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孫悟空和賈寶玉作比較研究，似乎有點不倫不類。實際上並非如此，只不過是在把「猿」和「人」放在一起作一比較研究而已！這又是怎麼說的呢？
孫悟空、賈寶玉劇照
我們知道，文學作為一定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審美反映的產物，莫不受一定社會思潮的影響和制約。明清文學所反映的社會思潮是形形色色的，而《紅樓夢》與《西遊記》雖則題材不同，創作方法不同，藝術風格不同，卻是同一社會思潮中的兩座豐碑。
這一思潮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而產生的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潮。如果說，這種思潮在《西遊記》里是體現為「猿的形態」，那麼，到《紅樓夢》里則體現為「人的形態」。這集中反映在兩部作品都把主人公的形象寫成具有「童心」的「真人」，並從而寄寓了作者對人性問題的認識。
其一，孫悟空和賈寶玉的個性覺醒，都被作者寫成是一種天賦，這種天賦實際上也就是李贄所說的「童心」。
《西遊記》開卷即寫「靈根育孕源流出」，與以往取經故事的寫法大不相同，作者更動了傳統的結構方式，把「大鬧天宮」提到全書的開頭，而且用了整整七回的篇幅；變更了傳統故事的孫悟空的出身，把「老猴精」改成了破靈石而出的天產石猴，並把「靈根育孕源流出」放在開宗明義的地位。
《西遊三昧》，張錦池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這是別具匠心的。首先，顯然是想突出孫悟空在形象體系中的地位，把作品寫成孫悟空的英雄傳奇；其次，顯然是要滌盪取經故事中的孫行者身上的宗教色彩，努力把孫悟空寫成神話中的英雄；最後，如前所述，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要把孫悟空寫成大自然的兒子，活脫脫的「自然人」的形象。
這後一點其所以尤為重要，就在於：它把孫悟空身上的處於萌芽狀態的自由、平等觀念，寫成是與生俱有的東西。
《紅樓夢》呢？說主人公賈寶玉是神瑛侍者轉世，其所佩之「通靈玉」是青埂峰下一塊「靈性已通」的頑石下凡。瑛是假玉真石。「神瑛」與「靈性已通」的頑石，也就無質的區別。
這類筆墨是否是受《西遊記》寫「靈根育孕源流出」的影響，盡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公然宣稱「只除『明明德』外無書」的《紅樓夢》，把賈寶玉的「意淫」，亦即萌芽狀態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說成是「天分中生成」，是天賦予人的美德，這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西遊記考論》
程朱理學強調「天命之性」，陸王心學強調「良知」，都是把三綱五常看作是人的本性。《西遊記》、《紅樓夢》把自由、平等觀念寫成主人公的天賦，這種對人的天性的看法，是當時要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在作者筆端的反映，它與李贄的「童心」說顯然是同出一源。
李贄的「童心」說是他的抽象人性論在道德觀方面的運用，雖然未能作出系統的、正面的、具體的論述，然而它所抨擊的目標卻是具體的，那就是否定三綱五常是人的本性，而認為人的本性是一種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蝕過的天真純樸的「童心」，實際上已含有個性的自覺，是把自由、平等觀念作為「童心」，作為人的與生俱有的本性來宣揚的。
在文學史上，這種思想和寫法，濫觴於《西遊記》作者對孫悟空形象的刻畫，而成於《紅樓夢》作者對賈寶玉形象的塑造。這就是說，賈寶玉也罷，孫悟空也罷，都是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具有「童心」的「真人」形象。
《紅樓夢考論》
其二，孫悟空和賈寶玉作為具有「童心」的「真人」，實際上是當時新興市民社會勢力的思想代表；他們身上的鬥爭性和妥協性，實際上是反映了當時新興市民社會勢力在反對封建主義人身關係過程中的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
孫悟空與天廷神權統治者的關係及其個人命運雖有前後期的不同，但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天性卻始終如一。孫悟空作為「天產石猴」，以他獨有的探險精神發現了水簾洞，被群猴推為「美猴王」，在那「仙山福地，古洞神洲」過著「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他卻不以此為滿足，一想到那暗中還「有閻王老子管著」，「不得久注天人之內」，於是便決心雲遊海角，遠涉天涯，訪師求道，「學一個不老長生，常躲過閻君之難」。
