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浙江象山的「村民說事」和河北鹿泉的「夜談議事」是對鄉村治理「四議兩公開」決策機制的有益補充。雖然兩種治理機制形成的內在機理不同，分別受到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階層分化和華北經濟中等地區個體農戶分散化的影響，具有彌合不同階層利益分歧和制約破壞集體行動村民的路徑特徵，但是共同作用在於都強化了黨的領導，堅持了人民立場，有效化解了矛盾，促使村民形成了發展的共識，凝聚了發展的合力。
鄉村治理的議事決策機制———「四議兩公開」由河南鄧州率先提出，有效解決村務決策和監督、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肯定。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要求村級重大事項、涉及全村人共同利益的決策必須實行「四議兩公開」。但是，考慮該項制度實施的成本較高，不能經常動用。因此，村民日常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如何解決、採用何種靈活有效的治理機制，浙江象山的「村民說事」和河北鹿泉的「夜談會」就是很好的探索經驗，兩種治理機制是對「四議兩公開」制度的補充，建構了群眾表達自身訴求的良好渠道，起到激發村莊內生動力、有效化解矛盾糾紛等作用。發源於浙江象山的「村民說事」，形成了以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以「說、商、辦、評」為核心內容的制度體系，構築了村務管理、決策、治理、監督的全閉環，走出了一條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在石家莊鹿泉區的宜安鎮，鄉村干群夜談討論，也「談」出了基層黨組織有效領導鄉村治理的新天地，「談」出了幹部們幹事創業的熱情，「談」出了村民們致富增收的信心，更「談」出了鄉村振興的大好前途。
兩種治理機制的形成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明確的問題導向，問題背後都蘊含了深刻的社會背景。象山的「村民說事」針對當時出現的征地款去向問題，內里是東部發達地區農民間的階層分化導致的情緒對抗和相互不信任；鹿泉的「夜談議事」針對的是個別村民對於公共事務的不合作行為，內里是村民長期「各顧各」導致的人心渙散。
最先想到「村民說事」這個點子的，是浙江象山縣西周鎮傑下村。為了一筆白溪水庫引水工程的補償款，村裡掀起了不小的「風浪」，村民們紛紛指責村幹部從中「漁利」，「貪占」了村民的利益。村黨支部書記鄭祖法被逼急了，決定舉行現場說事會，要把這件事說清楚。當時所有人的情緒都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幹部委屈、群眾生氣，說事現場出現紅臉、梗脖、拍桌的「熱鬧」場景。事後村民們承認，自己心中積累的東西太多太久了，火氣有點大，後來說話的機會多了，心理距離近了，態度就不一樣了，大多數時候都能夠平心靜氣地表達訴求。
為什麼干群之間會出現這種極度不信任、甚至對立的情緒呢？主要是長期以來干群之間溝通不夠、信息不暢的原因，也有某些幹部確實曾經發生過侵害群眾利益的事情。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分析，這裡面隱含了東部發達地區農村階層分化後人們之間產生的隔閡與怨恨，以及利益密集型村莊容易產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了當地百姓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因經濟分化帶來社會關係、生活方式、居住格局、消費模式、閒暇方式、政治參與等方面的分化和差別，農民之間由於財產、收入等差異出現較為明顯的階層區分。階層不同於階級，是指一個社會內部由於經濟收入狀況、社會地位、權力資源等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社會層次，它是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代表著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需求層次和不同的利益。東南沿海地區人多地少，純粹依靠農業難以滿足其致富的需求，於是農民們利用獨特的區位優勢在對外開放中發展加工製造業從中獲利。最初是職業上有了分化———企業家、技術員、管理人員等等，而後逐漸在收入上有了差異———有成為企業家積累巨額財產的農民，也有依附於當地主幹企業的產業鏈做下游生意或從事管理工作的農民，還有完全成為打工一族或仍然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民。他們在生產、生活和消費上處於不同的圈子，往來日益減少，漸漸成為相互隔閡的兩類群體，兩類群體內部加深聯繫形成鞏固的利益共同體，但是群體之間卻出現越來越寬的裂縫。在「雙富、雙帶」的政治語境下，相當一部分農民企業家進入村「兩委」、成為村幹部，打工一族或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民由於忙於生計沒有時間，或者自身實力不夠導致沒有自信，較少參加村中事務的討論和決策，自動隔離於村中大小會議之外。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農民企業家或處於管理層的農民依託於其政治身份獲得越來越多的人際關係等社會資源，繼續實現其利益的增加，而其他階層農民的政治參與較少、政治冷漠加劇，自身利益的增加值與內心的期望值難以匹配導致內在的怨恨和不滿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為沒有發泄渠道越積越深，從而成為某些人越級上訪、重複上訪、甚至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直接誘因。
