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年末，我們都會習慣性地回顧過去，預測未來。2019年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不少在商業領域發生的事件在公益領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熱議，越來越多的商業企業聲稱自己是社會企業……而這些，都在驅動著我們不斷審視當下、探尋公益的前路。

公益的性質是什麼？公益如何才能起到啟蒙和溢出效應？當企業家成為慈善家，我們除了歡呼還應怎樣……本文中，友成研究院將對這些問題進行作答，並對「公益如何使用技術」的問題給出建議，對企業在公益中的行為進行剖析。

匱乏並不是貧困的最關鍵的指標，沒有未來、沒有選擇才是真正的貧困。公益的未來需要每個參與者的不斷思考與探索。唯有如此，公益才不會處於貧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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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日曆這種制度設計，人類的生活會處在怎樣的一種狀態。至少有兩點確認無疑，首先，對往事的記憶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失去了時間的錨定；其次，對未來的展望和計劃也變得不可能。動物的世界裡沒有這樣的設計，所以動物只會被動進化而不會主動進步。但上帝是仁慈的，無論是冬季南飛的候鳥，還是產卵期逆流而上的洄遊魚類，上帝已經在這些動物的基因里內置了周期性的節拍器。

每到年末，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回顧過去一年發生在自己身上和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這個習慣和候鳥的行為並無二致。除掉想給那些令自己難忘的事情賦予各種意義以外，還希望通過這些事情來預測未來的趨勢。前者是賦生命以無限的意義，後者是挑戰生命的有限。以有涯隨無涯，這或許恰恰是生而為人的命運，也是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

科學家兼哲學家德日進說，每一個時代，人類都說自己處在歷史的轉折點「因為人是在一個上升的螺旋里前進，所以在某種程度之內，這一點沒錯。可是，總有一些時刻這種轉變的感受特別深，因此也特別正當。」如果說2019年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一點也不誇張。眼見的各種事件紛沓而至，且很多都完全沒有預期。雖然我們還不能就此下結論，一個時代已經終結，但我們也確實感覺到傳統的思想、知識和經驗在這些新的挑戰面前捉襟見肘、無力應對：我們在已知的領域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失敗。烏卡時代成為我們對這個時代的一個標籤，這正說明了傳統的認知和經驗已經無法駕馭新的趨勢和潮流。

和政府以及企業相比，公益是一個「邊緣」部門，滿足的也是邊緣性人群的核心性需求，例如扶貧、例如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但在不遠的未來，也許會出現另一種場景，即傳統意義上的邊緣人群的核心需求將被滿足，但核心人群卻出現了未曾預料的邊緣需求。這些新出現的需求之所以被稱為邊緣需求有兩個原因，第一，它是由於人的某些內在需求被近代的物質化和技術化趨勢所邊緣化而產生的；第二，在表現形態上是全新的，而且尚未引起真正關注的。從邊緣創新的角度來看，出於政府和企業兩個部門之間同時也是兩個部門邊緣的公益部門，是否有新的使命呢？

思考一：公益的性質

人的發現和社會關係的建構

2019年，若干在商業領域發生的事件卻在公益領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熱議。其中包括美國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馬雲在商業的退役轉戰公益、越來越多的商業企業聲稱自己是社會企業。但在所有這些歡呼聲中，我們並沒有思考或覺知到，傳統意義上的商業正在進入傳統意義上的公益領域，即所謂的市場向左正在發生。

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在物質豐裕的時代可以導致人選擇行為的改變，可以解釋為什麼現代企業越來越關注社會。那麼我們同樣應該思考，如果傳統公益領域的大部分關切可以被現代的市場接管，那麼未來公益的一席之地在哪裡？

北京大學國發院王超教授認為，社會創新和其它類別的創新有本質上的不同：第一，表現在社會創新的反身性，亦即社會創新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創新者本身，這是我們每一個社會創新者需要正確理解改變自己和改變世界之間的關係；第二，社會創新的生成性，亦即社會創新的結果不是靜止的，而是促進生命和自由的無限生髮；第三，社會創新的本質將是促進社會關係的豐富和改善。王超教授這裡所總結的社會創新模型的前兩點非常符合「銜尾蛇」理念。在柏拉圖那裡，「銜尾蛇」代表了一種自為自在的完美結構，銜尾蛇亦代表了「自我參照」或「無限循環」，尤指那些能恆常自我增生的事物，以及循環周期性的自我發展。這說明，社會創新不僅要解決舊問題，而且不會產生新問題，不僅解決外部問題，也解決內部自身問題。

