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有許多優秀的科學家，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在當時的世界屬於首創或者處於領先地位，以至於國外在幾百年或更長時間以後才發明和發現了相似的東西，祖先的智慧之光常讓我們後輩子孫感到無比自豪，同時也是一種鞭策，激勵著後世子孫自強不息再創輝煌。

元朝忽必烈時期，為了修訂曆法曾發生了一場世界上規模空前的四海測驗和和恆星坐標觀測活動，參與其中並起領軍作用的是元朝著名科學家郭守敬。通過他的科學家團隊的努力奮鬥，不僅制定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授時歷》，還製作出精密又精巧的測量儀器十幾種。

四海測驗和和恆星坐標觀測的背後更是體現出郭守敬和其他科學家們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創新意識，令人動容，讓人無不為之嘆服。 那麼以郭守敬為代表的的科學家為什麼要放著現成曆法不用，還耗費精力製作各種測量儀器，進行四海測驗和和恆星坐標觀測呢，這還要從元世祖滅南宋後說起！

元世祖滅南宋以後，中國大一統，忽必烈重視農業生產的恢復。而當時蒙古使用金朝頒布的曆法表現極為糟糕，農業上常用節氣也算不准，江南地區用的是又是另外一種曆法，南北曆法不一樣，不利於大一統，元世祖決定製定一個新的、全國通用的曆法，更好地服務於農業生產。

至元十五年(1278年)，太史局改太史院，給印章，立宮府，掌天文曆數之事。設官院使(初稱令)、同知、金院、同金、院判等大小官吏七十多員，星曆生四十多人。下設推算、測驗、漏刻、印歷等局，各司其職。王詢為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官屬悉聽詢辟置」 。

新曆的編制工作，一是對自古以來的各種曆法進行研究，總結前人制定曆法、測量天體運行周期、測驗季節氣候變化的各種經驗，通過相互比較，找出不同曆法各自的優點和不足，以便用最先進的修歷理論指導新曆的修訂工作。二是要對天體運行進行精確的觀測和推算，通過實踐來檢驗對天體運行規律的認識，不因循守舊，不被古人的「成說「所束縛，而根據當世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新的曆法。

郭守敬(1231--1316 )，字若思，順德邢台(今屬河北)人，他畢生精力從事天文學的研究和天文儀器的創製，為我國古代天文科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郭守敬受其祖父郭榮影響很深，郭榮是一位精通數學和水利的學者，他將年幼的郭守敬送到精通天文和地理的老朋友劉秉忠那裡，嚴師出高徒，加之郭守敬勤奮愛鑽研，身邊又有一些愛好科學志同道合的朋友，郭守敬進步飛快，在天文學、水利學、數學等方面都造詣頗深，劉秉忠是忽必烈所信賴的學者，正因為如此劉秉忠推薦郭守敬到了太史局。

1279年，郭守敬在「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的廣大地區主持了大規模的四海測驗，共動用了27個天文觀測站，測量規模和強度遠超前代，加之自己動手創製和改造天文儀器更加精密，根據大量數據編出新曆法——《授時歷》，比舊曆法要精確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只相差26秒。同現在通行的格里曆(即公曆)一年的周期相同，比歐洲人確立公曆的時間要早302年。

郭守敬還極富探索精神，在恆星大觀測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成就，與同時期西方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些成就背後，郭守敬等科學家付出艱辛可想而知，沒有嚴謹的工匠精神和孜孜不倦的鑽研求索創新意識，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就具體來看下這些成就是如何煉成的？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訂曆法伊始，郭守敬便提出:「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為了準確地觀測天象，公元1279年，郭守敬先在大都城東南設計修建了一座觀測天象的「靈台」，當時是世界上設備最完善的天文台。

要將曆法工作做好，勢必要提高觀測天象的精密度，郭守敬在參考現有儀器的基礎上，開始著手創製天文儀器。在三年時間裡，郭守敬和同事們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設計研製出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和座正儀以及星晷定時儀等十多種儀器儀表。

其中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和座正儀是為了外地觀測便於攜帶，另外郭守敬還繪製了《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以便在使用上述儀器時互相參考驗證，保持科學的嚴謹性，《元史》贊這些儀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到底有多精妙，我們逐一了解下！

先來看簡儀，它是針對大都沿用的司天渾儀缺陷而重新研製的新儀器。大都沿用的渾儀是宋朝皇祐年間在開封所造，由於地理緯度的差異和年久傾斜，「規環不協，難復施用」。

而且元代以前所用的渾儀非常複雜，雖然之前的科學家，如東漢科學家張衡和唐朝天文學家李淳風對此進行過幾次改造，可以說是非常完善了。但渾儀缺陷也非常明顯，主要是其結構影響觀測的準確性和觀測範圍。

