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君：稀見資料之疑：對小說史料學的再審視——以蔣瑞藻小說考證引書為中心

商務印書館版《小說考證》

再如《西廂記》條目：《小說考證正編》徵引的書目包括《歸田詩話》《池北偶談》《曠園雜誌》《小浮梅閒話》《南濠詩話》《顧曲雜言》《滕花亭曲話》《夢鳳樓題識》《茶香室三鈔》《九九消夏錄》《茶香室續鈔》《關隴輿中偶憶編》《竹葉亭雜記》《茶香室叢鈔》等14種，《小說考證拾遺》還徵引了《西河詞話》《缺名筆記》和《曲欄閒話》。

遺憾的是，該書徵引資料時只列書名，不列作者、版本、卷數等信息，其中有大量書目不僅為當時人所未見，時至今日仍難以訪到原書，引用時只能破例轉引《小說考證》。趙景深認為這是因為「蔣瑞藻搜集小說和戲劇的考證至勤」[8]，蔣瑞藻之子蔣逸人認為這是得益於家藏、外祖父的幫助和蔣瑞藻執教於上海和杭州時所購之書[9]。

蔣瑞藻用力至勤、藏書甚豐固然可以成立，但大量僅見於《小說考證》的書目仍讓研究者心生疑問。如長期致力於小說資料搜集和整理的朱一玄在「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資料叢刊」之後編定了《明清小說資料選編》，該書共收錄281種明清小說的研究資料，為了彌補《小說考證》《小說舊聞鈔》《中國小說史料》等書在資料來源上的缺陷，「每條資料，儘可能查對原書，註明著者、卷數和出處」[10]。

《明清小說資料選編》

即便如此，根據該書附錄二的《引用書目》，可知其仍有40多種書目轉引自《小說考證》，分別是：《一葉軒漫筆》《三借廬叢稿》《小奢摩館脞錄》《龍禪室摭談》《過日齋雜記》《負暄絮語》《花簾麈影》《花朝生文稿》《花朝生筆記》《蘆峰旅記》《勞山叢拾》《那羅延室筆記》《吳坊小志》《傭余漫墨》《閒居雜綴》《納川叢話》《青燈軒快譚》《松風閣筆乘》《松煙小錄》《侗生叢話》《毗梨耶室隨筆》《思益堂日札》《秋水軒筆記》《姜露庵雜記》《說夢》《眉廬叢話》《都公談纂》《蓴廬雜綴》《晉玉詩話》《缺名筆記》《乘光舍筆記》《海漚閒話》[11]《瓶庵筆記》《娛萱室隨筆》《能靜居筆記》[12]《菊影錄》《淞南夢影錄》《寒花庵隨筆》《攤飯續譚》《新義錄》《譚瀛室筆記》《譚瀛室隨筆》《醒吾叢談》《燕居續語》《簪雲樓雜說》。其實不止朱一玄，一粟《紅樓夢資料彙編》、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馬蹄疾《水滸資料彙編》、蔡鐵鷹《西遊記資料彙編》、毛效同《湯顯祖研究資料彙編》、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伏滌修《西廂記資料彙編》等小說戲曲資料彙編都有不少轉引《小說考證》的情況，可見這些書目的原書確實不易訪得。

筆者藉助於多種資料庫，發現《小說考證》部分珍稀資料是可以查找到原始出處的。仍以《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為例，按照來源的不同，該書轉引的資料可分為如下三種。