孫悟空在學得與天同壽的真功果和七十二變的大神通之後又回到花果山。作為「美猴王」，與群猴的關係仍是「合契同情」，而不是「君君臣臣」；作為「地上妖仙」，並不以為身份卑賤，自稱是龍王的「鄰居」；太白金星引他參見玉帝，竟口稱「老孫」而傲不為禮，以致嚇得那兩旁仙卿面如土色；官拜「齊天大聖」，亦不以為地位高貴，他與諸天神交遊，「不論高低，俱稱朋友」。
《中國六大古典小說識要》
凡此等等，足以說明孫悟空身上的自由、平等觀念是出於天性。正是這種天性，促使他鬧了龍宮鬧地府，鬧過地府又鬧天宮。西行路上的孫悟空，儘管被如來佛套上了那個拘束「反性」的緊箍，但他的身上依然保持著當年的「異端」風采。
他腹謗觀音，奚落如來，笑罵龍王，到靈霄寶殿查問妖怪的來歷，高興時，對玉帝「唱個大喏」，著惱時，「問他個鉗束不嚴」。凡此等等，足以說明孫悟空對天上神權統治者始終保持著一種桀驁不馴的天性，並不以為自己比他們卑賤些。
與孫悟空相比，自由、平等觀念在賈寶玉身上是發展了，也深化了。如果說，這種觀念在孫悟空身上基本上還只是一種自在的意識，比較淺顯地煥發為一種樸素的個人奮鬥的精神，尚未形成一種獨具風貌的社會倫理觀念，那麼，到賈寶玉身上已發展為一種自為意識，比較深刻地轉化為一種對人生哲理的思索，已經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倫理觀念的雛形。
《紅樓管窺：張錦池論紅樓夢》
從人生哲學上說，集中地反映為賈寶玉的「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而卻「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的處世態度，把封建主義的尊卑貴賤觀念作了顛倒，這種顛倒包含著近代平等觀念的萌芽。
從政治思想上說，集中地反映為賈寶玉的堅持叛逆本階級給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公然抨擊作為三綱之首的「文死諫，武死戰」的教義，樂於成為一個「於國於家無望」的人。從婚姻觀上說，集中地反映為賈寶玉的堅持婚姻必須以愛情為前提，而愛情又必須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礎。
恩格斯在談到德國十六世紀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市民的階級代表人物馬丁·路德時，曾深刻指出：「路德動搖不定，當運動日益嚴重時反而害怕，終至投效諸侯。這一切和市民階級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完全符合。」孫悟空和賈寶玉作為當時新興市民社會勢力的思想代表，也不同程度地具有這種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
孫悟空的政治態度始終具有二重性。敢於「大鬧三界」，這是他的鬥爭性；兩次接受玉帝的「招安」，這是他的妥協性。「情願修行」，摩頂受戒，保護唐僧西天取經，是他的妥協性；一路上掃魔除怪，在唐僧面前我行我素，而所掃蕩的魔怪又大多是以三界的神佛為後台的，對此勇於奮起千鈞棒，視唐僧的說教如雲煙，這又是他的鬥爭性。
《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
假如說，「大鬧天宮」寫出了他鬥爭中有妥協，那麼，「西天取經」則寫出了他妥協中有鬥爭。既有鬥爭的一面，又有妥協的一面，其主導面，前期是鬥爭而後期是妥協，這便是孫悟空與天廷神權統治者的基本關係。
這種關係，反映了孫悟空前後思想性格的內在統一性，也反映了「大鬧天宮」與「西天取經」兩個故事的主題思想的內在一致性。
賈寶玉的政治態度也同樣具有這種二重性。一方面，他十分憎惡封建禮法；另方面，在人前卻禮數周全。一方面，他堅持婚姻自主，與林黛玉結成了死生不渝的愛情，把家世利益置於腦後；另方面，卻把與林黛玉的親事寄希望於封建家長身上，並且最後還是與薛寶釵成親。
一方面，他想解放怡紅院的奴婢；另方面，卻寄希望與虎謀皮，幻想賈母能額外開恩。一方面，他以《芙蓉女兒誄》的寫作，作為對封建主義的親權和孝道的一種強烈挑戰，其措詞之激烈，實堪稱是一篇討伐封建正統勢力的檄文；另方面，在作了一番一字一血的認真聲討之後，卻又深藏餘憤而一絲不苟地去做晨昏叩省去了。
《西遊記導讀》
凡此等等，這種鬥爭性與妥協性，明顯地反映了賈寶玉在與封建勢力鬥爭中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
孫悟空與賈寶玉的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歷史地、真實地、典型地概括了當時的新興市民社會勢力的階級特徵：他們的自由、平等觀念既是作為封建主義人身關係的否定物而出現的，同時又因其還十分稚嫩而在政治上不能不繞封建統治階級之膝以行。
