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消費由老年人數量和年齡結構決定，因而整個社會都要關注養老金融，這需要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積極行動。
如今再說起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不是新鮮話題，甚至不能引起額外的關注，並不是因為這個問題不嚴峻，而是因為大家習以為常了。那麼什麼是一個「常」字？其實就是人們會說，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不但正常而且是好事情。我們用稍微學術一點的語言可以總結為，隨著老齡化的深入發展，中國的整體消費水平會上升，而儲蓄水平則可能隨之下降，因為西方已開發國家在老齡化社會發展中也是這樣子。
那麼事實如何？我們需要用數據說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著年均9.9％的GDP增長率，但中國居民消費率卻呈現長期下降趨勢，與經濟的高速增長形成明顯反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加速下降，年平均降幅超過了2.5％。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的家庭儲蓄在全部儲蓄中一直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令政府部門和中西方學者一直非常困惑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發展為何沒能拉動居民消費，中國居民為何捂著「錢袋子」？
對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如今老年人多憑藉家庭和家人子女養老，然而，老年消費的高點還遠遠未至，一旦進入重度老齡化，未來的消費就將由老年人數量和年齡結構決定，那麼，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中國老年人消費不升反降
中國未來的消費由老年人數量和年齡結構決定，因為年齡結構決定了老人身體特徵，老人消費潛力釋放是在重度老齡化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著年均9.9％的GDP增長率，但中國居民消費率卻呈現長期下降趨勢，與經濟的高速增長形成明顯反差。尤為在2000年以後，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加速下降，年平均降幅超過了2.5％（見圖表）。
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國內消費不足再一次成為經濟政策的焦點。「擴大內需」被政府認為是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關鍵。然而，中國居民的消費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持續保持下降趨勢，令人不禁反思政策的有效性。
中國人口消費高峰在15歲－40歲，35歲達到峰值點，50歲以後一路下降，直至非常低的水平。反觀其他國家，2003年數據顯示：在德國、日本、瑞典等進入超級老齡社會的國家，50歲人口的消費逐年上升，到60歲－65歲達到峰值點，此後緩慢下降；而在美國，在30歲－65歲期間進入消費高峰期，而且中國目前的老年人口消費占全部消費的比例低於前述三個國家。
從分年齡段消費曲線的觀察可以發現，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不一定是正向的。
不同年齡段的養老壓力
對比上述消費差異，背後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其實筆者一直認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社會只是剛剛開始，與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深度老齡化社會相比，中國目前還是一個相對很年輕的社會。
2016年中國老人生活城鄉調查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60歲以上人口為2.4億人，占總人口15.2％。其中，60歲－69歲人口占比56.1％，70歲－79歲占比30％；8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13.9％。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約4000萬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為19％。除中高齡老年人口占比不高外，現在的中高齡老年人口子女普遍較多，一般有3個－4個子女，老年人喪偶率也較低，如2016年老年人口中有配偶的占比71.6％，因此家庭養老壓力尚未顯現。
當然不能忘記，這背後有一個生育率代際傳遞的過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有一個生育高峰，其間總和生育率是6個左右，1963年一年中國就出生了3000萬新生嬰兒，而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5個左右，2018年一年中國只出生了1523萬人。