第一種是來源於近現代報刊，分別是：

（1）沙鷗《一葉軒漫筆》，連載於《中華小說界》1914年第1卷7—12期，1915年第2卷1、2期。

（2）汪辟疆《小奢摩館脞錄》，連載於《小說海》1915年第1卷第1—12期，《活潑潑地》1929年第3卷第48—52、62、63期。

（3）龐樹柏《龍禪室摭談》，連載於《國粹學報》1908年第4卷第7、9、10、11期，1909年第5卷第5、11期，1911年第7卷第2、7期。

（4）況槑《花簾麈影》，連載於《小說月報》1910年第1卷第4—6期。

（5）獨笑《吳坊小志》，連載於《小說海》1916 年第2卷2—4、7—9期。

《小說考證續編》

（6）納川《納川叢話》，原題《小說叢話》，發表於《中華小說界》1916年第3卷第6期。

（7）侗生《侗生叢話》，原題《小說叢話》，發表於《小說月報》1911年第2卷第3期。

（8）況周頤《眉廬叢話》，以筆名蕙風連載於《東方雜誌》1914年第11卷第5、6期，1915年第12卷第1—12期，1916年第13卷第1、2期。

（9）不題撰人姓名《蓴廬雜綴》，發表於《小說月報》1911年第2卷第1期。

（10）晉玉《晉玉詩話》，原題《香艷詩話》，連載於《文藝雜誌》1914年第1—8期，1918年第13期。

（11）海漚《海漚閒話》，原題《曼陀羅軒閒話》，連載於《民權素》1915年第12、13期，1916年第14—17期，1918年第2期。

（12）瓶庵《瓶庵筆記》，部分內容以《瓶庵筆記》為題連載於《中華小說界》1914年第1—3期，1915年第2卷第3—12期；部分內容以《古今筆記評議》為題連載於《中華小說界》1915年第2卷第1—4期，第5期亦刊登來信1函。

《小說考證拾遺》

（13）趙惠甫《能靜居筆記》，以《趙惠甫先生能靜居筆記》（家藏未刊稿）為名連載於《小說月報》1917年第8卷第4—6期。[13]

（13）獨笑《菊影錄》，連載於《小說海》1917 年第3卷第1—4期。

（14）無名氏《譚瀛室隨筆》，見於顛公《小說叢譚》，發表於《文藝雜誌》1914年第5期。

（15）隱名氏《譚瀛室筆記》，見於顛公《小說叢譚》，發表於《文藝雜誌》1914年第5期。

（16）涵秋《娛萱室隨筆》，連載於《文藝雜誌》1914年第1—5、8、10、11期。

（17）臞猿《慵傭羼抹》，連載於《憂樂雜誌》1921年第1、2、5期。

第二種來源於書籍，分別是：

（1）（清）汪瑔（1828—1891）《松煙小錄》，有光緒十一年（1885）隨山館刻本。

（2）（明）都穆，《都公談纂》，此書又稱《談纂》，題「門人陸采編次」，有《硯雲叢書》甲編本、《申報館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

（3）《乘光舍筆記》，見於石溪散人編《紅樓夢名家題詠》，上海廣益書局1915年石印本。

（4）（清）黃式權《淞南夢影錄》，署「畹香留夢室主」編，有《申報館叢書》本、進步書局本、新文化書社本。

（5）（清）崔應榴《攤飯續譚》，收入《申報館叢書續集》「紀麗類」《屑玉叢談二集》。

（6）（清）孫壁文《新義錄》，有光緒八年（1882）漱石山房本、光緒二十七年（1891）兩湖譯書學堂刊本等。

《小說枝談》

（7）（清）陳尚古《簪雲樓雜說》，有文明書局1915年本。

（9）（清）曹家駒《說夢》，收入雷瑨輯《清人說薈》（初集二十種），有掃葉山房1913年石印本。

（10）施山（1835—1882）《姜露庵雜記》，有《申報館叢書》本。

第三種來源於蔣瑞藻自著的筆記。

根據蔣逸人、蔣如洋《蔣瑞藻生平及其著述》、周采泉《蔣瑞藻的事跡和貢獻》、王克仁《蔣瑞藻其人其事》、蔣逸人《先父蔣瑞藻生平軼事追述》所述，蔣瑞藻在《小說考證》之外，正式出版的著述還有《神州異產後志》《續杜工部詩話》《小說枝談》《越縵堂詩話》和《新古文辭類纂》，此外尚有《羼提齋叢話》《花朝生筆記》《花朝生文稿》及所作《按語》以及「已脫稿」「至今不知其書稿內容及書名」[14]的一部書。《小說考證》引用了《羼提齋叢話》《花朝生筆記》以及《花朝生文稿》的部分內容，因為學界長期不了解蔣瑞藻的情況，這些筆記又不曾結集出版，自然只能轉引自《小說考證》。

由上述可見，《小說考證》稀見資料的主要來源是報刊和近人筆記，不僅不是「珍本秘籍」，還集中於民國時期出版發行的《中華小說界》《小說月報》《小說海》和《申報館叢書》，這與蔣瑞藻的生平經歷也吻合。

