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良，笛簫演奏家，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學院國樂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學院國樂系主任、北京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族管弦樂協會竹笛專業委員會會長、華夏室內樂團團長、中國音協管樂研究會副會長、南京東南大學名譽教授。 |
張維良自幼喜愛音樂，八歲開始學笛，後跟隨趙松庭、馮子存、劉管樂、王鐵錘等名家學笛。早年他改編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早已成為經典而廣泛流傳。很多人稱張維良為「中國笛王」，還有很多人稱他為「聖手簫王」。1986年他灌制了中國第一張雷射唱片《簫的世界》。
張維良是最早發起並實踐「新民樂」的音樂家之一，不僅引進西方元素到民樂中，還用現代作曲技法創作笛簫獨奏曲和協奏曲。
樂曲回歸經典
又銜接現代
「如果中國民族音樂只有《春江花月夜》《步步高》這一種表現形式，那拿到國際上去，我們只能介紹說地球上還有這樣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張維良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他並非否認傳統民樂表現手法的意義，而是希望給中國民樂加上點兒「國際聽覺」，推動民樂的發展。
中國竹笛樂團成立於2012年，至今每年都會在國家大劇院舉辦一場原創作品音樂會。從2018年開始，樂團就展開了以中國傳統文化「五行」為主題的音樂會，用音樂表現的手段進行了詮釋。其中，以 「上善若水」為主題的音樂會演奏的所有曲目均為原創，同時也是對中國民族器樂——竹笛表現的多樣性的又一新的探索。
張維良介紹，曲目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採用以「水」為主題的音樂素材作為主要創作元素，在笛簫映襯的基礎上融合古箏、二胡、琵琶、雲鑼、馬林巴、顫音琴、大鼓等多種樂器，打造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的當代中國新音樂。「十支竹笛擔任十個聲部。以笛子作為主體，又融入了古箏、琵琶、二胡和打擊樂，再加上有的曲子還有一個聲樂唱的，等於說十七八個人，使它實際上在表現上、整體的和聲和整體的音響折射反射出來，產生了不小的變化。」
他坦言，現在要儘可能使用各種形式，通過創作來尋找中國樂器新的表現力，讓它確實從聽覺上讓大家聽得舒服。「現在觀眾去聽《春江花月月》《二泉映月》，聽的是什麼？老人們是來懷舊的。如果我們民樂就僅僅停留在懷舊，那我們就太悲慘了！我們應該擔當起來，去推動它、發展它，甚至說去融入國際，尋找中國民樂的國際聽覺。」 在張維良看來，當代音樂的創作，應該從《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圓》《步步高》這些傳統經典曲目中汲取民間音樂的特色，比如中國人音樂中特有的拐彎、裝飾，甚至音色的特別之處，再通過作曲家的現代編創，採用這些元素，成為當代聽眾聽覺能接受的音樂，要讓國際上都能聽得懂。「既然作為一個表演，你的舞台質量，你對整體音響的一個把握，你的作品合理使用和聲結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音樂國際語言，就是我們的演奏手法、編創理念都要有這樣的思維理念才行。」
將笛子音域拓寬至三個八度
民樂來源於民間，曾很繁榮，但當下西洋音樂對民樂的衝擊很大。張維良創造性地在笛子演奏中運用了全音階及十二音序手法，將笛子的音域拓寬至三個八度。這種後現代手法也被張維良運用於簫的演奏上，讓聽慣傳統笛簫演奏的人在聽覺上感到很新奇。
記者：您雖然是一個演奏家，但也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你更願意被人稱為演奏家還是作曲家？
張維良：笛簫的技術在不斷發展，演奏的時候要體現出來，而作曲要先了解文化背景，從自己喜歡的地方入手去發展它。雖然我創作了不少作品，但我還是覺得我不是一個作曲家，而是一個演奏家。
記者：您覺得演奏時技術的重要性體現在哪裡？
張維良：快速演奏或者說順著音階來演奏，對很多人來說不難，但如果不是順著音階的話，有的人可能吹不下來。比如我的一些作品被指定為金鐘獎的比賽曲目，就有很複雜的技術，混雜、吐音、連音，對比伏度達到極致。但這些只是手段，最終演奏依靠的還是文化內涵。
記者：笛子過去有南北流派之爭？您覺得現在還有新的流派產生嗎？
張維良：我自己沒有流派，我跟過四個大師學過。其實流派怎麼形成的呢，是在過去特定背景下，比如交通和通訊不發達以及語言文化不同的環境下造成的，但現在是信息社會，資源共享。
中國簫笛與西洋樂器對話
記者：西洋長笛和中國笛子有什麼不同？您和西洋長笛演奏家合作過嗎？
