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蘇社科院後，我走上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之路，有了一個更高的平台，也遇到了一批貴人，他們幫助我、影響我一步步前行。我應該終身感激他們！他們就是徐若通、胡福明、劉冬、劉洛同志。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暨華東六省一市社科院院長論壇
一、黨委書記徐若通同志
說起徐若通同志，學術界的先生肯定都很陌生。但他卻確實是我在社科院遇到的貴人. 我之所以能調進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與徐若通書記關係極大。
84年，江蘇社科院希望調我至文學所工作，淮陰方面不同意，沒辦法，退而求其次：先與淮陰協商，欲將我從淮陰教育學院借調至江蘇省社科院。
借調時，淮陰教育學院的領導還是不放，因為我是淮陰的政協委員，討論時曾跟女市長徐燕在一個組，因此相識。市長徐燕認為，能借調到社科院文學所歷練歷練是件好事。於是，她跟學院的領導說：讓老蕭去鍛鍊些時日吧，這對他將來的工作更有好處（我很感謝徐燕同志）。於是我借調進了社科院文學所。
85年要正式調動，有徐燕同志的這番話在前，再加那時淮陰教育學院需要教師，淮陰負責幹部管理的組織部不同意我調動（我也很感謝學院對我的器重），是徐若通書記給曾經是他部下——時任淮陰地委組織部長XXX同志寫信，劉洛所長、歐陽健先生帶著這封信到淮陰組織部協調，我才得以正式從淮陰教育學院調入本院文學所。但我那時候並不知曉我的調動是徐書記一力促成，連一句謝謝的話都沒對徐書記說。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
調進社科院文學所，為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白天我幾乎天天泡南京圖書館，晚上則住在南京藝術學院的招待所中，吃飯就到省委食堂。
有一天，那是一個星期一，南京圖書館休息，我不能去看書，一個人，正孤單地呆坐在招待所的住房中。
天空陰沉沉的，窗外細雨晰晰。我凝視窗外，陷入沉思和無端的惆悵之中。在淮陰時沉浮於學海之中，漫無目標，似一葉孤舟在無邊的大海中飄蕩的情緒又出現在腦海中。
人說南京是個悲傷哭泣的城市！不僅天老是陰沉沉的，難得一見晴朗，從「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憶想中的三國東吳，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東晉，再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南朝，立都南京的王朝，幾乎都是短命的，歷史就如那易變的天空，晴少陰多，變換不定。我不知道，如果明王朝不遷都北京能夠傳承多久？想起這些，更令我愁緒綿綿，「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就在我沉思、惆悵之時，靠走廊一邊，忽然傳來陣陣敲門聲。開門一看，一個人，打著一把雨傘，正站在門口。出乎意外，那竟然是徐若通書記。讓座寒喧之後，徐書記詳細詢問我的起居和日常生活情況，連在哪裡吃飯都問到了。
我本來由文學所的姚政同志帶領，同他一起，在靠省委宣傳部附近的食堂吃飯；徐書記卻告訴我：「省委後院靠馬鞍山（不是安徽馬鞍山）附近也有個食堂，那裡離圖書館更近，不如到那裡去吃，我給你辦理一下手續。」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30年》
一個書記，如此看望並關心剛調來不久的下屬，真是難得！這事雖很小，卻溫暖了我的心。我從對個人命運的沉思中醒了過來，惆帳一掃而空，下決心做好工作，以報答書記的關懷。
當時，包括現在，還流行著一種思想：「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此，我一直有一種不同的看法：錢學森、鄧稼先等是兩彈一星的元勛，但要是沒有周恩來，錢學森能順利回國？要是沒有聶榮臻、張愛萍那樣的領導，他們能創出那樣的業績？聶榮臻、張愛萍在科研方面可能是外行，在管理方面也許是有初心的內行——關鍵是要有初心。
後來我按徐書記的囑咐，到省委後院的食堂就餐，那裡離南藝和圖書館果然更近。
又後來徐若通書記調走了，不知道是工作需要，還是與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思想有關。