《蔣瑞藻集》

從事古代小說資料彙編整理的研究者之所以難以訪得原書，一是因為這些連載於1910—1920年間報刊上的文章大部分從未結集出版；二是因為民國時期的筆記流傳較少，在相當長時期內並不容易見到。這些原因導致資料彙編的編輯者即便是按圖索驥，也難以找到原書。

然而即便藉助於古籍數字化和多種報刊資料庫，目前仍有包括《三借廬從稿》《過日齋雜記》《勞山叢拾》《那羅延室筆記》《閒居雜綴》《青燈軒快譚》《松風閣筆乘》《缺名筆記》《寒花庵隨筆》《醒吾叢談》等在內的多種書目僅見於《小說考證》。

其中一些即便有線索，如蔣瑞藻按語中提到「姬伯清《閒居雜綴》亦記《煙盒傳》奇事」[15]，但是遍查相關工具書，也不能查到「姬伯清」的具體信息[16]。

小說條目不足《小說考證》總條目的五分之一，《明清小說資料選編》已有如此多書目需轉引自《小說考證》，推之於全書，可知有大量書目、資料目前僅見於《小說考證》，其背後究竟有何隱情呢？

二、改名、刪省與襲用：《小說考證》珍稀資料的背後

蔣瑞藻稱「綴輯之學，何當於著述。露纂雪鈔，盡心焉而已」[17]，他從大量的筆記、詩話、曲話、近現代報刊等各類著述中搜集小說史料，如前代勤奮的文人學者一樣，「以筆記形式博採眾長，既摭拾雋言妙語，也旁采奇聞逸事，還囊括不少精彩的考辨與推理」[18]。

與洪邁《容齋隨筆》等筆記不同的是，蔣瑞藻在輯錄時採用的是「明引」的方式，所有資料均標明了出處。但是筆者在核校上文的小說資料時發現：蔣瑞藻的輯錄並非如實照錄，不僅存在大量改書名、篇名的問題，所有引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刪省，還偶有襲用前人著述的現象。

《容齋隨筆》

最突出的問題是改易書名、篇名。《缺名筆記》是這一現象中最典型且最為複雜的[19]。民國期間已有人撰文稱蔣瑞藻《小說考證》中《盜御馬》條目所引的《缺名筆記》抄襲自《康熙南巡秘記》，二者「情節文字，無一不同，其偶有不同處，便顯然露出杜撰痕跡」[20]。

近來也有研究者據徐兆瑋《黃車掌錄》，發現蔣瑞藻《小說枝談》輯自《缺名筆記》的一則關於《水滸傳》的資料實出自「程瞻廬《〈水滸傳〉圖像考證》（載周瘦鵑主編的雜誌《半月》第二卷第十六號）」[21]，所謂《缺名筆記》，實為多種有明確作者和名稱的筆記。

例如《小說考證正編》卷七《儒林外史》條目下最後一段材料「《儒林外史》之權勿用，即是鏡也……」署為來自《缺名筆記》，實源於小橫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觀》。個別字句不同如「出錢十餘文」和「出泉十餘文」，很明顯是蔣瑞藻的筆誤。

古典文學出版社版《小說考證》

《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希夷夢》條目所引《缺名筆記》的「《希夷夢》又名《海國春秋》。此書曾經《蘇報》登載附張……其立意布局，均新穎可喜」[22]，刊登於《東方雜誌》第16卷第11期（1919年11月15日），而此材料更早見於冥飛、玄父、箸超、海鳴、太冷生合撰的《古今小說評林》（民權出版部，1919年5月）。蔣瑞藻只是將篇首的「《海國春秋》又名《希夷夢》」改為「《希夷夢》又名《海國春秋》」，正文中的「建立功業」改為「建立一番事業」[23]而已。

同樣來自《古今小說評林》的還有《小說考證拾遺》《官場現形記》條目下署為《缺名筆記》的資料，以及《儒林外史》條目下兩段署為《缺名筆記》的資料[24]。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小說考證續編》卷四的《耳食錄》條目僅有一條來自《瓶庵筆記》的資料，稱「《耳食錄》五卷，計百五十則，臨川樂鈞蓮裳氏著……雋永冷酷，極筆墨之能事。」[25]，該材料實際上是瓶庵《古今筆記評議》中的1則，原文發表於《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3期，與瓶庵所撰的《瓶庵筆記》並非同一系列。

