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B站連續更新《銀河英雄傳說》等動漫經典，粉絲高呼「文藝復興」，但這個梗出現在精神小伙的視頻上，嘲諷效果就拉滿了。
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文化標籤，三年一代溝，十年一天塹，沒法跨服交流，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下沉，越通俗的內容，穿透力越強。
過去幾千年，內容生產和消費不斷大眾化，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唐詩宋詞、元代話本、明清小說，近代電影、電視，文化和娛樂的界限逐漸模糊。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在《儀式抵抗》一書中認為群體情緒會把大眾文化變成更穩固的小眾圈層，從而獲得對抗外部污名化的精神護甲。
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觀察的更精闢，他認為粉絲並不是集體無意識的盲從，而是在媒體大眾化的過程中，通過熟練的參與和互動，建構了自己的文化權力。
所有殺時間的娛樂產品都驗證了這個理論。
假以時日，說不定「自帶水泥、村口集合」真成文藝復興了。
這是娛樂升格為文化的第一階段，「奧利給」的出現，預示著這個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但後面還有一道屏障，就是「文化無優劣、審美有雅俗」的認知，如果短視頻再把這個論斷攻倒，那就無往而不利了。
最近愛優騰在第9屆中國網絡視聽大會上向短視頻開火，不管是「豬食」調侃，還是拉低一代人審美的指責，低俗這個罪名總是逃不掉的。
以前的娛樂多少帶點儀式感，但手機填滿碎片時間，娛樂的主要功能就變成殺時間了，也是靠殺時間賺錢的，這個邏輯一旦閉環，社會教化作用就悄然退場了。
「寓教於樂」只是自我安慰，《李煥英》票房、口碑雙殺《唐探3》，你說是親情的覺醒，還是商業的勝利？電影改變不了走出電影院的你，能做的只是喚醒「本可以做得更好」的愧疚。
如果你覺得看《李煥英》比《唐探3》更有收穫，那純粹是你的錯覺，這種錯覺本身就是價值，好比買了從來不用的健身卡，就以為擁有了八塊腹肌一樣。
現代娛樂的厲害，就是讓你一邊沉迷，一邊反思。
當然這事不能絕對化。
有個朋友曾經慨嘆，「男不迷虎撲，女不愛抖音，窮不碰快手，富不玩小紅書，世界就完美了」。
乍一聽，蠻有道理，再一想，這不是正確的廢話嘛。
我們喜歡的東西毀了我們，這個調調很有煽動力，但成立的前提很複雜。
純粹從機會成本上說，任何選擇都有更好的替代，你花兩小時看一本世界名著肯定比打兩盤遊戲有收穫，諸如此類。
但一個人不允許自己有片刻放鬆，也不享受任何殺時間的快樂，既不可能也沒必要，我們不是苦行僧，用不著「苦其心志，勞其體膚」。
誰都希望把碎片時間變得更有效率，問題在於碎片時間只有長期、穩定、科學、系統的加以利用，才會從量變到質變，這種堅持本來就不是普通人的特質。
大多數人不是沒有奇思妙想，缺的是執行力而已。
這就好比把我們扔到90年代的深圳，就算知道做社交和通訊可以賺大錢，你能再造一個騰訊，還是創辦一家華為？說實話，能在華強北打出一片天地，都是人精了。
多數人在夢想尚存的時候，都會保持一定的自律，不會也不願浪費碎片時間，掙扎到35歲之後如果還沒買房，還沒財富自由，想不「躺平」都不行，這就是現實，白岩松反問一萬遍「不會吧」也沒用。
現代娛樂的妙用就在於稀釋了你浪費時間的焦慮，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娛樂有害論」的兩個支點都被瓦解了。
首先被瓦解的是行為判定。
過去的觀點是成癮即有害，癮的引申義是無法遏制的行為慣性，2008年《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規定，連續3個月每天6小時上網就是網癮，2010年改為每周40小時，這套理論現在過時了。
手機時代你沒法指責任何人（青少年除外）沉迷網絡，因為工作和生活早就融為一體。
其次被瓦解的是文化優越感。