二、院長鬍福明同志
古語云：壽高八十，喪為「喜喪」。胡福明先生八十六歲仙逝，自為喜喪無疑，可我這個耄耋老人卻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不禁潸然淚下，且淚如泉湧。
胡福明先生曾是我院的院長，因為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而聞名全國。他也是個很有氣度、很有胸懷、了解科研規律的領導——一個值得人憶念的好人。
記得他從黨校調到社科院的時候，召開了一次中層幹部會，那時我是文學所的副所長，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傳達了省委、省政府的文件，要社科院成為省委、省政府的參謀部，因此胡院長特彆強調了應用研究的重要。我卻不識「時務」，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胡福明
就在這次會上，我當胡院長的面，提出了異議，講：「我不反對應用研究，只是希望院領導在提倡應用研究的同時，給基礎學科和基礎理論的研究留出一定的空間。」此時，全場一片肅靜。
停了一刻，胡院長問我：「老蕭，請問：什麼是應用研究，什麼是基礎學科、基礎理論研究？」我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我們且不在概念上糾纏，我只想問問胡院長：你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屬於什麼研究？」
這時整個會場更是一片寂靜。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胡院長身上，也把餘光投向了我。又過了片刻，胡院長淡然地答道：「當然屬於基礎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的範疇。」我說道：「這種研究難道不重要？」
大家都感到訝然，一些與我關係不錯的同志還為我擔心，擔心我得罪了這位新任領導。想不到會議快要結束時，胡院長卻總結道：「社科院是要成為省委、省政府的參謀機構，但同時也不能忘記基礎研究，要把眼光放遠一點。」
同志們都面露喜色——不為別的，慶幸大家又遇到了一位肯傾聽意見的好領導，尤其是文、史、哲研究所的所長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又過了些日子，在赤壁路小學通往省委省政府後院的路上，我與拙荊遇到了胡院長。打過招呼後，我們正要離開，胡院長卻攔住了我們。他深情地說：「今年是你升所長的最後一年（我已經五十五歲了）。院黨委申報了你，並獲得批准，以後文學所的工作就主要靠你了。」
想到這裡，我對胡院長的敬意更增加了幾分。這是一個大度的領導，一個肯傾聽下屬意見的領導！如今他仙逝了，怎不令人心痛！
三、文學所負責人劉冬同志
因為研究《水滸傳》一書，也涉獵了它的作者施耐庵的某些問題，還寫過一篇《關於施耐庵的通訊》的小文，與劉冬同志商榷，發在《江海學刊》上。
那時，我還在淮陰的一所中學裡教書，而劉冬同志自1952年發現施耐庵墓誌及有關史料，並撰文在《文藝報》上發表，引起全國學界轟動以來，已是學界知名的學者，且成了文學所的負責人，著述很多，但他一點也沒有權威學者的架勢，令人感動。這是我與劉冬同志文字交往的第一回。
就因為這篇小文，1982年在興化、大豐召開全國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會時，我也被興化縣政府作為學術殿堂之外的人邀請與會。我第二次真正見到了劉冬同志。
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談會
劉冬同志是個忠厚長者，為人謙和虛心，學風嚴謹認真。記得他曾和朱一玄、章培恆、袁世碩、馬蹄疾等先生，把墓碑移到陽光下，仔細地一個字一個字地琢磨辨認，對每一件文物史料的內涵及其歷史地位作出明確的鑑定。
會上、會外，他向參會諸先生請教自己所有的不甚明白的問題，比如說，他曾向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長張嘯虎先生問及關於如何看待施耐庵傳說的問題。張先生思考了一下，回答道：「我認為，既要重文碑，也要重口碑。有時口碑比文碑更為可靠。」
