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上世紀的電影，可它的故事，說的分明就是當下的我們。
有網友評論：看的時候心裡發涼，這個故事，那些台詞，甚至主角的心理活動，簡直就是我自己了。
這是那個大時代下，一個奮力奔跑，卻不斷跌跤的故事：《獨生子》
1936年，日本，信州。
這是日本的一個小山村，信息閉塞，經濟落後。
這裡稍有出息的人，都想往東京跑。
他們說：這鄉下資源有限，只有去東京，那裡什麼都有。
良助，也不例外。
良助家很窮，根本無法供他讀書，但去東京只有讀書這條路。為了供他讀書，母親變賣了祖屋和祖田。
良助信誓旦旦地對母親說：我一定會成為偉人的！
後來良助如願以償，終於定居東京。
母親一直以兒子定居東京為榮，周圍人也覺得她兒子爭氣，能在大城市發展。
他們總說：你真是個幸福的人。
27歲這年，良助打算接母親來東京玩，這也是他離家幾十年，第一次把母親接到東京。
這天，良助穿了一套西裝，搭配了頂帽子，特意租了一輛車，滿心歡喜地去接母親。
返程路上，良助熟練地，為母親介紹著東京。
他儼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頭，似乎他征服了東京，宛如這個城市的主人。
可實際上，光鮮的外表下，是另一副不堪的模樣...
其實，良助根本不像表面上那麼成功。
在東京打拚多年，他只是個不入流的夜校老師，工資低得可憐，還要養活三個人。
租住的地方，是偏遠的貧民區。
良助其實不想母親來東京。
他說：她突然過來，搞得我預算吃緊。
但對於母親，有些恩情得還，有些孝道得盡，畢竟母親已不再年輕。
所以，為了帶母親去最熱鬧的地方，良助不惜賠著笑臉找同事借錢，妻子甚至賣掉自己的和服，湊了一筆錢給良助...
母親臨走的前一天，良助終於問出了那句，深藏於心的話：媽，你對我失望嗎？
這部《獨生子》上映於1936年，雖然極為古早，卻在豆瓣上得到1549人的評價，評分8.3。
有網友評價：每個人都有一幅永遠端莊的笑容，但笑容下面儘是百事哀。
《獨生子》是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奠定風格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有聲電影。
小津安二郎，是一個很叛逆的導演。
在他的那個時代，對電影有著諸多的要求，要講究「文法」，講究「電影性」。
但在他看來，這些條條框框，刻滿了兩個字：無聊。
他的電影，從不講究「文法」，更不講究「電影性」。
比如，那個時代，有個基本「文法」：拍悲傷時，導演一定會用大特寫，去突出演員的面部表情。
到小津這裡，悲傷的情緒從不用特寫，而是反其道而行，用遠景。
他說：不強調悲傷，不作說明，只是表現。
小津的電影風格，可謂是獨樹一幟。
他奠定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日式電影」：只有瑣碎的日常，沒有激烈的衝突，只有平凡的生活，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獨生子》中，良助困窘的生活，小津並沒有直接表現。
他採取了一個迂迴而高明的手法。
一天晚上，良助「斥巨資」買了三碗叉燒拉麵，然後鏡頭就是一家三口吃拉麵。
這個場景，初看時沒什麼特別，但結合了良助的情況後，發現他在吃這碗面時，特別香，面不放過，湯也不放過。
只有生活困頓，不經常吃叉燒拉麵的人，才會吃得如此光碟。
這就是小津的電影，清透、寡淡，猶如一杯白開水，但慢慢品時，會有一種回甘的餘味。
這也正是小津所要追求的。
他說：電影，是以餘味定輸贏。
在《獨生子》中，你會看到很多游離於主線之外的鏡頭：屋子的角落、窗台邊的杯子、地板上的帽子...
這樣的風格，小津拍了一輩子。
到了晚年，小津的作品被不少人批評：過時、老套、重複。
面對這些批評，小津巧妙地用了一個比喻：我是開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飯，不可能好吃。
1963年，小津逝世，他一輩子沒有結婚，最後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了一個字：無。
火團熄滅，但火種仍在。
如今，許多日本導演的電影中，仍能看到小津的風格。
比如，山田洋次為了致敬小津的《東京物語》，拍了《東京家族》，以及《家族之苦》系列。
我最喜歡的導演：是枝裕和，其電影同樣充滿了小津的風格：家庭題材、故事瑣碎、大量的長鏡頭...
《海街日記》劇照
即便在好萊塢暴風的裹挾下，日本電影依然以極其強大的文化自信，堅守著自己這獨特的拍攝風格，
這種拍攝手法，成為了獨特的「日式風格」。
這種風格，更像是潤物之水，一點一滴融進全球視野。
《海街日記》劇照
《步履不停》劇照
是枝裕和曾獲得坎城電影節七次提名，並憑藉《如父如子》《小偷家族》，分別獲得坎城的評審團大獎，以及坎城分量極高的金棕櫚獎。
2019年，憑藉《小偷家族》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本屬於東方式的情感，卻在西方得到了共情。
這條獨有的日式電影血脈，永遠有優秀的日本導演來承襲，它不會斷，也不可能斷。
當把目光從日本拉回來時，我們靜下來想一個問題：中國電影，難道就沒有獨屬於自己的敘事風格？
當然有：在大時代的洪流中，窺探小人物的命運。
然而，在一段時間內，不少中國導演迷失在好萊塢的工業製作下，拍什麼都講求「大」：大製作、大宣發、大明星、大場面、大特效。
大是大了，卻看不到一點感情和靈魂。
幸運的是，在最近幾年，有不少導演回歸現實，著眼於中國歷史和社會，以及大背景下的小人物。
比如，講述女學生被性侵的《嘉年華》；反映藥價問題的《我不是藥神》；再現上世紀中國社會的《地久天長》...
難能可貴的是，這些電影還能在大熒幕上，與我們相遇。
電影是不會消失的藝術，它可以承載百年的世事變遷，也可以記錄每個時代的人物故事。
我們可以通過《活著》，看到一個時代的變遷；通過賈樟柯，看到山西汾陽的小人物的生活；通過《地久天長》，看到父母生活過的社會...
所以，才需要更多的導演，記錄下我們這些小人物，正為什麼而發愁，又為什麼而開心，我們追逐著什麼，放棄什麼，因何憤怒，又因何而流淚...
在百年後，我們的子孫才會知道：原來那個時代的他們，曾這樣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