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16期，原文標題《打工者壓力：東莞工人的心理諮詢》

攝影/張雷

記者/黃子懿

駐廠心理諮詢

「只要他不離開我，我給他做牛做馬做奴隸都願意。」4月初的一天下午，25歲的李甜坐在郭小美的面前，臉上掛著淚水。她五官端正、身材修長，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些，話語常常被啜泣聲打斷，一個整句都吐露困難。郭小美耐心地聽著，一邊聽一邊點頭，以示安慰。

李甜是東莞某大型外資企業的一名女工。她來自廣西，從小被爺爺奶奶帶大。21歲那年，她與男友未婚生子，現有一個4歲的兒子。家裡修了房子，希望男友去做上門女婿。男友不幹，提出分手。女孩哭著挽留，把存下的錢全打給男友，男友卻仍不理她。

「她永遠覺得自己有錯，只要別人能接受她，她就謝天謝地了。」郭小美說。李甜有1.7米高，形象佳，內心卻非常自卑，有討好型人格。她分析，這可能和李甜從小是留守兒童有關，同時李甜與男友異地分居，獨自一人在東莞打工，有很強的孤獨感。

郭小美今年48歲，是李甜所在工廠里的駐廠心理諮詢師。每天上午，郭小美會坐車從東莞市區趕到工廠里，待上七八個小時，給工人上心理課，然後在諮詢室等著預約而來的工人們，一直到晚上9點。她頭髮微卷，戴個眼鏡，喜歡穿裙子和高跟鞋，在清一色的工作服里顯得很特別。

郭小美所在工廠是東莞某鎮的一家大型外資工廠，產銷世界各地，有超過1.6萬名工人，每年納稅額度過億元。用廠里工人的話說：「領導來這個鎮，必來視察我們工廠。」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廠里聘請了郭小美做駐廠心理諮詢師。負責人當時公開表示，這是出於擔心長期機械的流水線工作會讓工人們產生不良情緒。

這些年來，郭小美明顯感到，前來進行心理諮詢的工人越來越多。廠里開始強制性地讓所有新入職工人都要上一節心理諮詢課，郭小美的課時量從一周三節逐漸增至每天一節。來上郭小美課的工人，從不足10人到七八十人不等，多為年輕人。人數不多時，郭小美會儘可能多地跟工人互動。

「大家如果有什麼心理問題，歡迎來諮詢室找我。」4月初的一堂課上，郭小美做著自我介紹。台下30多個聽眾剛剛落座，聽到這裡，人群中發出了輕微笑聲。「那你們有沒有這些症狀？失眠、乏力、絕望等。只要持續兩周，那就要來找我了。」郭小美繼續講著。一些人原本玩著手機，聽到這裡抬起頭來，神情木然地望著她。

面對她拋出的問題，2018年5月的一堂課上，一位25歲的男工泣不成聲。詢問下，男工說，他出門打工多年，老婆在家帶孩子，一次意外中，5歲的兒子溺水身亡，老婆和丈母娘一夜間全部跑掉，不見蹤影。男工傷心欲絕，有應激反應，事發5個月後仍驚恐失眠，入睡後常常驚醒。他當眾哭著說：「我不怪她們了，但她們還是回不來了。」

「很多人都是一個人在外打工，跟原有社會系統脫離，很容易出現心理問題。」郭小美說。從業13年來，她見過形形色色前來傾訴的工人，不停揪著頭髮的、汗滴如水一直擦拭的、難受得只有躺下才能勉強訴說的，累積過萬人。在東莞這個異鄉，婚戀問題、家庭關係、留守兒童，都會成為工人們情緒爆發的導火索。

駐廠心理諮詢，業內俗稱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員工幫助計劃），是指企業為員工引入的長期心理支持項目，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21世紀後開始在珠三角落地。作為曾經的「世界工廠」，東莞聚集著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萬打工者，工人們從各地湧來，他們在貢獻低廉勞動力的同時，也有自己的心理煩憂甚至陰影。