東部發達地區基本上都是內生的利益密集型村莊，村民依託村莊自身優越的區位優勢和豐富資源就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村莊利益是村民個體發展的基礎，如果利益分配不公就容易導致村民對幹部產生嚴重的對立情緒以及村莊集體的發展由於一些村民持續的上訪而無法繼續推進的困境。所以「村民說事」是干群之間謀求共識、積累信任、推動發展升級的重要方式。
石家莊鹿泉宜安鎮的「夜談會」首先源於新寨村新換屆上任的村「兩委」幹部急需解決某些村民長期拖欠土地承包費和村莊東環路整改的拆遷問題，兩個問題都涉及到某些村民的不配合、「耍賴」———不交承包費，不給修路騰地，索要高額補償。村幹部召集村民代表、老黨員等村中威望高的人員和利益相關方的村民一起夜談討論，「吵吵」了幾個晚上，居然就把積累多年的老問題解決了。
為什麼個別村民「耍賴」、罔顧村莊公共利益總能成功？第一，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對鄉村社會施加了深刻的影響，農民們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的分散性使其容易只看到自身家庭和家族的利益，很難看到除此之外的公共利益。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指的就是農民以自身為中心向周圍推及關係的遠近，關係最近的是家庭成員，關係比較近的是家族成員，用血緣關係確定村莊共同體即所謂「公共利益」的邊界。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打破了用血緣關係界定村莊共同體的傳統，改成生產隊的單元，用意識形態和政社一體的方式建設了新的村莊共同體。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土地分產到戶，生產隊的共同體單元解體，個體農戶成為農村發展經營的主體。血緣關係和意識形態等方式界定村莊共同體失敗，農民心中再無「公共」的概念，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違背村莊的公共規則和集體利益，沒有絲毫羞愧，村莊缺乏制約乃至懲戒此類行為的氛圍和手段。第二，村幹部缺乏威信，解決此類問題非常吃力，新寨村之前是有名的亂村，村莊治理非常混亂，前幾任村幹部在自身清正廉潔上總出問題，無法在群眾中樹立威信，干群之間長期積累的不信任和疏離感，自然也無法解決個別村民影響公共利益、「搭便車」的問題。第三，階層分化在河北大部分地區不是非常明顯，村民們之間的收入有分別，但沒有拉開太大差距，因此，干群之間、村民之間的矛盾糾紛大部分不是在建立在貧富差距基礎上的情緒對抗，較少涉及嚴重的階層對立，更多是瑣碎事情的矛盾衝突，村莊人心散漫，難以形成一致行動。
石家莊地處華北平原中南部，經濟處於中上水平，工商業較為發達，農業作為基礎只能維持溫飽，農民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一般在家附近就可以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機會，只要有勞動能力的家庭，生活都較為寬裕。但是村莊集體經濟普遍較差，內部發展資源嚴重匱乏，屬於利益稀疏型村莊，主要靠外部輸入資源，如項目資金等推動發展。因此，大多數村莊面臨非常嚴峻的發展任務，但是個別村民「耍賴」「搭便車」影響到村莊提供服務、實施項目和推動發展的集體行動。
兩種治理機制的運行都不是鄉村幹部和黨組織唱「獨角戲」，而是在黨員幹部和村民代表、鄉賢等的共同參與下，通過議事、協商，充分發揮村民自己的作用，凝聚了人心，達成了共識。
「先順氣、再說事」。通過現場說、設立「說事室」專門說和「線上說」等靈活多樣的形式，讓群眾把積攢多年的怨氣、情緒宣洩出來。「遇事好好說」就是尋求不同階層和個體利益共同點的有效途徑，在「說」的過程中逐漸找到最大公約數，讓廣大農民「心往一處想」。針對村民「有事找不到人、有話沒地方說」的現狀，象山積極拓寬說的渠道、創新說的形式，把傾聽群眾呼聲作為基層黨組織的重要工作，讓黨員幹部衝到聽群眾「說」的「前線」。
好好辦事，讓群眾滿意。僅僅讓群眾發泄情緒還不夠，要真正解決群眾的問題。有些村民遇到的問題，超出了村幹部的能力範圍，因此，建立縣鄉村三級聯動機制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服務，最終實現利益成果的共享，實現幹群關係的和諧，積累干群之間的相互信任。因此，「村民說事」關鍵在「辦」。民事村代辦，結合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依託「一中心四平台」，實行村級事務管理多員合一、專職代辦，實現村民辦事不出村。村事大家辦，發動鄉賢、能人、村民參與村莊建設發展。「乾得好不好，群眾說了算」。說事村民專項評，對每件辦結事項進行滿意度測評。村民代表綜合評，結合「雙述雙評」，對「村民說事」進行綜合評價，倒逼幹部改進作風、幹事創業。鎮鄉（街道）績效評，把「村民說事」與集體經濟、村莊環境、社會穩定、幹部廉潔「四張報表」考評相結合，與涉農政策資金補助掛鉤，比學趕超、爭先創優。
