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出教室、只能在廁所里聊天……課間十分鐘為何「消失」了？

「只能在廁所里聊天」

某地一年級家長張毓，和餘霞有相似的發現。

9月15日，她在網絡上發起了關於小學生課間情況的投票。截至10月8日，參與的1560人中，約72%的人表示，孩子的課間十分鐘活動受限。

張毓等家長提到，孩子所在的學校沒有明令禁止的規章制度，老師會進行口頭教育：課間孩子若要出教室，基本只能上個廁所、接個水，途中不能大聲說話、跑跑跳跳。

部分「寬鬆」的學校，會允許孩子在走廊里走動，不能上下樓或去操場。「嚴重」些的情形，是孩子只能呆在自己所在的小組過道里，不能「越界」。

家長劉璐說，據她所知，部分小學的「課間限制」十餘年前就有，越是低年級限制越多，並且形成了相應的獎懲機制。

「如果有同學在走廊里瘋跑瘋跳，老師就會在家長群里直接點出名字。」劉璐苦笑，班級里每個學生會有小紅星和積分，被發現一次扣一顆星或者一分。班級里星星和分數的總和會影響流動小紅旗等班級集體榮譽。

與之相對，老師會表揚課間呆在教室里，認真寫作業的同學。

兩位小學班主任指出，同學之間也會互相監督，稱為「串班檢查」。每天會有學生值班長記錄，今天課間誰在走廊里喧譁打鬧，把名字記在本子上。老師在班會課、升旗儀式上都會提醒學生課間紀律，所以「孩子們也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

劉璐和身邊的家長聊起，大家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不敢在走廊里大聲說話，怕被老師抓到，現在課間「只能在廁所里聊天」「進行廁所社交」「在廁所里分享零食」。

有家長抱怨，兒子和同學經常跑到廁所玩，也探索了「比較安全的走廊死角」。小學規定打預備鈴的時候必須回到座位上，有一天他回來晚了，被老師罰站訓斥，自信心很受挫，「老師說我這不好、那也不好。」

張毓觀察到，一些家長是在網上看見「課間圈養」的話題去問孩子，才發現原來他們課間是不能出去的。很多孩子一入學就習慣了不能出教室，也沒想到要和父母說。

「孩子從一年級就被這樣安排，會覺得上學就是如此，他們不知道還有一種生活方式，是課間十分鐘可以出去跳繩、跑步、自由嬉戲。」劉璐反問：「我們小時候不都可以嗎？」

梧州市小學生在大課間進行「大象拔河」

圖源新華社

讓家長們更加焦慮的，是限制下潛在的身心危害。

張毓為此查閱了不少資料。

《2023年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重點工作計劃》指出，要確保中小學生在校時每天1小時以上體育活動時間。

多項研究表明，非結構化運動，即自由、無組織的運動比結構化、有組織的運動對中小學生更為重要。充足的戶外運動和自然光照則是預防近視的關鍵因素。

「兒子朋友很少，找不到玩的人。」餘霞擔憂，「課間圈養」會讓兒子更孤獨，加劇厭學情緒。

她忍不住給班主任發微信：「我們家孩子有點不太想上學，課間能不能讓他出去玩玩，放鬆一下。」對方只答覆，會找孩子溝通。但限制並沒有發生變化。

另一些家長打了12345熱線，給校長發郵件詢問，截至9月底，一位家長收到回信：「感謝您的建議，我們積極研究。」

劉璐坦言，身邊的家長都很矛盾。「我們去反映沒有用，不可能讓整個學校允許我家一個孩子出去，這是不現實的。」她說，多數家長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孩子還在學校里，「不可能去得罪學校。」

「生怕有個閃失」

而學校也處在壓力之下。

9月22日早上，上海市某小學課間，每層樓的走廊上都站著一位老師，他們別著紅色的「值日」袖章，緊緊盯著教室門口。剛有孩子踮腳蹦跳，他們便拿起小蜜蜂喊道：「小心，別跑！」

該小學校長徐錦華苦笑，學校一條走廊至少有5個班級，加起來200多個學生。走廊並不寬敞，「課間如果在其中來來回回，很容易發生擦碰。」

但若允許學生去室外活動是不現實的：操場在教學樓的背後，上下樓就要花費一半的課間時間，學生回到教室後難以靜心準備下一堂課。

因此在徐錦華的小學，課間不會限制學生出教室，但會要求學生不能在走廊里跑跳，原則上不要上下樓。

徐錦華說，這些在走廊里看護的老師被稱作護導，採取排班制，每個護導每天從早上7點半開始，包干管轄區域內的安全監督責任。每個課間有總護導去巡查到崗情況，還有相應的A至D評分等級。

「護導的補貼只有一點點，算在老師績效內，但沒有到崗的話，被發現一次就要扣20元。」

南京小學教師劉雨表示，護導制在全國小學普遍存在，一些學校稱其為「一崗雙責」。她每周會輪到一次，一旦忘記，學校教職工大群里就會通報批評。

「今天不護導，就會放鬆一整天；只要一做護導，管轄區域裡一點風吹草動，都會慌得要死。」

而在北京房山區某小學，班主任丁佳佳每節課間都需要守在教室里看護學生，如果她沒法趕到，上一節課的任課老師必須呆在教室里不能離開。上體育課時，丁佳佳要把班級隊列帶到體育老師面前才能回辦公室。

