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南開大學建校100年。過去有學問的知識分子，總想自己辦所大學。按照個人的教育理念，培養出優質人才，是他們的理想。辦學校難不難？應該說難於上青天。選擇校址，配備教學設施，制定校內規章制度，選擇教師，確立課程，生源等等，辦學問題可說是無小事。然而即便再難，也仍舊有人視之為畢生要達成的目標。為此他可以秉承「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心態，認準這條路，不回頭地走下去。
1950年10月17日，是南開中學建校46周年校慶。全校師生沉浸在歡騰里，為這所歷經飄搖風雨，如今好不容易得到的歲月靜好，報以無限感激。然而，他們最應該感謝的，也是全場最應該出現的面孔，此時卻不在。
1年後，1951年2月23日，師生們得知他的死訊，他死時，口袋裡只有坐電車找給的7元4角零錢和兩張舊戲票。
低調舉辦的追悼會上，來者不多。從前來悼念的幾人口中，可得知他死前仍存有未了的心愿。這些悼念者，多數和南開中學或南開大學有關。他們趕來送他最後一程，淚水漣漣送這位南開的老校長張伯苓，他幾乎把此生全部心血，都給了一手建起的學校。
張伯苓的學生黃喻生難以抑制內心的悲慟，他說出了在場或不在場的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他悲傷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假如張伯苓地下有知，希望學生這句感人肺腑，滿含理解的話語，能給他帶去些許安慰。
張伯苓
為什麼對南開建校最有功勞的他，卻不能參加校慶？此事還需回到1949年抗戰勝利後。當時已經73歲的張伯苓面臨著留在大陸，亦或飛往台灣的抉擇。蔣介石和周恩來都向他發出邀請，最後張伯苓選擇了交情更親密的周恩來。
起初一切無恙，後來因為昔日在國民政府就職，隨之而來的便是與南開中學和大學的「隔絕」。儘管最初建校時，作為私立的南開大學，一切花銷都靠張伯苓和幾個朋友強撐著，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但是隨著南開在1946年被改為國立大學後，張伯苓與它千絲萬縷的關係，仿佛也因此削弱了不少。
除去和他一起從建校時期，攜手與共的朋友，旁人很難體會校慶那天，被拒之門外的他會有怎樣的心情。一切就如喻傳鑒所說，張伯苓所做的都是為了南開，無論他在何處就職，為的只是能辦好教育。他並非官迷，志也不在仕途。早在他還是學生時，就已經深知教育對國家的重要性。
學生時代的張伯苓，就讀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當時的教課老師也是日後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嚴復，嚴老師頭腦靈光，教學方法並不死板，他既給學生教授課本上沒有的新知識，還告訴他們「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道理。
張伯苓所學的專業是輪船駕駛，原本對這個專業他頗有興趣，但是當他親自上船體會時，聽到那些有關北洋艦隊，如何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受屈的言論，看到船上的海軍們一副魂不守舍的鬆散模樣，一時悲從中來，這是輪船兩字帶給他的第一次絕望。
第二次絕望發生在1989年，清政府被迫和英國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當天，由張伯苓所在的一條名為「通濟號」的船，負責送清廷官員去威海衛。張伯苓眼見著清朝的黃龍旗被英國的米字旗代替，那種羞恥和不甘，令他無處發泄。他看著英國人威風凜凜，在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再看清廷官員，無精打采，一副末日黃昏的喪氣。從那刻起，張伯苓清醒的意識到，教育比所謂輪船駕駛重要得多。倘若沒有健全的心智和豐沛的知識，在任人宰割的局面下，一切海域都歸於他人，我們又到哪裡去神氣活現的駕駛船呢。
於是他果斷的選擇退役，不久後便欣然接受了嚴修提出的來私塾做老師的要求。早在張伯苓開悟之前，嚴修已經意識到教育有多重要。他在日本考察期間，便已決定將來要辦一所現代化學校。只不過在他遇見張伯苓時，這所學校還暫時是私塾的形式。學生並不多，地點是嚴修家裡。
一開始嚴修只是想讓張伯苓來教英語，結果他發覺此人很是博學，索性就讓張伯苓一人教授多門。孩子們都很喜歡張老師，學習的積極性自然很高。久而久之，願意找張伯苓教課的人越來越多。一些有錢人願意出資幫助張伯苓和嚴修做教育，就這樣，也就隨之成立了日後的南開中學，由張伯苓擔任校長。
從起初只有5名學生，到超過1000名學生，張伯苓功不可沒。但他沒有就此滿足，因為建立南開中學只是他的小目標。
實現了小目標，接下來的大目標總算提上了日程。為了辦一所合格的大學，已經41歲的張伯苓又回到了學生身份。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求學，學習美國先進的教育制度和理念。
