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戰略統籌與國防

　　【講武堂】

　　當今世界，安全威脅的急劇拓展、軍事文明的進步要求與戰略環境的變化相互作用，極大深化國防的內涵，極大拓展國防的外延，把國防推到一個歷史的轉折點，要求我們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比軍事戰略更寬廣的國防戰略，來統籌國防現代化。

某綜合訓練場上，參加東協防長擴大會反恐專家組聯合實兵演習的各國反恐專家進行交流。黃遠利攝/光明圖片

統籌戰爭與和平

——履行打贏戰爭與治理和平雙重使命

　　20世紀是戰爭與革命的世紀，我國國防的全部關注點是打贏戰爭，二戰時期立足打贏民族獨立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冷戰時期保家衛國，打贏反侵略戰爭。21世紀是戰爭與公共安全威脅交織震盪的新世紀，我國國防出現兩個基本點，即不僅要準備打贏戰爭，還要持久地治理和平。

　　戰爭威脅不可排除，遏制和打贏戰爭仍是國防的立足之本。自古以來，來自國家或軍事集團的戰爭威脅都是致命性的，並且一直存在；到了21世紀，強權政治和軍事霸權仍十分猖獗，領土爭端和主權權益衝突暗藏殺機，地區性戰爭與軍事衝突不斷，戰備是維護國家安全之必須，一刻也不能鬆懈。

　　公共威脅成為毀滅和平的新的風向標，成為國防新領域，提出了治理和平的新使命。美國「9·11事件」後公共安全事件日趨頻繁，破壞力不亞於戰爭。從2003年「非典」，其後禽流感，再到2014年非洲伊波拉病毒泛濫，「生物國防」呼聲漸起；從2010年伊朗核設施遭「震網」病毒癱瘓，其後「阿拉伯之春」運動使網際網路成為顏色革命的主平台，「網絡國防」風聲鶴唳。甚至文化安全領域也有文化國防的提法，金融安全風險的增長也在沉澱金融國防的新概念。新興領域的國防在和平環境中展開，不是飛機、飛彈的入侵方式，而具有社會性和長期性特點，伴隨和平發展的全進程，因而決定了不是戰爭解決方式，不是一兩次突擊就徹底解決，而是和平治理方式，強調主動而持久的治理來消解威脅。

　　以總體國防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暴力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國家安全從單一的政治-軍事安全轉向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多元安全的綜合體，從安全威脅的木桶效應和連鎖效應出發，國家安全危機隱患存在於各個領域，哪一個領域的安全失控都會導致國家失敗。早在2014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出，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當前，逆全球化和全球氣候變暖大交叉，公共安全威脅與戰爭威脅交織的危險急劇上升，需要以多領域的總體國防來遏制戰爭，同時鞏固和平。

統籌軍事防禦和社會防禦

——建構多元一體的國防體系

　　軍事防禦是國防的中流砥柱，但國防大于軍事防禦。隨著公共安全威脅的爆炸性增長，治理和平的需求日益旺盛，以軍事戰略指代國防戰略已顯得力不從心，需要突破單一的軍事防禦架構，建立涵蓋軍事防禦和社會防禦的多元化國防體系。

　　推進軍事防禦體系的多域化、一體化。軍事防禦是國防的基石，隨著聯合作戰向全域戰融合深化，信息化戰爭向智能化戰爭升級，軍事防禦更加依賴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更加依賴戰術與技術的結合創新，更加依賴指揮體制的扁平化、作戰編成的一體化，最終轉化到多域作戰行動的機動性、靈活性和協同性上來。

　　建構多元聯動的社會防禦體系。公共安全威脅跳過軍事防禦體系，滲透到社會內部打擊公共目標，對國家構成新的大規模入侵威脅。從網絡黑客發動網絡戰爭，軟摧毀國家電網、水壩電站、城市交通、能源、金融系統；到生物病毒大範圍感染公眾，傷亡和財產損失達到戰爭級別。公共安全威脅呈現隱匿性、傳播性、流動性和關聯性特點，要求建立不同於軍事防禦的社會防禦體系。

　　統籌社會防禦與軍事防禦，達成國家總體防禦。以國防體系支撐國家安全體系，是國防現代化的精髓。相對於軍事防禦以消滅敵人為中心，主要達成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社會防禦以保護公眾為中心，主要達成其他方面安全，兩者相得益彰。當前，混合戰爭助推恐怖主義、疫情、氣候災害、網絡攻擊等公共威脅爆發，甚至軍事打擊也轉向經濟社會目標，加速公共安全威脅的整體化，需要把公共安全從預警處突上升到針對社會目標的全面防禦，並與軍事防禦相銜接。

統籌境內和境外的安全保證

——打開國防的全球化視野

　　新時代國防的戰略全局已不再局限於邊境線以內的領土，也不只是運籌與周邊國家的安全關係，而是全球範圍內國家利益所涉及的全部問題。因此，需要從全球化這個最大的全局出發，把境內和境外安全都謀劃好。

　　捍衛領土主權重在拒敵於國境線外。新時代，主權利益向外拓展延伸，從陸地到海洋，從地球到太空，全球公域成為保衛領土的戰略制高點。信息化戰爭實踐表明，隨著遠程打擊的發展，侵略者可以從公海、太空和網絡等全球公域發動進攻，全面壓制「守國門」的封閉式防禦。近年來的防空識別區鬥爭表明，平時建立全球公域的行動自由，並防止周邊淪為侵略者的進攻基地，成為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先導。