「村民說事」表面上解決的是干群矛盾，實質是在彌合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分歧。執政黨的重要職責一方面，儘量彌合各個階層和群體之間的裂縫，而不是任其發展，更不能人為地製造鴻溝。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基尼係數過高，往往會引起一個國家的管理者高度警惕，因為這些分化、差異、矛盾往往是社會衝突和政治不穩定的根源。另一方面，執政黨應當為各個群體之間的溝通和流動提供足夠的渠道，這也是進行社會整合的一種重要方式。儘管執政黨有責任儘量拉近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但客觀情況是，一個處於底層的階層，其地位不可能突然上升。與此同時，作為這個階層中的個人，則具有上升到更高階層的渴望。因此，作為彌補，執政黨的社會整合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創造更多的實現這種渴望的機會，具體表現就是設計一定的制度回應民眾的需求、實現民眾的要求。體現在農村，就是要看村中大事小情是不是有村民真正參與、村民的需求是否真正進入到決策程序中去。
鄉鎮黨委為村莊議事「出謀劃策」。宜安鎮的「夜談會」充分體現了鄉村兩級的有效配合。鄉鎮黨委接續村兩委換屆選舉大討論形成的良好風氣，為換屆後的村幹部順利開展工作積極謀劃，並提供有效指導，在調研基層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夜談會」的議事形式，村幹部積極組織議事紮實推進落實，最後取得良好效果。如新寨村通過夜談會解決了拖欠多年的土地承包費問題，推動了村裡東環路的修建和西城街的改造，半年時間就扭轉了村莊人心渙散的不利局面、營造了幹部群眾齊心幹事謀發展的良好氛圍，這就是鄉鎮領導和村民自治有機結合的最好體現。
村黨支部組織村民「夜談」，發揮戰鬥堡壘作用。村黨支部全程組織、監督夜談會，但在會上不定調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積極保護群眾發言的積極性，把工作做在會前、會後。會議主題充分徵求群眾意見，但是不經支部同意的議題不能上會；會議規則群眾商議確定，但是支部要最後把關，並準備好應對會上突發事件的預案；會議過程群眾暢所欲言，但是支部書記要做總結髮言；最關鍵不是一談了之，支部在會後下足功夫，積極想辦法解決會上提出的問題，能當場解決的立即答覆，不能當場解決的要記入台帳限時解決。總之，「談出成效」「談出期盼」，不但不讓群眾失望，還讓群眾自覺地期待下一次夜談會的召開。村黨支部的政治功能運作於無形、發揮於有形，有效引導夜談討論的正確方向，弘揚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重建村莊輿論監督的氛圍。夜談時間充分考慮村民的工作和習慣，大多數村民白天在城裡上班，夜晚回到生活的村莊，吃飯、洗漱後還有一定的閒暇時間，利用這段時間召集議事，不給他們增添負擔，還能增強村民之間的聯繫和感情。議事地點靈活，不拘泥於會議室等正式場合，根據議題的種類，村內大槐樹下或村民活動廣場都成為夜談會的舉辦地點，非正式的環境重現了鄉村傳統社會的公共空間，信息在此集散、交流，也有利於卸下村民們的心防，讓他們輕鬆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開放式場合增加了夜談的參與度和公開度，讓每個發言人都「暴露」在全村人的「注視」之下，接受全村人目光的「巡禮」，誰也不敢造次、誰也不敢亂來，重建了鄉村熟人社會輿論監督的良好氛圍，增加個別村民違規的社會成本，促成全體村民致富謀發展的集體行動。
兩種治理機制的產生都是基於問題導向。解決干群之間、群眾之間的矛盾糾紛，雖然針對的具體問題不同、內在社會背景各異；運行過程中都堅持了黨的領導、充分發揮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作用，雖然具體形式和運用載體有不同；目的都是讓村莊形成發展的共識，激活了村莊發展的動力，功能效用高度一致，說明好的治理機制雖然外在形式、運行方式、平台載體各有特點，但是在維護利益、建立制度、激發情感認同上有共同點。
共同點在於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充分激活村莊內生動力。「說事」和「夜談」抓住了激發農民主體意識的關鍵就是尊重農民。鄉村幹部不把自己當成「官」，而是走到村民們中間，與大家一起討論村莊發展大事、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干。真正尊重村民、真正關心村民、真正服務村民，幹部們用自己的真心換來了村民們真心的支持。農民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終於調動起來。「村民說事」通過議事協商、為民辦事，維護群眾的利益，讓農民自己成為決定村莊命運的主人。「夜談議事」通過發揮村民代表、鄉賢長老的作用，把人們重新聚攏在一起，為村莊發展大計積極建言獻策、貢獻力量。兩種治理形式都找到了適合的切入點，重建農民建設村莊的主體性。