學成之後的下一個難題，一個字——錢，顯然不是靠自己就能解決的。他只好四處籌借，好在朋友們還算慷慨。於是乎，1919年，南開大學正式成立了。建校的問題解決後，接下來是師資力量。張伯苓私下裡找來各路英才，比如梅光迪、竺可楨、蔣廷黻、李系等，這些人要麼是哈佛大學、克拉克大學等知名學府畢業的博士，要麼是已經在美國各大學擔任教授或副教授，大家齊聚南開，儘管南開當時是私立學校，給大伙兒的工資並不高。但是因為這裡良好的學術風氣，學生們也都很努力，自然留下人才不是問題。
當時梁啟超、陳寅恪、胡適等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南開。美國羅氏基金團派員來南開聽過課以後，決定捐款12.5萬元，為南開建科學館。理由很簡單，南開的教育水平值得投資。他們看中的正是張伯苓的教學理念，他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八字校訓。這裡的「公」，指的是「大公」，而非「小公」，也就是集體利益為重，杜絕自私自利。要將學到的本領用於報效國家，服務社會，這是胸懷天下的體現。至於「日新月異」，是從發展變化的眼光來看。要求南開學生能夠打破常規，在思想上與時俱進，如此一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南開才能不斷有新鮮的血液注入。
南開大學也的確是所令人矚目的學校，我們熟知的周恩來、曹禺、吳大猷等人，都是畢業於南開。他們都很敬重老校長張伯苓，敬仰他的廉潔無私，一心為教育。張伯苓追悼會當天，儘管外界並沒報道，但是周恩來確有趕來送老校長一程。他是南開人，最清楚張校長的為人。張伯苓終其一生只是校長的思維，而非官員。
早在做嚴修家的私塾先生時，張伯苓就意識到在健全智力之外，學生們的身體素質也格外緊要。因此除去日常在教室的學習，他也會帶學生去戶外，教他們跳高、跳遠、打球......豐富多彩的課餘活動，也就是我們小時候很喜歡的體育課，是張伯苓的首創。在他看來，死板讀書最為人厭惡，「寓教於樂」應當被推崇。
有了做老師時的經驗，他繼續將這一傳統發揚至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儘管建校初期學生不多，但是供學生們體育活動的場館可真不少。不僅各種運動器材俱全，還都是從美國進口的最新式設備。張伯苓要求每周必須保證3小時體育課，且體育課的分數要計入最後的考核分，體育考試不合格的學生，同樣不能畢業。學生們的運動積極性很高，南開大學的籃球隊和足球隊在當時是很是有名。
他們最令人振奮的舉動，莫過於1932年在天津的河北體育場，舉辦的華北運動會上，南開學生手持小旗，用旗子組成「勿忘國恥」和「收復失地」的字樣，一時間全場熱淚盈眶，看台上的觀眾紛紛起身為他們鼓掌，並跟隨他們一起吶喊。學生們的這一突然舉動，讓在場的日本駐津總領事怒火萬丈，憤懣離場。在他身後，吶喊聲依然震天。這是學生們的自發行為，事先張伯苓並不知情。在他目睹這一切後，只說了三句話：「你們討厭」；「你們討厭得很」；「下回還那麼討厭」。這正是張伯苓希望培養出的學生，他們有思想，有魄力，有膽識。這才是南開精神，國難當頭，一心護國。正是南開這股精氣神，激怒了日軍。1937年的轟炸行動中，南開中學和大學都沒能逃過日軍的猛烈轟炸。
張伯苓對體育事業的推崇，不只體現在教學設置里，他的目標是中國體育能走出國門，早日出現在奧運會的賽場上。這個念頭還要從1904年說起，這一年正值美國聖路易斯奧運會，張伯苓被各國平等競爭的奧運精神震撼。他在1907年天津第五屆聯合運動會的閉幕典禮上，提出：「中國人應該加緊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也出現在奧運會賽場上」，這句話絕不是想當然，而是早有預兆，他是中國提出積極參與奧運會的第一人。
提出想法的張伯苓，並沒有擱置想法，而是在用實踐做證明。1932年，中國奧運第一人終於有記載可尋了，他叫劉長春，短跑運動員，在洛杉磯奧運會的賽場上出現。四年後，德國柏林舉辦的奧運會上，中國隊組成141人代表團，這一次較之四年前的參賽人數，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抗戰勝利後，張伯苓又提出中國應該申請舉辦奧運會，這一提法在當時只怕是多數人不敢想的，唯獨張伯苓有信心。
如今我們早已經實現了張伯苓早年的預想，儘管在時間上比他所提及的晚了些，但這至少證明張伯苓的遠見。從早期在私塾做老師到日後辦南開中學和大學，他的思想始終是超前性的，不囿於窠臼，用日新月異的發展眼光，一步步踐行著自己的理念。他為人公正無私，廉潔正義，無愧於受到無數師生的敬愛。
他也曾面對重重困難，但每次他都相信成功的終將到來。他說：「成功的經驗在於騙自己。」所謂騙自己，實則是在給自己信心。我們由內而生的信念，無論看多少人的經驗，終歸是得益於自己。張伯苓一次次克服自我身上的弱點，儘管晚年的生活並不如意，可那些並非他個人所致。無論何時，他都可以說出那四個字：無愧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