其三，儘管孫悟空與賈寶玉都是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然而隨著其思想性格的發展，封建主義思想觀念在他們身上的消長卻呈現出一種相向而行的狀態。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兩位天才作家由於時代不同，對於「童心」的態度是同中有異。
孫悟空在「大鬧天宮」時只知率性而行，要求自由、平等，直到想與玉皇大帝輪流做莊，並不存在什麼君君臣臣、尊卑有序之類的思想。可一到取經路上，隨著行行重行行，儘管對自由、平等的內在要求依然存在並時有表現，但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及忠孝節義觀念，卻在他的身上從無到有並日見增濃。
《中國古典小說心解》
比如，他曾這樣責備那橫遭黃袍老怪蹂躪的百花羞公主：「你正是個不孝之人。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卻怎麼將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
又如，他曾這樣以火眼金睛察識那烏雞國侵占龍位的妖魔：「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再如，他還曾給車遲國國王開過這樣的治國藥方：「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這些觀念，都是「大鬧天宮」時的孫悟空身上所沒有的東西。
賈寶玉的思想性格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其標誌是由抱憾金釧兒的慘死和同情蔣玉函的逃出忠順王府而導致他的挨打。這使他從嚴父的道貌上看出了猙獰，從奴隸們的反抗中發現了曙色，那封建家族傳染給他的貴族公子的紈絝習性和暴戾脾氣也由此而為之一掃。
《中國古典小說十二講》
第二個階段，其標誌是由抄檢大觀園及其所造成的晴雯之死而激發出他的《芙蓉女兒誄》的撰寫。這使他又從慈母的笑臉上發現了血污，認識到同是「巾幗」卻有「鳩鴆」和「鷹鷙」之別，在他的心靈深處實質上已經撕掉了那封建宗法關係的溫情脈脈的面紗。
第三個階段，在曹雪芹的筆端其標誌當是賈府的被抄和林黛玉之死而使他陷於「貧窮難耐淒涼」的悲苦境地。
這使他又從佛面常笑的老祖母的牙縫中發現了人肉的肉絲，從錦衣衛的刀光劍影里看清了地主階級的那種「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醜態，並從而促成了他割斷了自己對封建主義的社會人生的繫戀。與孫悟空相反，賈寶玉是隨著其思想性格的發展，於兩面搖擺的政治態度中越來越堅定地要求擺脫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對自己的影響和束縛。
賈寶玉來自太虛幻境，最後又回到太虛幻境；孫悟空來自花果山，最後卻未回到花果山。西行路上的孫悟空不是曾嫌花果山有「妖氣」嗎？
足見《西遊記》的作者實無意於把花果山寫成孫悟空的落伽山。他心目中的真正理想世界是玉華國，這個體仁沐德的王道世界。《紅樓夢》的作者心目中的真正理想世界是太虛幻境這個「天不拘兮地不羈」的自由天地。
《紅樓十二論》
由此可見，孫悟空的來自自然而最後走出了自然，賈寶玉的來自自然而最後又返歸自然，這二者的不同集中地反映了兩位天才作家的社會理想的不同。
雖則兩位作家都把「童心」看作人的天賦，認為人們對自由、平等的要求是種合理的要求。然而，《西遊記》作者同時又認為：人的「童心」應該接受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種制約，否則便會發展成無「法」無「天」。
這是折衷主義的態度。所以他對自稱「齊天大聖」的孫悟空是欣賞，而對成為「斗戰勝佛」的孫悟空是頌揚。欣賞並不等於完全肯定，而頌揚則是最大的肯定。《紅樓夢》作者不僅不主張把人的「童心」強行納入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種框框，倒主張打破這個框框讓它獲得自由發展。
這是一種社會改革者的態度。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對作為「富貴閒人」的賈寶玉不乏批判，而對作為「混世魔王」的賈寶玉卻諸多肯定。但是，究竟怎樣才能打破那個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框框而使人的「童心」獲得自由發展呢？時代又使他交了白卷。
《中國四大古典名著考論》，張錦池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一言以蔽之，孫悟空和賈寶玉都是孕育於個性解放思潮的具有「童心」的「真人」。但，如果說孫悟空是尚處於胎兒時期的「猿」的形態，那麼賈寶玉則已屬胎兒時期的「人」的形態。這就是我的總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