　　遠海防衛、海外安保成為國防的新高地。一方面，國家安全利益拓展對境外目標的安全需求日益增大，隨著國家的遠洋船隊、海外投資、海外工程和人員急劇增長，年均境外流動國民達幾千萬之多，海外安全利益由小變大，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新重點。另一方面，逆全球化運動助推中東、北非、東歐等多地區戰爭與衝突，海外安全成為國防的新軟肋。從利比亞大規模撤僑起，安全利益加速全球化、多樣化，從海外撤僑、遠洋護航向海外解救人質、跨境打擊恐怖組織拓展，既有軍事防禦向遠海防衛的拓展，更有大量的社會防禦向海外安保的拓展。

　　在宏觀戰略層面，世界各大國強國都在構建自己的全球性防務。美俄率先在彼此的較量中形成了各自21世紀的全球性國防戰略。美國的全球國防戰略，根植於其全球霸權傳統，始於柯林頓時期的「預防性防務」戰略，經過「先發制人」的戰爭實踐，有計劃地鋪開了先東歐、後中東、再亞洲的擴張路線圖。俄羅斯受美國及其北約集團的直接軍事壓迫，提出了「世界穩定弧」戰略理論，力圖以俄羅斯-北約機制、獨立國協集體安全組織為盾牌，構築一條以俄羅斯為中心、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穩定地帶」，並以俄格戰爭、俄烏衝突和介入敘利亞內戰，穩住了陣腳。實踐證明，我新時代國防事業要走出去，國家安全才有保證。

統籌軍事鬥爭和防務合作

——為地區安全提供公共產品

　　全球化時代各國安全利益既有分化的一面，也有交叉的一面。其中，跨國、跨地區乃至全球性的反恐、反擴散、搶險救災等公共安全利益橫向交融交叉，由此形成了排他性利益與合作性利益同時快速增長，並遍布全球。這就導致了任何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無論地理遠近和歷史親疏，都在發生利益關係，並具有衝突與合作的兩面性。進而可以說，今天國防戰略面臨的國家利益格局是前所未有的雙軌制，具有自身防禦與共同防禦的兩面性。

　　軍事鬥爭在接觸與合作中出效益。軍事鬥爭和防務合作是維護和平，改善安全態勢的兩個拳頭。俄羅斯為突破美國遏制，頻頻展示「波塞冬」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號稱「末日武器」，這類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做法取得一定效果，事實也證明硬碰硬的鬥爭方式是不可或缺的。但軍事辯證法告訴我們，在鬥爭中合作，在合作中鬥爭，效益最大。為此，把防務合作與軍事鬥爭同時展開，兩者不可偏廢，兩手都要強。越是主權爭端國、霸權國，越是要與之開展正面軍事接觸，開展軍隊對軍隊的工作，塑造良好的和平環境。對執迷不悟者，施以有理有利有節的懲罰，迫使其回到安全合作的軌道上來。軍事接觸與合作要有「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的精神，正氣壓住邪氣，最終消除敵意、破解遏制。

　　以共同防禦達成全球公共安全，把維護自身安全與國際安全統一起來。從2010年「震網」病毒在網際網路上泛濫，對各國工業基礎設施構成危害；到2020年新冠病毒利用飛機、高鐵等現代交通工具全球傳播造成重大傷亡，在這些無界傳播的全球公害面前，一國的防禦已經不能獨善其身，而與全球和地區安全捆綁在一起。因此，為地區和全球安全提供公共產品，成為軍事防禦和社會防禦的效益增長點，必將使軍事鬥爭事半功倍，使國防態勢煥然一新。

統籌軍事力量和社會力量、國際力量

——打造軍民一體的國際化國防生態

　　國防使命任務、作用空間和運行體系的多維度拓展，自然要求國防力量構成與組織也相應地發生結構性拓展，從而開闢總體國防的新生態。

　　軍民一體、混合編成是新時代國防力量的基本形態。就軍事防禦而言，不像傳統的坦克、大炮和飛彈是軍事領域專用，80%現代武器技術是軍民通用的，網絡戰、無人機作戰等新型作戰，開啟現役軍人和民間工程師組合團隊模式。典型的如美國國家安全局就是軍民一體的網絡戰組織，還有美軍早期無人機的使用，一邊是軍人操作火控裝置，執行攻擊任務，一邊是商業工程師操作飛行。就社會防禦而言，大部分非戰爭軍事行動都需要軍民混合編成，各國普遍做法是建立搶險救災指揮部，軍地聯合制訂派遣計劃和行動計劃，國家實行統一指揮。實踐證明，人民戰爭體制具有優越性，從國家決策層到街道居委會的垂直指令系統是高效的，在新時代仍有升級完善的廣闊空間。

　　國際力量成為新時代國防力量的重要支撐。新時代，各國的國防普遍從內向型朝外向型轉變。以利比亞撤僑為例，不是軍機飛過去就能把人接回來，而是需要同航線經過的多個國家打交道，跨國軍地間的協調事務之繁多、協調要求之嚴密，是國內軍地協同所難以比擬的。再如抗擊新冠病毒，各國不僅要開展政府間、軍隊間的合作，還需要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通力合作，聯合研發疫苗。甚至海外維和、境外安全保障，也需要藉助當地私營安保公司掌握情況，提高自身防護能力，像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就離不開黑水公司等商業安保力量的合作。結合我國實際和全球化背景，軍事鬥爭和防務合作需要繼承並發展統一戰線的優良傳統，充分利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和國際社團的積極作用，來倍增國防效益。

（作者：林東，系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