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害怕極了：被領導敲打的安祿山選擇掀桌子

這種定調的流行，大概是因為無論《舊唐書》成書的五代中後期，還是《新唐書》《資治通鑑》成書的北宋，都深受多少繼承點安史叛軍衣缽的遼國的困擾，因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主義論調逐步取代了唐時代兼容並包的思路。

但這種單純以種族劃分陣營的看法顯然不準確。安祿山的燕國陣營有著大量河北漢人加盟，如安祿山的謀主嚴莊、高尚等人，以及唐對突厥戰爭名將張仁願的孫子張通儒。到叛亂後期，叛軍建立的燕國後方首都范陽城內發生火併，漢人豪族渤海高氏、辛氏明顯占據上風，將一部分非漢人驅逐出范陽城，可見燕國後方的漢人武力還占了優勢。另一方面，唐軍的高級將領以李光弼（契丹人）、王思禮（高句麗人）、哥舒翰（突厥別部突騎施）、高仙芝（高句麗人）、僕固懷恩（鐵勒部落仆骨族）為代表，同樣有著大批蕃將為唐朝平叛付出了巨大犧牲。以僕固懷恩為例，其家族有46人在平叛戰爭中戰死。

影視中的哥舒翰（侯永生飾）。來源/電視劇《唐明皇》截圖

所以，把唐廷重用蕃將歸因於李林甫防止別的節度使入朝爭奪相權，未免將權謀想得過於簡單。唐玄宗本人作為同時代的頂級權謀家，才是提升蕃將地位這一決策的最終拍板人，李林甫不過是提出建議者，或許只是建議者之一。唐玄宗重用蕃將，有著深刻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西邊吐蕃政權的出現和擴張，意味著唐在西北方向需要面對一個分庭抗禮的強敵。武則天面對挑戰採取了在西邊收縮的戰略，但到唐玄宗時代，一方面對吐蕃採取攻勢，另一方面在北方邊境對後突厥、契丹、奚同樣強力應對。然而，隨著土地流通的加速和土地價格的飛漲，唐初大殺四方的府兵制走向瓦解，唐廷必須依靠職業軍人在各個方向作戰，各項開支水漲船高。不斷上漲的軍費開支和有限的財政收入，成為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朝廷運行的主要矛盾。怎麼更好地解決財政問題，也成了玄宗朝人事變化與政治鬥爭中的重要主線。為了應對軍事開支的巨額增長，唐廷一方面大力擴張中央集權，大舉增加納稅人以擴大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對「以夷制夷」的手段進行了改進。

唐彩繪胡人牽駝陶俑。來源/陝西歷史博物館

安祿山後來賴以起兵的地盤，主要在唐玄宗時期設立的范陽鎮，加上平盧鎮的一部分地區。他最核心的根基在河北北部大約今天京津唐一帶，即北至張家口，東北到遼寧朝陽一帶、大凌河以西這一區域。這片地區的體量比起龐大的唐廷來可謂相形見絀。安祿山後來之所以能爆發出遠超自身體量的強大力量，把唐朝攪得翻江倒海，絕不是僅依靠這一區域內的本地人。范陽、平盧二鎮轄區雖然不大，卻是唐廷安置眾多塞外游牧民族部落內附的主要地區之一。這裡有蒙古高原後突厥汗國控制下的各突厥部落與各鐵勒系部落、遼河流域的奚人和契丹人、大半個世紀前滅國後被內遷的高句麗人、突厥化的粟特人等強大部族對安祿山的軍事力量形成了巨大補充。大唐通過羈縻這些內附部族來充實自己的邊境防線，降低東北方向的軍事開支成本，以投放更多資源到威脅更大的西線，與吐蕃作戰。

這些部族主要的聚居方式和內部組織形式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各蕃族的主要組織模式是基於部落的貴族所有制，在他們內附之後，唐廷採用羈縻州的形式予以安置。如開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詩、瑣高率奚眾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帳降唐玄宗，唐廷為了安置他們設立了歸義州。而天寶元年（742）設置凜州，則是為了安置由突厥處歸順唐朝的粟特人康阿義及其部落。