共同點在於搭建了幹部群眾溝通的新橋樑，有效化解基層矛盾和衝突。農業稅取消後，幹群關係沒有了稅費時期的劍拔弩張，但是也由於缺少溝通而趨於疏離。這幾年，國家惠農政策補貼不斷向農村傾斜，但是農民們感恩黨中央之餘，卻對基層幹部們的意見更多了，是不是優親厚友？是不是中飽私囊？是不是……通過「說事」「夜談」，幹部群眾坐在一起好好談談、聊聊，群眾解開了心中的疙瘩、打消了心中的疑慮，幹部們也釋放了不被理解的委屈和憋悶，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既減少腐敗發生的機率，又密切了幹群關係，把鄉村的種種矛盾和衝突化解於無形，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村民說事」的內在背景是階層分化下的村民衝突，但是再難的矛盾、再深的隔閡都架不住村民之間、干群之間真誠的交流和溝通，以及幹部真心實意為群眾排憂解難。「夜談議事」要解決的其實是農民長期各自為政條件下的凝聚人心問題，如何讓只為自身利益著想的村民看到村莊整體和公共利益？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把鄉賢長老們請出來，只要人們還要在村莊生活、還要與人打交道，就要顧及臉面和輿論，「夜談議事」的形式只不過是把村莊原有的但是式微的公共性重新挖掘出來顯性化了。
共同點在於有利於群眾民主議事能力的培養。鄉村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農民的現代化，就是農民意識的現代化。可以說，沒有農民理念上的進步，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農民的現代理念不僅僅體現在嫻熟運用現代科技，積極維護村莊生態環境，還體現在民主參與村務管理、有效表達自身合理訴求上。但是，農民民主素養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個長期的、需要外力協助的過程，村幹部、黨組織不可能永遠「替民做主」，而是要教會農民自己做主、做自己的主，把握自己的命運、對自己的發展負責。「夜談會」讓農民在民主議事的過程中逐漸學會傾聽、學會溝通，懂得讓步、適時妥協，逐漸習慣於遵守規則、信守承諾，在現代規則中重新形成集體行動、進行自我服務。「村民說事」一開始也不是那麼井然有序，村民的情緒積壓了許久，碰到宣洩的出口一時難以控制，但是給他時間和空間，「氣」總有出完的一天，「理」總有會說的一天，相信說理需要一個過程，相信村民的素質會慢慢提高。
共同點在於都加強了黨的領導，把黨的意圖主張轉化成群眾的自覺行動。黨和國家重視「三農」問題，每年在農村投入大量資金、放入大量項目，但是到了基層就是用不好，明明是百姓需要的，為什麼政策實施起來阻力重重？分散的小農，利益多元、想法多樣，太長的時間裡都是單打獨鬥，「各顧各」，如何讓大家重新組織起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讓黨和國家的惠農政策真正落到實處？「說事」「夜談」發揮了「黏合劑」的作用，有效集合了大家的意見，把政策貫徹執行的阻力消化掉了，最關鍵是讓農民跟黨想到一起、干在一處，形成了鄉村振興的合力。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最終是讓大家把氣理順，把精力放到致富謀發展上面。鹿泉宜安鎮時任黨委書記靳書海說得好，黨員幹部要想辦法把黨組織要乾的事變成農民自己相干的事。不能因為是黨的領導，自己是黨的幹部，就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百姓。尊重農民、相信農民，他們自然會跟黨走。
以上兩種治理機制各有優勢，但也並不是完美無缺，需要繼續改進和完善。對於「村民說事」的建議是：要在「利益的吸納」環節上做文章，利益的表達和整合都是建立在村民利益多元化的基礎之上，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們的利益和思想意識都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如果農村基層黨組織、村自治組織和其他組織能夠及時吸納社會中湧現出的新階層代表以及日益受到排斥的中下階層代表進入，或者在發展黨員時注意吸收他們中的優秀代表特別是青年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培養他們成為興農、愛農的骨幹，那麼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效果就會更上一層樓。對於「夜談議事」的建議是：基層黨組織和鄉村幹部們要延續良好作風和思路，借鑑象山經驗中議事協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以及對群眾評估和測評的重視，把「夜談會」作為村莊的一項重要議事制度堅持並完善，補充群眾評估和反饋的環節，形成黨群干群議事協商的完整鏈條。村民達成共識只是村莊發展的第一步，在規範化、制度化的議事協商機制之下幹部群眾一起找准村莊發展的方向，用集體行動推動村莊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作者簡介： 田麗（1982-），女，河北邢台人，中共河北省委黨校（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基層黨建研究。;
基金： 2018年度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農村基層黨建推動鄉村組織振興的現實路徑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