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當就業成為難題，回家是退路嗎？

一是國家統計局於今年五月剛剛公布的全國城鎮失業情況統計，結果顯示今年4月，16-24歲城鎮人口的失業率為20.4%，創下了2018年以來的新高。除去被動失業，青年人在走出校園與走上工作崗位之間出現的斷檔似乎也部分源於一種新的就業選擇與心態，這便是所謂「慢就業」，即不再遵循「畢業就工作」的傳統模式，而是允許一定的「空窗期」，將這一階段視作調整、探索、整理自身的契機。

考慮我國現階段人口結構、經濟發展情況及長期以來的社會心理慣習，對於多數應屆畢業生而言，選擇「慢就業」或多或少也是在人才市場「內卷」、就業形勢嚴峻形勢下的無奈之舉。而無論是「失業」，還是「慢就業」，暫時居家似乎都可歸為當代青年的一種「待業新形態」。

日劇《凪的新生活》劇照

另一組數據則涉及父母一輩。根據國家人社部、財政部於5月22日發布的《關於2023年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凡2022年底前已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上調3.8%。由於此次調整所採取的模式是在各崗位原有退休金基礎上，統一等比例上調，這就意味著現存退休人員中，已經擁有相對高額退休金的群體將享受到更高的福利待遇，在養老問題上具備更為堅實的經濟基礎，並有更充足的能力動用自身收入與積蓄對初入職場的子輩進行經濟幫扶。

回到具體現象。從小紅書、豆瓣等社交媒體上的自述來看，當代「全職兒女」們的身份多為高學歷（本科以上學歷）待業青年，而在他們背後，則是享有相對高水平薪酬與退休金的父輩。毋庸諱言，由父輩奠定的相對殷實的家庭經濟基礎是支撐全職兒女狀態存續的基本條件。父母的薪金、養老金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負擔了家庭成員的日常開銷，並為待業在家的兒女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就這樣一種家庭經濟形態而言，將「全職兒女」指認為某種新型「啃老」似乎有其依據。但從社會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這樣一種經濟狀態並不具備可持續性。倘若將視角聚焦於家庭層面，觀察現代核心家庭的基本經濟構成，則同樣可以發現「全職兒女」狀態及圍繞這類人群所形成的家庭形態的某種風險遠景。

首先，如社會學家們所歸納的那樣，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和「統治方式」的家庭一般包含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兩種基本關係模式。這其中，親子關係涉及世代間的某種價值交換。即子女一代在未進入社會生產領域之前需要依靠父一代提供部分或全部經濟支持，這既包括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質材料，又包含子代「第二次社會化」即受教育過程中所產生的費用，後者既被視為父母的基本「義務」，同時又是提高子代「經濟價值」（具體便表現為未來在人才市場的競爭力）的手段。

電影《一一》劇照

換言之，父母在子女二次社會化過程中的投入被期待著在孩子「成人」、進入社會生產領域後換得同等的經濟價值。然而，當今社會的整體環境似乎使得這樣一種「交換」愈發成為「風險投資」。從早教甚至孕育階段開始，到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及各種提高型輔導，培養一個「具備人才市場競爭力」的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然而，用相對高額教育費用所培養出的子代在走出學府後即刻面臨著所謂「高學歷」人才的就業困境。

其次，教育時間的延長，本就增加了子輩在經濟上依賴於父輩的時間，而當漫長的教育生涯告落，在市場供求矛盾、長期大範圍「內卷」所帶來的疲倦感及與職業預期不符造成的心理落差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本應具有更高經濟價值的孩子們不得已仍選擇在家「就業」、以兒女為職，客觀上繼續倚賴父輩的供養，這種世代間經濟交換的不對等性或難以完成容易為相應家庭及整個社會關係埋下長期隱患。

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劇，養老的經濟來源在「國家」（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險與養老金）與「個人」（由成年兒女的勞動所得負擔自己父母的養老費用）間所占比重的重新分配還將為這種交換模式帶來新的問題，並使兒女「經濟價值」的實現愈發成為一種必須。無論如何，「在家」似乎都並非長久之計。

電影《媽媽》劇照

從豆瓣等社交平台上諸位兒女的講述亦可看出，絕大多數青年能夠自覺意識到此種狀態的過渡性，並對未來再度離家就「職」有著相對清晰的規劃，或考公考編，或繼續深造，又或是自主創業，兒女們也亟待能夠早日重返社會生產領域，實現自己的經濟價值，並為之付出了身體力行的實踐。翻閱全職兒女的發帖不難發現其中布滿了「求上岸」「這個月一定要找到工作」的聲音。對於他們來說，成功獲得求學就業的機會方才是「岸」，而父母之家確乎只是暫時無法進入社會的「退路」，以及遭遇困頓時的「避風港」。能夠擁有或許是一種幸運，但終究不能貪戀於此，仍要在重整旗鼓後努力前行。