在一家大型企業內，EAP諮詢師們的服務對象通常有兩類人：管理層員工和基層工人。工人們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呈現出了與管理層截然不同的心理問題。一位在東莞華為新總部做EAP的諮詢師說，從接到的內部案例看，員工的心理問題大多來自工作壓力，包括人際關係、職業規劃等，其次是家庭中的親子教育等，而工人們不一樣。

「工人們最多的是婚戀和家庭問題，因為如果是工作問題，他們自己就會走掉了。」郭小美說，工人喜歡講「大白話」，聽不懂心理學，通常都是有現實問題才來求助，結婚生子、掙錢蓋房，這些現實才是工人最大的憂愁。

在東莞，駐廠心理諮詢是奢侈的。東莞目前超過40萬工商註冊企業、600萬流動人口中，駐廠心理諮詢師不到10人。這些不多的駐廠諮詢師，幾乎都在外資或港台資企業，其中很多人屬於企業人事部門編制。

這其中，郭小美是特殊的。她曾是一名工人，來珠三角26年。她做過紡織女工，患過精神障礙，進過傳銷組織，後來靠自學完成一個打工者到心理諮詢師的蛻變。2009年，她進入現在的工廠，一待就是10年。原本屬企業管理層，但她後來主動脫離企業編制，以第三方供應商身份服務員工。她說，這是「希望自己有中立態度，抽離出來看工人的問題」。

與管理層能做長期諮詢相比，工人的流動性則更強。一家上萬人的工廠，每天都有幾十到上百人流進流出。工人們通常走進諮詢室，對著郭小美痛哭若干小時，就消失在茫茫人海的熙攘中。而對於工人的問題，她常常感到無能為力。

「兩性戰爭」

郭小美所在工廠的產品工藝具有一定的精密性，男女比例懸殊至1∶7。但4月初的這堂心理課上，男女占比各半，近期招入的男工更多了。「很多男工其實是為找對象而來的。」郭小美說，工人們面對的眾多現實問題中，首先是兩性關係。

在課堂內，男工婚戀焦慮明顯。一名來自湖南的25歲男工，在上課時玩著手機。他手機屏保是一個長腿美女，微信聊天背景也是袒胸露乳的模特。他不時點開約會交友軟體，滑動附近的女網友圖片點贊。他說，家裡催得緊，他要出來掙彩禮錢。當地彩禮普遍在10萬～20萬元，「村裡沒幾個女孩了」。另一名男工說，很多人會出去找「小姐」，「微信一刷，附近都是」。

一些男工會走進諮詢室，央求郭小美幫找女朋友。曾有男工坦承，自己原本賣手機，月入過萬，進廠工作只為找女友。三個月沒找到，就有男工想辭職了。但女友並不好找——廠里多數女工已經成家或有男友。「『90後』的女孩長得都像婦女了，是3個孩子的媽媽，『95後』的男孩已經當爸爸了，那種感覺真的很驚訝。」郭小美說。

2006年，郭小美進入一家台資廠做心理諮詢師，開啟職業生涯。彼時的東莞正是如日中天的「世界工廠」，年輕女工眾多。郭小美剛進工廠，就遇到了眾多早婚早孕的青年。更嚴重的是未婚先孕的女工，在剛剛進城的懵懂中，對婚戀和性知識的匱乏讓一些女孩極易在兩性關係中受到傷害。不時有女工找來，陳述自己未婚先孕、男友卻出軌的苦情三角戀，也有女工在來過幾次後，才漸漸吐露自己被性侵過的痛楚。

「我希望他們都去死，控制不住地想。」曾有一個女工，進門就對著郭小美哭，說她看見一個路人，就會忍不住地咒對方死，內心卻極其憎恨這樣。原來，女工年幼被熟人性侵，爺爺知道後，就常罵她是喪門星，稱她26歲那年會把家人剋死，直到自己去世前還耿耿於懷，叫她去死。出來打工後，女工看到車輛就覺得要出車禍，在食堂打飯腦子裡充滿「你去死」的聲音。她走進諮詢室那一年，正是26歲。

