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上海，中共一條特殊的隱蔽戰線，即金融戰線。曾未雨綢繆在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埋下了一顆棋子。他就是民主資本家、金融家許振東先生。
許振東，出身於鎮江的航運世家，家境富殷。在抗戰爆發後，曾赴桂林求學，在此期間結識了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徐雪寒（中共隱蔽戰線中文化和金融領域的領導者之一）及中共黨員鄧克生等。成為莫逆之交，並受到啟蒙，思想開始靠攏中共。
徐雪寒
許振東後返滬（奉李克農命）從事家族事業，而徐雪寒亦返上海從事中共秘密工作，二人在工作中常有交集。
其好友鄧克生與鄧萍（鄧克生姐），李仲融作為一個中共臨時小組，途徑上海赴新四軍根據地，曾在上海盤桓二，三個月之久，全由許振東一手安排。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鄧克生臨時小組」離開上海之前，許振東曾正式向黨組織提出了加人中共要求，並打算同鄧克生一起赴新四軍根據地。但經組織慎重研究，由鄧克生找許振東談話，要他「以錢莊經理身份留在上海，為中共做些工作，並掩護秘密黨員，要比去根據地更為有利"。
從此，許振東聽從了中共安排，繼續潛伏在上海，努力經營家族仁泰錢莊。
此後，徐雪寒也對他提出要求：「不能參加民主黨派和民主運動，只能以工商者（資本家）的身份參加社會活動。"
從1941年開始，許振東活動在上海淪陷區和以後的國統區，成為中共內部具有特殊組織關係但不是正式黨員的「潛伏者」。其組織關係由上海金融業韓宏綽（中共黨員，曾任上海寶鋼物資處長）負責聯繫，再轉給組織負責人唐若愚（建國後任福建某大學副校長），單線取得聯繫。
在抗戰中，利用各種方法為新四軍提供金融、物資等服務以及各類經濟情報，從未暴露。
光復後，國共和談失敗，蔣政府率先挑起了內戰，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對解放區進行了嚴厲的金融封鎖，尤其在貨幣兌換上製造了強制性的壁壘。如發現有解放區幣進入國統區，不論數量多少，都會遭到追查和迫害。
而彼時蘇皖邊區政府為軍民採購必需物資，為中共中央撥付在國統區各項工作的費用，經常需要轉移大宗款項，除用出口貿易換取外匯，只有靠秘密運送法幣或黃金為了克服不通匯兌又要按時又安全轉移款項的難題，中共華中財委決定由華中銀行副行長徐雪寒設法解決。
鄧克生
徐雪寒急赴高郵與時任華中銀行第二分行行長鄧克生研究，擬定建立地下通匯線、打破敵人封鎖、安全轉移資金的辦法。徐雪寒和鄧克生在思考「絕對可靠的"社會關係，以便在上海籌辦錢莊及商貿業務，建立上海交通站及地下通匯線。都想到了昔年的好友，曾經埋下的那顆「冷子」，許振東。
1946年春節後，徐雪寒隻身潛入上海，住進許振東的家中，同他商談擬建立一條從蘇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與物資通道，以便於蘇北地區的經濟與外界交流。許振東當即正式接受了任務。
陳國棟
不久，許振東與其弟許介眉一同去高郵與鄧克生進行實地研究，華中財委和華中銀行的領導陳國棟、徐雪寒會見許振東，並指示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迎接全國解放，從高郵到上海必須迅速建立一條地下通匯線經商定，在高郵、揚州、鎮江、上海等處各設一個辦理有關匯兌業務的錢莊，資金由財委華中銀行與許振東主辦的上海仁泰錢莊各負擔50％，並明確設在解放區的錢莊由鄧克生負責，設在國統區的錢莊則山許振東總負責。
同時，明確了這條地下通匯線的主要任務：
1.華中銀行通過高郵的益大錢莊與上述各處錢莊進行匯兌、轉撥款項。各敵占區地下組織需款時，可通過這條地下通匯線及時匯出，如需在上海購買各種物資，也可秘通此線匯款。
2.作為華中銀行吞吐外匯（指包括但不限於國統區發行的貨幣、黃金，銀元等）的一條渠道，把華中銀行收到的國民黨發行的貨幣（法幣、關金券、金圓券等）通過地下通匯線及時排出。當時尤其在解放區和國統區交界的邊緣地區，根據地政府徵到的稅收及糧食代金往往是國統區的貨幣，在此金融交通線建立後，徵收後由華中銀行及時通過此線推出解放區。
3.作為人員秘密往來的交通線（人員均以錢莊人員的往來關係面目出現，錢莊人員不得過問身份）。
另外，為避免因戰爭、風浪封江等因素，不使錢物交接受阻，還商議確定在鎮江、揚州兩地之間的瓜洲開設一家百貨店，經理高石祥、副經理何家駒。該店的任務是中轉運送棉布、棉紗、紙張、西藥等軍需物資進人解放區。
到解放戰爭時期，該店就專門為華中銀行、高郵益大錢莊運輸大量的小麥等農產品到國統區進行銷售。若遇敵偽軍警檢查或封江等緊急情況，該店可用作應對處置，確保過往人員、財產、物資安全。這家百貨店承擔著中共的隱蔽掩護點、交通站和物資轉運站，也是地下通匯線的重要扭結點。
從上海到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站的線路，通常是由上海乘火車、汽車或輪船在鎮江落腳，再由鎮江渡船過長江至瓜洲，乘小船去高郵。當時，由許振東安排經瓜洲進解放區的地下黨幹部有七八位。按照組織紀律要求，許振東對他們的情況從不打聽，只是精心做好安排，避免出差錯。據許振東回憶，只要將「客人"安全送上前往解放區的鞠家溝頭小船就算完成任務了。後來許振東得知， " 第一批從這條地下通匯線上經過的「客人有：惲逸群、艾寒松、樓適夷等中共重要人物。
