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76年伯格曼獲得歌德獎時的答謝詞，原文為德語，文章中伯格曼闡述了流亡德國的想法。由約翰·哈格斯特姆［John Hagström］翻譯成瑞典語。
1976年8月28日，法蘭克福市長魯迪·阿恩特向伯格曼（左）頒發歌德獎（攝：Manfred Rehm via Getty Images）每個人都有夢想、慾望和需求[瑞典] 英格瑪·伯格曼王凱梅 譯
6月14日，有一個國家向我頒發了工作和居住許可，9月底，我將前往巴伐利亞電影廠，準備開拍我在瑞典之外的第一部長片。自2月中，我在執導慕尼黑公民劇院排演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今天，我在法蘭克福，接受一份深深感動我的獎項：歌德獎。我以58歲的新手身份登上德國文化舞台，對我的個人發展和藝術成就這都直接或間接地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我愛瑞典，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瑞典，至少不會自願離開。而今我的流亡從表面上說算是自願，但實際上完全是被逼迫所致，我無法接受在一個官僚主義的代表對我進行公開、不公正的羞辱的國家繼續工作（進而無法繼續生活）。
儘管如此我並無怨言，我的不幸依舊是發生在舒適的環境中，我也只是心靈受傷，無法與那些世界其他地方為了民主之名而被迫逃亡的人所經歷的苦難相比。這裡，我想藉機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要對慷慨友善接納我的國家表達謝意：我希望能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發揮創造力和引發爭議的能力，回報這份慷慨。和所有初次亮相的新手一樣，我也為自己的第一次而感到不安，就在最近我還做了一個夢。
在夢裡，我踏上朝聖之路去給一位過生日的詩人送信。我在下午茶的時間，在一個灑滿春光的精緻的小花園裡，找到了詩人。詩人正被八位不同年齡，姿色爭奇鬥豔的美女圍著，看見我後他立刻熱情地表示歡迎，聽說我就是那個獲獎者，他即刻表示祝賀。我被邀請到擺滿漂亮餐具的餐桌前入座，詩人禮貌又帶些傲慢地問我來訪的目的，我結巴著把我的任務傳遞給詩人。詩人聽完，露出譏諷的笑臉對我說：「我的國民一向篤信事實和哲學，這是法蘭克福人的天性。正好現在離你上台表演的時間還早，何不把你的本事給你的新朋友們展示一下呢？我建議你最好是越具體越好，來吧，把你的看家本領都抖出來，就像那些在遊樂場和集市上擺攤的賣藝人一樣，讓大家瞧瞧你的真本事吧！」
我向他致謝，接著告辭，詩人跟著我走到花園門口的白色柵欄前，他停下來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看著我說，「今天早上我剛和我的墨西哥老友進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老先生人真好，至少有950歲了，他剛好寫了一首詩，我來給你讀這首詩的第一句吧：『真正的藝術家是用心來對話的』。」
我從夢中醒來，連忙把詩人的兩條建議寫下來：越具體越好，真正的藝術家是用心來對話的。
Erland Josephson and Liv Ullmann in Viskningar och rop (1972; Cries and Whispers ), directed by Ingmar Bergman. (1973 New World Pictures Inc.)
我想了一下，對我來說，做到具體要比用心來對話容易，那就從具體開始吧。我打開隨行帶來的行李箱看看，行李箱裡面亂糟糟的，這不僅是因為裡面裝的東西亂七八糟，還因為我是在慌亂中匆忙上路的。
行李箱的最上層和往常一樣是一堆文字，有的只是零星短句，但好多已經組成有含義的句子了。文字不能拿給人看，我一向對文字保持懷疑，它們總是在你需要它們的時候不在手邊，躲在角落或像嗡嗡的蒼蠅在天花板上飛。
接下來是我的思想，不幸也同文字一樣是一團亂麻。也許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思想，所言即所思，沒有獨創，不夠清晰。我缺乏邏輯，不會辯論，思想混亂，自相矛盾。不行，我的文字和思想都拿不出手，我的生命的旅行箱中裝滿了感情、情緒、夢和圖像。
它們時不時地凝固成某種姿態和情境，我聽得到它們竊竊低語，語言被講述出來，臉在幽暗中轉向我，宏大故事和細小 情節都變得清晰起來，爭相出場。直覺的燈柱照亮隱秘未知的國度，試圖找到出路。它們共同守護、探尋、講述、收集、分析、警告、激勵、揭露、傾聽……直覺行動果斷，來去自由，從不接待訪客，也無法形容。