每遇到一個案例，郭小美都會認真做諮詢筆記，案例集裡記滿了以女工為主的工人群體在異鄉的痛苦與無奈，最小的僅有14歲。為此，她在常規諮詢外，又加入了應激創傷治療，還試著做了兩次性教育講座。有女工私下對她說，如果能早點聽到這些，很多問題也許可以避免。

當時的台資廠，代工利潤稀薄，要爭分奪秒以量取勝。工人一天要上10小時班，只有半小時午餐時間，午休時間不足，許多員工不回宿舍，就直接躺在走廊休息。郭小美一打開辦公室門，就能看到一群人躺在地上。2007年夏，東莞炎熱難耐，她見一個女生挺著大肚子躺在地上，臉上流的不知是汗還是淚，趕緊把她拉進辦公室休息。

女孩名叫思思，一開口就哭。她當時已有5個月身孕，而男友卻選擇離開。她從小被抱養，對親密關係依賴性強，為男友流過產。因擔心再無法生育，她這次堅持把孩子生下來，而男友卻有了外遇。郭小美找來男友談話，男友說，是自己過去太過心軟，才導致如今的結局。

「是不是因為從小被抱養，你才覺得自己是沒人愛的？」郭小美問思思，思思聽後哭得更厲害了。郭小美後來在筆記中寫，思思「因無價值感，從不會為自己爭取任何讓自己變得好起來的權利」。

思思後來離職了，回老家生了女兒。因養母改嫁，家裡無力照看，她在男友家待產並生育，自己再回原廠打工。臨走前，男友母親對思思說，男友和女兒中，她只能選擇一個。思思哭了，她計劃掙了錢，就帶女兒改嫁。回來後，她織了一雙鞋送給郭小美，表示感謝。

但很快，思思又來哭訴——她聯繫不上女兒，打電話給男友家，對方說女兒已不在了。她懷疑女兒被送養，再無心工作，然後消失了。郭小美不知她去了哪兒，但她一直保留著思思寫來的一封信：「我心累了、痛了、傷了，真的很壓抑……現在睜開眼、閉上眼，腦海里都是女兒的身影。」信中，思思附上了男友家地址，央求郭小美為她寫封信，替她說情，要回女兒。

郭小美沒有寫那封信，見過太多類似案例後，她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諮詢時間要從下午持續到晚上，很多時候她睏倦而疲憊，都以傾聽為主。工人們的絮叨中，她漸漸明白，工廠里這些看似糾纏的兩性關係中，實質是橫亘在性別之間的矛盾，在由鄉村到城市的過渡中，在枯燥乏味的流水線上集中爆發。她在一次工作筆記中寫道：「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戰爭，或許就是兩性戰爭，只要是戰爭，就必然兩敗俱傷。」

與女性的傷痕相對應的，是男工的焦慮。工人們上完課後，需統一等待簽合同。郭小美會利用此時，把感興趣的工人拉入她組建的微信群。幾年下來，廠里總共有4～5個群，共有2000餘人。群中，一位男孩表現活躍。一個女孩發了兩句言，就被男工在群里問話、加好友：「你有男朋友嗎？」拒絕後，男工又說：「我想找女朋友，歡迎各位單身女性毛遂自薦或介紹。」

曾有男工主動找到郭小美，說願當群主，幫她管理。最初郭小美還挺高興，但很快就發現事情不對勁。男工在群里不停地添加女工聊天，一位女工稍微在群里活躍點，就被該男工追著聊天，內容露骨。女孩生氣了，直接將聊天記錄轉到群里。「用著先進的科技，但腦子裡還是過去農村那一套。」郭小美說。

迷茫與覺醒

郭小美來自江蘇常州的農村。在一家五個兄弟姐妹中，父母把最多資源給了哥哥，供其讀書考大學。郭小美初中輟學後，進入一家企業做紡織女工。「你們不好好養我，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郭小美說，那時她說過和電視劇《都挺好》女主角蘇明玉一模一樣的話。後來，哥哥為生男孩，讓妻子服用偏方，妻子罹患胃癌而亡。

