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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我們與惡的距離》一舉拿下第54屆台灣電視金鐘獎六項大獎，成為當晚最大贏家，包括：最佳戲劇節目獎、最佳女主角獎、最佳男女配角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編劇獎。主創人員將榮耀歸給神。
曾沛慈
編者按：10月5日，在第54屆台灣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我們與惡的距離》成為當晚最大贏家，不僅奪得最重磅的最佳戲劇節目獎，還一舉拿下其餘五項大獎：賈靜雯憑藉飾演劇中電視台主管「宋喬安」，首次捧得最佳女主角的視後殊榮，曾沛慈憑藉「應思悅」一角獲得最佳女配角獎，出演「宋喬安」丈夫的溫升豪獲得最佳男配角獎，林君陽獲最佳導演獎，呂蒔媛獲最佳編劇獎。
在登台領獎時，曾沛慈說：「感謝上帝，這個榮耀是歸給你的！」在隨後的採訪中，她表示在難熬的日子裡她曾經很認真考慮過要放棄，是信仰幫助她走到今天，「沒有信仰，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在做什麼」。賈靜雯也談到信仰對她的重要。
編劇呂蒔媛很感動地回憶自己創作時的情形：「寫不出劇本時最常做的就是讀經和聽詩歌。」有評論認為，該劇將台灣的電視劇創作帶上了一個新高度，甚至有台灣法官在判詞中引用劇中的台詞。
繼在金鐘獎奪得最佳編劇後，10月6日呂蒔媛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成功拿下最佳編劇獎，她在領獎時分享：「希望我們都能學會與不同立場的人對話，希望在精神疾病里痛苦的朋友、跟生命中經歷過創傷的人，都能在不同的社會裡被理解、被溫柔的對待。」
今天《境界》特別重發該劇的劇評——《我們跟壞之間，只有一條線？》
呂蒔媛
我們一家三口正在麥當勞吃東西。我突如其來地問妻子：「如果現在有人衝進來亂砍一通，傷害我們的孩子，你會怎麼辦？」她的回答很有俠女風範：「我會和他拚命。」
近來一部台灣高分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很有代入感地想到，「兒子如果受苦、被傷害，我會如何？」這部台劇圍繞著一起發生在電影院的無差別殺人案展開，兇手李曉明攜自製的手槍在電影院開槍，造成9死21傷。這是一起無可爭議的巨大罪行，但該劇的重點卻不在於令人血脈噴張的正義伸張、惡人得懲，相反，它關注的是這一惡行給受害人家庭、加害人家庭以及整個社會所帶來的連鎖反應。
李曉明槍擊案似乎製造了一道深深的傷口，兇手被逮捕甚至被槍決都無法使傷口癒合，反而繼續化膿、生瘡、感染、潰爛。最終顯露在眾人面前的是：受害者不再純然無辜，加害者也不再可憎如禽獸，善和惡的邊界漸漸模糊，共同製造了我們這個滿目瘡痍的社會。
該劇成為中國多家媒體追逐的熱點。在驚呼「神劇」的同時，媒體同行們卻忽略了正是編劇呂蒔媛的基督信仰，帶她深入人物的靈魂深處。
呂蒔媛
手拿善惡標籤的我們
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在劇中是一個媒體人。她的兒子在影院槍殺案中遇害。身為母親，她無法走出喪子之痛，試圖用酗酒和工作使自己忘卻，但她與丈夫的關係也因此越來越緊張。在女兒眼中她早已形同行屍走肉，不如死了算了。她的拚命工作使下屬不堪重負，經常性加班讓同事面臨家庭危機。
不僅於此，當她得知自己手下的李大芝正是兇手李曉明的妹妹時，為了獲得獨家報道，她不惜突破職業倫理，採取跟蹤和偷拍的手段。她對自己家人、同事和李大芝的傷害，似乎都因為她的「受害者家屬」之名而有了正當性。
大型傷痛事件往往成為媒體競爭的戰場。在調查和評論之際，媒體常被誘惑越界侵入被採訪對象的生活，給當事人帶來二次傷害。
劇中從事媒體行業的角色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觀眾只有七歲智商」，但民意代表了收視率、流量和廣告商的投資，因此媒體往往需要迎合民意。但民意常常容易被情緒挑動。當惡性事件發生之後，公眾往往根據極為有限的資訊，瞬間作出判斷，表現出一種「是非分明」的正義感。
在公眾的想像中，李曉明就是惡魔、變態、殺人狂，而生養這種惡魔的家庭也一併被妖魔化。在這種輿論面前，兇手家屬的道歉被視為炒作，隱藏則被指為逃避責任。劇中李曉明的家屬因此過上東躲西藏、隱姓埋名的生活。一旦行蹤暴露，那砸向他們的代表著「正義感」的雞蛋和石頭，就迫使他們往崩潰更走近一步。