雖然計劃很詳盡，但為了確保這條重要的金融線萬無一失，組織上還是決定由許振東出面單獨另組一家錢莊，作為專用。中共金融隱蔽戰線上重要的錢莊「鼎元錢莊」誕生了。
1946年6月，許振東籌建鼎元錢莊。辦公地點設在金陵東路79號自己仁泰錢莊樓上，中共上海市委派出謝甲孚、陸鑒崖、陳秀椽3人（均為中共黨員）進入，分別任鼎元錢莊襄理。股本金的籌集仍按鄧克生、許振東在高郵商定的辦法：華中銀行出資50％，許振東的仁泰錢莊投資40％，社會招股10％。股本總額約為黃金800兩。
1947年3月，鼎元錢莊在上海滇池路口的四川路247號正式掛牌營業，南側隔壁便是祥泰銀號。直至上海解放，許振東一直擔任鼎元錢莊經理。
《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中記載：「黨領導的金融機構鼎元錢莊於1947年春季正式營業。由徐雪寒至滬部署，鼎元錢莊由許振東任總經理，謝甲孚、陸鑒崖、陳秀椽任襄理」
鼎元錢莊開業不久，許振東和徐雪寒繼續布點：
解放區高郵臨澤鎮開設益大錢莊，由許振東的弟弟許介眉任經理，華中銀行第二分行指派汪華任副經理，會計楊玉清，歸華中銀行直接領導；
淮陰原有豐華錢莊，另再增設裕大錢莊；
揚州設仁泰錢莊揚州分莊，經理殷永森；
鎮江設大中錢莊，華中銀行指派許振東的哥哥許志遠任經理；
上海的仁泰錢莊，由許振東的另一個弟弟許培東任經理。
各家錢莊全部以私營面貌設立，直接與上海的鼎元錢莊銜接，主要搞「外匯"業務（當時根據地把敵占區的貨幣叫「外幣"），從而形成了一條從解放區到揚州、鎮江、上海的地下通匯線。這條地下通匯線除了承擔金融任務，還作為中共人員秘密往來的地下交通線。這條地下通匯線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為止。
此間，隨著鼎元錢莊的業務開展，票據在市場上流通的數量劇增，錢莊通過票據交換、匯兌等金融服務，為解放區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轉匯款項，衝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進行貨幣鬥爭。鼎元錢莊還通過內部關係爭取到國民黨銀行的資金，用於支援解放區同時，錢莊還為解放區採購軍用物資，如利用業務聯繫上的便利，曾一次採購30多萬雙軍鞋運到解放區。許振東還把錢莊經營暗帳所盈餘的900兩黃金上繳黨組織，使華中銀行投資的本金全部收回。不久，中共黨組織在香港創辦寶生銀行，啪元錢莊注人20％的股份。夏衍和張爾華在香港成立大光明電影公司，鼎元錢莊投人260兩黃金的資金 1948年底，許振東又將盈餘的100兩黃金上繳上海中共黨組織，他還將自己的紅利也全部上交。大部分資金用於採購軍用膠鞋和搪瓷碗等急需物資，全部運抵東北戰場，解決了部隊急需，直接支援了解放戰爭
在國民黨部隊大舉進攻解放區期間，交通斷絕，匯兌業務停止，精明的許振東立即將匯款結餘全部購買黃金保存起來，以防國統區貨幣貶值。與此同時，許振東還同徐雪寒同心協力，在上海創辦了聯豐花紗布公司、合眾進出口營業公司、建華貿易行、同慶錢莊、懋興．上產出口商行等6家企業，並分別擔任常務董事、董事等職務，利用鼎元錢莊的資金作調度，支持這6家企業正常運營，從而能夠更便利地籌集解放區急需的物資，為中共組織積累資金。許振東還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物及軍界打交道的機會，搜集各種情報。為了安全接送中共幹部和進步人士，不致引起特務們的注意，許振東沒有動用鼎元錢莊一分錢，甚至連仁泰錢莊的本錢也沒有動用，竭儘自家的積蓄，重金買下位於紹興路的一座私宅。此時，許振東家也成了中共在上海的「安全屋」、掩護和轉運各類中共隱蔽人員。
朱楓
隨著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愈加嚴重，負責與許振東聯繫的上級領導只有徐雪寒和陳明二人。肩負重任的許振東需不時與組織聯繫，交換情況，接受任務，可徐雪寒頻繁來往於上海、香港等地。他們不在上海時， 一旦遇上麻煩事，被指定的聯繫人就是朱楓。當時，朱楓以鼎元錢莊財務代表身份作掩護，在上海秘密開展情報交通活動。
民族金融家許振東先生一生對組織忠誠，竭盡全力為中共工作，他從未曾加入中共，卻始終嚴守中共隱蔽工作紀律和秘密，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依然守口如瓶，對過去的這段歷史從不吐露半句。直到1976年以後，他才以「個人簡歷"的形式，向所在單位的黨組織講明了這段經歷。
許振東先生同生共死的戰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原貿易部部長徐雪寒有評語：黨在和許振東長期交往中，確認他政治進步，積極支持黨的革命事業，經濟上廉潔清正，分文不人私囊，又精通金融業務，善於經營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務，身家性命在所不惜。
這是一個高尚而純潔，偉大又默默無聞的中共特殊的隱蔽戰線老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