類似的還有改納川《小說叢話》為《納川叢話》，改侗生《小說叢話》為《侗生叢話》，改晉玉《香艷詩話》為《晉玉詩話》等。如果說《納川叢話》《侗生叢話》可以被認為是蔣瑞藻的無心之失，那麼大量並不缺名的《缺名筆記》實在令人費解。

隨意刪省文字是《小說考證》的另一個明顯問題。經與原刊或原書比對，這些一直未能有機會校對的資料也存在大量「字句又時有異同」[26]的情況，有些並非「摘錄時稍有疏忽，致使文字略有出入」可以解釋的。如《小說考證拾遺》中《官場現形記》條目下署為來自《缺名筆記》的資料為：

《官場現形記》，距今十年前，最為膾炙人口之書。然實有詞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蓋官場中人之鑽營奔競，排擠傾軋，其操術大致相同，惟施用微異而已。寫之不已，事實難免重複，閱之乃索然興盡。至作者之筆墨，固極善於形容，而有時亦嫌太過，不留餘地。全書中最佳者，僅《胡統領征剿嚴州》一段耳。[27]

《古今小說評林》

這段文字在《古今小說評林》實為：

《官場現形記》，距今十年前，為膾炙人口之書。然以比較的眼光觀之，實有詞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蓋官場中人之鑽營奔競，擠排傾軋，其手術大略相同，惟施用微異而已。寫之不已，花樣必然簡單，事實必然重複，閱之乃索然興盡。至作者之筆墨，固極善於形容，而有時亦嫌形容太過，不留餘地，使閱者無有餘不盡之思。書中寫得最好者，胡統領征剿嚴州百姓一段事實。[28]

蔣瑞藻不僅刪去了文中的一些句子如「以比較的眼光觀之」「花樣必然簡單」「使閱者無有餘不盡之思」，還改易了一些表述如改 「手術」為「操術」、「必然」為「難免」、「寫得最好」為「最佳」等等。雖然與原意並無相悖之處，但確實沒有做到如實照錄材料。

類似的例子還有，侗生《小說叢話》「孤星淚」原文尾句為「書末未署譯者姓氏，余頗以為歉」[29]，《小說考證續編》徑改為「書末未署譯者姓名，頗以為憾雲」[30]。同樣引自侗生《小說叢話》的《不如歸》《雌蝶影》《孽海花》都有這樣刪改字詞的情況。

商務印書館版《小說考證附續編拾遺》

有些省略則更為明顯，如《小說考證正編》卷二《金瓶梅》條目所收的俞樾《茶香室叢鈔》第十七卷的「袁中郎《觴政》云云」[31]，刪去原文百餘字。

此外，《小說考證》還有不少明顯襲用前人著述的地方。《小說考證正編》卷七《儒林外史》條目下第一則材料全文如下：

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然素不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為作傳。（《橋西雜記》）

瑞藻按：李富孫《鶴征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檠，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余嘗記某隨筆，載《儒林外史》，乃吳山尊學士鼒作，當或可信，惜忘其書名矣。[32]

經查，清代葉名灃（1811—1859）《橋西雜記》中的原文是：

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為作傳。[33]

《橋西雜記》

《小說考證》僅引用此書一次，與原文略有不同，刪去了「窮極文士情態」和「素不習治生」中的「習」。此後蔣瑞藻根據李富孫的《鶴征後錄》，認為既然未赴博學鴻詞科的名單中有吳檠卻沒有吳敬梓，那麼「某隨筆」中所記載的《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吳鼒應該是屬實的。

吳檠（1696-1750），字青然，號岑華，吳敬梓堂兄，曾於乾隆二年（1737)赴京參加博學鴻詞科，未考中。吳鼒（1755-1821），字山尊，號抑庵，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有《吳學士詩文集》《百萼紅詞》等。

該材料最明顯的問題並不在於刪省原文，而在於明顯襲用自俞樾的《茶香室續鈔》：

國朝葉名灃《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然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為作傳。

嘉興李富孫《鶴征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檠，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34]

《小說考證》不僅材料與這段文字更為相似，而且按語與《茶香室續鈔》的後半部分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文後增加了一句解釋性的文字：「余嘗記某隨筆，載《儒林外史》，乃吳山尊學士鼒作，當或可信，惜忘其書名矣。」

