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一瑋
張擇端和18歲的天才少年王希孟一樣，具有繪畫才能，他們都是遇到了宋徽宗這個伯樂才得以一展才華，千古流芳。他們是時代的幸運兒，能夠得到當時最高藝術大師「天下一人」的點撥，這是他們的福分，也是畫壇之幸、東京之榮。《千里江山圖》展示的是大宋河山的磅礴壯麗，《清明上河圖》呈現的是大宋百姓的美好生活。
起初，張擇端想要通過科舉致仕。雖然他在山東省的「東武」小有才氣，能寫會畫，放到現在適合到單位的文宣部門工作，編輯一份內部報刊或者設計製作一些宣傳版面，雖不能富貴，卻也可以解決溫飽，有個穩定的收入。但是，張擇端不是那種小富即安的人，他得隴望蜀，他志在京師，他要進軍帝國的首都，想在那裡創業謀生，畢竟京城機會很多。
於是，張擇端就懷揣夢想「遊學於京師」。按照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的說法，遊學京師不是說到東京城去旅遊，它是有特指的。司馬光在上書中提到：「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四方學者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顯然張擇端到京城不是旅遊、不是休閒，而是帶著考上公務員想成功上岸的理想來京師學習詩賦論策的。也不知道他參加了幾次科考，總之沒考上，「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辭賦論策都是有套路的，張擇端所學的這些文化課，對他的專業發展非常有利。
我一度盯著《清明上河圖》反覆賞讀，想著他一定是用了文學的手法把一幅長卷畫成了一部電影。他或許是採用詩賦論策架構中的「起、承、轉、合」來構思《清明上河圖》的。起、承、轉、合是一種邏輯關係。起即提出問題；承是分析問題；轉則是換一個角度，甚至是從反面來進一步分析起所提出的問題；合則是對問題進行歸納與總結。它萌芽於春秋時期，完善在西漢時期。自西漢以來的詩歌，包括宋代定型的詩賦論策都遵守這四個方面的規律。元代范德璣在《詩格》中闡述了他對「起、承、轉、合」的認識：「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永。」明代，八股文承繼這一做法，使其更為彰顯。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說：「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也，連起亦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顧兼趣合也。」
我們不妨打破賞析《清明上河圖》長卷傳統認知的「三段論」——鳳頭、豬肚、豹尾——「首段描繪汴梁郊區春光；中段描繪虹橋之景；末段描繪城內外車水馬龍的繁榮景象。」還有自東向西分為三部分——郊野部分、近郊部分和城內部分。
如果用詩賦論策中的「起、承、轉、合」來分析會更有趣——畫面從東京城的東南部開始，這是「起」，首先映入觀者眼帘的是郊外田野，在疏林薄霧中，掩映著幾家茅舍、老樹、小橋、流水、扁舟。遠處一隊馱著貨物的驢子沿著寧靜的小溪向汴河走來。不遠處，村落出現了，道路也逐漸寬廣。遠處有一隊郊遊者歸來，男主人騎馬、女主人乘轎，轎頂上還插著新折的柳枝，足見其遊興之濃。轎後跟隨著騎馬的、挑擔的，為全畫展開了序幕。
接著，畫面沿汴河向西漸次展寬，由村落而至城關，臨河的街道兩旁布滿了餐館、飲食小店；河裡船隻往來，首尾相接，或縴夫牽拉，或船夫搖櫓，有的滿載貨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緊張地卸貨。這是「承」。
再向西去，接近虹橋，開始「轉」了。河邊停靠著許多大型貨船。貨船周圍有的人在緊張地裝卸貨物，有一組縴夫正在用力地拉著一條大船緩慢地行進。一條大船已經行進到橋下。桅杆放倒，不好過橋，水手們正緊張地與急流搏鬥。虹橋上則擠滿了人，他們伏在欄杆上，正在圍觀這緊張的過橋場面。畫面生動逼真，仿佛有喧譁之聲從畫面上傳出來。這是畫卷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也是全卷畫面的高潮。另一個鏡頭顯示這條大船已從橋西露出半個船身，船頭上的人表現出安然自得的神色，看來已經安全通過。
再往西去，汴河便轉彎出了畫面。經過兩個十字路口，便出現了一段城牆和一座城門，這是「合」了。這在一般繪畫的構圖上是很難處理的場面。但是張擇端不愧是位丹青高手，他大膽設計、巧妙處理，他在畫面上畫了一支駱駝隊。畫面上隊首的第一頭駱駝已經在城門外門洞口露出了半個身子。這支小小的駱駝隊一下子就把被城牆阻隔的空間貫穿了起來。
仿佛一部紀錄片的連續鏡頭一樣，慢慢展卷看到的是一幅連續的畫面，情節生動、人物形態豐滿、故事扣人心弦。畫家的構思匠心獨運，實在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