熾熱的光及其他一切

特里·梅森（Joy Division巡演經理） ：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在那些早期的演出里，找到並留住一個鼓手是很難的。我想過一段時間我能學會打鼓，但當時的情況屬於「時不我待」，說實話：像這樣的樂隊，你不知道它能活多久，是三個星期還是三年。我們找過一個叫托尼·塔巴克 （Tony Tabac）的人，他參加了前幾場演出。他不太願意來排練，而且好像還在忙別的什麼事，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後邊暗地裡學打鼓，到史蒂夫加入以後也是。

史蒂芬·莫里斯（ Joy Division 鼓手） ：我在阿波羅劇院的吧檯看到這本雜誌，上面寫著「招鼓手」。「陽光谷舞蹈團」 （The Sunshine Valley Dance Band）解散以後，我參加過幾次挺奇怪的大人樂隊面試，結果是不太夠格勝任那種歌舞樂隊的工作。我覺得他們給我的最好的答覆是，「再去上幾堂課吧」。所以，正好這兒有個廣告——「招鼓手」。其實有兩個廣告，一個樂隊叫「墮落」 （the Fall），一個樂隊叫「華沙」 （Warsaw，快樂小分隊早期的名字），我根本沒聽過他們。

那時候我開始搞副業，給《唱片之鏡》 （ Record Mirror ） 寫演出評論賺點錢。你會收到一張大概三英鎊的支票，但那可是顧資銀行 [1 ] 的支票，走進那家銀行的感覺棒極了：「看看這個，女王的銀行。」我寫的第一場朋克演出是埃德·班格和鼻子出血 （Ed Banger and the Nosebleeds）在「房梁」的演出。維尼·萊利 （Vini Reilly）彈吉他，我採訪維尼，問他那個爛大街的標準問題：「你們都受過誰的影響？」他說：「我們受各種革命性音樂的影響。」行吧。

[1] Coutts，蘇格蘭皇家銀行旗下的私人銀行，英國王室是其著名客戶。

總之，那場演出中，我跟旁邊的人聊天時問：「你聽說過華沙嗎？」——「噢，我看過幾次演出，他們不太行。」我又問：「墮落怎麼樣？」——「我的天，不行不行，墮落真不行。」我就想：「好吧，要是在這倆樂隊里挑一個，聽這個醉鬼說的，我可能還是得去華沙。」我又跟人隨便聊了幾句，然後下山去車站，看見瓊斯樂器店的櫥窗里也貼著那則廣告，那句永恆的「本地朋克樂隊華沙招鼓手」。

我想：「這就是天意。」那是麥可斯菲爾德的電話號碼，於是我覺得，「好吧，還不錯，不用出遠門」，就打了電話。我以為電話那頭是什麼沒教養的小朋克，結果接電話的是禮貌又健談的伊恩。我說：「這個，你們是想招鼓手嗎？」——「噢，沒錯。你會……打鼓嗎？」——「嗯，我會打鼓，對，對。」——「噢，你願意來我們家看看嗎？」

他說：「樂隊其他人都去度假了，不過你可以過來聽聽磁帶。」於是我去了伊恩在麥可斯菲爾德的家，離我的住處不遠。那時候我第一次開始戒煙，已經戒了仨禮拜，我從伊恩那兒得到的第一樣東西就是重染吸煙的惡習：「一根沒事兒，抽吧抽吧，就一根，沒事兒。」就這樣，我又抽了三十多年煙，順便搞到了一份工作。

他給了我一盤他們在奧爾德姆錄音棚錄的磁帶，說：「好吧，拿去聽聽，看看你有什麼想法。」我就拿著磁帶走了。那盤磁帶聽著好像有人吹笛子，但那當然不是笛子，是胡奇在彈貝斯。只不過有點怪。挺好的，也不太難，沒有 VdGG[2 ] 那種6/4拍、7/14拍之類的複雜節奏。我覺得自己很快就能搞定這個，於是說：「好吧，只要你願意要我，我就加入。」

[2] Van der Graaf Generator，1967年成立的曼徹斯特前衛搖滾樂隊。

我以前遇到過這樣的事，本來覺得會被錄用，結果那邊的人說：「再去上幾堂課吧，你會有長進的。」後來伊恩給我打電話說：「噢，他們度假回來了，我們要排練。你願意過來嗎？」於是我借了我媽媽的車，因為我以為他們就是去度假了。我把鼓放進車後備廂，問：「我們去哪兒跟他們見面？」——「斯特蘭奇韋斯。」——「斯特蘭奇韋斯……監獄？」——「對，斯特蘭奇韋斯監獄。」——「他們不是去度假了嗎？」——「是啊，他們去度假了。」——「好吧。他們去哪兒了？」——「噢，法國，他們在法國度假來著。」