《茶香室續叢鈔》

按語本應是作者本人觀點的表達，如此一致的描述不能不讓人生疑。因為俞樾的《茶香室叢鈔》系列、《小浮梅閒話》《九九銷夏錄》《春在堂隨筆》等涉及古代通俗小說二十多部，是蔣瑞藻《小說考證》最為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所以他不太可能沒有讀到這段材料，類似的情況也並非僅此一例。而且蔣瑞藻提出《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吳鼒，關鍵處的「某隨筆」卻又「忘其書名」也很蹊蹺。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花朝生筆記》中不少立論的關鍵之處都有證據缺失的現象，如「此事見某筆記，余幼時錄之紀事冊，忘其書名」[35]、「今附載於此，然不記其出處矣」[36]等等。鄧長風甚至認為《小說考證》80多種戲曲條目的資料來自於石印本《傳奇匯考》（古今書室，1914年），「從未註明，實在令人費解」[37]。

力求書名、篇名、作者、版本、卷次、文字等準確無誤是當今資料彙編的基本要求。蔣瑞藻所處的年代是小說史料學的開創期，其本人也不像魯迅等人受過新式的學術訓練，因此討論《小說考證》的這些問題，其意義主要不在於辨析蔣瑞藻是否抄襲、是否符合學術規範，而在於認識到《小說考證》的這些問題對相關小說研究的影響，以及資料彙編如何後出轉精。

因為蔣瑞藻《小說考證》成書甚早，且此書的部分內容後來被大量小說資料彙編轉錄，所以早已成為小說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有不少稀見資料的使用頻率很高。

從表面上看，蔣瑞藻只是在整理時改了篇名，刪改了一些文字的表述，但這種行為使得後人或很難查到原始出處而無法核對原文，有些錯誤就會被一直延續下去，不僅影響史料的準確性，更給相關研究帶來誤導和干擾。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小說考證》

三、誤導和干擾：稀見資料與小說研究

時至今日，有不少目前僅見於《小說考證》的資料常被徵引。如《小說考證》轉錄自《缺名筆記》的「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38]被視為研究《歧路燈》的第一則材料，在相關研究中屢見引用。如討論《諧鐸》的藝術價值，常引用《小說考證》中徵引自《青燈軒快譚》的材料「吳郡沈桐威《諧鐸》一書，膾炙人口，《聊齋志異》以外，罕有匹者」[39]。

侗生《小說叢話》中的「《孽海花》為中國近著小說。友人謂此書與《文明小史》、《老殘遊記》、《恨海》，為四大傑作」[40]也常被人引為評價《孽海花》小說藝術價值的重要論述。

如果這些材料並非第一手資料，書名、篇名、文字也不盡準確，甚至朝代歸屬不明，勢必會影響相關研究的判斷。如《小說考證續編》卷二《十二樓》條目下有引自納川《小說叢話》的一段材料：

李笠翁《十種曲》，實傳奇中之錚錚者，後人多輕視之，最不可曉。詆笠翁尤甚者，為袁隨園。然隨園之為人，與笠翁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分耳。笠翁著有平話小說，曰《十二樓》，仿《今古奇觀》體例。書甚佳，可與《十種曲》參觀。又俗傳《耶蒲緣》，亦出笠翁手筆。余讀之良然。[41]

《李漁全集》

這段文字常被用來討論李漁的為人。《李漁評傳》中稱：「道光年間的楊恩壽則照搬董含的流言，『詆笠翁尤甚者為袁隨園』。」[42]《論李漁的思想和劇作》一文也稱：「清初，李漁為『士林所不齒』。據《納川叢話》說：『詆笠翁尤甚者為袁隨園。』」[43]

如果《納川叢話》為李漁同時代的人所撰，資料的價值自然很高。但此文實為刊發於《中華小說界》1916年第3卷第6期《談薈》欄目的《小說叢話》，以此作為清代中期人對李漁評價的依據，未免有失公允。

蔣瑞藻的其他著述也有類似情況，《小說枝談》中《婀娜小史》條目有史料來自於《缺名筆記》，引起後人極大興趣稱「這部筆記的作者不知為何許人，此公很有眼光，應當算是一位中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先驅」[44]，其實該資料來自胡適在《新青年》上開設的專欄《藏暉室札記》。

