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袁斌究竟為何要做出如此瘋狂的舉動，他的結局又如何呢？

光鮮背後的陰影

袁斌本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一名年輕機長，畢業於專業航校，擁有豐富的飛行經驗。

在90年代，萬元月薪足以傲視群雄，他更是在國航內部一路晉升，前途一片光明。

而他的妻子徐梅，則是一名小學教師，薪資雖然沒有袁斌那般高昂，但也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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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甚至在北京還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兩居室，在那個年代，這已經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在外人看來，袁斌夫婦擁有體面的工作、穩定的收入，日子過得可謂順風順水，妥妥的人生贏家。

但在光鮮的表面下，卻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苦悶。

袁斌雖然薪資不菲，但卻對公司分配的這套兩居室頗有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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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以自己的資歷和職位，應該分到更大的房子。

這種不滿的情緒日益滋長，在他心中逐漸扭曲成一種不公的待遇。

他偏執的認為是有人在背後作梗，故意刁難他。

為此他多次向公司領導反映，卻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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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之後，袁斌的內心充滿了憤懣和不甘。

他覺得自己的價值被低估，自己的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對於袁斌的劫機計劃，他的妻子徐梅最初是堅決反對的。

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她深知劫機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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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明白這將給他們的家庭和生活帶來巨大的災難。

她苦口婆心地勸說丈夫，希望他能放棄這個瘋狂的想法，回歸正常的生活。

但袁斌的內心早已被不滿和怨憤占據。

他固執地認為，只有到了台灣，才能獲得更好的待遇，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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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妻子描繪著在台灣的美好未來，試圖說服她與自己一起踏上這條不歸路。

在丈夫的不斷勸說下，徐梅最終還是妥協了。

走投無路之下，她選擇放棄了自己的工作，放棄了在北京的安穩生活。

跟隨丈夫一起，走上了一條充滿未知的冒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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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5日，袁斌夫婦開始在家中秘密策劃劫機計劃。

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他們甚至直接賣掉了家裡的汽車，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準備。

10月28日，袁斌憑藉著自己那頗為資深的聲勢和人脈。

沒受什麼阻礙的就將自己的妻子給帶到了駕駛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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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905航班起飛後，袁斌向文飛攤牌，表明自己要將飛機開往台灣。

文飛起初以為袁斌是在開玩笑，但看到袁斌夫婦嚴肅的表情，他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他試圖勸阻袁斌，但袁斌卻以飛機安全為由，迫使文飛放棄了飛機的駕駛權。

機組人員發現異狀後，也連忙敲門詢問狀況，結果卻被袁斌給駁斥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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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繼續拿整座飛機上的乘客座位要挾，眾人也只好服軟。

但有關這家飛機的異狀，還是被我國的相關部門給得知。

由於飛機上有許多無辜乘客，所以許多手段都無法合理進行。

無奈之下，我國的相關部門只好向台灣省進行告知，要求其展開協助措施來應對這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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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飛機安穩降落在了台灣中正機場，機組中的大量旅客也都安然無恙。

而且因為飛機上沒有爆發武力衝突的緣故，乘客們的情緒也都十分穩定。

不過與袁斌美好幻想不同的是，劫持飛機落地後的他並沒有得到他想像的美好生活。

反而是迅速被當地部門控制緝捕，連帶著她的妻子也一同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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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無法和丈夫關在一個監獄中時，眼淚也立即從徐梅臉上滑落。

而後續的審判結果，也無疑給了這兩人一記「重錘」。

他們二人因為劫機事件被台灣省的相關部門重判，並且在服刑結束後還要遣返回大陸。

僅僅因為一念之差，他們就從人間人羨的幸福夫妻變成了人見人嫌的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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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袁斌那無止境的貪婪之心以及認知上的偏差思想。

時代的洪流與個體的掙扎

90年代，兩岸關係雖已打破僵局，但信息交流依然有限。

大陸民眾對台灣的了解大多來自官方宣傳和有限的媒體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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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信息環境下，台灣被塑造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自由的「理想省」。

這也與當時大陸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當時的一部分人來說，台灣省代表著一種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一種逃離現實困境的希望。

袁斌渴望更大的房子，更舒適的生活，更高的社會認可，而這些在他看來，在台灣更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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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台灣當局針對大陸人員的「投奔自由」政策，也給了袁斌一種錯誤的期待。

他認為，劫機到台灣自己並不會受到什麼出發，反而還能開始新的生活。

這種對政策的誤讀，以及對自身處境的悲觀評估，共同促成了他最終的鋌而走險。

如今距離劫機事件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它所帶了的影響卻仍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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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無時無刻都在提醒著我們，偏激、違法的行為終究不是解決困境的辦法。

反而只會講自己帶入難以丈量的深淵當中。

與其在生活中自怨自艾憎恨他人，倒不如好好想想，或許就會因此得到更加妥當的出路和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