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古籍人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實施，古籍資源普查工作隨即在全國展開。山東大學圖書館特藏文獻研究所開始對館內種類繁多的古籍資源做回溯建庫、目錄梳理的工作。此後十幾年間，又開展了集中詳細的普查，穆允軍和同事們參與其中。古籍整理保護幹起來全是苦活、細活，投入大，見效慢。他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從書庫里把一摞摞古籍推出來，細心拭去表麵灰塵，再一本本對著去做普查的登記目錄。

楊立民是目前特藏文獻研究所11位老師中，從事古籍整理工作時間最長的一位。1991年從蘭州大學圖書情報專業畢業後，他就進入圖書館承擔編目工作，一頭扎進了書海里。

「沒啥可講的。」頭髮花白的楊立民，剛從書庫走出來，白大褂還沒來得及脫，默默從目錄櫥中抽出了一盒紙質卡片，用它介紹起這項工作。

我們拿出一張仔細端詳，泛黃的紙張看起來有些年頭，鉛筆手寫的信息依舊清晰：木鐘集十一卷，（元）陳植撰，清同治六年（1867）東甌郡齋重刊本，四冊（一函）……

現在的圖書版權頁上都清晰記載著信息，古籍可並非如此，需要工作人員花費大量時間考證，並將這些信息製成可檢索的目錄。過去通過做紙質卡片著錄信息，包括書名、卷數、著者、朝代、版本等項目，從而清晰地反映出古籍的基本內容。計算機應用於圖書編目出現後，卡片才慢慢成為歷史。經年累月的整理工作，不會立刻看到成績，需要持久地堅持、付出。

做卡片，是許多圖書館人的第一步。「杜澤遜、王承略、劉心明三位老師年輕時，跟著王紹曾先生學習，他們就在圖書館裡做這些卡片。那真是把自己埋進書堆里，不斷查找研究。」楊立民口中的三位老師，如今可都已是古籍整理領域的頂尖專家。

「最難的就是判定版本。」一談到具體業務，沉默的楊立民話也多了。版本鑑定作為一門學問，比較小眾、冷僻。簡單來說，它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和鑑定規律的學問。同一著作，經過漫長的時光流逝，會產生不同的版本，初刻初印、初刻後印、補刻、重刻、覆刻、禁毀、散佚、批校題跋，各種情況都有。根據這些版本的差異，研究它們的特點以及產生原因，對學術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鑑別古籍版本，需要豐富的知識與經驗作為支撐，一兩年不會有多大長進，只有通過年復一年的實踐，博聞強記，才能做好。」楊立民說。

「觀千劍然後識器，操千曲然後曉聲。」古籍版本鑑定也是如此。編目人員必須目驗原書，尋找內證，查閱相關文獻，搜尋旁證，才能有所推進和完善。「多見舊本，仔細比勘。認真讀書，做好記錄。多讀題跋，積累經驗。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這是楊成凱先生的遺著《古籍版本十講》中給出的四點經驗。

工作以來，楊立民「經眼」的書籍，有幾十萬冊。判斷版本的過程，他形容很糾結。「情況很複雜，真想把每一本的版本情況弄明白，但很多時候，確實沒法很精準確定所有信息。」楊立民說，這個過程來不得半點虛假，往往只能是無限接近準確。

他舉例，判定一本書是萬曆刻本還是萬曆幾年的刻本，別看只有兩字之差，中間要經過無數次縝密的研究、與文獻研究相互驗證，有絕對把握才會加上「幾年」的信息，若有差錯，會誤導讀者。而有的古籍即便當時判定了版本，多年之後，發現了新的信息，還會繼續修訂更正。

海量的古籍和目驗，方能達到業內所說的「觀風望氣」，一眼把古籍「看透」。「每看到一本珍貴的古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楊立民說，常年與古籍接觸，就像是和古人「神交」，讓他感到幸福。

