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王耀武是一個比較精明也比較特殊的人物，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王耀武有自己的辦公室，管著所有的學習小組組長，很多「同學」都想取代王耀武而成為功德林戰犯中的「帶頭大哥」。
王耀武這個「帶頭大哥」並不是欺壓「同學（功德林戰犯互稱同學）」的某「頭」某「霸」，而是為戰犯同學服務、幫管理人員做事的積極分子——戰犯們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改造，王耀武的正式職務，是「學習委員」。
沈醉回憶：「王耀武越來越得到幹部們的信任和同學們的尊敬，但這麼多高級軍政人員聚在一起，總有不少人對他這個委員眼紅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沈醉回憶錄和文強口述自傳）」
王耀武的地位確實令其他同學眼紅，因為在一百多名將軍級戰犯中，「權力」最大的是學習委員王耀武，「權力」第二大的是生活委員龐鏡塘，但是兩人還是以學習委員為首：戰犯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誰學習成績好誰學習成績差，王耀武有很大發言權和決定權，而龐鏡塘這個生活委員，則有點「費力不討好」。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有一間特殊的「工作室（實際是辦公室，但不能那麼叫）」專屬於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龐鏡塘和王耀武兩人有一間小房子作為他們的工作室，各組學習組長與生活組長有事開會或碰頭，便在這個房間內，別的戰犯在他們不開會時，也可以去這裡與他們聊天或反映情況。」
戰犯們反映情況，當然是找王耀武而不是找龐鏡塘，即使是找龐鏡塘，也是發牢騷挑毛病，找王耀武則是彙報自己的學習心得，王耀武匯總上報，其意義當然是不言而喻的：老王筆頭一歪，好話能變成壞話，壞話也能變成好話，雖然王耀武從來都是實事求是，但是戰犯同學們卻不能不對他保持尊敬。
學習委員王耀武領導各個學習小組長，直接由管理所負責人（所長、政委，也就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的王英光、賀春年、胡大叔、馬玉和那個級別）領導，每天學習完畢，王耀武都要召集各學習組長開一次碰頭會，各組長向他彙報學習情況，由他彙集以後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彙報。
據沈醉回憶，王耀武的確是認真負責如實地反映問題，所以他不僅得到管理所領導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學們的信任。 但是王耀武的山東同鄉、同事龐鏡塘（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老蔣任命的山東黨務一把手），顯然不具備王耀武的威望。
龐鏡塘管生活，而那些被俘的高級將領好日子過慣了，再加上我軍優待俘虜的政策，這些高級戰犯除了徐遠舉、周養浩、董益三等特務被抓時口袋空空之外，大多比較「富裕」：「因為解放軍執行不搜俘虜的政策，被俘時身上帶的財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雖暫時交管理所保存，但隨時可以取用。這些大官被俘時，身上往往帶有大量美鈔、黃金，所以花起錢來滿不在乎。每逢年節，管理所同意買些香煙糖果食物時，有的一開口便是香煙10條、糖果10斤。」
沈醉在被俘時揣了十兩黃金，被俘後又有很多「朋友」給他送錢，後來又從成希超藏在衣領、襪子裡的兩千一百美金中分得了三分之一（當年七百美金相當於六百多克黃金），所以花起錢來也毫不在乎，曾對他恨之入骨的徐遠舉周養浩，後來也吃他的最短，再也不罵他了。
戰犯中的「財主」們上報的香煙糖果數量由龐鏡塘負責統計並交由管理人員採購，再由她來分發。龐鏡塘看著上千條香煙、上千斤糖果的採購清單也十分頭痛，只好跟同學們「討價還價」壓低數量，結果引起了同學們的不滿。
被龐鏡塘壓低了購買數量，有人十分生氣地在他的辦公桌上寫了一首打油詩，直接把他氣哭了：「前有石敬瑭，現有龐鏡塘，現鏡塘想學前敬瑭，可惜學不像！」
龐鏡塘想讓管理人員核對筆跡，找出那個惡作劇者，但是管理人員認為核對一百多人的筆跡動靜太大而婉拒了。
還沒找出打油詩作者，龐鏡塘種在辦公室的兩盆山鬍子（可能是山胡椒，根能之風濕）和五色朝天辣椒又被淋上了一大杯開水，等他發現這些東西蔫了的時候，已無法起死回生了。
龐鏡塘再一次被氣哭，他知道這件事不好再讓管理人員調查，就請沈醉幫他「破案」，結果又被沈醉潑了一盆冷水：「我早不幹這行了，這種案也不必去破它，你要反躬自問有什麼地方使同學不滿才是要緊的問題。」
現在想來，龐鏡塘找沈醉「破案」是找錯了人，因為寫歪詩、澆開水這種事情，正規將軍是不屑乾的，那是徐遠舉、周養浩等特務常玩兒的把戲，沈醉不但知情，而且可能是參與者——沈醉在回憶錄中承認，他是經常去王耀武龐鏡塘辦公室抽煙聊天的。
與龐鏡塘不同，王耀武只栽花不種刺，誰又不得罪，所以他從1956年轉入功德林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一直穩坐學習委員辦公室，連縫紉組長杜聿明對他也很是客氣：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同學們經常稱王耀武為「王佐公」，卻沒有人稱王陵基為「王方公」、杜聿明為「杜光公」——蔣系高官都有名有字，取一字而稱「某某公」是尊敬，比如白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鄰）、程頌公（程潛字頌雲）。
