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的匣子：銅匭里的盛唐直訴制度
作者：江隱龍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文章節選自江隱龍《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華館）》，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圖為《武后行從圖》（摹本局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正統」的女皇帝，武則天稱得上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她獎勵農桑，改革吏治，拔擢賢才，廣開言路，開創了長達十餘年的武周之治；與此同時，她還是一位「發明家」——這裡說的可不是曇花一現、華而不實的則天文字，而是一樣影響了中國司法制度數百年的法律器物：銅匭。
匭，就是小匣子。當然，武則天的這些小匣子並不簡單，它背後代表著一整套匭函制度，正符合武則天廣開言路的執政理念。那麼，這些小匣子究竟有什麼玄機，居然能在中國法制史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要從武則天當政時的特殊時代背景開始說起。
中國古代的女皇不止一人，但能稱上「正統」二字的唯有武則天。即使如此，武則天對自己執政依然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所以終其一朝都大開告密之門。為了加強耳目，武則天於垂拱二年（686年）在朝堂東、西、南、北四面分置了青、丹、白、黑色四個銅匭，以收集各路情報。
這四個銅匭具有告密的功能，但其意義遠遠不止告密，而更帶有「申天下之冤滯，達萬人之情狀」的目標。四匭的形制與命名正合陰陽五行思想，同時也凸顯了武則天濃濃的個人審美與政治權威；而論其功能則不僅局限於告密，更有勸農之事、諫論時政之得失、自陳屈抑、告以謀智等。《資治通鑑》對四匭的解釋更為簡潔明了：「延恩匭」為求仕進者投之，「招諫匭」為言朝政得失者投之，「申冤匭」為有冤抑者投之，「通玄匭」為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由此看來，四匭已然是各路民情政事直達天聽的信息中樞。
銅匭設在光順門內，武則天設置了專門的知匭使院，其中知匭使進行分揀，理匭使負責進一步的審閱。文書中關係重大的直接交與武則天本人，普通事務則轉發到宰相或者其他的有關部門處理，再上奏武則天決斷。
四匭雖然顏色各異，但其基本形制均是「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以保護投書者的隱私。從政治角度來看，匭函制度或許與武則天的「酷吏政治」相得益彰，使得告密行為越加盛行；但從法制角度來看，其的確承擔了大量「通冤滯」「知民情」的職責，功效十分顯著。
匭函制度的確由武則天首創，但說這位女皇帝兼「發明家」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也不假，因為早在唐朝之前，中國曆朝就已經出現了形式各異的舉報箱，從形制與功用上來看，武則天的銅匭可以看作這些舉報箱的加強版。
不過舉報箱誕生於哪個時代，史學界尚有爭議。相對古老的說法是，中國最早的舉報箱由號稱「法家始祖」的李悝發明，名為「蔽竹」。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李悝為相主持變法，為鼓勵百姓舉奸揭凶，李悝遂在偏僻的巷道中設置蔽竹。這種蔽竹是一個圓柱形的竹筒，上留小口，民眾可以將寫有檢舉內容的竹簡投入其中。一旦查證確實，官府將「嚴律治之」。
秦朝設有公車司馬令，凡吏民上章皆由其轉達；漢朝也有「詣闕上書」的制度，但這些都不是秘密的檢舉。真正具備舉報箱功能的，要數西漢宣帝時期潁川太守趙廣漢發明的缿筒（「缿筒」與「缿筒」通用）。
《漢書·趙廣漢傳》載：「（趙廣漢）教吏為缿筒，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南朝梁時，梁武帝蕭衍正式在公車府設置了具有匭函性質的謗木函和肺石函。百姓有對朝廷的批評，可投書於謗木函；有自薦、申冤的，可以投書於肺石函。從內容上來看，兩函受理事務的範圍比起缿筒有極大的拓展並開始分類，已經基本具備了匭函制度的形式，武則天在創設匭函時，很難說沒有借鑑蕭衍的經驗。
唐朝滅亡後，匭函制度依然常見於五代諸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均有設匭函的記載。宋初效法唐，繼續推行匭函制度，直到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宋太宗趙光義改匭院為登聞院，匭函才變成了檢匣。檢與匭形制相似、功效相同，也重在「可入不可出」，《續資治通鑑長編》載：「東延恩匭為崇仁檢，南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冤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可見匭與檢無非變了一個名稱，其實質並沒有什麼區別。
宋亡後，繼而統治中原的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很多制度由此中斷，有宋一朝極度重視的檢函制度也隨之在歷史舞台上消失。明清兩朝依然有迎駕、密奏、叩閽等制度，但由南朝梁至南宋通行七百餘年的匭函制度，卻再也沒有出現。
歷朝歷代創設了林林總總的直訴形式，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底層社會的案件可以贏得皇帝的關注，從而避免官官相護的情形；而這一申訴渠道的存在同樣起到了社會安全閥的作用，讓一些社會矛盾不至於因為無處疏解而引發動盪。直訴制度因其管轄領域極廣，使朝廷得以通過個案了解到更多國情民意，實現「廣言納諫，下情達上」的目的。
不過，中國自古以來便是泱泱大國，廣大窮苦百姓能不遠千里去投匭函、邀車駕的畢竟只是少數；反之皇帝唯一人而已，其所能照顧到的領域也著實有限。直訴制度歷經二十餘個朝代的發展雖然日臻成熟健全，但其功效並不樂觀。正如《漢書·刑法志》所言：「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法律不是萬能的，如何將其效用發揮到最大，中國千年直訴制度中的經驗教訓，實在值得後人吸取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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