1985年，Neil Postman寫出名著《娛樂至死》，感嘆電視對印刷文化的衝擊，「人類無聲無息的成為娛樂的附庸」，但他還沒見識過手機的威力。
過去我們習慣了權威人士告訴我們什麼是陽春白雪，什麼是下里巴人，這個模式在BBS、微博時代很有效，但形勢比人強。
現在誰有流量誰就是大V，不需要真實身份背書了，反倒是羅翔、戴建業這樣的教授為了迎合流量要，不得不從教室來到鏡頭前。
現在的手機不僅是流量入口，還是承載所有信息的「元媒介」，手機其實已經實現了對所有媒體的時間和功能替代。
現代娛樂很像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擅長以降維方式破圈。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包括八條主張，其中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等，這招的厲害在於保守派越反駁，越是自曝其短。
比如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也是中國比較文學之父的吳宓大罵胡適是「鹵莽滅裂」，就聽得人一頭霧水，因為這個典故出自《莊子·則陽》，沒點墨水完全get不到含義，這麼罵人雖有技術含量，但毫無影響力。
語境決定了受眾量級，所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必然的。
現在流量和算法推動了文化的娛樂化，更容易上位的當然是通俗內容，熱搜里全是明星網紅的雞毛蒜皮，曾經的顯文化反而退回封閉的小圈子，失去了對普世審美的支配力。
有人享受這個變化，有人厭惡。
《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王小峰寫過一本書，叫做《只有大眾，沒有文化，反抗一個平庸時代》，2015年初版時好評如潮，2019年再版風評大變。
即便在號稱「精神角落」的豆瓣也充斥著冷嘲熱諷，「這年頭覺得自己的專業素養還值68元一本的人太自以為是了」。
情緒反轉之強烈讓人感嘆4年的滄海桑田。
流量的本質是追隨，大眾娛樂既不會居高臨下，也不會趾高氣揚，總是恰到好處的貼近並響應情緒，甚至可以把圈外人逼成「偽受眾」。
舉個例子，電影《黑衣人》有個情節，威爾·史密斯入職神秘機構，被要求在漆黑的夜晚，識別街上的有害生物，結果他放過張牙舞爪的怪獸，爆頭了拿著量子力學的小蘿莉。
為什麼？因為「事出反常必有妖」。
假設你是一個普通上班族，別人刷直播，打遊戲，你非要捧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你不是怪物，誰是怪物？
內心再強大的人，也害怕成為別人眼中的異類。
所以龐大的用戶基數讓短視頻擁有了群體情緒支撐，假以時日確實有可能變成主流文化，這就像喜歡平克·弗洛伊德的搖滾死忠粉，不能看不上邦喬維一樣，喜歡周杰倫的《蘭亭序》，也不能無視吳亦凡的《大碗寬面》，一旦「文化無優劣」變成「審美無雅俗」，就有輿論免疫力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短視頻的快速成長很難遏制，但在流量內卷的氛圍下，將其描繪成一種庸眾審美還是有機會的，短視頻與所有娛樂產品一樣，最終有一個自證「清白」的過程。
第一，證明自己沒有造成文化的逆淘汰。
去年疫情期間，中國人均APP使用時長（6.7小時/天）首次超過睡眠時間（6.5小時/天），短視頻是主要受益者，但你拿走了用戶時長，就有責任讓時間與價值成正比，這是逃不脫的社會壓力。
大眾娛樂經常貼著「低俗」的標籤，我們內心多少也認同這一點（雖然不願意承認）。快手的「奧利給」，遮遮掩掩的試圖表達文化沒有優劣之分的道理，看起來像是外宣，其實更多還是給自己的用戶打氣，希望消除潛意識的罪惡感。
從情理上說，一個寬容的社會不應該把個人興趣搞成鄙視鏈，甲喜歡歌劇，乙喜歡學貓叫，彼此都不是對方的參照物，各自安好而已。
非要上升到監管層面，必須有明確的界定標準。
2005年美國《反低俗法案》規定了3個形成要件：
1、公眾場合；
2、對他人造成傷害；
3、存在冒犯和敵意；
對應的措施也是3條：
1、罰款；
2、分時段限播；
3、技術處理（消音或馬賽克）；
