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電視劇《特赦1959》，就會發現很多人物都是以真名實姓出現，而且影視形象也跟歷史人物比較吻合：王耀武是集憨厚與精明於一身的山東大漢，黃維十分倔強且書生氣十足，杜聿明被老蔣使喚得重病纏身，在功德林里才全面康復。
《特赦1959》中也有幾人是以化名出現：經常算卦也經常算錯的蔡守元，其歷史原型是桂系有名的羅盤將軍張淦；兩番話撂倒杜聿明和王耀武兩個司令的劉安國，其歷史原型是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東北辦事處處長，被俘時是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的文強。
劉安國在電視劇中比較強壯，文強在史料中也很厲害——就是有軍統第一殺手之稱的陳恭澍，要是真打起來，也遠不是他的對手：同樣是在上海潛伏、戰鬥，陳恭澍被一個鬼子軍曹一腳踢翻生擒，而文強卻能在電光石火間，把穿著少將軍服的鬼子一招制服並騎在頭上打哭。
據文強回憶，他和軍統第一殺手陳恭澍是經常見面的：「上海二區的區長陳恭澍是個少將，黃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時號稱八大金剛之一，後來帶著四個行動大隊在上海殺漢奸。 另外還有一個區長負責情報，兩個區長互相不能聯繫，不能見面，戴笠規定由我每個禮拜與他們兩個分別見面一到兩次，每一次都是我規定見面地點。（本文黑體字，除特別註明外，均出自《文強口述自傳》）」
陳恭澍在上海當區長的時候，文強先後任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軍事委員會上海統一委員會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忠救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忠救軍少將政治部主任。
文強在長海潛伏期間，陳恭澍被捕並叛變，還差一點把文強也搭進去：「 一次，我和陳恭澍約好，28日在一個黃埔同學家里見面。27日這一天，會計蔣志雲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來。我問她：『這樣急急忙忙地發生了什麼事啊？』她哭了：『你還不知道啊？陳恭澍帶著日本人和汪偽特務把上海區都破壞了。』」
陳恭澍在回憶錄中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忍辱負重的臥底英雄，但是抗戰勝利後戴笠堅持要以漢奸罪判他死刑（戴笠墜機後，鄭介民主事，只判了十二年），說明這個「軍統第一殺手」當時是真的叛變了，而且出賣了軍統整個上海地下組織，文強要不是跑得快，也會被鬼子和七十六號抓去了。
文強在撤退前，先派副官送走了蔣志雲，文強特赦後各處旅遊，蔣志雲還專門和丈夫在休斯頓請文強一起過中秋：「她一會兒叫我『老師』，一會兒叫我『長官』。我說：『你不要叫我長官了，讓人家 聽了笑話我們。我們是同鄉，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紀又比你大一點，你就叫我大 哥也行。這樣喊親密一些。外人聽著也好聽一些。你就叫我大』，我就叫你小 妹』。」
文強的生日和中秋節重合，蔣志雲不但送上一張四十年前文強在軍統晉升中將時的照片，還告訴文強：你在島上存有一百萬美金——你是中將，每月固定工資四百美金，還有一千二百美金特別費，現在三十多年了，積累下來差不 多有一百萬了！
文強思慮再三，表示自己既不要美金，也不跟蔣志雲上島，文強婉拒的理由很幽默：「拿了這筆錢， 我那個老婆還得要一半，兒子媳婦親戚朋友都要錢，我給不給啊？自己找麻煩 嘛。人家會認為文強這個傢伙不知道有多少錢，把我綁架去了呢。」
文強的孤傲倔強在歷史上是有名的，他根本就不拿一百萬美金當回事，當年在上海的時候，一次坑了鬼子少將特務郎本實仁二百八十萬塊錢（原本商量好的是四百萬賣情報，但是郎本想抽四成，討價還價後商定三七分帳）——文強沒說那二百八十萬是什麼錢，卻說了那種錢的購買力：「那時的錢很值錢，我們每月只有一百多塊錢，余樂醒（戴笠的姐夫，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戴笠手下的專家，他拿三百多塊 錢，一萬塊錢可以買四五部很好的汽車。」
郎本實仁先送文強一萬塊錢「見面禮」，又用二百八十萬買了戴笠讓手下五六個參謀連夜編造的「上海城防圖」（文強特別註明，加班費每人五十元）。這二百八十一萬塊錢，文強一分都沒留，轉手就交給了戴笠：「郎本實仁把錢給我了。 戴笠看到這麼多錢，很高興，說：『你真有辦法呀！這樣多的錢我們兩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幹！』」
文強用假情報坑了鬼子情報部門二百八十一萬塊錢，自然也上了鬼子的必殺名單。上海淪陷文強撤出，然後又於1941年奉戴笠之命潛回上海轉入地下，擔任忠救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少將政治部主任，很不巧的是，他在一次外出時，居然碰到了老冤家郎本實仁。
文強潛回上海，又開公司又開影樓，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商界大佬，出入都高級轎車，沒事也到景點消遣，結果在愚園公園裡遇到了危險。
文強剛帶著副官走進去，就看見湖心亭里穿著少將軍服的郎本實仁，更不妙的是郎本實仁也看見了文強。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但是兩個少將特工（文強當時已晉升少將，郎本買情報花了冤枉錢，被踢到寧波當了少將城防司令）卻若無其事地慢慢靠近。