今年6月，歷經10餘年完成的古籍普查成果彙編《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面世。山東大學圖書館在2020年制訂了「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文獻系列」整理出版計劃。目前，《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30冊）、《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說唱文獻叢刊》（140冊）已經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正式出版。

眼下，最讓穆允軍與楊立民等感到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了古籍整理保護的隊伍。團隊中90後於天指負責建設特藏數字化平台，成果惠及更廣闊的群體。「生生不息的力量加入，也讓泛黃的卷冊重獲生命。」穆允軍說。

校—

2023年夏天，「讓大英博物館文物回家」的話題屢屢衝上熱搜，網友深情呼喚，期盼珍品歸家，赤子之心引發強烈共鳴。

據記載，我國的古籍（即漢籍）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即開始外流至日本等周邊國家。特別是19世紀中期後，英國、法國、俄國、美國、日本等列強在對華侵略戰爭與經濟、文化交流中，又從中國搜集、掠奪了大批珍貴漢籍……經初步統計，境外現存漢籍約187.5萬部，其中不乏中國大陸缺藏的漢籍品種或版本。

我們不禁想：那些流失海外的漢籍如今身在何方？它們能以怎樣的面貌回家？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找到了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唐子恆。這位古漢語語法學、詞彙學、古籍整理領域的知名學者正在參與的「合璧工程」，就是由山東大學牽頭，致力於把中華古籍的「海外半璧」請回來。截至目前，「合璧工程」已與近百個國家的千餘家藏書機構建立了合作聯繫，遴選並複製回歸稀缺漢籍1600餘種。

合璧工程包括境外漢籍調查編目和複製影印、境外漢籍精華點校整理、漢籍與漢學研究、資料庫建設等幾方面的工作。唐子恆是精華點校團隊的專家。

點校整理，是在對境外中華漢籍進行調查編目和複製影印基礎上，通過標點、校勘等形式開展對回引的境外中華漢籍精華的整理，出版《漢籍合璧（境外）精華編》。

「一方面，古代典籍的流傳，起初一般是通過手抄實現的。張三寫的，李四借回去抄一份，王五又借回去抄一份，其間很可能抄錯。一來二去，不同抄本的內容自然會有差異，或產生衍文、脫文或其他訛誤。再後來，在不同抄本基礎上雕版印刷，不同版本之間也會有各種差異。另一方面，古籍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會受到兵燹、蟲蝕鼠咬、自然災害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有些可能破損或散失，流傳下來的各版本也會產生諸多變化。如今收集回來的漢籍，我們就用國內的其他版本來作參考校勘，確認哪種表述更符合古籍的原貌，或哪種表述更好。如果回歸的古籍在大陸已經失傳，就要儘量尋求現有其他有關典籍，進行校勘，確保整理對象的客觀和整理工作的嚴謹。」唐子恆說。

他從包里拿出正在審讀的《季漢紀》整理稿。這部書由清人趙作羹撰寫，底本是稿本，由中國台灣的文海出版社影印發行，是一部講三國歷史的文獻。趙作羹作此書參考了《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後漢書》以及《晉書》等大量歷史資料，文中不乏直接照搬的段落，甚至還拿《世說新語》等書的內容添添補補。「這倒提供了不少線索，可以找來這些書來進行校對。比如，講到呂布，就翻看《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比對看準確與否。」他說。

聽上去有些像破案！唐子恆聽我們這樣說也笑了。「是要有些追溯的功夫！一來，整理者對相關文獻資料得熟悉，核對起來有憑有據；二來，歷史文化常識底子也得深厚。古籍中避諱的現象很常見，比如將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改作『人』；避漢文帝劉恆諱，連月宮裡的恆娥，都先後被改作『姮娥』『常娥』『嫦娥』。語言變化往往滯後於社會變化。後人可能無法理解某些風物名稱的變遷，整理者會為此作注說明。」