「無縫銜接，不能出現任何死角，生怕有個閃失。」丁佳佳感到委屈，不少家長指責老師圖方便才在課間限制學生，「其實我們一點也不省心。」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學校空間、師生等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是課間限制出現的重要原因。

「一所適度規模的學校，平行班不能超過5個，最多不能超過8個。超過這個數量，學校很難做到安全管理的精細與有效，風險大大增加。」儲朝暉說道。

河北省小學生在大課間練習足球操

圖源新華社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小學入學人數超過2000萬名，已達近年峰值。南京某小學教師劉雨觀察到，一年級今年已增至10個班級，六個年級共有2400餘名學生，而全校的教師是100餘位。

「每位老師的監管時間是有限的，老師一般一天要走四到五個班級，不可能全方位監管到孩子的問題。」徐錦華說道。

在徐錦華的小學裡，走廊的護欄高度沒過成年女性的胸口；教室門口的傘架鉤子是圓弧狀的，向內收攏。今年以來，所有一樓以上的窗戶都裝了限位器，只能打開10多厘米寬；頂樓的窗戶前側裝上了鐵欄......

她嘆息，這些安全防護是目前全國小學的「標配」。「每次市裡開會，領導都會說，安全是1，其他的工作都是後綴的0，如果沒有安全，學校所有的努力都沒有意義。」

分擔與嘗試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勞凱聲教授曾提到，解決中小學校責任能力不足問題的一種做法，是讓社會分擔公辦中小學校的賠償責任，建立學生傷害事故的保險機制。

在上海，2001年《上海市中小學校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條例》實施後，校方責任綜合險已經開始推廣。

國內某保險公司職員林婕表示，和家長自願購買的學平險（學生意外保險）不同，校方責任綜合險的保險主體是學校，主要承保學生在校期間（包含課間）或在學校統一組織的活動過程中發生的意外傷害事故。

林婕說，報案後，需要經過查閱法律規定，認定學校對學生受傷負有責任等流程，才可以進行保險理賠，轉嫁學校經費不足等風險。校方責任綜合險在一些城市由各區教育局，以公開招投標的形式統一採購，覆蓋全區中小學等。

她眼見，2010年後，隨著意外事故報案越來越多，原先單一的責任險種已經衍生出體育活動、校園意外等各類專項保險。

目前每個月，林婕接觸到的學生意外事故報案有近千起，其中不少在課間發生。

她見過學生在走廊打鬧，一轉頭不慎和同伴相撞，導致右尺骨近端骨折；

每年都有孩子拿著鉛筆在課間奔跑時把自己戳傷，有鉛筆芯在眼球取不出來，進入大腦留下後遺症。

她強調，出現這類事故，如果是8歲以下的一年級學生，不是民事行為能力人，學校應該起到監管和教育義務，如果是8歲以上的孩子，家長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學校若沒有過失只需補償一些醫藥費。

「保險公司不僅是學校責任的分擔者，也是家校矛盾的調解者。校方責任險到最後已經不是商業險了，承擔了一定的社會功能。」她說，近千起報案最後走上法庭的是個位數，每次報案後保險公司幾乎都會賠償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

林婕觀察到，保險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校的安全顧慮。

二十年間，許多學校嘗試放開小課間的限制。

杭州的一些小學根據學校場地的實際情況，打造了主題化、趣味性的「運動空間」；

四川某小學將走廊改造成種植蔬果與花草的「樂園」；

河北、天津的一些小學在小課間引進了主題活動，在操場上設置了傳統遊戲項目體驗。

2021年，《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教育部令第50號）明確寫道：「學校不得設置侵犯學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對學生在課間及其他非教學時間的正當交流、遊戲、出教室活動等言行自由設置不必要的約束。」

學生們在大課間觀看「大象拔河」

圖源新華社

教育律師，北京盈科（重慶）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文在近年調研時發現，部分場地實在有限的小學，開始引導孩子自創了一些桌遊活動和益智遊戲。

在徐錦華的學校，便有一些老師設計了教室桌球顛球、印有數字遊戲的撲克牌、手指小遊戲等等。

儘管如此，「課間限制」問題仍然在全國的一些學校延續。

在儲朝暉看來，問題根源是學校責權邊界的模糊。

「無限責任的承擔者」

「學校目前不是有限責任主體，成了無限責任的承擔者。」儲朝暉說。

劉雨記得，去年在她護導的點位，一個學生在追逐打鬧時，頭磕到了水池邊上的欄杆，額頭上縫了十幾針。

劉雨第一反應是，護導老師會不會承擔責任？她先詢問周圍同學目擊情況，又趕緊聯繫班主任、教務處，學校調取了監控。看到監控視頻里清晰顯示，孩子自己跑太快不小心滑倒了，她這才長吁一口氣。