文強知道郎本一心想幹掉自己，而自己卻不能開槍——當時愚園公園屬於某國租界，槍一響就會招來巡捕，而當時的巡捕房都怕鬼子而不怕老蔣和戴笠，落到巡捕房，最後還得交給鬼子和七十六號。
兩人越走越近， 郎本實仁裝作沒有看到文強，手卻已經伸到衣服里掏錢——郎本在租界開槍時沒有顧忌的。危急關頭，文強先發制擒住了郎本左手奪下手槍，然後用盡全力一拳打去，郎本應聲倒地：「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著他罵……他還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寬大我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壞事了！』」
文強提了一些要求，郎本滿口答應，後來郎本花了大價錢修繕了蔣墓在寧波的墳墓，就是他與文強的這次約定：如果郎本使壞，文強就把他吃一百二十萬回扣的事情說出去。
文強在上海潛伏多年，也曾數次遇險，但總是能憑著一身武功和過人膽量化險為夷，而「軍統第一殺手」陳恭澍，就表現得比較拉鬆了。
當年軍統（特務處）上海區規模極大，據陳恭澍回憶，其下屬有二十二個交通聯絡站、四個電訊台、五個情報組（沈醉也曾當過情報組長）、八個行動大隊，加上技術室、混合組、工運組、抗日青年團，總共是五十多個單位一千多人。
隨著萬里浪、王天木、陳恭澍先後叛變，這一千多潛伏特工幾乎被一網打盡，陳恭澍被抓的時候，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勇氣和武功。
陳恭澍在《上海抗日敵後行動》一書中回憶，1941年10月29日，他就已經得到情報，說日本憲兵隊和七十六號要進行大搜捕，但是他卻懷著僥倖心理，在30日凌晨四點先去新閘路聯絡點，又在五點多到蒲石路去找齊慶斌（軍統上海區書記），結果遇到了埋伏——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文強說陳恭澍是1941年10月27日前就已被捕，陳恭澍把自己被捕日期往後推了幾天，其用意，顯然是想說30日的大搜捕不是因為他的出賣。
陳恭澍按照約定暗號按下兩短一長三聲門鈴，門縫裡伸出一隻女人的手沖他連揺兩次。一看事情不妙，陳恭澍掉頭就跑。
陳恭澍回憶：「等我跑過蘭心大戲院門口，正準備轉入一條弄堂之際，心裡一慌，身上穿的夾大衣偏偏刮住了電線桿子，使勁一扯差點摔了一跤，待我穩住腳步，再往前跑的時候，追我的人已經趕到，只覺得小腿肚子上挨了重重一擊，立刻失去平衡，不由得身子一栽，雙手著地摔了一個大馬趴。追我的那人乘勢一屁股壓在我脊梁背上，再要掙扎，已經動彈不得。」
這位軍統第一殺手，在被追的時候，連身後是兩個人還是三個人都不知道，也從沒回頭看過，殊死一搏的念頭更是半點都沒有。
陳恭澍被抓後送到一間屋子裡，既沒有戴手銬也沒有搜身，他卻表現得比綿羊還乖，想抽根香煙，正要掏口袋，忽然又急忙把手縮回來：「我想抽煙，口袋裡有，可不可以自己拿？請你們放心，我身上沒有槍！」
要不是陳恭澍在回憶錄中親筆寫下，誰會相信這樣一個軍統上海區區長、軍統第一殺手，身上居然沒有帶錢，被抓後不但一點不反抗，而且還表現得很「禮貌」？
抓陳恭澍的日本特務這時候才想起搜身，結果還真是只搜出了香煙和打火機。
日本特務給陳恭澍點上了煙，陳恭澍又要喝水，喝到水的陳恭澍居然感覺挺美：「這杯白開水，滋味無窮，真是即好喝，又解渴！」
這裡還得再強調一次：這是話都是陳恭澍回憶錄原文，筆者絕沒有誇張，讀者諸君看著陳恭澍這個慫樣也不必著急生氣，因為更讓人生氣的事情還在後面呢。
確定了陳恭澍身份後，鬼子並沒有把他拉到刑訊室，而是為他擺了一桌豐盛壽宴，陳恭澍很馴服地赴宴，還記下了當時的座次：他高居上座，左右分別是齊慶斌和林中佐（陳恭澍沒說那鬼子叫啥名），林中佐以下是澀谷准尉、下茂曹長、中野軍曹；齊慶斌以下，是萬里浪（這個人大家都熟悉，在《潛伏》中也出現過）、林渙芝（原上海區行動隊員，已叛變）、吳順生，主位上的是汪偽「特工總部「代表傅也文。
這裡面除了「老熟人」，就是新對頭，尤其是那個中野軍曹：「我一看到此人，就記起在蒲石路持槍追我的那個蘿蔔頭了：他趁我立足不穩，險些兒摔倒的那一剎那，乘勢用厚皮靴朝我腿肚上一踢，一屁股壓在我身上的那番光景了！」
「軍統第一殺手」與鬼子和漢奸頻頻向陳恭澍敬酒祝壽，觥籌交錯喝得不亦樂乎，筆者不得不第三次強調，這些話都是陳恭澍回憶錄的原文：「我連聲致謝，開始還敬，以飲代言，一連喝了八酒杯……」
萬里浪看老上級陳恭澍（萬原先是陳手下的行動大隊副隊長）喝得起勁，又讓林渙芝拿來了一瓶白蘭地，陳恭澍說自己「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已經是人事不省，爛醉如泥了。」
我們老家酒桌上有一句話，叫做「話都在酒里」，陳恭澍跟日偽特務漢奸一醉方休，已經表明了他要叛變當漢奸的意思，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自然會令戴笠七竅生煙並下了格殺令：陳恭澍當了偽「杭州政治保衛學校教育長」、偽「蘇浙皖贛四省行營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
戴笠死後，陳恭澍被放出來當了保密局北平直屬組上校組長，跟著鄭介民逃台後，直到1960年才爬回少將軍銜，讀者諸君比較一下，這個所謂的「軍統第一殺手」，是不是比劉安國的歷史原型文強差多了？這兩個人的回憶錄，哪一個可信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