唯一的慰藉與啟蒙來自母親。母親是村裡唯一念過小學的女性，小時候就給她講宋慶齡姐妹的故事。成為紡織女工後，她不甘於現狀，常去鎮上圖書館借書，堅持練習鋼筆字、寫日記。她看路遙、讀瓊瑤，翻閱每一期的《演講與口才》，還按照想像中瓊瑤書中男主角的形象，找了初戀男友。

或許是原生家庭的記憶過於壓抑，與男友分手後，郭小美陷入一種病態幻想中，患上心因性精神障礙，治療、休養近兩個月才康復。半年後的1993年，她厭倦了家鄉生活，想換個環境，跟雙胞胎姐姐一起南下深圳。剛來時，她懼怕見人，連面試都是姐姐代勞。但從小對《演講與口才》的迷戀，讓她一直想做銷售。她到人才市場去找，一個銷售經理說她沒經驗，得先賣單業務試試。她花400元買了一個血壓計，一頭扎進了傳銷組織。

「進傳銷組織其實也是被演講吸引了。」郭小美說。1997年3月，她參加了一個傳銷魔鬼訓練營，有超過400人在3天內集中培訓，情緒高亢，訓練營被稱為「潛能開發」。三天中，大家排練各類互動劇，相互間不停讚美。「長這麼大哪有這麼多人讚美過我？」郭小美每天都哭，說自己「完全變了個人」。十幾天後，她能上台主持了，傳銷期間還認識了後來的前夫。26歲時，她有機會生孩子，但她認為自己還一事無成，就放棄了這念頭。

1998年，傳銷組織被取締，她回深圳繼續打工。持續三個月的亢奮躁狂後，是連續幾年的低潮。這段她記憶中最艱難的歲月里，父親和大嫂接連去世，她工作不順，輾轉多地，連付房租都成了問題。她不停地看成功學書籍激勵自己，兩次報名參加成功學訓練營，試圖改變塵埃般的命運。

2001年11月，她30歲，找到了中科院心理學研究所在深圳舉辦的大專培訓營。「我突然不想再等了，」她說，「哪怕我這輩子就是掃地的，我也要系統地學一點知識。」2004年，她拿到了心理諮詢師的資格，後來又通過成人自考拿到本科學歷，後拿下在職碩士學位。

在接觸到的萬千諮詢案例中，像她這樣改變自身命運的工人是少數。不少工人前來，陳述自己想要學英語、學計算機乃至改變命運的渴望，但卻因為各類主客觀的原因，永遠停留在想像層面。「工人們普遍比較自卑，沒有目標感。特別迷茫，這種迷茫有時比抑鬱症還要可怕。」郭小美自己正是從這種迷茫和自卑中逐漸走出來的。

曾有個女孩完成了自我實現的突破。她中專念了兩年就因沒錢輟學，2007年，家中安排她相親並訂婚，但相處一段時間後，她反感男友沒有上進心，堅持退婚，在故鄉眾叛親離，陷入中度抑鬱。郭小美對她講了自己的經歷，「以啟示她自我選擇的決心」。但事後郭小美又覺得，對諮詢師而言，這樣的暴露開放「似乎不妥」。

女孩沒有辜負郭小美。她此後再也沒來過，郭小美本以為她和很多消失的工人一樣，輾轉於別處的茫茫打工大軍中了。但女孩時不時打來電話向她彙報近況：她在自學心理學課程、有了大專學歷、在蘇州開了裝修公司，完成了一個從鄉到城、從打工者到老闆的突破。

在郭小美看來，受教育和認識水平所限，很多工人會陷入一種「想要掙快錢」的陷阱中，時而「東一下西一下」，忽略了自身素養的提升。她在3000人的群里轉發過相關技能培訓的通知，報名者寥寥。而她的工作筆記里，則記錄了無數男工悔恨投資賭博、女工哭訴丈夫敗家的案例。

郭小美欣賞那些少數的改變命運的工人，他們用個人奮鬥實現理想生活。2018年，她參加一個線上工人培訓，與一位關注工人權益的博士產生了爭論——就工人的命運而言，究竟是個人奮鬥更重要，還是社會公平更重要？當時郭小美從自身經歷出發，覺得個人奮鬥更重要，後來她心裡有了和從前不一樣的答案：一己之力是有限的，工人群體的命運是依託在社會結構中的。