至今仍未找到原書的材料更是如此。《小說考證》中《金瓶梅》條目轉錄了《寒花庵隨筆》和《缺名筆記》的兩則材料，文中稱「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先生手筆」[45]，「相傳出王世貞手，為報復嚴氏之《督亢圖》」[46]，瑞藻根據這些材料提出「《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47]，被認為是1924—1978年這55年間9篇半探討《金瓶梅》作者論文中的「半篇」[48]。

雖然魯迅認為「鳳洲復仇之說，極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傳之」[49]，在《小說舊聞鈔》中捨棄了這兩則材料，但是研究者在討論《金瓶梅》的作者問題時往往會引用這兩條材料。

《從金瓶梅到清明上河圖：吳晗讀史札記》

如吳晗曾在上世紀30年代連續發表了《〈清明上河圖〉與〈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變》（1931）、《〈清明上河圖與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變〉補記》（1932）、《〈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1934）等多篇文章，他認為《寒花庵隨筆》《缺名筆記》著錄的材料有頗多荒唐虛假的成分，最終否定了「王世貞說」。

但這兩則材料中所記載的王世貞著《金瓶梅》，漬毒於紙毒殺唐順之的故事，仍以其離奇的情節引起廣泛的關注，甚至被當作「偵探小品」屢屢刊登在現代報刊上[50]。

時至今日，《寒花庵隨筆》仍常見引用。《中國小說研究史》中稱「佚名的《寒花庵隨筆》等所記作者情況更為詳細，只是增加了復仇一類的傳說」[51]，這則材料的使用是介於清初宋起鳳《稗說》和署為謝頤所作的《第一奇書金瓶梅序》之間，顯然是認為《寒花庵筆記》的時間應在1696年之前，事實是否如此是讓人生疑的。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一則《缺名筆記》實來自1910年第1卷第1期的《小說月報》「筆記」欄目，當期共有《百文敏公佚事》《湛若水鈐山堂序》《金瓶梅》《查小山》《某守備》《巧對》《九數最奇》等7則。該「筆記」未署作者姓名，「由於這是創刊號，『筆記』欄內的內容很可能全出於王蘊章本人的搜集或撰述」[52]。

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小說考證》

就《金瓶梅》作者的考證來說，距《金瓶梅》成書時代久遠的《缺名筆記》並不具備較高的史料價值，情況不明的《寒花庵隨筆》的史料價值也是存疑的。

《小說考證》所徵引的書目「有不少現在已很難或無法見到，賴此書得以保存」[53]，但過於依賴這本筆記的記載，也有失嚴謹。如果《寒花庵隨筆》以及上述大量未能找到原書的資料都能找到原始來源的話，這些材料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價值。

20世紀初，在梁啟超等先驅者的倡導下，一向被視為邪宗的小說戲曲被納入到現代學術的譜系中，受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少人開始注意小說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其時處於小說「專科目錄的準備期」[54]，尚未有完善的標準。

蔣瑞藻受限於學識、時代等原因，其《小說考證》的引書、引文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同時期的其他小說史料集如錢靜方《小說叢考》、顛公《小說叢譚》、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類似缺憾。

蔣瑞藻編《新古文辭類纂》

對早期的小說史資料彙編既要看到其開創之功，也要認識到其存在的問題，利用今天便捷的條件重新進行審視。本文撰寫的目的不在於苛求前人，而是希望在數字化日漸成熟的今天通過梳理此書資料來源上的問題以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後出的資料彙編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應有所推進，儘可能依靠現代手段發現稀見資料的原始來源，實現小說資料彙編的後出轉精，進而促進相關小說的研究。

注釋：

[1] 蔣瑞藻撰，蔣逸人整理《小說考證》「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商務印書館曾於1919年、1922年、1924年分別出版了《小說考證》正編、《小說考證拾遺》和《小說考證續編》，1935年又將這三書合訂出版。此後合訂本還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台北萬年青書店197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近來《歷代小說話》（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民國時期小說研究稀見資料集成》（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也收入了該書。

[3] 魯迅：《小說舊聞鈔》，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頁。

[4] 周采泉：《蔣瑞藻的事跡和貢獻》，《文獻》1986年第1期。

[5] 趙景深：《〈中國小說史料〉跋》，收入《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544頁）。

[6] 苗懷明：《〈小說考證〉：中國古代戲曲史料的拓荒之作》，《古典文學知識》2001年第2期。

[7] 陳平原：《魯迅以前的中國小說史研究》，收入《陳平原小說史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4頁。