1517年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為宗教改革拉開了序幕。新教改革的實質，就是促成了「人的發現」，那些曾經匍匐在教堂陰影下的人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文明從此濫觴。但發展至今，人又迷失在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漩渦之中，人的價值感和意義感被日益消解，低慾望、無意義成為現代消費主義物極必反的潮流，關於生命、關於病死、關於生育、關於情感，幾乎所有關乎人的一切的認知都日益陷入混沌、對立和分化，這就是前文所提到核心人群出現的邊緣需求（新需求）。但政府和市場因為恰恰是目前困局的主要推手而無法找到出路，「政府失效」和「市場失效」將前所未有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傳統的公益對此也束手無策。

如果說公益的產生就是因為政府和市場「失效」，那麼這種新的「失效」也必然將由而且只能由具有新思維的公益來應對。如何應對？大而言之和王超教授總結的三點很相近：第一，讓每個人的生命重新發現意義；第二，讓社會充滿活力；第三，讓社會有更好的連接。但並不是說公益一定就能承擔這樣的歷史使命，公益必須脫胎換骨，必須上升維度。所以未來的趨勢不是市場向左、公益向右，而是市場向左、公益向上。

2019暑假期間，在南京行知基地進行了2018-2019第二屆青椒計劃全國優秀學員的結業典禮。來自全國的上百名鄉村青年教師分享了「青椒計劃」給他們帶來的價值。這些年輕人說，除掉知識和能力上的收穫之外，更有價值的收穫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青椒計劃讓他們找到了自我，發現了信心，人生和工作因此充滿了意義；第二，和所有的學員產生了連接，這是一個溫暖的和可以產生勇氣的連接，這是社會建構。「青椒計劃」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未來特徵的社會創新。

思考二：改變社會認知

公益的啟蒙和溢出效應

在《未來簡史》中，尤瓦爾通篇都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認知是決定人類社會進程的最重要因素。這也是所有宗教共同的基礎：信，是個人生命和社會形態展開和呈現的機制。你信什麼，生命就會是什麼。這一個曾經被認為是虛無主義的觀點，也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科學支持的基礎。所以，以增進社會福祉及和諧的公益，改變認知也是其使命。

今年是「希望工程」30年紀念。在談及「希望工程」的歷史貢獻時，人民大學康曉光教授說，除掉給貧困鄉村的孩子帶來的直接幫助以外，「希望工程」的影響早已溢出公益領域，「其歷史地位絕不僅限於作為一個公益項目而存在，它更是一個社會改造與國家建設工程」。「希望工程」大概是第一次在全社會範圍倡導公益的理念，第一次動員全社會關注農村貧困問題，這大概是「希望工程」更大的歷史價值。雖然30年後「99公益日」單日籌款量就幾乎占了「希望工程」30年總籌款量的一半，但就其歷史價值而言，卻遠遠無法和「希望工程」相比。這正是因為「希望工程」稱得上中國公益的啟蒙運動。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影響力投資的概念，到今年為止，影響力投資已經在全球的投資領域引起了共同的行動。這是另一個從公益領域提出的觀念，改變主流社會認知的案例。

2019年在中國也發生了一個相似的案例。2019年12月2日，深圳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會同博時基金成功在上海召開「博時中證可持續發展100ETF」發布會。這是全球第一支以可持續發展價值為主題的指數基金。早在2013年，友成基金會就提出了社會價值的概念，正是因為發現整個人類社會過分依賴經濟增長這個單一指標，並導致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失衡。為試圖量化衡量社會價值，友成基金會還同步開發了3A3力社會價值評估模型。2016年由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聯合50餘家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了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深圳），這是一個推動社會價值投資的公益平台，友成基金會理事長王平女士是社投盟創始主席。社投盟以「投向美好未來」為願景，以「倡導一個共識，建立一套標準，打造一個平台」為三大使命。一個共識，即提升商業回報與創造社會福祉、保護生態文明並舉；一套標準，即中國社會價值評估體系；一個平台，即「義利並舉」的價值鏈和生態圈。「博時中證可持續發展100ETF」是基於社投盟連續第三年發布的「義利99「報告開發的。表面上看，這支ETF基金和眾多的責任投資基金、ESG主題基金屬於一個品類。實際上從責任投資到可持續發展價值投資是認知的改變。如果說責任投資遵守的依舊是doing good by doing well的價值觀，那麼可持續發展價值投資則體現了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理念。前者是工業文明時代價值觀的末端升級，而後者則是新商業文明時代價值觀的開端。