劉雨說，安全問題在學校很常見，大部分家長是通情達理的，會去了解前因後果，但不免有家長完全站在自己孩子角度考慮問題。徐錦華遇到過，有兩位學生課間發生了小衝突，家長直接撥打了110，放學站在校門外，指著對方的孩子責罵：「你昨天是不是欺負我家孩子了？」

劉雨和丁佳佳都擔憂，如果課間完全放開，出現更多安全糾紛，老師的精力都會花在辨別事故責任、處理家校關係上。

2021年，李文擔任主任的蒲公英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曾做過一項調研，2020到2021年度的427件中小學責任糾紛案件中，因為學生嬉戲打鬧導致傷害的事故，占比超過了50%。

同時，427件案件中，被訴學校因未履行教育管理職責而被法院判決承擔侵權責任的比例達到89.23%。

李文表示，傷害事故發生後的校方責任實則有明確規定。根據《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學校是否承擔法律責任，主要是看學校是否盡到了教育管理的責任：事故發生前要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事故發生時要及時發現並制止、事故發生後要盡到通知和救助的義務。

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學校免責的，多多少少會判決學校承擔責任。」李文說，學校始終認為自己盡到了教育管理的職責，但缺乏證據保全的意識，比如沒有安全教育、制止危險性行為的記錄等等。

他和儲朝暉都指出，出現安全事故後，學校容易有「維穩」的思維，生怕家長鬧事，會影響學校聲譽、個人職位，從而包攬經濟賠償責任。長此以往助長了校鬧風氣，導致「家長一鬧學校就是沒理的。」

儲朝暉直指，部分責任最終容易落到一線教師身上。「哪怕一些當事老師沒有責任，也會受到處分，」他說道，一線老師既有很大的責任，卻沒有足夠的權力，從而「人人自危」。

北京小學家長郝雯在網上發布「課間限制」的帖子後，收到了大量小學教師的私信與留言。許多老師和她指出：學生端午節回家溺水後找學校索賠，學校最終賠償40萬元；學生的乳牙因為摔跤掉了，家長讓班主任賠償10萬元......

「一旦出現安全事故，當家長進來討公道時，哪怕要求不合理，班主任也要處理。」一位小學老師回憶，之後班主任和值班老師爭取多年的評優資格「功虧一簣」。

「很多老師很激動，也很無奈。」郝雯看到，這些案例比比皆是。

河北省小學生在體適能訓練館進行體能訓練

圖源新華社

從源頭開始

「家長也難、學校也難。」劉璐苦笑，「課間問題真的會有出口嗎？」

在林婕眼中，「事後賠償應該向事先預防轉變。」

2006年，林婕在中小學調研時，發現僅有校園責任保險兜底遠遠不夠。房頂一直在漏水、拖線板到處都是、欄杆不知道該設置多少高......

但她看到，十餘年間更多學校正對保障學生安全的硬體設施進行規範。

2021年的新聞通氣會上，教育部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建立健全學生體育活動意外傷害風險防控機制，來減輕或化解校長和家長對學生參與體育鍛鍊、體育活動所受到傷害的後顧之憂，這可能是解決課間問題的基礎。

2023年10月18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答覆記者，目前正在督促各地進一步完善安全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建立多部門聯動快速反應機制，確保校園內一鍵式報警和視頻監控系統配置全面達標並有效運用。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表示，除了《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2021年《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體質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同樣要求「每節課間應安排學生走出教室適量活動和放鬆。」教育部認真指導督促地方學校落實上述要求。下一步，教育部將進一步指導各地各校強化課間管理，在精細化管理的基礎上，把課餘時間還給孩子。

在李文眼裡，更為重要的，是把安全教育納入日常教育維度中。「80%的學生安全事故是可以通過教育防範來避免的，很多校長的工作報告會強調安全工作抓得多緊多牢，但實際上很多舉措沒有落到實處，一些學校仍把安全工作當成負擔。家庭的安全教育也容易被忽視。」

他建議，安全教育應作為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一部分。提高學生的安全意識，能夠從源頭上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為學校安全工作「減負」。

而儲朝暉認為，校園安全立法尤為關鍵，目前仍未提上日程。

2022年8月，教育部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35號建議的答覆》中回應，「學生安全立法工作關係利益廣泛，涉及問題複雜。由於立法資源緊張，學校安全立法沒有列入相關立法規定。」

李文同樣指出，目前針對校園安全有《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和《學校傷害事故處理》兩大法律文件，但制定時間久遠，法律約束力相對較弱，一些規定較為籠統，亟待更新。

「需要學校控制在相對適當的規模，把外部安全風險降低，進而在內部管理上，需要校長在評估風險後適當放寬課間限制。」儲朝暉說道。

午後時分，上海微雨。徐錦華眼見，頂樓有孩子將手伸出鐵欄，觸碰下落的雨滴。「是誰啊，這麼傻。」

沒過幾秒，她又擔心起雨天濕滑，孩子走得不小心，難免摔跤，拿著傘會不會衝撞受傷……

徐錦華嘆息，下課奔跑、踢毽子、跳皮筋，玩到累了再回來的時光，成了一段浪漫回憶。

「現在只求安安穩穩，日復一日。」在學校呆了18年的她笑道。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李文和儲朝暉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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