本質上，「全職兒女」現象的出現或許是全球性經濟蕭條時期的又一次「家庭緩衝」， 而非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中產家庭的兒女和他們的父母們都無法停留於此種狀態。因此，長遠之計或許仍是保障經濟發展並完善就業市場，為更多兒女能夠進入社會生產領域提供基本條件。

兒女何以為「職」？

從兩種勞動形式說起

面對當下的經濟形勢與就業市場，出於對自身能力、需求、身心狀態的考量主動或被迫待業在家，此種現象的出現本身並不難以理解。然而值得追問的是，「全職兒女」這一稱謂緣何產生？

我們不妨先從「全職」問題的出現說起。

近代以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得家庭每常成為經濟蕭條的緩衝地帶，失業的勞動者被迫退回家中，而育齡女性則被呼籲留在家裡，履行相夫教子、打理家事的職能。相對於在家外從事生產勞動的「有職業者」，依靠丈夫工資收入維持生計的女性逐漸從社會生產領域脫離，「全職」料理家務於是成為一種事實存在的狀態。

隨著科技與生產力水平的發展，此種「家務勞動」（domestic labor）也逐漸具備了商業化、職業化的趨勢。當洗衣機等機器開始取代人力完成基礎的家務活計，當城市家庭中的僱傭勞動逐漸普及，人們愈發意識到家務勞動本身的經濟價值。如研究者所言，「家務勞動」這一概念的發現極大改變了人們看待問題的角度，讓人們意識到「家務勞動亦是勞動」，而理論層面的概念發明也帶來了整體認識方式的變革，進而促成了人們對「勞動」概念的重新反思。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日）上野千鶴子 著

鄒韻/薛梅 譯

綠林社 |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年3月

思考的路徑是多樣的，但我們能夠形成共識的是，這些在家庭空間內部進行、旨在保障家庭成員基本生活的日常勞動是一種應當被支付報酬的「工作」。家務勞動的職業化使得「全職主婦」「全職媽媽」等身份標籤逐漸出現，相應群體在以此進行自我指認時，也往往包含著對自身應得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報償的確信。

如果說家務勞動雖則瑣碎重複、常被質疑是否具有真正的「生產性」，但勞動成果尚且直接「有形」，那麼現代社會學家們發現的另一種勞動形式——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則似乎是更加無形、難以量化的存在，而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與普遍應用也昭示著經濟形態的又一輪革新。

所謂「情感勞動」，顧名思義即是以情感為主要產品和交換對象的勞動形式。具體而言，以商業目的為旨歸的情感勞動似乎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直接以情感為「商品」，通過提供某種情感（如愉快感、安慰感）獲得經濟利潤，二是通過調動某種情感，間接性地達成商業目的（如成功賣出產品、招攬回頭客等）。

《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

（美）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 著

成伯清/淡衛軍/王佳鵬 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20年1月

據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統計，現代社會超過半數的勞動者事實上在從事著情感勞動。在社會生產領域中，不同工種所需要的情感勞動形式不同，而研究者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標誌性變化便是情感勞動的公共化，它們「被從私人領域移除，安放到公共領域中，被程式化、標準化，並納入科層體系的控制之中」，這也是「情感」得以商業化的基礎。

然而隨著社會形態的進一步演變，當今情感勞動似乎具備再度私人化的趨勢，即此前被規範化、定價「出售」的情感由服務業進入家庭，成為親密關係、家庭環境中的「必需品」。從近日頻頻登上熱搜的「情緒價值」到「伴侶要具備穩定情緒」「一個有鬆弛感的家庭氛圍有多幸福」等話題中即可見出人們對私人領域中「好情感」的渴求。

而具有經濟價值的情感管理、情感勞動在家庭內部的出現也使得愛情親情等情感帶有了幾分「商業化」色彩，甚至成為比家務勞動還要高價、稀缺的「商品」。所謂「情緒價值千金不換」「就算僱人打理家務也無法代替我們能給父母提供的關懷和陪伴」，全職兒女將情感勞動視為自身「職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類似說辭對市場邏輯的代入，似乎也使得家庭這個「個人的避難所、無情世界的港灣」具備了愈發清晰可見、「近在咫尺的商業意圖」。

社交平台上的「全職兒女」自述

全職兒女們在家中所從事的「勞動」不外乎這兩種形式，從社會學理論角度似乎具備職業化的可能。然而實際情況或許並非如此。究其根本，「全職兒女」不宜如家庭主婦/主夫一般被視作理應獲取一定經濟報償的「職業」，這不僅僅在於直觀情理層面「親情孝義」與「僱傭關係」的相悖，更由於其在經濟維度的不合法性。