誰是「善」的代表？受害者？媒體？還是群眾？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們以善之名來行事。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所行之善卻又成為另一種惡的原因。
兇手及其家屬就是徹底的惡嗎？隨著鏡頭，觀眾得以走近兇手及其家屬，並發現開槍導致9死21傷的惡魔並非青面獠牙，而他的父母家人看上去也不是大奸大惡之輩，和其他為人父母者相比也並沒有不可饒恕的過失。
與呂蒔媛同為基督徒的台灣編劇和導演岳清清評論《我們與惡的距離》時有感而發：「善與惡都是世界給我們衡量別人的一把尺。」她說，在雜亂的世界裡，善與惡都是存在的，但人卻沒有辦法對善惡有完全正確的答案。
當然，該劇並非混淆是非善惡的標準，而是指出人性的局限，我們其實缺乏知善惡的能力。當我們簡單化地用善惡的標籤區分我們和他們時，只是表明我們對真實的人性缺乏理解——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遠，人自認為的善與惡之間並非壁壘分明。正如編劇呂蒔媛所言，該劇取名《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因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寫到「我們跟壞只有一條線」。
距離成為「人渣」只有兩分鐘
劇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為兇手李曉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王赦。王赦一出場就遭到受害者家屬的潑糞，公眾實在無法理解他為何要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兇手辯護。表面上尊重法律制度的安排，背後更重要的理由是，王赦是劇中唯一一個不將李曉明視作社會癌瘤的人。如果李曉明只是我們中間的異類，那麼殺光這些「壞人」，只留下「我們」這些「好人」，世界就美好了。但事實卻是我們和李曉明之間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
1961年社會學家阿倫特奔赴耶路撒冷觀摩對納粹屠夫艾希曼的世紀審判，艾希曼是納粹德國期間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的主要負責人，是「終極屠殺方案」的總策劃師。
在大多數人眼中，一定是艾希曼的窮凶極惡才令他犯下滔天罪行。但當阿倫特見到艾希曼的時候卻發現，他作惡的動機既不是反猶主義也不是施虐狂般的仇恨，而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理由：升職，取悅上司，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與其說艾希曼有著魔鬼般的意志，不如說他和我們一樣都太現實、「太人性了」。
有人批評阿倫特為納粹的暴行洗地。或許事實僅僅是，從自我中心這個聽起來很平常的心態出發，一個人可以走進一個多麼遙遠而恐怖的深谷。真正令我們不安的是，阿倫特拆毀了「他們」和「我們」之間隔斷的牆，讓我們不安地想到，原來沒有誰是惡的絕緣體，「那些殺人犯看起來跟你我沒什麼兩樣」。
王赦被同事譽為「人權鬥士」，但他自己知道，他之所以願意為這個「人渣」辯護，是因為自己和「人渣」相隔不遠。出身卑微的王赦，年少時幾乎成為犯罪團伙中的一員，只是因為拉肚子遲到兩分鐘，沒有趕上那輛去火拚的車。他的人生軌跡就此不同。對王赦來說，他距離成為「人渣」只有兩分鐘而已。
作為律師的王赦當然明白違法就要接受相應的懲罰，但只是快速地為一宗兇殺案結案，對類似案件的預防沒有任何意義。兇手乃至社會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刑罰，還有寬恕和憐憫。這裡的寬恕和憐憫不是逃脫法律的審判，而是不再將兇手看作非人。將自己也看作與兇手有同樣罪性的人，是憐憫的前提。正如俄國作家果戈里在遺囑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思索的不是別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