公益要起到啟蒙和溢出效應，自己首先必須要正本清源。相比於公益行業各種熱鬧和炫目的峰會及論壇，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的「慈善文化會講」堪稱靜水流深。該項目致力于澄清慈善價值觀，確立中國現代慈善文化根基，並通過「知行合一」來構建「體用合一」的現代中華慈善體系。從2018年12月16日舉辦首次會講以來，以每兩個月一次的固定節奏，舉辦了五次專題討論。不難想見，只要長此以往，這樣的「行動性研究」必定厚積而薄發，必定產生可觀的溢出效應。

在未來，公益的溢出效應將不再是公益的副產品，而是公益的使命。

思考三 ：當企業家成為慈善家

美國是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模式的代表，經濟上堅持自由市場體制，堅持股東價值最大化。但我們同時必須看到，美國是全球慈善家和大型公益基金會最多的國家。從洛克菲勒開始一直到晚近的比爾蓋茨，被奉為科學的公益的圭臬。我們雖然常常批評美國過分的自由市場觀念，但也不由自主地對美國的這些偉大的慈善家抱以敬意和讚嘆。我們甚至習慣於用美國這些慈善家的行為來看待我們國家的慈善家。

5月21日，胡潤研究院發布《2019胡潤慈善榜》（Hurun China Philanthropy List 2019）。萬向集團CEO魯偉鼎因在2018年捐出市值49.6億元的萬向三農全部股權，設立魯冠球三農扶志基金慈善信託成為中國「首善」。7月8日魯偉鼎正式宣布：萬向董事局決定，將萬向集團公司截至2018年度審計報告的資產，全部捐贈設立魯冠球萬向事業基金。消息一公布，就在公益界引發熱烈的讚賞。但更讓公益界激動的是馬雲在商界的「退休」及其「轉戰」公益的表達。9月10日教師節，阿里巴巴20周年晚會上，馬雲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並表示未來將花更多的時間在教育、環保、公益等領域。馬雲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或將在未來給教育、環保等領域帶來不可忽視的作用力。

這當然是兩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至少表明了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已經開始認真地思考社會問題並有了具體的行動選擇。但我們似乎還沒有深入思考其對中國公益領域可能產生的影響。2019年一部名為《解碼比爾蓋茨》的紀錄片並未在中國的公益界引起足夠的討論。這部紀錄片向我們呈現了比爾蓋茨在解決頑劣問題時是如何分析、決策以及應對比市場還複雜的不確定性。無論馬雲還是比爾蓋茨，我們可能更加看重的還是其富可敵國的財富，而忽略了他們使命必達的企業家精神、以及通過創新解決頑劣問題的智慧。《解碼比爾蓋茨》中很多處都呈現了蓋茨讀書學習的場景，這位堪稱世界最強大腦之一的人仍然像海綿一樣吸收著最前沿的知識和思想。

所以，在歡呼的同時，更應該深入地思考，我們應該從「蓋茨們」和「馬雲們」身上學到什麼？

思考四：公益要使用技術，但不能迷信技術

技術在當下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宗教。人們期待技術帶來永生，期待技術讓人類殖民火星，期待技術創造一個完全透明、對稱的社會。公益界也期待用技術來解決技術產生的諸多問題，例如環境問題、高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虛擬化生活給孩子成長帶來的尚不知曉的問題。技術主義讓公益領域產生了某種樂觀主義的色彩。但我們可能忘記了另外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由美好的願望鋪就。雖然這句話主要被用於批評烏托邦主義和以美好社會為藉口而實行的獨裁，但科學烏托邦也具有一樣的危險性。