這種「不合法」源於兒女們承擔家事勞動的不完全性，以及養育成本的先在性。如上所言，父母在養育子輩時所付出的經濟成本被期待著在兒女社會化後獲得某種「回報」，而暫居家中的成年兒女大都尚且無法完成這般經濟期待。事實上，在養育過程中付出的各種成本（包括財富、精力等等）是很難被量化計算和「償還」的，有此成本累積在先，兒女們的家務、情感勞動就很難合理地在父母處要求一定的經濟報酬。

電影《飲食男女》劇照

另一方面，比起操持家事的主婦主夫們，全職兒女的勞動量似乎遠遠不及，他們大都沒有完全承擔家務勞動之責，只是力所能及地幫助父母做一些基本活計。從許多全職兒女在記錄生活狀態的帖子中提到的「每天能睡到自然醒」這一細節即可看出端倪——對於「全職媽媽」、家庭主婦們來說，「自然醒」普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狀態。

不過，我們或許不應以此對全職兒女們進行苛責。以豆瓣小組為例，儘管暫無穩定收入的年輕人對父母存在客觀的經濟依賴，但多數兒女的訴求並不在於從父母處得到經濟報償，甚至有些人可以基本依靠自己的積蓄與零碎賺得的「外快」自給自足，實現「經濟自由」。更多時候，待業青年的潛在心理是通過「全職兒女」這種自我指認為自己現階段所為之事、所處狀態賦予某種「價值」，以此緩解與社會脫節帶來的空虛焦慮感——既然有「職」，就意味著還未曾被全然拋出社會生產結構。

對比之下，辭職旅遊「走出去」的青年以「見識世界」、「完善自我」為自身所為尋找到合目的性，「回到家」的全職兒女們則從家務勞動與「提供情緒價值」的自我確證中暫且安頓身心。當在「外部」世界中創造價值的行動暫時受挫，「在家」承擔某種倫理責任，進行慰藉父母、改善家庭關係的情感實踐，也未嘗不具備一定的社會價值。

全職兒女家庭背後

難解的當代親子關係

另一個問題是，面對「全職兒女」，「父母」一方有著怎樣的情感需求與心理邏輯？兩相觸碰，又將產生何種契合與錯位？在此，「全職兒女」現象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探討當代家庭形態與親子關係的微觀切入口。

瀏覽社交平台上兒女們的發言，不難發現，家庭氛圍、父母的感受、居家過程中兩代人情緒與心態的微妙變化往往被他們格外敏銳地捕捉，並進行細緻記錄與評價討論。父母的「開明」令他們欣慰、不再過於畏懼他人的眼光和評價，充滿「鬆弛感」的家庭環境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待業青年的焦灼，家庭成員間的相互寬慰也時時讓人感動。

與之相對，父母與其他長輩們對自己生活狀態流露出的不解與失望則成為全職兒女們壓力感的主要來源，隨著「家裡蹲」的時日漸長、原本的職業或學業規劃一再延宕，子輩們越來越感受到父母的「嫌棄」與家庭關係的緊張，種種誤解、失落、爭吵與冷戰讓家庭這個「避風港」本身也變得風雨如晦。

社交平台上的「全職兒女」自述

有趣的是，兩種看似相反的情緒狀態與家庭氛圍往往在同一個「家庭打工人」的記錄中交替出現，仿佛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開。

究其根本，或許是特殊的家庭形態對親子情感本身的複雜性進行了放大呈現。

所謂「特殊」，還要從家庭的社會功能及核心家庭形態的一般變化趨勢說起。借用社會學家費孝通的理論圖示，在一個家庭中，父母雙方與子女構成了「三角結構」，它的相對穩固性使家庭得以作為合作團體完成繁衍後代、改造自然、創造經濟價值等社會功能。然而，這一三角結構應該是暫時性的，子方不能永遠安定在這個三角里，而是要尋找契機和另外兩點結合成新的三角形，這樣一來，原有的三角便不再完整，而這正是構成三角形的最終目的。

費孝通將這一過程稱為「社會性斷乳」，意指子輩逐漸脫離原生家庭、完成社會化的成長經歷。正如嬰兒的身體構造為其在一定生長階段完成生理性斷乳奠定了基礎，為確保「社會性斷乳」的順利進行，原有三角結構中便已經具備了「防範親子間建立持久聯繫」的機制。親子關係在某一時間必須「切斷」，這一看似「違反人性」及社會結構穩固性的家庭形態特徵實則為社會綿續和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而這種「切斷」機制於兩代人心理狀態層面或許便體現為逐漸長大的兒女對父母及原生家庭的「逆反」心態，以及相應的父母對子女較之幼年時期的排斥與疏離。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