今天的中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養老壓力最大，可是他們的子女數量平均在4個－5個左右。而未來呢？中國高齡老人會越來越多。上世紀80年代，80歲以上老人只占到總人口的0.3％左右，而2017年占比已經超過2％，到2050年會達到10％左右。
以上海市為例，1953年全上海戶籍人士中，100歲以上老人只有1人，而2018年統計百歲老人已超過2500人，90歲以上老人超過13萬人。這樣的變化，意味著養老需求總量和結構的變化。
根據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2015年中國城鄉老年人人均消費支出為14764元。其中，日常生活支出占56.5％；非經常性支出占17.3％；醫療費支出占12.8％；家庭轉移支出占9.0％；文化活動支出占 3.2％；其他支出占1.2％。
從上述這組數據可以看出，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中國老人其他消費都偏低，即便是醫療費用支出也占比不高。可見，老年人是能不花錢就不花錢，總體消費意願不強。
根據老年人的身體特徵，老年生活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身體狀況良好，有獨立生活能力，需求主要與日常生活相關，中國現在正處於這樣的階段，所以廣場舞事業發展是有基礎的；到了第二階段，老人會處於失能和半失能狀態，需要生活協助；而到了第三階段也就是高齡老人階段，處於完全失能、失智及臨終階段，需要完全護理。
預計到2030年－2040年，中國就將進入深度老齡社會。高齡老人增加，而高齡老人子女數量卻越來越少，這時，發生在重度老齡化社會時期，老人的需求將從現在的基本生活休閒娛樂，轉為生活協助、完全護理、臨終關懷、殯葬等剛需支出。服務的量將增加和複雜，絕對價格和整體消費水平將比今天顯著提升。
現在，中國的老齡化社會還處於初級階段，老人的消費水平和結構還不能和已開發國家相比，所以家庭消費的重心還在年輕人上學、買房、結婚、生孩子和養孩子上。同時，高齡老人的養老還可以憑藉家庭和家人子女完成，並不要很多消費。這些都決定了今天中國的老人消費水平不高。
所以，今天中國老齡化社會的不尋常，其實就是老齡化發展的還不到位，而20年－30年後，當深度老齡化社會到來時，我們準備好了嗎？這就涉及到資金準備也就是儲蓄的問題，還不是一般的儲蓄而是養老資產的準備。
養老金融勢在必行
養老資產是要獨立且鎖定一部分資產，為老年生活的購買力做準備。養老資產不同於一般性的資產，比如儲蓄、現金、理財、股票甚至房產，第一要在退休之前獨立且鎖定，隔離其他風險；第二要在退休後不是一筆錢一次性支付給老人，而是應當轉化為現金流，並且有較強的承諾發放到老人預期壽命時點也就是生存年金。
那麼中國人到底做了充足的準備嗎？
不得不說還沒有，這集中表現在老齡人口購買能力的不足。2010年第三次全國老齡人口狀況追蹤調查數據顯示：2000年－2010年間，城鎮老齡人口平均年收入17892元，月養老金達到1527元；2012年，城鄉居民月養老金僅為81元。可見，80％老齡人口的收入，僅能滿足溫飽需要，無力購買養老服務。
這時再次對比已開發國家，我們會發現已開發國家老年人的消費程度高，背後是較高的購買能力。這個購買能力,不僅是政府基本養老保障，更重要的還是伴隨市場運營的養老基金規模的增加，個人財產利得收入的養老資產占比逐年增加，政府轉移支付比例逐年下降。
美國養老基金，規模為17.37萬億美元，人均57900美元，占全球的57.9％，財產利得收入占養老資產的比例接近30％，政府轉移支付占比約為33％。芬蘭養老基金規模約為0.27萬億美元，人均41811美元，財產利得收入占養老資產的74％，政府轉移支付占比約為15％。澳大利亞養老基金規模約為2.97萬億美元，人均150761美元，財產利得收入占養老資產的46％，政府轉移支付占比約為40％。日本養老基金規模約為1.39萬億美元，人均10944美元，財產和利得收入占養老資產的6％，政府轉移支付占比約為46％。德國養老基金規模約為0.17萬億美元，人均2073美元，財產和利得收入占養老資產的13％，政府（社會保險）轉移支付占比約為74％。
從中可以看出，要讓老年人擁有優雅、安閒、幸福的生活，在老齡化社會就需要老年人能足夠地消費，這個消費背後必須有較強的養老資產及其管理體系的支撐。
進一步說，整個社會的金融體系都要適應這種趨勢，也就是發展養老金融體系。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進行稅收相關的政策，需要給予足夠的稅收優惠鼓勵人們進行養老金融儲備；另一方面，企業也需要積極建立企業補充養老金制度，現在的企業年金只是覆蓋了十分之一的城鎮雇員，金融機構則應該適時開發相宜的養老金融產品和管理體系，如養老理財、終身型年金險、養老險、養老信託等。
整個社會都要關注養老金融，因為這不是一個人一個行業單獨就可以發展好的。
老齡化社會將在中國的未來深入發展，我們當然可以做出一些美好的設想和展望，但是不要以為這些美好前景會自然而然地到來,而不需要任何艱苦的準備和打拚，長壽是好事情，但是長壽也意味著需要為健康生活提前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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