唐胡服執扇仕女圖。來源/陝西歷史博物館

這些塞外內附部族在設立的羈縻州郡之中，「長官世系、刑賞自專、賦稅自私」，呈現典型的部落貴族政治，唐廷委任的地方軍政長官很難將手伸進去。張守珪擔任范陽節度使時，對這些內附部族的大貴族禮遇有加，對他們內部的事務無力也不去插手，但他在自己的軍鎮體系內，可以大力扶持提拔這些部族中地位較低但能力出眾的人才。安祿山、史思明等人正是在這一時期，以較低的部族內部身份，通過軍功得到了提拔，才在軍鎮體系內逐漸崛起。伴隨著基層軍官的崛起，內附部族中一大批有能力但地位較低的人被他們吸引，進入軍鎮體系中。對這些原本在羈縻州的內附部族中地位較低的有才能之士來說，為唐效勞帶來的階級躍遷實在太誘人了。

唐玄宗之所以選擇放手任用安祿山，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作為依靠自己扶植起來的政治暴發戶，一旦沒有了政治背書，在軍鎮體系內部以及與內附的部落貴族打交道時，步調和目標都很難一致，很容易進行分化處理。安祿山起兵叛亂後，離不開這些內附部族大貴族的支持，因此在政治上進行了極大程度的讓利。在安祿山的燕國體系下，除了自己家族之外，地位最高的是類似於李歸仁、阿史那從禮、阿史那承慶這樣來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大貴族，他們不但有著屬於自己的強大部眾，還在整個草原世界有著巨大號召力。稍往下的則是王武俊、張孝忠、康阿義等酋長級大貴族，他們通常也有自己的部落。唐正規精銳邊軍的高級軍官如崔干佑、田承嗣、蔡希德等人都得排在這些貴族之後。繼續往下，才是以張獻誠為代表的河北地方州郡勢力，排在最後的自然是從唐投降過來的各路勢力。

任用蕃將是唐一直以來的國策，唐玄宗中後期進一步提升蕃將地位，是對華北地區羈縻州郡里部落貴族的一種拉攏和分化，也是在府兵制崩潰後以較低成本獲得並使用北方優質兵源的一種策略。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的決策者是唐玄宗本人，決策基於經濟和政治上的複雜考量，與李林甫的權術關係甚小。當然，借著唐玄宗重用蕃將的東風，安祿山得以迅速崛起。

河北地區存在較強的離心力

從東漢開始，關東河南河北地區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已經明顯超越關中。雖然占據關中的勢力仍能多次以此為基地問鼎天下，但這種勝利通常是基於關東地區本身份裂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奠定了隋唐王朝的北周，是利用關東的北齊政權內部鬥爭激烈、政治混亂的機會，以小博大，通過一系列命懸一線的豪賭，滅亡了表面比自己強大許多的北齊，統一了北方。隨後，篡奪了北周的隋文帝楊堅進一步滅亡了苟延殘喘的陳朝，數百年來第一次重新統一南北。根據隋煬帝篡位時的人口數據，北齊經歷了一系列戰亂滅亡後，其舊境內的人口仍有2000萬之多，遠超北周境內的900萬，甚至原北周境內的這些人口中，關中本部的人口也占比不大。隋朝巔峰的隋煬帝大業五年（609），曾進行人口普查，此時關中地區的人口為56.3萬戶272萬人，那麼，北周統一北方時的關中人口不會超過250萬。