被明確界定為低俗的特定詞語有7個，並不是簡單一句「臥槽」就違法了。
另一方面，低俗處罰也只限於FCC（聯邦通訊委員會）所管理的公共頻道，HBO等付費節目以及starz等深夜劇不在其內，為什麼？
因為觀眾是主動選擇，請注意「主動選擇」這個詞。
舉個例子，我在抖音、快手關注了某人，願意看他大冬天跳進冰窟窿，夏天穿棉襖抽瘋，怎麼了？我的選擇，我承擔後果。
當然光有這種精神勝利法不夠，所以短視頻都爭著給非遺、科普等項目導流，捧出網紅教授，證明自己可以與傳統文化互補共生。
退一萬步，花點錢把自己拉出會場，也划算。
第二，消除爽完之後的罪惡感。
在被現實暴打之前，沒人願意承認自己只是混日子，總要掙扎一下，短視頻如果只是用殺時間緩解焦慮，爽完之後的罪惡感就會很強烈。
所以核心是改變社會評價體系。
李佳琦成為特殊人才落戶上海，薇婭當了杭州亞運會形象大使，說明現代社會的商業成功很容易轉化為美譽度。
除了把頭部網紅塑造為模板，還要讓草根利益均沾。
現在抖音、快手、B站都在想辦法給草根內容創作者輸送流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薇婭財產90億，遠不如1億主播人均90元更有意義。
此外，內外有別也是情感加分。
不管你承認與否，tiktok都是中國在海外最成功的流行文化產品，這點並無爭議，討厭抖音的人會支持美國封禁tiktok嗎？
恐怕不會。
當短視頻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行為慣性的時候，用戶殺時間的罪惡感和輿論壓力都將消退。
第三，短視頻還要證明自己能夠創造一種新文化。
這在邏輯上說得通，文化疊代一直如此。
漢朝李延年創作《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李延年如果活在當下就是頂流創作者，抖音、快手、Q音、雲村都會砸錢瘋搶。
但班固寫《漢書》，李延年進了《佞幸傳》而不是《藝文志》，說明在當時的主流文化看來，李延年頂多是個弄臣。
宋朝的市井娛樂叫做「勾欄瓦舍」，裡面有各種藝人吹拉彈唱，內容接地氣，觀眾很火爆，某種程度上就是線下版的短視頻，即興表演的成分很像今天的直播。
商業特徵也類似，藝人很紅，很賺錢，但社會評價不高，流量再大也無法轉化為美譽度。
那個時代文人尚且相輕，何況瓦舍藝人，宋朝的風流才子柳永，為了跟宰相晏殊套近乎，開口就說大家都是讀書人，晏殊馬上劃清界限，我可不寫「針線閒拈伴伊坐」這種東西，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宋詞是唐詩之後又一個巔峰，但勾欄瓦舍最後進化出了關漢卿這樣的人物，文學史上的地位比晏殊和劉永還高。
時間越晚，文化和娛樂越是互相轉化。
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傑姆遜（中文名詹明信）認為文化就是「日常閒暇的娛樂活動」，按這個定義，短視頻里的所有行為幾乎都可以看成文化了。
在《時間性之終結》一書中，他強調「不應該把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經驗看成是無時間的，相反，它們只是在當下龜縮著的一種經驗」。
他甚至預見了短視頻二創文化的崛起，認為現在的電影大片「看起來像是一堆爆炸著的相互堆積的片段，情節已淪為一個藉口和填充物，如同一根弦絲，串起來一堆以我們興奮點為中心的珍珠。」
在他看來，這種電影「看看預告或精彩片斷剪接就足夠了，（因為）電影除了這些精彩片斷也就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了。」他將這種現象稱為簡化（reduction），並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哲學命題」，代表了「美學、經濟學和社會現象學領域的發展狀況」。
回頭再看，這不正是短視頻「剪刀手」正在做的事嗎？
現在的短視頻正處於巨變的前夜，商業光環越耀眼，越需要新的文化自恰，這事既不高雅，也不卑微，就是赤裸裸的求生欲。
至於用戶，不許躺平，不讓佛系，好歹刷刷視頻，打打遊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