渾天儀是測定星球在天體中位置的儀器，用它測量天體的赤道坐標、黃道坐標和地平坐標的讀數，每個系統都需要有專門的環圈，互相圈套的環圈有八九個之多，每個都有一兩寸厚，很影響觀測的準確性，而且轉動不便，妨礙觀測。渾儀的環圈震復交錯遮掩了大片天區，觀測範圍也縮小了。

郭守敬化繁就簡，他發現有些星體的位置可以用數學方法來計算，相應的環圈可以撤掉。於是他把原先渾儀上的地平坐標和赤道坐標分為兩個獨立的裝置—赤道裝置和地平裝置，即赤道經緯儀和地平經緯儀，每個儀器的結構十分簡單。這種大膽的設計和製造，比1598年著名天文學家弟谷發明的儀器早300多年，此外精簡了黃道坐標，這樣就避免了環圈層層遮掩，觀測不清的弊病，擴大了天體觀測範圍。

簡儀的赤道裝置與現代望遠鏡中廣泛應用的天圖式赤道裝置基本結構是一致的。它由四根斜立的支柱托著一根正南北方向大軸，圍繞著這根軸旋轉的是赤經雙環。赤經雙環的兩面刻著度數，最小分格是三十六分之一度。赤經雙環的中間央著窺管,窺管可以繞著赤經雙環的中心旋轉。窺管兩端架有十字線，這便是後世望遠鏡上十字絲的祖先。

這樣，只要轉動赤經雙環和窺管，就可以觀測天空任何一個方位的天體，並從環面的刻度上讀出天體的赤緯數值。赤經數值則由旋轉軸南端的赤道環上讀出。緊挨赤道環的裡面，固定著百刻環，環上刻著十二個時刻，以測定時間。為了便於赤道環旋轉，簡儀還應用了滾珠軸承裝且，使之轉動靈活，比達文西發明滾珠軸承要早200多年。

簡儀的設計獨具匠心，尤其是獨立赤道裝置，對近代和現代儀器有著巨大和深遠影響。如近代進行工程測量、地形測量和實用天文測量所用的經緯儀，航空導航用的天文羅盤，它的方位角和仰角度地平裝置與簡儀屬於同一類型，美國研製的現代大型望遠鏡的赤道裝置，都可以看到它們借鑑了簡儀的設計理念。

簡儀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儀器，卻在清初被法國傳教士紀理安(當時他在欽天監任職)當作廢銅銷毀了，令人痛惜，真不知道這個愚不可及的西方人是怎麼混入大清朝的天文機構的。明朝正德(1506一1521)年間仿製的一台簡儀現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不過它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被劫走，後來雖然歸還了，但已殘缺不全。

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用於觀測太陽位置的仰儀，用針孔成像原理把太陽投影在半球形的儀面上，以直接讀出它的球面坐標值。仰儀的主體是一直徑約3米的銅質半球面，形如一口大鍋仰面朝天，因而得名。在半球的大圓面上，刻著東、南、西、北和十二時辰;半球面上刻著與觀測地緯度相應的橫縱線網。大圓平面上用縱橫相交的兩根杆子架著一塊小板，板上有小孔。太陽光線通過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個倒像，映在格網上，可以觀測太陽的位置和日食，用來測量太陽的赤經赤緯。使用仰儀無需用肉眼觀測強烈的太陽就能得到它的位置，還可以直接觀側日食的方向、虧缺和時刻。

圭表是觀側日中影長變化以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刻的天文儀器，由圭和表兩部分組成。表是直立的標竿;圭是表下端南北方向的水平尺，多以銅、石製成。每當正午，表影投射在圭面上。夏至日，太陽直射，表影最短;冬至日，太陽斜射，表影最長。因此，測量表影的長度就可以確定冬至、夏至，推算一年的節氣。

郭守敬把宋代遺留的圭表高度由原來的八尺增加到三十六尺，圭長增加到一百二十八尺，圭的刻度由尺、寸、分、厘精確到毫。表上再用兩條銅龍抬起一根很細的橫樑，使梁心到圭面達四十尺（四丈）。高表傳統的八尺加高到四丈，使得在同樣的量度精度下，誤差減少到原來的五分之一。由於高度增加，投影差別明顯，測量的精度就大大提高了。