大英博物館藏韓國手抄本《高臣圖》 中的隋文帝畫像

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作為統治階層的關隴集團當然希望能堅持「關中本位」，但隨著關東和江南經濟不可逆的興起，政治中心的東移已是大勢所趨。以關中地區的體量，需要長久統治在人口數量、經濟體量、軍事潛力各方面都遠超自己的關東，就不得不藉助各種手段壓制關東地區。隋文帝楊堅蓄意摧毀了華北中心城市鄴城和六朝古都建康，隋煬帝在修建大運河和遠征高句麗時不恤民力，一味蠻幹，也有通過瞎折騰削弱關東物力、民力的意圖在內。隋煬帝在楊玄感叛亂後大量屠殺接受過楊玄感賑濟的關東饑民時，曾很直白地說：「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統治者嫌棄自己治理的屬民太多，在歷史上大約是很少見的奇觀。但考慮到關中和關東人口的懸殊對比，隋煬帝的這種殘暴也有著理性成分。

隋煬帝削弱北齊故地的努力，殘忍地以另一種方式取得了成功。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和遠征高句麗給關東地區尤其是河南河北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隋末天下大亂，這裡也成為群雄混戰的主要戰場，而關中地區和江南地區遭到的破壞相對小許多。到唐太宗末期，經歷了「貞觀之治」後，關東地區最精華的部分，也是唐朝全國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兩道，登記戶數仍然分別只有隋朝巔峰時期的16％和11％。當然，唐朝前期戶籍政策較松，存在著嚴重的漏籍現象，但相較隋末人口下降比例最厲害的區域，恰恰是關東最精華的河北河南兩地，已經足以說明隋煬帝的刻意折騰和隋末群雄混戰對兩地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唐朝建立後，對關東地區的壓制逐漸鬆動，但關隴集團仍然控制了大部分權力，關東，尤其是河北一般士人的上升通道有限。安祿山最心腹的兩個幕僚嚴莊和高尚都是河北士人，他們很早就整天在安祿山身邊勸他造反，以至於安祿山後來受挫時責罵他們說：「都怪你們整天叫我造反！」在安祿山尚沒下定決心時，勸他造反最凶的，不是他麾下的蕃將，而是他幕僚團里的河北士人。

唐高祖李淵同樣繼承了這種「關中本位」政策。到和關東淵源較深的唐太宗上位，逐漸開始把關東士族中的上層統戰到自己的政權中，當然關隴集團世家仍在政權中占支配地位。

然而，對占河北絕大部分人口比例的寒門庶族、底層漢人或者非漢人而言，這種統戰和他們沒啥關係，譬如，安史之亂前的河北和山東為唐朝供應了三分之二的絹帛，河北和河南地區的糧食儲糧占了唐糧食儲量的一半。這些人群對唐朝並沒有什麼感情，開元盛世仿佛與他們無關。他們對關隴本位的唐朝皇帝也不會有什麼認同感。

在他們看來，遙遠的長安朝廷除了無休止的索求，就只有老皇帝和楊貴妃的那些腐朽不堪的八卦。相反，無論是帶領他們反抗隋朝的隋末河北起義領袖竇建德，還是帶他們去長安搶劫吃大戶、讓他們看到翻身希望的安祿山、史思明，才算得上領袖。安史之亂後的河北，除了把安祿山、史思明稱作「二聖」，還廣泛崇拜竇建德這位曾經的河北領袖。唐文宗太和年間，魏州書佐殷侔路過一處紀念竇建德的夏王廟（竇建德自稱夏王），目睹了當地百姓舉行的盛大祭祀儀式，心生感慨，為竇建德寫下了一個石碑，其碑文流傳至今，其中可以窺見唐代河北民眾對竇建德的懷念和對長安朝廷的離心。

影視中的安祿山（林雪飾）和史思明（盧星宇飾）。來源/電視劇《大唐榮耀》截圖

河北的寒門庶族、底層漢人和非漢人中的大部分都對朝廷離心，是安祿山叛亂的一大基礎。當然，整個河北地區與其說是鐵板一塊，不如說是自北向南各有不同，越往北越堅決反唐，越往南越親近唐政府。在安史之亂時代，博陵（保定）以北的河北北部地區基本都是安祿山的鐵桿支持者，甚至在安史之亂叛軍最艱難的時刻都在負隅頑抗，個別試圖反正者的嘗試基本都以失敗告終。河北中部地區則搖擺不定的居多，基本視唐軍和叛軍的戰況勝負改變立場。河北南部地區很多方面更接近於河南，這裡的官民承平日久，普遍不希望進行長久的戰爭，內心深處也並不喜歡北邊那些飛揚跋扈的軍爺們，因此更傾向於支持唐政府，後來在唐軍郭子儀部進入後有很多起兵反正者。