古籍整理需要一字一字仔細斟酌。古書一般用繁體字，如果繁簡字之間的關係不能處理好，也容易出現問題。唐子恆舉了幾處常見的錯誤——

征、征混用。它們原是兩個不同的字。「征」用於表示「宮商角征羽」五音之一時讀zhǐ，不簡化作「征」。「征」在古書中的常用義為征伐或遠行。而「征」讀zhēnɡ時常用義為徵兆、徵求或象徵等。

於、於混用。「於」「於」大多數情況相通，但「於」不能代替「於」的全部意義，「於」作為動詞詞頭如「鳳凰于飛」的「於」，不通「於」。作為姓氏的「於」也不通「於」。「於」也是姓氏，但和「於」不是同一個姓氏。而且「於」還讀wū，和「於」不是一個字。

推敲的過程，工程量極大。「漢籍的題材廣泛。我看過的《美人鏡》，介紹的是硯台的種類、產地和有關軼事、詩、賦、銘、贊等，讀著順暢，點校難度不大，但注釋中徵引了大量有關資料，搜集起來需要下不小的功夫。前面說到的《季漢紀》，由於涉及許多歷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等，斷句的難度就很大。《天象玄機》中，天文曆法的內容就有些專業，整理者需要具備相關知識。還有的典籍涉及史學、哲學等等方面。我在審讀處理這些稿件時常常深感自己知識的匱乏。」唐子恆說，「我一天看六七個小時的書稿。有時就卡在一個字、一個標點上，查資料核對，甚至一兩個小時也找不到『出口』。再返回來仔細研究上下文，非得搞精確不可。一旦有線索追下去，也常常忘了時間。一本難啃的書，要花一個多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讀完第一遍，把校對結果反饋給整理團隊修改後，再拿回我這兒來審讀第二遍。有時一部稿子整個審讀過程甚至長達兩三年。」

就是這麼一個字一個字地破解，一部書漸漸順下來，成就感倍增。從2019年參與工程以來，唐子恆已經點校了《黃帝內經素問校義》《孟子集成》《借樹山房詩草》《〈經學隊仗〉校注》等數百萬文字。到目前為止，精華點校團隊已立項漢籍整理160種，完成校對整理71種，第一輯校對整理的10種海外回歸漢籍已在2023年下半年出版。

「我們要盡最大可能消除可能存在的差錯，古籍才能以更完美的模樣呈現在世人面前，為學界的有關研究提供可信可靠的參考資料。」唐子恆說。

傳—

關於《永樂大典》，有段魯民贈書的佳話。

1983年，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收到一封來自山東掖縣(今山東萊州)圖書館來信：「我縣收到一本《永樂大典》，是卷之三千五百十八（正文缺三頁）和卷之三千五百十九（存十四頁）。因書的前後都殘缺，序、跋、目次全不見，請早日回復」。專家們迅速前往當地，經鑑定，竟然是國寶典籍《永樂大典》嘉靖副本，門制類全帙30卷中的前2卷的殘卷本。

《永樂大典》纂修於明成祖永樂年間，全書共計11095冊，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完成後僅保留一部「永樂正本」。嘉靖年間又重錄一部「嘉靖副本」。接下來的600年中，正本不知所蹤，副本慘遭浩劫，現今僅存800餘卷且散落於世界各地。

山東掖縣(今山東萊州)出現的這兩卷，是程郭鎮高郭莊村孫洪林家祖輩留下來的，孫洪林的老姑奶奶一直用它夾鞋樣，還剪掉了書中天頭地腳沒有字的部分。萬幸，老人家雖不識字，但承襲家風敬字惜紙，使此冊《大典》的內容得以完整保存。孫家將此書捐獻給國家後，專業修復人員對其復原。而國家典籍博物館還請來銅雕大師朱炳仁，從這「門」字冊中的「凌花雙龜背圖」中，提取出凌花元素，重新解構組合，設計了今天國家典籍博物館的大門。

