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直播，包剛升會花大半天時間準備。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負。「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現代化程度推進很快，但離真正的現代性尚有距離。我導讀的書，不管從政治、經濟、科技還是思想方面，都關乎現代政治經濟文明的成長。」 ]
最近半年，政治學教授包剛升的辦公室，和以往相比明顯擁擠了。
辦公桌右上方，新架起一個細長的簡易手機支架。桌子對面多了一個衣架，掛著兩件灰藍色西服。兩面高大的書架牆周圍，又堆起一摞摞書，其中一本是最新版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不久前，包剛升在自己的微信視頻號上導讀了這本經典政治學著作。
今年是包剛升的本命年，48歲的他決定做點「新的事情」。從龍年元宵節晚上開始，他以每周一次視頻直播的形式，計劃用一年時間為公眾導讀幾十本中外政治學、社會科學、歷史學經典著作。
書架牆上辟有一個包剛升的著作陳列欄，上面也多了三本今年出版的書：《包剛升政治學講義》脫胎於以前在得到平台上的音頻課程；《演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是相關著述的一部文集；還有一本新著《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前後花了5年時間完成，包剛升很是看重，認為關注到一個很重要，但在以往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又被忽視的議題——非西方大國19世紀以來經歷的現代化轉型，「這個問題不同於一般國家的現代化或現代化轉型，傳統大國跟西方世界有較為特殊的互動方式，進而會影響它們的現代轉型邏輯」。
如此高產的學術成果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令人驚嘆，有學術同儕開玩笑說，他是不是在用ChatGPT寫作？對此，包剛升在不同場合都說過一句相同的話:「學者最主要有兩個使命，一個是創造知識，一個是傳播知識，我一直抱著這樣的使命。」
不迎合流量的「硬核」直播
從2月24日開始，每到周六晚上9點，包剛升準時端坐在視頻號的直播間裡，每次都西裝革履，髮型一絲不苟，形象是慣常的嚴謹而講究。
「網際網路時代，尤其是自媒體時代，視頻在傳播知識的效果和效率上有優勢。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的《公正》公開課，在全世界有上千萬聽眾。去年底，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在北大出版社網絡平台上做學術演講，最多一場總共吸引了超過100萬訪問者。這些數據對我來說都是激動人心的，也是我開周六通識導讀直播的原因。」在首場開播時，他這樣說。
導讀直播的時間大約為一小時，內容很「硬核」。除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萬曆十五年》《通往奴役之路》《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富論》等經典著作，有些書，如《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聯邦黨人文集》等，對公眾來說相對陌生，他也預感到觀看的人不會很多，但還是堅持列入直播書單。包剛升說，不會為了流量迎合讀者，「不是一本書有影響我就去講，有的書影響也很大，但在我看來是反科學的」。
每次直播，包剛升會花大半天時間準備，A4列印紙上寫滿內容提示，書上貼滿做筆記用的黃色便利貼。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負。「這些書背後，關注的都是現代文明或者叫現代社會的成長。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現代化程度推進很快，但離真正的現代性尚有距離。我導讀的書，不管從政治、經濟、科技還是思想方面，都關乎現代政治經濟文明的成長。」
4個月直播下來，一個更加豐富、立體的學者形象，呈現在公眾面前。導讀《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時提到帕米爾高原，包剛升說，過去三年他都在做中國歷史地理戰略要地的自駕考察，行程已有兩萬多公里。2022年暑期，他飛到新疆喀什，再一路自駕向西進入帕米爾高原。「長期生活在北上廣的朋友們、東南沿海的朋友們，我們真的無法想像中國西部之遼闊、之廣博，包括地理、風土、人情之多樣和複雜。」
講《文明的衝突》時，說起1959年亨廷頓因為評教職不得已離開過哈佛大學。「我早年讀亨廷頓的相關資料時，說實話對我也是很大的激勵呀！」包剛升笑著回憶，「在學術上強大如亨廷頓，竟然沒有在哈佛大學一次就拿到終身教職。」他經常以此勉勵學生和友人克服人生途中的坎坷。
也是在這場導讀最後的問答環節，談到俄烏衝突，包剛升再次提及如今在網絡上引發廣泛關注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他說：「我們對理論要有恰當評估，不要把理論當做絕對真理，每一種理論都只是理解世界的一個視角。」
傳統大國為何都陷入政治危機？
直播中，包剛升多次說起，他曾去訪學的哈佛大學，教授們都充滿構建新理論的抱負。多年來，包剛升也試圖通過不同的寫作，提出自己的理論。
具體到新書《大國的命運》，他認為關注到的「重大的問題」，是當英國率先啟動工業革命，成為全球領導者並逐漸塑造現代世界的基本規則後，為什麼其他主要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傳統大國，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無一例外都陷入重大政治危機，以及面臨著現代轉型的難題？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大轉型與大分流過程中，為什麼有的大國成功了，有的大國則不太成功？有的大國崛起後導致了戰爭，有的大國卻能維繫和平？繼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上半葉以來的美國之後，誰又可能成為新的全球領導者？
「已開發國家的學者不會特別關注非西方大國的現代轉型，對他們來說，這些國家是『他者』。」包剛升說，這個研究涉及比較政治與政治史，而比較政治學是國內近一二十年才興起的學科。這個領域裡活躍的學者，大部分都在海外受過政治學訓練。
《大國的命運》寫作構思起源於2018年底，當時包剛升應邀做一場演講，題目是《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從歷史看未來》，「這是我第一次念稿演講，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嚴肅的問題，所以我寫了稿子」。
在準備這場演講的過程中，他越來越感覺到，以前國內許多人一般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轉型是特殊的、中國處處不一樣的觀點失之偏頗，其實包括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等在內的非西方傳統大國，都在同一時期遭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和挑戰，「我當時就開始思考，大國之大，不光是疆域、人口之大，很可能由於某種歷史的關聯，其規模之大也對它們的今天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這些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重要約束條件。」
當時，他在演講中就提出，落後大國作為一個擁有自主性文明的國家，如何處理與其他強勢文明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很多大國之所以難以完成轉型，是因為這樣的國家從認知到心理到戰略，都邁不過這個坎。」
寫《大國的命運》時，包剛升又為世界範圍內不斷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憂慮，他在書里說，新興大國要想有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擺脫受害者心理，弱化激進民族主義的情感與記憶，顯得尤為重要，否則貽害無窮」。
2019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問題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文版出版後，也引發包剛升的關注，「有的大國是和平崛起，有的則導致戰爭，我又開始思考新興大國崛起後的不同命運。」
包剛升並不贊同艾利森的觀點，他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做了重大的修正，「在艾利森的分析框架中，大國與大國的權力競爭是決定性因素」，而在梳理美國、德國、日本和蘇聯崛起的歷史後，包剛升認為，新興大國在超越之前的全球領導國家過程中，有更加複雜的邏輯。特別是歷史背景、崛起方式、權力競爭方式、政治制度模式、對外政策等五大要素的綜合作用，會決定一個新興崛起大國走向衝突還是戰爭，進而影響成千上萬普通民眾的一生。包剛升將其理論稱為解釋新興崛起大國命運分化的「蛛網理論」。
「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天然關注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以及類似國家的現代化問題。」包剛升說，希望能夠通過研究和學術寫作，為理解中國問題提供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