這一切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應該說，我這一輩子，也算參加過學術界的不少考察研討會，雖然各有各的特點，而總的來說，我認為，這一次，乃是學風最正、最認真嚴謹的一次！
思想起來，我的調動，實際也與劉冬同志有極大的關係。
84年，我以淮陰市青浦中學副校長的身份到江蘇教育學院校長班學習半年。學習期間，參加了劉冬同志主辦的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界人士座談會。會議倡導，成立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出版《明清小說研究》期刊，讓大家有一個廣泛發表意見的更廣闊的平台，得到與會學者的熱烈響應。
《施耐庵探考》
在會上，劉冬同志也告訴與會的先生，江蘇社科院決定，文學所將以明清小說研究等為中心開展學術研究。我的調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促成的。
我進所前，劉冬同志就已經離休了，但他離休前為文學所制定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規劃，一直是所里從事小說研究同志致力推進的工作，更成了我此後的研究綱領、我孜孜以求實現的目標。這個規劃，無愧「宏偉實在」四個字！
他強調：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要從從基礎做起，一，先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次做《中國通俗小說家評傳》，再做古代通俗小說的思想藝術研究（後來由周鈞韜、歐陽健和我一起主編的《通俗小說鑑賞辭典》便是這一計劃的成果之一），複次編著《中國通俗小說史》；二，完成《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進行文言小說的思想藝術研究，編著《中國文言小說史》；三，編著《中國小說史》。
我沒有實現劉冬同志的願望，很是愧疚。但我也常想，假如沒有劉冬同志的這一規劃，我這個並無明確科研目標的小人物，還能不能做出現今取得的這點成績來？
為了使全國的古代小說研究者有一個交流的平台，有一塊展示成果的園地，離休後的劉冬同志，仍然為創辦《明清小說研究》期刊竭盡全力。
1985年刊物創立，他也一直擔任刊物的顧問，指導雜誌的編輯工作。他為刊物制定了科學的辦刊原則和方針：「兼容各種觀點，貫徹雙百方針。篇不計長短，文不論家門。考證務以翔實見長，論述當以深穎取勝。論難不避，言當有據；評說當新，力戒浮華。」這原則和方針，亦一直是我主持刊物編輯工作的原則和方針。
《明清小說研究》第1輯
按照劉冬同志的辦刊原則和方針辦刊，刊物越辦越好，記得有一期的《明清小說研究》，在人大《全國報刊複印資料》上就複印了四五篇。由於全國學人的支持，刊物也終於成了全國核心期刊（C刊）。
劉冬同志，這個顧問，乃是真真實實的既顧且問的。我有什麼想法告訴他，他總是不厭其煩的指導幫助。
記得我希望利用雜誌，以拓展明清小說文本研究的學術空間，並將這個想法告訴了劉冬同志。他馬上利用自己的人脈，找來好友——寫《陳煥生進城》的高曉生同志，在自己家中，商量如何將明清小說研究與當代小說的創作經驗結合起來，開闢了一個「當代小說家談明清小說」（大意）的欄目。
儘管後來由於某些作家放棄自己所長，搞起了明清小說作家生平的考證，因而走上歪道，這與設此欄目的初衷無關！王蒙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對《紅樓夢》文本進行研究就研究得不錯，這其中怕也夾著他的創作經驗和創作經歷。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證》
他還邀請南大在戲劇等研究領域頗有成就的副校長董健先生；本院搞哲學研究的鐘克釗先生，在古林公園的一座茶館中開了個座談會，專門商討如何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如戲劇、哲學、社會學、民俗學乃至心理學等等方面入手，研究明清小說，這些都給了我極大的啟發，為我們今後把《明小說研究》辦得更好打下了基礎。
劉冬同志是江蘇泗陽人，是個老革命， 長期從事報刊宣傳工作。他曾是個作家，五十年代出版過長篇小說《英雄的柴米河》，現今還有一部一百萬字的特具思想深度的待印長篇《夥伴春秋》。這是部純文學著作，增刪二十五載，方告殺青。意蘊在於指出，夥伴精神是今後人類精神發展焦點所在。可惜到他去世時，這部小說一直未能出版。
