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出通知，優先協助滯留美國的未成年留學生包機回國。在美國疫情爆發、回國航班劇減、旅途不確定性極高的關鍵時刻，許多低齡留學生父母心中的大石頭終於落地了。此前，焦慮難安的留學生父母在各種留學群中表達擔心、討論對策、彼此尋找安慰，其中不乏有人感慨：「早知道會這樣，就不該讓孩子申請美國留學，不該把孩子送到那麼遠的地方。一旦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後悔都來不及。」
新冠肺炎在世界範圍的爆發，無疑讓許多人對國際交流和國際教育的篤信產生了巨大的動搖。對留學感到「後悔」的不僅僅是父母，還有許多留學生自己。就讀於英國和香港的一年制碩士忍不住在社交網絡「比慘」——坐在教室聽課的日子真是寥寥可數；就讀於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留學生也紛紛抱怨，疫情無異於在原本就嚴峻簽證形勢下添了一把柴火。
美國教育新聞網站Inside Higher Ed採訪了巴西留學生布魯諾·貝達奇（Bruno Beidacki）。他是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媒體與戰略研究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原本計劃於5月份畢業後繼續留美工作。
春假期間，布魯諾回到巴西，結果收到學校郵件提醒他美國邊境可能會關閉，為了確保順利畢業，他只好再次回到美國。可是隨著疫情在全美範圍內升級，肯特州立大學也改為了線上教學。這促使布魯諾再次改變主意，決定回到巴西。促使他回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與父母一起生活，節省高昂的住房租金，也包括巴西的確診病例比美國少，而且他在巴西的醫療保險會更好。至於畢業後的簽證申請和工作問題，可能短時間內他都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布魯諾只能先選擇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然後蒙住眼睛，相信一切可以慢慢好起來。
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即將本科畢業的法國留學生赫羅伊斯(Héloïse Le Grand)也面臨著相似的困境。畢業之後的簽證和求職問題，讓她憂心忡忡，「大家都在擔心疫情會一直持續到10月。可是疫情期間，幾乎沒有公司開放招聘，原本開放的招聘也都凍結了。可是我的OPT申請已經在進行中，我既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獲得批准，也不知道什麼能找到工作。畢竟，一旦OPT批准，失業期最多只能90天。」
在其他國家留學和交換的美國學生也受到了疫情巨大的影響。2月26日，當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將義大利旅行警告從2級升高到3級之後， 包括史丹福大學，雪城大學，馬里蘭大學，邁阿密大學在內的美國多所大學立刻通知學生中斷在義大利的交換項目，儘快返回美國。隨後，包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內的許多高校和國際交流專業組織已暫停了2020年春季的全球留學活動。
伊利諾州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創意寫作專業的大三學生山姆·沃瑟斯（Sam Wethers）不得不從一個在愛爾蘭學習寫作的學期提早回家，她感到非常鬱悶。「這太不公平了，去愛爾蘭留學是我一直以來最期待的事情，就算我可以通過在線課程繼續學習，我也無法和愛爾蘭的朋友們在一起了。我知道世界局勢更重要，但我還是覺得很難過，很無力。」
比起其他任何國家的留學生，經歷了「上半場」和「下半場」疫情的中國留學生的無力感都要來得更強烈一點。就讀於美國知名大學的小許在朋友圈無奈地寫道，「與其說海外華人在疫情中『打全場』，倒不如說體會到了『夾心餅乾』的兩難境地。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往中國寄口罩，導致現在自己手裡存貨都不足；在美國戴口罩，又要承受美國人的異樣眼光甚至質疑；想回國又要承受國內輿論的不理解；機票也漲到完全買不起的地步。真的是太難了。」
無法面對面的同學老師、無法團聚的親人朋友、對病毒和意外的恐懼、對未知的學業和職業前景的擔憂，還有人與人之間越來越多的的猜疑和嫌隙，似乎都在指向一個「更封閉、更暗淡」的國際教育未來。
如果說以上這些結論，更多是基於個體或群體的「感受」和「認知」，那麼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對國際教育行業「實體」產生的影響，也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彭博社（Bloomberg）的報道指出，在過去的40年中，就讀於美國公立和私立大學的成本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率。自1980年以來，按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美元計算，大學學費和食宿費的價格已經翻了一番。1971年，四年制私立大學的平均學雜費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8140美元，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48150美元。高等教育支出的大幅增長，造成了學生貸款債務的爆炸性增長。而學校為了吸引學生，選擇拚命翻新設備，升級食宿環境，自身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如果無法招到足夠的學生，如果學生無法支付全額學費，那麼學校的財務狀況只能進一步惡化。
對於許多美國大學、特別是美國公立高校來說，引進國際生是解決財務危機的重要舉措。較高的國際排名，相對合理的錄取標準，還有之前持續數年的簽證利好都在向國際生和他們的家庭傳遞著「歡迎留學美國」的信息。可惜在這次疫情中，大部分美國學校都未能向家長們交上一份合格的「應答試卷」。
疫情爆發的時候，學校管理者慌張地關閉宿舍食堂、匆忙地安排著線上課程，但是卻無暇顧及留學生的安全和衛生狀況。留學生家長禁不住要問自己，一年數萬甚至數十萬的巨額開銷，換來這樣的危機處理方案，到底是不是值得？畢竟，「後悔」的國際生父母，手中掌握著的不僅是孩子能否留學的關鍵一票，也可能是許多高校是否能持續發展的關鍵一票。
對於包括美國留學生在內的世界各國學生和教育從業者來說，更嚴峻、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早就隨著疫情展開在每個人面前：如果我們不能用積極、團結的視角來正視這場災難，不能用開放、寬容的心態對待身邊不同種族、不同國籍、不同見解的人，那麼迎接我們的就不僅僅是停滯的國際教育行業，而是更加封閉、更加冷漠、更加硬邦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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