打工的未來

最初聯繫採訪時，郭小美告訴我，駐廠諮詢師的職業生涯前景並不樂觀，常有挫敗感，待遇也不高。有老闆曾暗示過郭小美，「不要試圖去改變工人，這個群體很難被改變，我們需要你們，是為了防範風險」。還有一位老闆直截了當地說：「心理諮詢，首先是做給客戶看的，其次才是服務工人的。」

更多的時候，諮詢師更像是一個救火隊員。流水線作業中，每年都有工人自殺或死亡，他們要出現在各種突發情況中。

這些年，諮詢師的任務又多了一個，甄別和防範各種精神疾病症狀，後者發病率正逐年升高。但喜鳳是一家3萬人的港資廠的心理諮詢師。她透露，以前一萬個工人中，一年有精神病症狀的人最多就幾個，而現在每年都能發現10～20個。2015年以前，整個東莞被送至救助站的精神失常者通常在30～50個，但2015年後開始增加到200～300人。

「抑鬱症都不算在內，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但喜鳳說，諮詢師對這類問題愛莫能助，只有聯繫醫院和家屬送走。但喜鳳推溯，這可能跟留守兒童開始邁入社會、出門打工相關，「不是說留守兒童都有心理問題，但有一批孩子是很可憐的。心理脆弱，抗壓力差，與父母的情感連接幾乎是隔斷的，很容易出現問題」。

這些工人通常有幻聽幻覺，常常獨自胡言亂語，甚至出現被迫害妄想傾向。曾經有一個工人半夜在宿舍內霍霍地磨刀，對嚇得趕緊過來安撫的線長說：「你為什麼一天24小時都拿個棍子在我門前走來走去的？」

工廠諮詢外，郭小美也開始關注精神疾病的干預與療愈。這源於去年一例工人自殘事件。2018年5月，一位1995年出生的女工在車間劃開手腕，手上全是血痕。她來自重慶，父母在東莞打工，自幼在家當了9年留守兒童。9歲那年，她被接到東莞後，母親生下一個弟弟就因病去世。

她跟父親關係不好，常被打罵。父親讓她輟學帶弟弟，她將弟弟帶大後進入工廠，攢了2萬元想要學畫畫，被父親嚴厲阻止。她再次外出工作，卻遭遇性侵未遂，自此抑鬱，患上雙相情感障礙，躁鬱起伏相伴。躁狂時，她抑制不住地在網上花錢購物，花了3萬多元後在工廠割腕。

她父親幾次摁掉電話後，郭小美決定把女孩帶回家中。在家六天，她一邊讓其吃藥一邊觀察。女孩後來好轉，如今談了戀愛，在考慮結婚。郭小美為此感到欣慰，但也知道個人作用有限。「我只是在社會系統網絡外，暫時地接住了他們，讓他們有個人傾訴。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我能解決的。」郭小美說。

更年輕的打工一代正在進城。春節返廠季已過良久，但4月初的工廠，每天都在進人。廠門口掛著招正式員工的牌子，廠外一群年輕人在準備面試臨時工，勞務派遣機構的工頭給他們說著注意事項：工資每小時18元，無論是否第一次出門打工，都要寫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經歷，「哪怕是網管或服務員，反正不會細查」。

郭小美的課堂上開始出現了2000年後出生的稚氣面龐，他們眼神清澈，喜歡戴著耳機、刷著微信和抖音，業餘時間兼做微商。郭小美喜歡和年輕人交流，但也擔心新一代打工者的適應問題。相較於上一代人，他們接觸的信息和選擇更多了，誘惑也更多，很多人更願選擇做來去自由的勞務派遣臨時工，沒有保障，流動性更強。

有一個2000年出生的女孩，上完課後拉了一個微信群，次日就帶著一位男工出來跟郭小美一同喝奶茶聊天。三天之後，郭小美找她聊天，才發現她以不習慣為由辭職了。群里不再活躍，女孩沒說自己去了哪裡，一如過去的大部分工人一樣，成了與郭小美有過一面之緣的過客。（文中李甜、思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