費孝通 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12月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觀之，這一「社會性斷乳」過程是不可逆也註定無法停滯的。因此，成年兒女若仍與父母繼續維持原有的「三角結構」不曾「及時破裂」便必將面臨困境。在最為基本的層面，兒女心理獨立與經濟依附之間的矛盾將逐漸凸顯。而在父母這裡，對陪伴的需要與對子輩早日走上正軌、成家立業的希望也導致了他們心態上的諸般糾結猶疑。倘若在此階段適逢家庭經濟境遇的困難、社會時鐘的「警示」及周圍人的議論紛擾，便更會加劇家庭成員內部，特別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緊張關係。當此之際，「父慈子孝」也難免演變成「雞飛狗跳」。所謂「社會變遷最緊張和最切骨的一幕」將在親子之間展開，於是「親子間的愛和憎」也就永遠「平行的存在，交替的顯隱」。

作為各種社會關係、社會情緒的「容器」和調節機制，家庭既為個體的社會化奠定了最初的起點，為社會化的個體提供了「退路」、保護與相對私密舒適的空間，又往往將種種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張力矛盾集中、壓縮於「扯不斷」的血緣連結與親情模式中，由此演繹出一幕幕悲喜劇，並使得家庭形態某種程度上成為相應階段社會人際狀態的微縮圖景。

電影《步履不停》劇照

由此觀之，當青年個體從走出家庭、向外求索到回歸父母之家尋求各個層面的庇護與安頓這一現象漸趨普遍化，或許也就意味著所謂「新家庭主義」社會文化趨勢的形成。如學者所言，家庭主義文化的核心在於將家庭關係視為比每位成員個體的人身價值更為重要的存在，並格外強調著親子在經濟、人格等方面相互依賴的一體性。而在個體化階段後，新家庭主義的興起再度突顯了家庭內部的等級體系。

具體而言，父母的「權威」地位似乎被鞏固。不少「全職兒女」聲稱自己在家一貫奉行著「媽進我退，媽怒我跪」的「打工人準則」。這實則是為維繫、鞏固現有家庭形態而進行的「代際妥協」——出於獲取經濟支持等實用目的以及對能夠接納安撫自身，作為風險規避地和壓力緩衝帶的「港灣」的精神需求，子輩往往會表現出對父母意見的順從。

在這個意義上，做「聽話」、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兒女的確是一種以交換為目的的情感勞動。畢竟，在等級式關係中，權威一方的「感受」是決定這份關係能否維繫、能否為個體提供持續性經濟和精神支持的關鍵。

社交平台上的「全職兒女」自述

不過相較於傳統的家庭主義，新家庭主義傾向於承認權威的相對性。於是我們看到，當兒女在經營家庭情感、引領家庭應對外界危機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時，這種權威關係也可能被翻轉。即如在豆瓣小組中，有兒女不無驕傲地宣稱如今自己已然掌管「家政」，從一日三餐到家庭旅遊投資計劃都能做主安排。

總之，家庭中兩代人情緒狀態的複雜性與彼此關係的微妙轉換同社會形態具備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個體對所處社會情境中機遇和危險的感知也決定了其對待家庭的基本心態。在前景不明的情形下，「全職兒女」的確與他們的父母一道承受著當前的煩惱與未來的憂慮，也設法探索著恰當的邊界感與成年人之間更為合適的相處方式，並一同為這個或許終將破裂的三角結構尋找某種暫時穩定的可能。

閻雲翔：《倒立的中國家庭：21世紀早期的代際互動和新家庭主義》英文版

於是我們看到了在危機出現、矛盾爆發、分裂的情感無處安放之時，種種應運而生、試圖在語言、道理與情感層面尋得「最大公約數」的交流，看到了在針鋒相對、恍若無解的狀態過後以示弱、自嘲、轉移話題為手段的妥協，以及某些瞬間兀自發生的同情、原諒與和解。它們既包含有意為之的情感勞動，又是人類真實情感蕪雜狀態的呈現，它提示我們，無論親子之愛還是恩情孝義，都不是簡單純粹、不言自明之物。

最終，「全職兒女」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如果看似「天然」的親情形態都具有如此複雜的內涵與肌理，那麼面對其他後天選擇、更需人為建構和維繫的感情關係，情況又將怎樣？從家庭三角推而廣之，面對不斷變化著的社會文化情境，我們又該如何在形形色色的關係模式中處理「個體獨立」與「相互依賴」的張力？

作者：姍姍 編輯：青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