[8] 趙景深《〈中國小說史料〉跋》，收入《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第544頁）。

[9] 蔣逸人、蔣如洋《蔣瑞藻生平及其著述》，《浙江學刊》1984年第5期。

[10] 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說明」，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第2頁。

[11] 編者按中稱「根據魏紹昌《李伯元研究資料》題為張海鷗」，見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705頁。

[12] 已註明作者為趙烈文，見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第691頁。

[13] 該文的原始出處見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原稿本現藏台北「國家圖書館」，有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本、嶽麓書社2013年整理本、中華書局2020年整理本（收入《趙烈文日記》）。文中的「閱而善之」被蔣瑞藻改為「閱而然之」。

[14] 蔣逸人《先父蔣瑞藻生平軼事追述》，收入蔣瑞藻撰、蔣逸人整理《小說考證》，第16頁。

[15] 《小說考證》，第608頁。

[16] 王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的主題學思想》，收入周勛初等主編《文學評論叢刊》第5卷第2期。該文雖然提到俞樾的《閒居雜綴》，但未標明出處，不知其所據。

[17] 《小說考證》，第544頁。

[18]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據典」為中心》，《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

[19] 趙景深認為孔另境的《中國小說史料》「不錄蔣氏自撰的《花朝生筆記》和《缺名筆記》」，朱一玄的《水滸傳資料彙編》《西遊記資料彙編》等據此也判定《缺名筆記》是蔣瑞藻自撰，但《明清小說資料選編》轉引的16處《缺名筆記》並未繼續堅持這一說法。詳見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33頁、第525頁、第611頁；朱一玄、劉毓忱《西遊記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12頁。

[20] 勰廬：《蔣瑞藻編〈小說考證〉正誤》，《益世報》（天津版）1937年1月7日第12版。

[21] 王麗娟：《〈水滸傳資料彙編〉失誤舉例——兼論資料彙編的一些理論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16年第2期。

[22] 《小說考證》，第607頁。

[23] 冥飛、海鳴、箸超、玄甫、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上海：民權出版部，1919年，第46頁。

[24] 朱一玄《儒林外史資料彙編》稱據魏紹昌《李伯元研究資料》，將《古今小說評林》的作者署為張冥飛，但未註明這段材料與《小說考證》的關係。

[25] 《小說考證》，第456頁。

[26] 魯迅：《小說舊聞鈔》「序」，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頁。

[27] 《小說考證》，第608頁。

[28] 冥飛、海鳴、箸超、玄甫、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上海：民權出版部，1919年，第72—73頁。

[29] 侗生：《小說叢話》，《小說月報》第2卷第3期。

[30] 《小說考證》，第479頁。

[31] 《小說考證》，第64頁。

[32] 《小說考證》，第186頁。

[33] [清]葉名灃：《橋西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34]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光緒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書》本，第13卷。

[35] 《小說考證》，第435頁。

[36] 《小說考證》，第277頁。

[37] 鄧長鳳：《〈傳奇匯考〉探微》，《漢學研究》第17卷第1期。

[38] 《小說考證》，第217頁。

[39] 《小說考證》，第195頁。

[40] 《小說考證》，第596頁。

[41] 《小說考證》，第384頁。

[42] 沈新林：《李漁評傳》「前言」，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頁。

[43] 黃天驥：《黃天驥文集·朝夕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6頁。

[44] 曲辰：《讀一則缺名筆記》，《江漢論壇》1985年第11期。

[45] 《小說考證》，第61頁。

[46] 《小說考證》，第62頁。

[47] 見《小說考證》第64頁，《金瓶梅》條目曾發表於《東方雜誌》1911年第1期，時按語為「《金瓶梅》小說，相傳以為出明弇州王世貞手」，所錄資料僅有《在園雜識》《茶香室叢鈔》，《東方雜誌》1917年第14卷第2、3期重新發表的內容與今《小說考證》一致。

[48] 許建平：《〈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河北學刊》2004年第1期。

[49] 魯迅：《小說舊聞鈔》，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2頁。

[50] 例如1946年第1期《偵探》，1947年第3卷第8—9期《台灣警察》。

[51] 黃霖等：《中國小說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頁。

[52] 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收入陳平原等著《教育：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0頁）。

[53] 苗懷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文獻學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0頁。

[54] 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