現在河南省登封縣元代觀星台還完整地保存著當時的圭表。它由三十六方青石圭面和磚砌圭座組成，長31.19米，寬0.53米，高0.56米，石圭水平良好。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天文台建築，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古天文遺蹟之一。1961年，國務院把它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景符是郭守敬根據小孔成像的原理，創製而成，來消除高表影端模糊的缺點，提高觀測精度。景符是定影象的儀器。一塊銅片，中有小孔，用一小架子斜撐在圭面上。太陽光經過橫樑，再通過小孔，在圭面上形成了一個米粒大小的太陽像，像中間有一根細如絲線的橫樑影子，非常清晰。和高表配合使用，解決了宋代圭表的影虛問題，進一步提高了測量的精度。

為了能在夜晚也能進行觀測活動，郭守敬還創製了一種輔助儀器—窺幾，與圭表、景符共同使用，觀測者可不受時間限制，在夜晚能直接觀測星光比較微弱的恆星和月亮。

郭守敬研製的立運儀克服了古代儀器中經緯「結而不動」的不足，候極儀解決了觀測中定極位的困難，渾天象和玲瓏儀能逼真地模擬群星在天空的位置並隨天球運動。《郭守敬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

其他儀器這裡不再詳述，郭守敬設計製造的這些儀器在當時就被人讚嘆不已。「智巧不能私其議，群眾無以參其功』，當時同在太史院共事的王恂、許衡等人交口稱讚。太史令王恂是改歷的主導者，深受忽必烈信賴和倚重，一向剛愎自用，唯獨對郭守敬嘆服有加。

大儒許衡，威望頗高，但談及郭守敬，欽佩之情溢於言表:「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將所制儀表式樣進呈元世祖忽必烈，並一一指點說明。忽必烈聽得興味盎然，從早朝開始直到日暮，絲毫不知疲倦。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湯若望來到中國，看到郭守敬創製的儀表，驚奇萬分，稱郭守敬為「中國的第谷」。而被西方稱為「天文儀器之父」的丹麥人第谷比郭守敬晚出生了三百多年，我想應該這樣說，第谷是「丹麥的郭守敬」。

正是依靠這些精密的、新制的天文儀器為觀測工具，利用元朝疆域廣闊的有利條件，在全國設置了範圍廣闊的天文觀測點開展了規模宏大的四海測驗。。依次對各點的日影長度、北極出地高度和晝夜長短進行了測定。郭守敬等人根據這些觀測得到的材料，加以精密計算，先後經過四年的時間，使得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授時歷》終於完成。也正是由於這些天文儀器的設計精密、製造考究和使用方便，對我國天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提高作用。

2、

中國史上規模空前的「四海測驗」，範圍廣、測量精度高，為精確的曆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精密實用的儀器準備好了，郭守敬以科學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四海測驗」。郭守敬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古代天文學家『觀象授時』的傳統，即注重天象觀測，從大自然的運行中發現規律，藉以確定二十四節氣，指導農事活動及時進行。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上奏元世祖:「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郭守敬說的是唐代的天文學家一行在制定大衍曆之前在全國選了13個點進行過一次規模宏大的天文大地測量;而如今元代的疆域比唐代大得多，若不派遣歷官分赴各地進行實測，就不能了解各地晝夜時間長短的不同，日月星辰位置高下的差異，以及日月食的時刻差別等情況，因而就不能制定出精確的曆法。忽必烈對郭守敬的奏章十分欣賞，立刻批准付諸實施。

於是郭守敬主持並親自參加了全國規模的天文觀測工作。郭守敬同王恂等人經過仔細規劃，在原有大都、上都等5處司天監的基礎上，在元朝控制的範圍內陸續設立了27所觀測台、站，挑選出十四名監侯官，分道相繼而出，「東到高麗(今朝鮮)，西極滇池(今雲南)，南逾朱崖(今西沙群島)，北盡鐵勒(今俄羅斯境內)」，進行四海測驗。其最北的北海測景所在今西伯利亞，據推算應在北緯64度5分的地方，已在北極圈附近，最南的南海測景所當在占城(今越南歸仁市)。

據《元史》載，至元二十二年三月，「遣太史監侯張公禮、彭質等往占城測候日晷」。故可推知。其測量範圍之廣，可謂前無古人。

其中，郭守敬親自參加了上都、大都、陽城、南海等處晷景(日影)測驗。。因歲月湮沒，這些地方的測景所多已無跡可考，惟有位於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十五公里告成鎮的陽城測景所得以保存至今，是當年郭守敬途經陽城之時設計建造的，成為當時這段歷史的唯一見證。

郭守敬身體力行，不辭辛苦親自帶領人馬從大都出發，先北上上都，再折返向南，經過陽城等處，一直到達廣州和南海，歷時整整一年。郭守敬從27個觀測點鐘重點選取了6個點，與大都的觀測站一樣，觀測的項目多。其餘的21個點，有選擇性的分布全國各地，主要觀測夏至的日影長度和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日晝夜的時刻數:並測定了北極的出地高度，即當地的地理緯度。