因為王耀武很會做人做事，所以就成了功德林戰犯同學中當之無愧的「帶頭大哥」：「管理所有什麼事也由他向各小組去傳達，大家對王也很信任，有什麼思想問題不願和小組長講的，便和他去談，這就比向管理人員去談少了許多顧忌。」
王耀武第一批特赦後，每天早上再也聽不到他高門大嗓喊大家「吃糖、吃糖（王口音很重，起床聽起來就像吃糖）」，集合也不再由王耀武吹哨子——王耀武最後一次吹哨子，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9點多鐘，管理員叫王耀武吹哨全體集合時，人人喜形於色，列隊進入小禮堂，禮堂主席台上掛的橫幅「特赦戰爭罪犯大會」，那就是他們最後一次全體集合了。
王耀武離開了戰犯管理所，誰會成為新的「帶頭大哥」，這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杜聿明與王耀武同一批特赦，龐鏡塘第二年也出去了，即使龐鏡塘不出去，這個「老好人」也當不了大哥。
王陵基在所有戰犯中軍銜最高、年齡最大，但是他連自己都照顧不了，杜聿明出去後，鬍子也不知道由誰來刮，所以他只能算「老前輩」，而當不了「帶頭大哥」。
在一百多名將軍級戰犯中，沈醉的年齡屬於最小的一撥，他在杜聿明走後接任縫紉組組長，離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還有一段距離，徐遠舉和周養浩就更不用說了——這兩個傢伙在戰犯中很不受待見，別說「帶頭大哥」，連小組長都當不上。
王陵基、沈醉一個太老一個太小，不想管事也管不了事，誰來充當管理所與戰犯之間的聯絡人就成了問題，沈醉第二批特赦，後面的事情他不知道，自然也就沒寫，所以要找功德林戰犯中的第二任「帶頭大哥」，我們就只能從其他「老同學」中去找了。
在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人員名單中，我們看到了兩個十分熟悉的名字：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
黃維這個人大家都比較熟悉，他就是那個「永動機研究家」，此人一向孤僻倔強，曾經挨過董益三（原軍統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二處少將處長，康澤的部下，跟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的耳光，他既沒時間，也沒興趣「搭理」其他同學，同學們也不願意跟他打交道。
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就是文強，但是有些事情劉安國在電視劇中能做（比如煽風點火說怪話），真實歷史中的文強卻絕不會做。
文強在戰犯管理所雖然不認錯，但也沒有頑固反抗，在山東期間，他就是戰犯中很重要的負責人，他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看守員的關係搞得很好，後來所長換了人，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可能就是王英光的歷史原型），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牆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裡負責，過年過節，還寫些紀念的文章。」
戰犯管理所的很多規定，也是文強幫著起草制定的：「他們把我寫的一條一條規定貼在牆上，在我的房間裡也貼上一條。這些條子貼起來，裡面再沒有哭的了，再沒有吵架的了。還有一些年輕的管理員，有時我就跟他們講：『一方面你們當看守員，另一方面你們可以好好學習嘛，買些小學課本讀一讀，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們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學點東西嘛。』」
看過筆者前期文章的讀者，肯定知道文強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他用領導語氣跟管理人員說話，也是習慣使然。如果文強不轉換陣營，其地位會高得難以想像。
文強最後一批特赦後，也進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當專員，而且成了專員中名副其實的負責人——當時王耀武已經辭世，文史專員辦公室學習組長又全體專員選出，文強連續三次全票當選，做了十五年組長，專員們有什麼事，都是請文強跟上面溝通，而且每次都是文強出馬，馬到功成，副組長沈醉跑前跑後給文強打下手，大家其樂融融。
文強為什麼能成為新的「帶頭大哥」，除了他級別較高、辦事比較有能力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原因，至於其他原因是什麼，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可能比筆者了解得更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