惡行所帶來的創傷最終需要整個社會進行消化，我們或者簡單地將怒火和矛頭指向體制、社會和他人，或者參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把寬恕納入我們的視野，明白寬恕不是勾銷個人的道德責任，而是在意識到他人犯罪的同時，也理解到他和我們自己是一樣的人，我們的心靈也同樣有陰暗、邪惡的念頭。「我們自己之所以沒越界，常常是由於某種幸運的機緣巧合。所以，『罪犯』不僅是『罪人』，也是『不幸的人』」。
劇中宋喬安雖是槍擊案的受害者，但藉著突破職業道德底線無形中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兇手。當她幾次被點醒這一點的時候，兒子遇害的陰霾和她對犯人家屬的憤怒才有了散去的可能。
老老實實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
如果我們僅僅是由於幸運而沒有變成李曉明，因此就自詡道德高人一籌，將審判權攥在自己手中，是奇怪而危險的。劇中舉著正義大旗的媒體和公眾最終也站在了兇手陣營之中，類似的情形在真實生活中並不少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人類中的評判者應該有自知之明，即他不是最後的評判者，他自己也是有罪的」。
英國心理學家西蒙·巴倫-科恩同樣對在納粹集中營中發生的惡行抱有極大的興趣，他無法理解為何那些擁有良好教養的醫生和科學家，竟然慘絕人寰地將猶太人製作成燈罩和肥皂。「人怎麼可以把其他人當作物品對待呢？面對遭受痛苦的同類，人是怎麼切斷天然的同情心的呢？」他的問題其實也是答案，殘忍的暴行往往源於我們切斷與他人的同理心，不再將他人視作同類，甚至視之為「非人」。
《罪與罰》中的拉斯克利涅科夫殺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後，為自己辯護道：「罪？什麼罪？因為我殺了一個下賤的、害人的虱子，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用的？」而妹妹都麗亞絕望地喊著說，「哥哥，哥哥，你說什麼話！你是殺了人的！」兇手將人視作「非人」，而公眾又將兇手視為異類。我們將他人排除出人類的範疇，心安理得地製造著各式各樣的「兇殺案」——或用匕首，或用鍵盤。
或許真正的醫治來源於，我們願意承認自己和他人實際上都分享著同樣的罪人身份。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既不認識人性，也不認識自己，也就無法真正與他人共情。朋霍費爾說，那些不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道德理論家因此而變得盲目。所有人都落入了一個真正的圈套：不願意老老實實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注視上帝的真理而變得單純而聰明。
在上帝面前，所有人同為罪人，這就是上帝的真理。而那些願意謙卑降服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與心中的自私與貪念爭戰的人，才不至滑跌到艾希曼或李曉明的境況。宇宙之間並非全然善意的存在，甚至並非全然中性的事物，邪惡的勢力的確存在。當肉體中本就充滿私慾的人，被邪惡的力量抓住，我們不是有可能會犯罪，而是沒有可能不犯罪。
當有人來到耶穌面前，稱祂是「良善的夫子」時，耶穌並未飄飄然將這個稱呼笑納，反而挑戰對方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如果我們以自己的善惡作為標準，即使稱耶穌為善，也只不過是因為耶穌暫時達到我們的要求而已，這本身就是一種僭越。
那些稱耶穌為善的人很可能和之後高呼「釘死祂」的人是同一批人，而之所以前後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為我們自己仍然掌握著善惡的尺度。因此耶穌接下來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人最合宜的身份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至善對我們的判斷。
那些被驕傲深深捆綁、專好在人前充當道德楷模，因此無法在神面前真正謙卑認罪的人，因此成為距離魔鬼最近的人。雖然我們經常軟弱，行事使神擔憂，但常常悔改卻可以幫助我們，不墮落到褻瀆神的地步。當我們不再偽裝成道德權威，才能因著自己和他人同為罪人而能走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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