這時我注意到行李箱中有一件一手可以握得住的東西，是一件我身體感覺舒服的東西。我和我的演員朋友們一起彎腰拾起的是這些文本：斯特林堡、易卜生，為什麼不是歌德或者其他的大師呢？我們朝裡面窺視，傾聽詩人的心跳，在他詞語的喘息間努力去理解文字的構成。突然間，我們茅塞頓開，自然而然地闖入了詩人的世界。我們相互交流，激動地把彼此的發現傾訴給對方，我們明白了：感情、氛圍、夢、記憶、希望……看，這些就是我旅行箱裡的東西。我不是一個分析型的人，我憑的全是直覺，有時候一件事先讓我興致勃勃，之後馬上會黯然神傷。比如，如果有人問到我怎麼看待藝術審查，我可能立刻會變得焦慮起來，因為我想到的是這件事的兩方面：首先我肯定會很高興，藝術能讓一位官僚感到如此害怕，以至於要發個禁令把它給斃了！語言可以如此危險，圖像能夠如此不檢點，作品對無政府主義的擁護會引發現實中的讀者去模仿，總之，我很高興藝術還有這樣的力量，能夠嚇倒一個或幾個官僚。可是同時我也感到不快，一個對藝術家進行審查的社會，不管是偶爾為之還是一貫如此，都是一個停滯落後的社會。那些小小的通知，被畫掉的句子，被剪去的圖像都是社會肌體上的傷疤。這些傷疤極易感染，侵入整個肌體直至病入膏肓。
再回到我的旅行箱，箱底藏著個龐大的怪傢伙，那是恐懼，讓我來說說恐懼吧。在所有工業化國家、大公司、大企業和機構，我們都能感受到個體情感被視作是對公眾秩序的危害而被消解、抑制和羞辱。技術官僚將個體縮減成一個個可以輸入電腦的數據，或許我們這個苦難的世界需要技術，或許我們越來越複雜的官僚制度對於管理日趨紛雜的人類社會也是必需的。更加全面的集體主義一定是社會進步的前提，但問題並不是這種力量的存在，而是我們缺少對這種力量危險性的認識。
Ingmar Bergman (L) and Federico Fellini in 1969. (Photo by Keystone-France/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今天的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是政治性的人，我的許多同事已經投入社會鬥爭的行列，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道德立場的問題，是必須站隊的問題。其實讓我不解的是藝術的政治性怎麼會被忽視掉，因為即使是非政治性的藝術中也不可否認有這方面的訴求。無論我們的社會結構如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外界的關係是不會改變的，包括各種形式的愛，生與死的困惑，信仰與懷疑，孤獨的痛苦和感官的快樂，無由之恨，無緣之惡，遊戲之慾望、片刻之柔情，痛苦的不明之故，夢想與希望——這個世界充滿了不斷變化增長的秘密的情感和苦難。
強調藝術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表達這些往往被壓抑和麻木的情感，這不免顯得平庸，但是藝術不應只是追逐發展變化，表達時間性的東西，藝術應該表現那些永恆的問題。
我的恐懼是關於被消耗的情感，那些沉寂中的人們隱藏的無言之苦。我相信——至少我願意相信——電影的最大使命就是為觀眾豎起一面鏡子，讓人們在裡面看到自己和他人，看清人性中最隱秘的情感，那些我們社會中站在強勢地位的人竭力想去否認的情感。
最後，社會不是一個集體的抽象概念，社會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組成的，每個人都有夢想、慾望和需求，每個人都有一顆心。這就更需要藝術家用心去對話，才能聽得懂另一顆飽含著傷感和渴望的跳動的心講述的模糊和隱秘的語言。這是藝術家的權利，更是他的責任。
選自《我們都是馬戲團——伯格曼文集》，雅眾文化｜中信出版集團，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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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享譽全球的電影、戲劇導演，作家、編劇。1918年7月14日出生於瑞典的烏普薩拉，2007年7月30日在法羅島的家中與世長辭，享年89歲。
伯格曼活躍於影壇、戲劇舞台超過60年，一生編劇、執導60餘部電影、170餘部戲劇。他曾榮獲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多項國際電影大獎，被譽為「導演中的導演」「電影界的哲學家」「作者電影第一人」。在文學領域，伯格曼也有著極高的造詣，因其戲劇劇本中極具張力的對話以及哲學思辨，曾於197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譯者簡介：王凱梅，藝術評論寫作者、譯者、策展人。北京師範大學英語文學學士，蘇富比藝術學院當代藝術碩士，長期從事藝術、電影策劃和寫作翻譯工作。研究興趣圍繞電影史、影像藝術家，以及具有個人風格的視覺藝術家與藝術史的關係。曾創辦國內首個專注北歐影像的電影節「極地光影」，亦在瑞典、挪威舉辦中國電影節。2018年，策劃伯格曼百年紀念影像展。翻譯多部暢銷瑞典兒童文學。
題圖：《伯格曼：人生中的那一年》（2018）電影劇照
策劃：杜綠綠丨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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