一塊藥棉，兩端剪開做綁帶，製作方便、成本低廉，防護也嚴。社會上組織婦女批量趕製「伍氏口罩」，在對抗東北鼠疫過程中功不可沒。
不同於今時今日西方許多國家對戴口罩這件事的彆扭，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間，美國舊金山由政府出面通過《口罩法》強制人們在所有公共場合戴口罩。該市市長宣稱「戴上口罩吧，它能救你們的命。對流感病毒有99%的抵抗力」。鑒於口罩供需矛盾，紅十字會也在媒體上公開要求市民重複使用口罩，稱使用過的紗布口罩在沸水中煮15分鐘，晾乾後可以繼續使用。《口罩法》還規定，疫情期間，任何居民或者到訪舊金山的人士在公共場所或者超過2人以上的活動（不包括在家）都需要佩戴口罩（吃飯時間除外），不遵守口罩令的人將被處以5—100美元罰款（在當時相當於很多人3到5個月的工資）或者最多監禁10天。
很多具有「時代感」的照片顯示了這一時期的社會心情。比如向法國進發的美軍第39團列隊走過華盛頓西雅圖大街時，每個士兵都帶著紅十字會提供的口罩。同樣在西雅圖大街，一個沒有戴口罩的人被電車司機禁止上車；在一場小職業球隊聯盟棒球賽中，雙方隊員都戴著防流感口罩；交警們戴著口罩指揮交通、全家福照片上連貓狗都被套上了口罩。
1918年大流感爆發期間，美國的一場小職業球隊聯盟棒球賽中，隊員、裁判、看台上的觀眾都戴著防流感口罩
反對戴口罩的聲音也有不少：強制戴口罩會徒增緊張氣氛、吐出來的口氣反噬佩戴者、口罩經濟會導致腐敗等等，總之，這些「若為自由故」的考量將口罩完全看成了一種安慰劑而多餘存在。事實上，數據確實表明，口罩的佩戴在流感靠噴嚏、咳嗽等飛沫傳播的環境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只不過這只是預防的一方面，勤洗手、勤通風、消毒和保持距離都是必要的。
從20世紀中後期開始至今，口罩的大規模使用次數明顯頻繁。載入史冊的歷次大流感中口罩在預防和阻斷病菌傳播方面數度扮演重要角色，從2003年SARS到2020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口罩在逐漸成為人們自我防護的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