和劉冬同志相處，特讓人放心、他坦誠待人、還敢於為別人「擔擔子」。而和他在一起閒聊，則簡直是一種享受。有時、他一兩句話。即能碰起你的思想火花、給你以極深刻的啟迪、因之產生出一個很好的論題， 由此而寫出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
他曾經對我說過，他之能夠冒險犯難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因為魯迅；打成右派，陷入浩劫、也是因為魯迅，——都是對魯迅迷戀的結果。而時至今日、仍然無怨無悔。他對施耐庵也有一種深深的迷戀。迷戀之中，更帶上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揭開《水滸傳》最後寫定者的面紗。
我雖然在施耐庵的研究途中打了退堂鼓，但同他在一起的時候，交談得最多的，還是關於《水滸傳》、施耐庵。我感覺得出，他就像迷戀魯迅一樣迷戀《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頂住來自高層的壓力，執著、無懼無畏，就如一首詩所說「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且不管他關於施耐庵研究的結論如何，他追求真理的那份執著、修正錯誤——那怕是再微小的錯失——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欽佩。
劉東信札
他是研究《水滸》作者的元勛，國內兩次《水滸》作者研究的高潮都是由他掀起的。我不明白，聶紺弩、徐放等先生二次調查施耐庵的史料，當時為什麼不能公布於學界？是誰阻止它的公布？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一幅漫畫：一口深井，井底一人將一些深埋在井底的文物送上井口；井口趴著一人，將送上來的物品，看亦未仔細看，就一一敲碎，不管它是秦磚還是漢瓦。我們的研究者應做井底的那個人，而不是做趴在井口的那個人啊！
四、文學所所長劉洛同志
劉冬同志離休，劉洛同志成了文學所的所長。他是調我進文學所的關鍵人物。是他與歐陽親往淮陰協商，我才得以離開淮陰調進社科院。可是，我連一聲感謝都沒說過，他仙逝的時候，我正在廣州訪書並參加全國近代文學研討會，連送他一程也沒有，一直遺恨至今，痛悔莫及。
《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
在文學所，劉洛同志既把明清小說作為所里研究的重點，又能調動所內其它研究方向學人的積極性，譬如現當代文學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在他任期內，不僅小說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其它方面的研究也風生水起，這為《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創刊運行創造了條件。
劉洛同志還是個只關心屬下，從不在意自己生活的好領導。
我是個政治上不求上進的人，劉洛同志曾和我談話，言下之意，要我靠攏黨組織。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只是唯唯否否！但我很感激劉洛同志對自己的關心。
劉洛同志家住在南師大的後門口對過，那裡是兩條公路的交匯口，人來車行，吵吵鬧鬧，即在深夜，也難得安靜，且面積並不大。院裡新蓋住房，分配給職工。劉洛同志是個十四級老幹部，當然在分配之列。可劉洛同志讓給了更需要住房的同志，自己仍住在那噪音不斷的房子中。他就是這樣一個心裡裝著同志，唯獨沒有自己的人！
劉洛同志本來在省委宣傳部任處長，搞宣傳是他拿手的工作。做了所長後，為了進一步了解研究人員的工作、生活狀態，進一步搞好所里的領導工作，他也嘗試著搞起明清小說研究來。他的遺作《知其不可而為之——諸葛亮的悲劇精神》就是他研究三國演義的嘗試。這是不是也反映出他進文學所工作的某種心態？
《知其不可而為之——諸葛亮的悲劇精神》
現在我常常想，假如接替劉冬先生的劉洛同志也像時下的一些領導，新官上任，要顯示自己的能耐，不管前任的規劃是否正確，定要標新立異，「做一番事業」，文學所的研究還能不能如那時一樣轟轟烈烈？文學所會是什麼樣子？我又會是個什麼樣子？
我很慶幸，自己遇到了兩任好的直接領導。
徐若通書記、胡福明院長、文學所的兩任負責人，他們都是我生命歷程里的貴人，我應該終生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