「玄武門繼承法」下

安祿山個人的尷尬處境

我們總覺得唐玄宗過於信任安祿山，但以唐玄宗的性格，真的會信任任何人嗎？連既是行政長官又是皇權打手，堪稱皇帝絕對心腹的楊國忠，也不過是一個好用的工具人，需要時可以隨時扔出去安定人心。楊國忠的前任李林甫權勢最盛時，他的兒子每天膽戰心驚，以至於和父親哭訴，我們位子實在有點太高了，高處不勝寒啊，王朝所有的實權派除了皇帝差不多都是您的敵人，今後只怕我們父子倆沒法善終。李林甫悶悶不樂地回答，事已至此，又能怎樣呢？可見，為皇帝干這種權臣加酷吏的活，危險係數極高。

楊國忠本人死於兵變，但和楊國忠扮演過相近角色的人物中，前秦的王猛因操勞過度早逝，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則多活了幾十年，最後身死族滅不說，臨死前還飽受侮辱。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楊國忠再多活十幾二十年，有很大可能和崔浩一個結局，被皇帝利用完再丟出來安定人心。

影視中的楊國忠（杜源飾）。來源/電視劇《大唐榮耀》截圖

再看安祿山和唐玄宗，那是關係到彼此身家性命，甚至是萬千人生命，兩人彼此間的試探都小心翼翼，謹慎到了極點。我們回顧李隆基之前唐朝的皇位繼承不難發現，李世民確定下來的「玄武門繼承法」在唐朝前期可謂貫徹始終，太子或強勢皇子親自發動或被當作旗號使用的政變幾乎是常態。

第一代皇帝李淵，在強勢皇子李世民發起玄武門之變殺兄後被逼禪讓。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幾乎被太子李承乾重演了玄武門大戲。第三代皇帝李治的前幾任太子要麼早死、要麼被皇帝聯合皇后武則天先下手為強，也都詮釋了李家皇室的「父慈子孝」。武則天晚年也被朝臣打著太子的旗號逼迫退位。唐中宗繼位後，其太子李重俊發動武裝政變，兵敗身死。唐中宗暴死後，繼位的李重茂先是淪為韋皇后傀儡，隨後被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推翻，並在不久後暴死。依靠兩次政變獲得大權的李隆基，對他們祖上幾代人的歷史自然了如指掌。太子實力太強會威脅自己，但如果太子實力太弱，又有可能像李建成、李重茂那樣被推翻。所以，李隆基在公元737年廢殺太子李瑛後，對新太子李亨的態度可謂非常矛盾。唐玄宗既要給李亨一定的勢力確保他能接班，又要限制他的勢力過大，防止他想提前接班。

李隆基鉗制和提防的不只有太子，還有邊鎮的節度使們。李林甫之所以受到重用，一方面是他能得罪國內的世家大族，為李隆基開拓財源，為宮廷和邊境軍隊的巨大開支提供財政支出，而且在斂財領域比之前的宇文融等人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甘願做李隆基的黑手套，為李隆基得罪太子和節度使在內的所有實力派。在這種高壓下，朝廷的實力派如何和太子保持合適的距離是一門大學問。西北方向的朔方、隴右、河西等邊鎮的許多高級將領，因為和太子有淵源而遭到打擊。功勞比安祿山更大、兵權比安祿山更強的四鎮節度王忠嗣，就因為和太子走得太近，在被廢黜後鬱鬱而終。曾擔任河西隴右節度使的太子舊友皇甫惟明，則被藉故賜死。