告訴我們這段「奇緣」的，是位元組跳動的工作人員。這讓我們很驚訝：難道網際網路人也成了古籍人？

這是因為——早在2021年6月，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位元組跳動聯合設立古籍保護專項基金，首批1000萬元定向用於開展古籍修復、人才培養、古籍活化與數字化等公益項目。歷時兩年，該基金資助的104冊件古籍已全部完成修復。也是通過基金支持，《永樂大典》「門」字冊、「湖」字冊等得以順利修復。

這個項目在全國範圍內的10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推進，山東省圖書館也在其中，藉此修復了該館館藏明萬曆凌氏刻朱墨套印本《楚辭》。「它是在濟南五三慘案中，被榴彈片穿透的戰損古籍，紙張厚而緊密，有一定光澤度，經檢測發現是100%的純竹紙，我們就配兩種紙來修復，又發現紙張遇水伸縮變化很大，便採取干補方法，然而這書又是經彈片穿透的，書頁的破損邊緣因為熱度的作用很難剝離，我們又想到用毛筆蘸水，輕輕潤濕，再慢慢揭……」山東省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古籍修復師楊林玫向我們細細講述。2023年5月16日，修復完成的《楚辭》亮相「同心護珍寶 聚力續華章——『位元組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成果展」，大放異彩。

止於此，修好的古籍也還是離我們太遠。看我們「不滿足」，位元組跳動的工作人員又解釋，如今「北京大學—位元組跳動數字人文開放實驗室」推出古籍數字化平台「識典古籍」，免費向公眾開放，真正實現了觸手可及。

古籍的數字化整理主要依賴人力。但據統計，全國各高校、社會層面從事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的人才不足1萬人。要將現存古籍全部修復整理出來，可能需要三百年。如今，在把大量數據灌輸給模型學習的基礎上，可以通過OCR文本識別技術，對古籍影像里的生僻字、異體字、豎行字、各種批註等，進行單個切分、文字識別、順序識別，在編碼後被轉換為計算機語言，通過計算，文字被打上標點並輸出，從而實現無障礙看圖識字。

另以《永樂大典》為例，依靠Web3D、光影還原等交互技術，數位技術不僅實現了對其原貌進行還原，還讓用戶可以身臨其境地「觸摸」《永樂大典》。用戶可以通過翻頁、旋轉、拖拽等方式，直觀感受《永樂大典》開合狀態、紙張材質、內部樣式等。用戶點擊「閱讀大典」進行原文閱讀，可以進行繁簡轉換、高清底本對照、查看引文等，從而更加高效順暢地讀懂《永樂大典》內容。

講到這兒，這位科技達人讓我們拿出手機，表示刷刷螢幕也能學古籍知識。我們動動手指，果然——

位元組跳動公益聯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敦煌研究院、國家圖書館、甘肅簡牘博物館，與PICO、抖音共同打造「古籍尋遊記」，以VR互動紀錄片為核心，依託PICO的6DOF交互技術以及視頻雲的光場掃描技術還原「古文獻四大發現」——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檔案，讓用戶以更沉浸的方式體驗古籍記載的歷史；抖音、今日頭條、西瓜視頻等同步上線「尋找古籍守護人」活動，邀請專家學者、文化名人、平台創作者等，通過說書、復刻美食、插畫等方式講述和演繹古籍故事，截至目前，視頻累計播放量已超過25億次……

我們不禁感慨，虛擬網際網路世界，反而讓古籍變得更加真實了！

愛—

古籍人堅守與創新的力量源自哪裡？探尋中，我們找到了答案：是熱愛。這份愛，代代相傳。

「醫生救人的命，我們救書的命，是為古書『續命』。」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說。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已有40年的他，致力於讓湮滅的典籍重新浮現人世間。

1983年，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山東大學是第一批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高校之一。1985年，杜澤遜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又順利考上了學校古籍所的研究生。1987年畢業留校，杜澤遜在古籍所工作，成為王紹曾先生的助教，由此開啟了與古籍的「長相廝守」之路。

杜澤遜對這份工作有濃厚興趣。他說，「可以從古籍上看到古人的活動、情感，他們的審美、政務活動。古籍也反映了國家的治亂興衰，把價值觀傳遞給我們。這可不是一般性的知識，而是精神的載體。」一想到這些，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就變得不再枯燥單調，反而鮮活而有趣。

