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薇
2016 年，工作室里的傑夫·昆斯，背後是忙碌作畫的助手們。
泰特美術館前總監威爾·貢培茲，總結當代藝術用了一個詞：企業家主義。傑夫·昆斯這一代藝術家確實很像企業家。可能很難想像，他成名後的作品從未自己動過手，而是全交給背後龐大的團隊——就像生產商品一樣生產。如今昆斯在曼哈頓切爾西區擁有1500平方米的工作室，約90至120名助手一起工作，各有不同的職責分工。
1999年，昆斯為柏林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展覽創作了一系列7幅畫，每幅都是約3米乘4米左右的巨大尺幅。昆斯自己用電腦比照他從雜誌或書中取下的照片創造出復合圖像（後來也引發版權官司），然後做成幻燈片投到畫布上，讓助手們來畫。為了趕上柏林展覽的最後期限，昆斯調動了47名助手輪班作畫，一周7天，每天24小時不間斷工作。雕塑《麥可·傑克遜與泡泡》，也是他設計出藍本，最後由來自法、德、意三個國家的工匠製作完成。昆斯本人的「品控」相當嚴格，比如他對不鏽鋼雕塑的拋光度要求極高，達不到要求的技師會被立刻解僱。古典時期的學徒除了謀生，還有學藝的必要，而當代藝術的「工廠」要求的就是「熟練工」，來了就要幹活。昆斯本人年輕時也做過這種藝術工作室的助手，查普曼兄弟更吐槽過當年做助手時的無聊、枯燥與機械，榮光最後都歸於已經品牌化的藝術家，助手們無人知曉。
／《麥可·傑克遜與泡泡》，傑夫·昆斯，1988 年，瓷器
昆斯在採訪中說：「當然我可以自己來執行這些畫，而且它們也會看起來和現在的畫一模一樣。但在這個時間框架里，我一幅畫也畫不完。所以能引入員工來執行是很重要的⋯⋯他們已經知道我想要什麼。他們知道我的創作語言，而且知道沒有他們發揮的餘地。」「我能進入一個位置，作為一個藝術家儘可能持續地成長，而不是被束縛在作品的執行上面。」他強調自己對執行過程的全盤控制，昆斯甚至設計了一套顏色系統，每種顏料的使用都是可控的。他的「工廠」產量一般，「我們平均每年有6.75幅畫和15到20件雕塑。」昆斯們還得像老闆一樣監控投入與產出。昆斯的工作室自2015年以來四次爆出裁員新聞，最新一次是在2019年1月，有人分析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他近年「凝視球」系列賣績不佳。
威爾·貢培茲在自己的書中犀利質疑過這些藝術企業家的商人頭腦。他說，成為一名藝術企業家的後果之一，就是會像任何從商之人，接受所謂權宜的哲學。試問，你前天晚上剛參加過一個時髦的博物館晚宴，剛好坐在某個投資銀行行長旁邊，而他恰巧又是你作品的主要收藏者或客戶之一，那你能創作出深刻的發自內心的反資本主義的藝術品嗎？再者，當你奢侈消費的碳排放量遠大於普通人，你能創作出有關環境保護的作品麼？如果你明顯從這個社會受益，是否能創作旨在揭露社會不公的繪畫和雕塑呢？貢培茲最後寫道：答案是，你不能。
那麼，如何面對光怪陸離的當代藝術？貢培茲的建議是去充分感知，同時無須恐慌，時間會替我們完成評判的工作。著名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就曾自嘲，批評家們已被證實是蹩腳的預言家。他說即使設想一位極其虛心、熱切的批評家，在1890年試圖把藝術史寫得「最時新」，但其縱有天底下最大的熱情，也不可能知道當時正在改寫藝術史的三位人物是梵谷、塞尚和高更。與其說他能不能欣賞這三位的作品，不如說他能不能知道有這三個人。而在當下信息爆炸的時代，洪流之中淘盡真金，也許仍得靠時間與歷史的沉積。
2018 年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門前傑夫·昆斯的雕塑《小狗》
畫家陳丹青回顧現代藝術百年進程，他形容有三組人物肖像：「自後印象派到二戰的前衛藝術家，是一群真正的造反者；之後，六七十年代的大師是社會與之和解的驕子；再之後，八十年代迄今，藝術家成為既被時代也被他們自己百般縱容的人。」不難預見，在一段時期內，昆斯作品的高價看不到撼動的可能。他為流行歌手Lady Gaga設計專輯封面，與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合作為其設計「大師系列」手袋⋯⋯作為話題王，還將繼續活躍在傳媒的浪尖。
昆斯《兔子》的高拋光表面，會反射倒映出人影，就像一面凸面鏡，常引得觀眾拍照留影。有人說作者的用意之一，就是讓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自己。如果形容昆斯的藝術甜膩、庸常、膚淺，也許這正是當下浮華世界的縮影與寫照。恰如著名批評家羅伯特·休斯所說:「責備昆斯炒作就像責備一條魚是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