這次規模龐大的「四海測驗」不僅涉及範圍廣，而且測量精度高。說它範圍廣是指這次著名的四海測驗，從南中國海到西伯利亞，從朝鮮半島到川滇與河西走廊。南北總長5000多千米，南起北緯15度，北至北緯65度，比唐代一行的測量範圍北緯17度到40度高出一倍還多。東西綿延2500千米，東至東經128度，西到東經102度。

測量精度高更是達到驚人的地步，從史書記載的當時所測地理緯度來看，對比現在可確定的數據，其絕對平均誤差只有0.35°，這樣的精確度實在是非常驚人的。特別是當時陝西行省的2個點，河南行省的4個點和中書省直轄地的8個點，其誤差大大低於平均值，還有2處幾乎沒有誤差。《元史·天文志》稱「是亦古人亦所未及為者也。」也就是說，郭守敬的四海測驗取得的精度之高與700年後的依靠現代儀器測量的數據相差無幾，其精準令今天的科學家也嘆為觀止。

四海測驗，主要測定了日影，北極出地高度和二分二至日晝夜時刻。在這次四海測驗中，郭守敬等人將黃赤交角由24度精確到23度90分30秒，為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數據。

這次四海測驗的因其地域之廣、規模之大、測量數據之精準，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一次無可比擬的、大規模、大範圍的天文測量壯舉，以至於到了明朝，天文學家徐光啟仍然沿用「四海測驗」的傳統名稱。法國著名數學家、天文學家拉普拉斯(1749-1827)在其著名的(宇宙體系論)一書中的天文史部分，特別提到了這次測量，認為這次測量的精度是卓越超群的。這些成就當然離不了郭守敬為代表的、那個時候的科學家和測量人員所做出的貢獻。

根據各地的觀測點得到的精準數據，太史局郭守敬和同事們根據這些數據，花了大約兩年時間，編寫了一部新的曆法，這就是「授時歷」，可以說沒有科學嚴謹的數據支持，也不可能有好的曆法，郭守敬和「四海測驗」彪炳史冊。

3、

四年磨一劍，《授時歷》計算簡單、精確度高，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使用了三百六十多年。

郭守敬繼承了我國古代天文學創製儀器的傳統，通過規模龐大、科學嚴謹的四海測驗為新曆法的制訂提供了強有力保證。

十七年(1280年)二月，歷時四年之久，王恂、郭守敬、許衡及全體太史院同事，經過多年辛勤的勞動，終於完成了新曆法的編制工作。

《元朝名臣事略》:「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

《元史.卷五十二 志第四》:「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因《尚書·堯典)中有「敬授民時」之語，世祖特賜新曆名日(授產時歷》，次年頒行全國。

郭守敬根據自己多次精密測定的冬至時刻的結果，並利用歷史上從祖沖之《大明曆》以來的6次冬至時刻的觀測資料，證實了一年為365.2425日，這與現今世界通用的格里曆所用值一樣，但格里曆卻晚了300年;《授時歷》比地球繞太陽一周的實際時間只差26秒，它以29. 530593日為一月;以一年的1/24作為節氣的一氣;廢棄了古代的上元積年，而截取近代任意一年為曆元，使計算更為簡便和精確。

《授時歷》在日、月、五星運動的推算中有所謂「創法五事」，它應用『弧矢割圓術』來處理黃經和赤經、赤緯之間的換算;用招差法推算太陽、月球和行星的運行度數，這在我國曆法史上是一大進步。此歷還給出了關於回歸年長度的古大今小變化值，算出了日行最速的時間在冬至點，與當時的地球過近日點的真日時日相密合。

《授時歷》的編制是一項規模較大的集體工作，新曆頒行後仍需整理大量觀測資料，編制各種數學用表。然而到了1282年，主要功臣王恂47歲英年早逝、許衡、楊恭懿或病退或辭歸，只留下郭守敬繼續工作，郭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整理出《授時歷》全部文稿，可謂對授時歷貢獻最大。

《授時歷》計算簡單、精確度高，根據新曆法推算出的節氣，比較準確，因而對農業生產幫助很大，完全達到了忽必烈修訂曆法的初衷，《授時歷》雖說一直使用到元代滅亡，因明朝《大統歷》基本上仍是以《授時歷》為基礎，所以《授時歷》實際使用了三百六十多年，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曆法，日本、朝鮮也引進了《授時歷》，它是西方近代天文學傳入中國以前最優秀的曆法。