除了授意李林甫、楊國忠打壓威望太高、和太子走得太近的部分西北邊鎮實力派，讓安祿山兼任位於東北邊境的范陽、盧龍、河東三大軍鎮節度使，也是唐玄宗對太子勢力的一種平衡和制約。當然，唐玄宗對安祿山並非毫無防備。安祿山真正能控制的只有范陽一個軍鎮，盧龍、河東兩個軍鎮僅受安祿山節制，等他叛變時，除了范陽鎮軍隊之外，安祿山真正能使喚得動的節度使編制內軍隊，只有盧龍鎮治所營州城內一部分盧龍軍，以及大同一地的高秀岩駐軍。河東、盧龍二鎮其他地方都是忠唐勢力占上風，河東鎮治所太原的軍政長官楊光翽更是楊國忠心腹。

河東、范陽節度使的位置。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安祿山當然也知道皇帝用自己制衡太子李亨的用意，因此在面對皇帝當眾要他表態時，故意裝瘋賣傻，表示自己只認皇帝，不知道太子是什麼，所以不拜太子。安祿山在公開場合以如此誇張的方式與太子劃清界限，等幾年以後太子登基，他該如何自處呢？

對太子繼位後清算自己的擔心，楊國忠在唐玄宗授意下對自己的敲打和整治，本性中的冒險精神和對更大權力的慾望和渴求，都會讓安祿山無數次閃過搏一把的念頭。但念頭是念頭，實際冒險是另一回事。李林甫執政時代，唐玄宗和李林甫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唐玄宗對安祿山榮寵之至，而李林甫負責時不時地整治和敲打。楊國忠上台後對安祿山的態度卻變得極為強硬，整治敲打的力度遠超李林甫，甚至唐玄宗都變得不再那麼和善。

天寶十三載（754）安祿山奉詔進京時，總體氣氛仍然非常融洽。但等安祿山一回河北，問題卻接踵而至。先是楊國忠指使京兆尹隨便找了個罪名，派人包圍了安祿山在長安的宅邸並抄家，還把安祿山在京的心腹門客李超等人抓進獄中。得不到想要的口供的楊國忠最後一不做二不休，在獄中將這批人全部殺害。安祿山在長安的勢力被連根拔起，安祿山在長安的情報網絡也因此徹底癱瘓，在范陽的安祿山對京城信息的掌握程度大幅下降，其內心的恐懼可想而知。

緊隨其後又發生了輔璆琳事件。天寶十四載（755）初，玄宗皇帝派宦官輔璆琳前往河北撫慰安祿山。太監代表皇帝視察慰問下節度使，順便履行監察職能是正常操作，安祿山自然是高規格進行招待，必要的打點想必也不會少，然而，到這一年七月，輔璆琳就被指控受賄，之後被唐玄宗藉故斬殺。

從輔璆琳事件後唐玄宗派人邀請安祿山再度進京，以及唐玄宗在安祿山造反後毫無準備、驚慌失措等情況看，唐玄宗並不認為自己對安祿山的敲打有什麼過分的地方。唐玄宗已經當了四十多年皇帝，被他敲打過的軍政大員太多了。唐玄宗習慣了對一方大員生殺予奪的權威，他內心或許已經逐漸默認節度使任人宰割的命運。在唐玄宗看來，無論是查抄安祿山在京宅邸、殺掉幾個駐京心腹，還是斬殺被安祿山打點得忘乎所以的輔璆琳，都不過是正常的帝王心術。

十四年前，唐玄宗曾派出一位叫牛仙童的宦官到河北撫慰時任范陽節度使的張守珪，張守珪同樣高規格進行了招待和打點。牛仙童回到長安不久後，同樣被舉報受賄並被殺。而張守珪因為向牛仙童行賄，最終被貶職並鬱鬱而終。這次，面對相似局面的安祿山，做出了與張守珪截然相反的選擇：

起兵反唐！

END

作者 | 張詩坪

編輯 | 詹茜卉

校對 | 李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