張維良：其實在演奏上沒什麼不同，主要是文化的不同，技術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比如用長笛和中國的笛子演奏《茉莉花》，演奏的音符是一樣的，但你聽到的味道不同。
我和西洋長笛演奏家有過很多次這樣的交流，比如有一次在巴黎舉行了一場「緣夢」的對話，我用笛子演奏中國的《春江花月夜》，對方用長笛演奏德彪西的印象派作品。
記者：您曾在音樂會上和鋼琴對話。簫的音量非常小，竟然可以和鋼琴對手？
張維良：正因為簫的音量小，在中國民族樂器中也屬於小字輩，我才選擇它與西洋的「樂器之王」鋼琴合作，拓寬簫的表現形式。前些年曾與加拿大著名鋼琴家羅伯特合作，我們倆在舞台上，人，是一中一洋；樂器，也是一中一洋；演奏的曲目中西合璧，音樂的理念也是中西結合，效果很不錯。
記者：您怎麼看現在民樂的現狀？民樂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張維良：民樂現在呈上升趨勢，這是一種進步。比如大連笛子培訓基地有3000多人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城市幾千人學一樣樂器很難得。原因就在於國家發展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血脈親近感，傳統文化開始復興和回歸。
民樂存在的問題是創新意識缺乏、守舊，另外作曲家沒有太多具有時代性的作品，也不夠精彩。女子十二樂坊剛出來的時候很新鮮，但缺乏文化底蘊，就解散了。
記者：那具體到笛蕭的領域呢？
張維良：演奏家要包容，不論在風格、流派，還是年長、年少，大家都要團結。另外，要大力加強科學化訓練的教材。同時創作要繁榮，從事民樂的、作曲行業的都要在這一方面注入力量。
記者：在您看來，現代音樂的發展對國樂有哪些影響？
張維良：經歷了近30年現代音樂浪潮的大席捲，總的來講，對中國音樂，不僅是笛簫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可迴避的。儘管有些不適合國樂，但它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以及音樂的形態讓人嘗試，打開了一扇窗。具體到笛子演奏，也提供了很多技術的開發、新的音樂形式、作品，但最重要的還是它給人們帶來了開闊的視野，以及豐富的想像空間、發展空間，各種聲音紛紛出現。在此基礎上，大家又在思考東方音樂應該有自己的家園，不管是社會外部還是從事音樂內部，至今都在思考與探索著中國音樂的現代發展。
記者：如何讓深厚的傳統具有時代性，您是怎麼思考的？
張維良：我覺得時代性主要表現在音樂內容和內涵上，而不僅是舞台上的某種形式。西方現代音樂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手段和可能性，但最終，我們要來表現屬於中國音樂的內容，儒道文化就是我們的根源。如果把這些淡忘了甚至迷失了，那麼我們的音樂文化就找不到落腳點。音樂的主體發展相當於一個人的靈魂與生命，中國的作品應該極具東方文化思維，用音樂描寫社會、表達人文、人性。
記者：在探索笛簫器樂的更多可能性方面，您有什麼經驗？
張維良：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笛子，中國笛子的發音原理跟西方的長笛等樂器相同，只是材料不同，但這恰恰是它擁有個性、獨到聲音的優勢。吹笛子吹簫，顧名思義要表現笛子和簫樂器的主體，它們各自的表現力不同，發揮它們本身的特性是首要的。
其次，我一直覺得梅蘭芳先生講的「移步不換形」是我們做各種探索和嘗試的宗旨。看看那些二十世紀初的老前輩，他們就是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走過來的，有創新卻不離開根。在我舉辦的音樂會中，我認為音樂絕對是主體，舞台背景、組合形式再新潮，也不能讓音樂這個主體受到損害和影響。要讓音樂越聽越有味道，讓人感覺到有涌動的生命在裡頭，有儒雅和智慧在裡頭，有中國文化的追求在裡頭，這是最關鍵的。
記者：您認為國樂走向國際與世界音樂的連接點是什麼？
張維良：我認為創新性很重要。國樂並非老古董，它應該是優雅、高端的。現代國樂應該紮根於深厚的傳統文化，用現代人的語言和審美標準創新國樂，還要結合網際網路的推廣手段，傳播國樂。比如我為天姿國樂《秋之韻》音樂會編配的《鬲溪梅令》、《陽關三疊》、《閒居吟》這幾首曲目，既回歸了經典，又銜接了現代。好的音樂會讓人覺得非常自然，非常舒服，全世界都一樣。中國國樂走向國際不是在形式上與西方同步就行，而應該是把屬於我們自己的音樂做純粹，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做成引起人類共鳴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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