4、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不默守陳規的創新意識為後世之楷模

郭守敬無論是精心創製儀器儀表，還是辛苦進行四海測驗，無一不體現出他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不默守陳規的創新意識。

前面提到對渾儀的改造和創製簡儀，郭守敬化繁就簡，敢於摒棄前人所不足，把渾儀分解為兩個獨立的儀器，將簡儀應用了滾珠軸承裝置，使之轉動靈活，又是一項大膽創新。設計獨具匠心的簡儀，尤其是獨立赤道裝置，更對近代和現代儀器有著巨大和深遠影響。

在天文學上，我國自漢朝以來，歷代天文學家一直認為黃赤交角是24°，郭守敬表示懷疑，並用研製的新儀器連續幾年進行觀測，得出23°90'30"的數值，為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數據，是工匠精神的完美體現，在古今中外科技界享有很高讚譽。

對二十八宿的距度，也是追求最大程度上的精準度。早期的單位是度，到北宋度下附有少度(1/3度)、半度(1/2度)、太度(2/3度)，但郭守敬認為這樣得到的數據仍不夠精密準確，重新測定更為精準的二十八宿距度及由此而得的諸星入宿度。

這一次，郭守敬將數據精確到了1/20度，即百分制下的5分，所測二十八宿距度的平均誤差僅為0.07度，這是當時來說精確度是非常驚人的。

郭守敬在編制(授時歷)時，還堅決摒棄了舊曆法家們所沿用的毫無實際意義「上元積年」法，而大膽創新，採用與近代類似的「截元法」。什麼是「上元積年」呢？它是舊曆法家是尋求一個所謂的「祥瑞」的計時起點，要恰逢甲子日、朔旦(朔望月的開始時刻，就是夏曆初一和冬至在同一天的夜半發生;還要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就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並見於一方。這些條件全部會齊，作為計時的起點，就是「上元」。

「積年」是從制歷這一年上推到上元那一年累積的年數。舊曆法家非常看重這個時間起點，把它看作是編制曆法、推算節氣、預測日月五星行度的前提條件，實際上這些做法不僅繁瑣而且沒有實際意義，被郭守敬被摒棄。

郭守敬認為「天道自然」，非人為推演附會所能苟合的，進行精密的觀測，就可以獲得所需要的天文數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因此，他編制《授時歷)時，就直接以當年(1280年)的冬至(古以冬至作為一年的開始)作為推算各項天文數字的起點，結束了迂腐的推求上元積年的曆元制度。

郭守敬做法和近代採用的「截元法」(截取任意一年作為元，作為計時起點)是一致的，是我國曆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其觀點和做法極富革新精神，令後人欽佩不已。

《授時歷》應用招差法推算太陽、月亮以及五星逐日運行的方法，比歐洲要早出近四百年。郭守敬和王詢等人在編制《授時歷》時，採用定、平、立三次差的內插原理編制日月的方位表，雖然他們沒有明確寫出三次差的內插公式，但在一系列的數表計算當中，可以看出他們已經充分掌握了三次函數的內插原理，並且不難推廣為任意高次函數的內插法。而在歐洲，直到1670年，英國天文學家格列高里才最先對招差法作了說明，後在牛頓的著作中(1676一1678)才出現招差法的普遍公式。

5、

「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科學巨匠，郭守敬享譽天地宇宙！

至元二十三年郭守敬繼任太史令後，向元世祖進呈了有關儀器結構、觀測記錄和整理研究結果的著作，計有:《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並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又有測驗專著(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凡十四部一百零五卷，當時都收藏在朝廷的翰林國史院裡，為我國天文學史增添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不幸病逝，享年八十六歲，歸葬於邢台縣城西北三十里郭村。其後繼有人，後人郭伯玉「精明九數之理」，明初曾參與修訂《大統歷》，並「始作珠算」，名重京師。

郭守敬在科學技術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僅在天文學方面，在數學、光學、水利學、地理學都有很高的造詣。他一生堅持不懈，親自從事科學實驗，善於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被發揚光大，一直到86歲那年他去世時為止，可謂是「春蠶到死絲方盡」，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科學事業。

無論是四海測驗， 恆星觀測 、 曆法修訂，無一不體現出郭守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敢於懷疑並修訂前人所不足和開拓創新的意識。

1970年，國際天文學會等組織作出決定，將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和太陽系一顆國際編號為2012的小行星，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

2019年1月3日上午10點26分，嫦娥四號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成為人類第一個月背軟著陸的探測器，這是我們中國人研製的探測器，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一點，我想月球背面這座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環形山，此時此刻更加熠熠生輝，光彩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