愛因斯坦說過「問題不可能由導致這種問題的思維方式來解決」。技術產生的問題不可能完全由技術自己來解決。幸運的是，除掉技術，人類還有制度這個工具，上萬年來，人類就是依靠制度和技術這兩個工具不斷進步。有一個故事很好地解釋了在對待同一個問題時的兩種不同思路。中國素有「明修長城清修廟」的說法，都是對待外患，明朝以修長城的方式來阻攔外族入侵，而清朝通過修廟的方式來懷柔。相比之下，明朝是技術思維，而清朝是制度（文化）思維。事實證明，制度是一種比技術更有效率也更具「生成性」因而更可持續的途徑。事實上，社會創新本質上就是一種制度創新。尤努斯小額貸款的成功，關鍵在於創設了一套貸款人的連接方式，沒有這樣的方式，支付方式無論發生怎樣的進步都和窮人毫無關係。有兩個小例子說明了技術和制度（文化）是如何實現公益的。成都「朗力養老」是從事適老化環境改造的一家社會企業，近年來開發了很多適用的技術和產品來服務老人，廣受好評。北京「十方緣老人心靈呵護中心」則從心靈呵護的角度為老人提供服務，其影響力遍及全國。這表明，公益要使用技術，但更需要心靈的呵護。有一點我們應該記住，在公益行動中，技術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工具，而制度（文化）則有可能是公益要實現的目的本身，例如增進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制度創新。

「損有餘以補不足」是公益的使命，但這不應該僅僅只是物質層面上的，還應該包括思想和認知層面的。我們在應用技術的同時，要警惕技術可能產生的次生問題；我們在提倡技術的時候，要警惕對技術的迷信。未來的公益應該具備這樣的敏感力，當我們感知到社會上的某一種認知出現不平衡的時候，就應該「損有餘以補不足」。所以，對技術迷信保持某種警惕，不僅應該是公益自我覺知的一個任務，還應該是提供給社會的一個公共品。

思考五：公益的陷阱

初心異化和消費公益

聯合國環境署9月19日宣布，中國移動支付平台支付寶推出的「螞蟻森林」項目獲得聯合國最高環保榮譽——「地球衛士獎」。聯合國環境署授予「螞蟻森林」的獎項類別為「地球衛士獎」中的「激勵與行動獎」，北京時間9月27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頒獎儀式。同一天，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在官網宣布，因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創新路徑探索和積極示範作用，支付寶「螞蟻森林」獲得應對氣候變化最高獎項「燈塔獎」。

年底爆出的水滴籌事件，卻讓我們看到了企業和公益關係的另一面。多家媒體先後曝出，水滴籌超過40個城市的醫院派駐地推人員，通過「掃樓」逐個病房引導患者發起籌款。且地推員每單最高提成150元，月入過萬，還有末位淘汰機制。之所以引起公眾的關注的最主要原因是，水滴籌這樣的地推方式和激勵機制，是否會導致信任的濫用和損耗？

表面上，「螞蟻森林」和「水滴籌」都是企業在實踐「共享價值」，我們如何判斷之間的區別？一個可能的判斷標準是，你是用商業的網絡來倡導或創造公益，還是用公益的概念來促成和實現商業規模/商業利益？是在創造公益還是在消費公益？

水滴籌這個案例給公益領域的提醒是：第一，社會的信任不僅是公益組織的生命線，而且是公益的天然使命，任何可能導致社會信任破損的行為都是對公益的背叛；第二，如果忘記初心，任何行動、任何努力包括創新都有可能異化，規模化是當下公益領域幾乎所有人追求的目標，但我們不能因為規模化就忘記了原本的使命。

結語

對公益而言，有兩個時空條件的變化已經那麼明顯但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第一點，處在「烏卡時代」的公益，應該如何應對時代的需求呢？第二點，技術條件和物質條件已經讓企業和政府越來越多地進入傳統公益的領域，例如正在中國實行的精準扶貧工程，那麼公益未來的領地在哪裡？

2019年還有一件事堪稱一個風向標。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和麥可·克雷默，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所提出的實驗性方案」。如果認真讀過《貧窮的本質》這本書，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匱乏並不是貧困的最關鍵的指標，沒有未來、沒有選擇才是真正的貧困。

把這個結論稍微引申一下，對於任何一件事、一個項目、一個事業，如果對未來沒有思考，那麼就是處於事實上的貧困之中。我們不能讓公益也處於貧困之中。

【注】在形成本文的過程中，曾就2019發生的主要事件徵求了很多公益人及學者專家的意見，得到熱忱的指點和幫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