「續命，不僅僅在於物質本身，而是精神的傳承，這也是古人寫書想要達到的目的。」杜澤遜始終認為，為古書續命，責任重大。整理古書，是給現代人看的，如果不去做這些工作，那它們走向讀者、研究者的路徑就不會那麼通暢。

前不久，山東大學「學術人生大家談」學術活動第一期在中心校區舉行，杜澤遜作為嘉賓暢談學術生涯和學術經歷，我們旁聽了整場兩個多小時的內容。

他全程著重講的，就是有師承的「古籍之愛」。

「我的學術生活，說白了就是整天干項目。」杜澤遜說，自己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是王紹曾先生主持的古委會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一干就是7年。工作地點先在山大圖書館古籍部，後期移到古籍所資料室。參加編纂工作的前後還有張長華、沙嘉孫、苗同圃、劉心明、王承略等同志，但始終是王先生親自主持並親自動手編纂。年逾古稀的王先生每天早起晚睡，匆匆行走於圖書館、古籍所和寓所之間，與項目組一起工作，遇到問題隨時商議解決。《清史稿藝文志拾遺》1993年完成，2000年才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該書也被視為史志目錄編纂史和清代文獻目錄編纂史上一個里程碑。「在參加這個項目的7年中，我學會了一門學問：目錄學。」杜澤遜回憶，當時王先生陸續給他開了書目，足有100多部，還讓他細讀寫提要。真難！但也著實夯實了業務基礎。

甘於寂寞，項目一干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這是杜澤遜的工作常態。

優秀傳統文化存在幾種表現形式，其中最系統、最豐富的便是書。在汗牛充棟的典籍中，現在有標點的古籍還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大部分還沉睡在圖書館裡。《四庫存目標註》是杜澤遜的代表作，傾注了無言的付出。

1992年，杜澤遜在北京辦事期間買到一部《四部全書附存目錄》，線裝本四冊，花了八十多塊錢，按照當時的物價價格不菲。「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又跟著王先生做《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學術方向可以說是目錄版本學、四庫學。」杜澤遜買這部書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從事《四庫存目標註》，他把書帶回濟南，嚮導師們彙報，得到了一致支持，立刻買了十幾個硬本子，與愛人程遠芬分工整理。

後來，受到傅璇琮先生的推薦，杜澤遜前往北京大學參加了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項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工作，任項目總編室主任，一干又是四年。其間，他過目《存目》善本5000餘種。前後十幾年的時間，《四庫存目標註》工作一直沒有斷，直到2005年才全部完工，交給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並於2007年1月出版。

探索與熱愛，還在向下傳遞。

歷代典籍中最核心的是什麼？在杜澤遜看來，第一名是《十三經註疏》。山東大學中心校區文史樓220，是《十三經註疏匯校》的辦公室，被大家稱為「校經處」。走進去，滿眼書籍堆積如山。杜澤遜曾估計，如果有一個人一門心思全撲在上面去做，完成這個項目需要450年。而今，他組建團隊，帶著學生們正攻堅克難。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是同學們眼中的杜老師。叢方怡是杜澤遜的研究生，每天去校經處就是她的日常。「杜老師經常工作到凌晨，不到八點又準時到校開始工作。他常告訴我們，做學問不和別人比，只需不斷和自己比，是不是足夠勤奮、有沒有積累。」叢方怡說，正是老師的言傳身教激發他們不懈鑽研。像一輩輩古籍人一樣，懷揣敬畏、秉持熱愛、把握嚴謹，奮力翻越眼前一座又一座的學術高山。這樣的能量會傳遞、會播散，我們也相信，在前輩、大家的帶領下，未來，古籍整理和所謂『冷門絕學』的距離會越拉越遠，有更多人會在這片華夏民族的精神沃土辛勤耕耘，讓傳統文化兩創結出更豐碩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