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的著作《道德經》中曾有這樣的名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句話的意思是蒼天並不仁慈，只是把萬物當作沒有生命的貢品。
當然也可以從另外一個維度理解，天地是公平的，將世間萬物當做同等對待，不對誰特別好，也不對誰特別壞，任其自由發展。
縱觀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不得不感嘆古人的智慧是無窮的，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待，老子的這句話都深度解讀了人類的發展命運。
人類社會的交流與融合表面上看似平靜、按部就班，實際上背後充斥著傷痕與殺戮，是真實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
就像古羅馬軍隊為爭奪霸權四處擴張，歐洲移民驅趕印第安人，資本主義國家數次侵略中國，這些都是人類互相傷害與對抗的證明。
大明王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繁榮的典型代表，在許多人眼中是一個有著輝煌燦爛歷史文明和富庶經濟社會的王朝。這其中就包括當時到中國來傳播宗教文化的傳教士。
然而，真實的明朝社會是否真如傳教士所傳？
由明朝時期被逮捕的葡萄牙囚徒所撰寫的《廣州葡囚書簡》，透露了明朝社會哀鴻遍野的現狀，同時也揭露了西方社會赤裸裸的征服野心與真相。
來華傳教士
宗教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而然誕生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心靈信仰的寄託。
基督教起源於公元1世紀前後的耶路撒冷，是與佛教、伊斯蘭教齊名的三大宗教之一，也是西方人民普遍信仰的宗教。
在封建社會宗教大肆興起之際，為傳播發揚宗教精神許多宗教人員被各自的宗教組織派往遙遠的異國他鄉施教布道，他們被稱為傳教士。
作為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傳統的民族，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自然不會被西方傳教士所放過。
於是中國成為虔誠的懷揣傳教夢想的傳教士們理想的傳教聖地。
自新航路開闢以來，每年都會有來自西方各國的傳教士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以傳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
其中成果顯著、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葡萄牙人沙勿略、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等。
傳教士們不僅煞費苦心在中國弘揚自己的宗教，還積極宣傳中國風俗與特產到西方社會，間接為中西方文化、商品貿易的交流做出了貢獻，當然也為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提供了方便。
他們當中部分人還受到了中國皇帝親切的接見，他們利用先進的西方科技成果和樂善好施的關懷手段贏得了我國封建君主與人民的好感，為長期能夠滯留中國傳教創造了更多可能。
關於傳教士的歷史以及與中國社會的聯繫，還要從最早與他們接觸的大明王朝說起。
傳教士眼中的明朝
1551年，葡萄牙傳教士沙勿略搭乘葡萄牙商船從日本抵達中國，想要在中國傳教，然而由於當時中國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他無法深入內地，不得已將傳教計劃擱淺。
沙勿略是最早來到東方傳教的耶穌會成員，他為將天主教的福音傳播到東方國家不惜長途跋涉、東奔西走，甚至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傳教事業。葡萄牙天主教會因此尊稱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
明朝年間，自沙勿略之後，相繼又有多人踏上中國國土，渴望為宗教事業的發揚光大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雖然他們在中國的傳教道路面臨諸多困難，但是依然阻擋不住他們為心中的信仰虔誠奉獻的熱情。
1556年，另一位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來到中國，這時正值嘉靖王朝35年。
克魯茲在掌握了基礎的中文後，很快開始了他的傳教訪問工作。
經過在廣州幾個月的輾轉瀏覽，克魯茲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成了一本記錄中國風土人情的《中國志》。此書一經問世立即在歐洲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
像之前倍受質疑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的馬可波羅，以及後來明朝時期抵達中國的眾多傳教士一樣，克魯茲在書中對中國頗多溢美之詞。
他不僅肯定了中國人的勤勞善良，介紹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交際事宜，還憑藉自己的推斷簡單描述了中國的官僚階級與宗教文化。
克魯茲在書中的記述使中國社會看起來充滿寧靜和祥和。
在如克魯茲一般的傳教士眼中，明朝社會雖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發達，但是也自有它的神秘和美好。
然而真正的明朝社會生活是否真如傳教士口中所描繪的那般美好，旁觀者只是一家之言，最有發言權的恐怕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民。
廣州葡囚書簡
關於明朝社會的現實狀況，《廣州葡囚書簡》給出了與傳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答案。
1517年，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大船長費爾隆•伯列士•安德拉吉從殖民地馬六甲護送多默•皮列士使團抵達廣州。
葡萄牙人的到來無疑活躍了我國的邊防貿易，通過與中國人民的貿易往來，葡萄牙人獲利頗豐。
但是表面上葡萄牙人前來中國是與沿海居民進行商品交易，實際上他們暗中進行的是對中國的征服行動。
為了獲得更豐厚的利潤，葡萄牙人三番五次向皇帝請示擴大貿易範圍。皮列士一行人在廣州等待三年後，終於獲批准可以前往南京拜見正德皇帝。
當使團第二次受到皇帝召見時，正值馬六甲國王向中國朝庭控告葡萄牙人武力占領馬六甲時期。
不巧的是，朝廷大臣也在這時紛紛指控葡萄牙人在廣州的暴行。
就這樣義憤填膺的明朝政府將皮列士率領的葡萄牙使團逮捕入獄。
在關押期間許多葡萄牙囚徒不堪明朝官員的酷刑而死去。
其中有兩位名叫維埃拉和卡爾渥的青年在獄中分別寫了一封信，秘密交由沿海葡萄牙人送到了歐洲，即《廣州葡囚書簡》。
目前這兩封信仍然完好保存在葡萄牙國家檔案館。
信中明確指出明朝政府的腐敗落後與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堪。
比如信中寫道「中國官員除盜竊外，不為當地著想……也不愛百姓，只掠奪、殺害、鞭打，對人民施暴。」
「百姓受這些曼達林（官員）的虐待超過受地獄魔鬼的，因此百姓不愛國王和曼達林，每天都在叛亂，成為強盜，因為百姓被掠奪，沒有生計，無處覓食，當然要當強盜……」
除此之外信中還提到，中國人狂妄、自大、怯懦和缺乏勇氣，如果葡萄牙人想要入侵中國簡直易如反掌，覺得「太陽底下沒有像這樣易於征服的地方，而且人數無窮」。
由此可見明朝社會並非一片明媚和美好，如果傳教士描繪的是明朝時期安閒自在的一面，這兩封信則真切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苦難深重的另一面。
世界是美好的，同時也是殘酷的。
「落後就要挨打」，中國人民要想獲得真正的生存的尊嚴與自由，永遠擺脫痛苦的奴役與束縛，首先要做的是讓自己過上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