我把車停在斯特蘭奇韋斯監獄外，等著他們來開門，隨後有輛捷豹馬克2停在了邊上，我想：「噢，這輛車上的人在等人。」一個大鬍子下了車，是胡奇。「噢，他有鬍子，有點兒怪。」然後伯納德來了，我們去了克倫普索爾 （Crumpsall）的亞伯拉罕·莫斯休閒中心，瘋狂地唱那盤磁帶上的歌，就是這樣。他們沒說「你得到了這份工作」，但他們說：「噢，我們下星期有個演出，你能來嗎？」我就是這麼從麥可斯菲爾德加入華沙的。

伯納德·薩姆納：特里有點怪，我覺得他會被和他一樣古怪、受排斥的人吸引。他經歷了很多事；有一次演出他是我們的吉他手，我們在天鵝酒吧排練那陣子，他是第二吉他手。排了幾個月，我發現根本聽不見他彈的是什麼東西。我走到他的音箱前，把音量調大，這就能聽見了。我的天，太難聽了，他根本不會彈，然後他說：「好吧，我不會彈吉他，我還是打鼓吧。」

那時候我們正在找鼓手。他就買了一套特別便宜的架子鼓，鼓腿跟鐵絲衣架一樣，一打鼓那個鼓腿就往前活動，離他越來越遠。有一次，史蒂夫感冒了，他媽媽不讓他出門，也不讓他帶架子鼓，他只好用特里的架子鼓，結果鼓離他越來越遠。我得說，這在樂隊內部引起了一些意見分歧。

後來特里成了經紀人，我們錄了第一張唱片，就是伊恩用他二十一歲生日收到的錢做的那張，我們說：「哎喲，特里，這張聽著太牛了，給唱片公司寄幾張吧。」於是他寄了一大堆，然後我們樂隊開會。「有回覆了嗎？」我們確實收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回覆，他們說「謝謝，但是不行，謝謝，十年後再給我們打電話吧」。我們當時很沮喪，就把它放進錄音機聽了起來。

那時候特里和他媽媽住一起。我們聽見鼓聲響起來 ［模仿打鼓聲］，然後就聽見這個［哼《加冕街》 [3 ] 主題曲］ ，然後我們又聽見音樂聲中［模仿鼓聲］還夾著一句「特里，你的茶好了」。我們追問：「怎麼回事，你就這麼寄出去了？裡頭有《加冕街》，還有你媽告訴你茶好了。到底怎麼回事？你是怎麼錄的音？」[3] Coronation Street ，英國經典肥皂劇，於1960年首播。

他說：「呃，我坐在那兒看電視，我有兩個錄音機，一個有喇叭，一個有麥克風，我把麥克風放在錄音機邊上。」他就是這麼錄磁帶的，就是用一個錄音機的麥克風對著另一個錄音機的喇叭。所以把《加冕街》和各種垃圾玩意兒都錄了下來，還就這麼發給唱片公司。真他媽的丟人。後來我們有了鍵盤，就提拔他當鍵盤技師，我們從來都沒解僱他，我們一直都得提拔他。

彼得·胡克：我得說，仔細想想，真是夠奇怪的，因為我們其實什麼也聽不見，我們的設備特別糟糕。直到我們跟著馬丁·漢內特（工廠唱片製作人及總監）進了錄音室，我才聽見伯納德的吉他和伊恩的歌詞，但是那種感覺是對的，［模仿吉他噪音］感覺是對的。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彈什麼，不知道他在唱什麼，但是感覺很好。史蒂夫的鼓也一樣，聽不見，但是感覺很好，整體感覺是對的，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史蒂芬·莫里斯：我在我爸爸的臥室里自己鼓搗了很久。你和那些歌舞樂隊演出的時候，他們就是各顧各的，你是被迫跟他們打交道，你要想嘗試點什麼不一樣的，他們就說：「喔喔喔。」但是跟胡奇、伯納德和伊恩在一起，我們都在互相學習。我們很快就凝聚在一起，感覺很默契。我和他們的第一場演出是「電子馬戲團」 （Electric Circus）的最後一場演出。

彼得·胡克：「電子馬戲團」最後一晚，我們和演出主辦方打了一架，然後又差點跟寄生蟲打了一架，因為他們不讓我們上台。就是那個渾蛋——寄生蟲的主唱，伊恩發了瘋一樣，在門口對著主辦方，還有寄生蟲 （the Drones）、屠宰場和狗 （Slaughter and the Dogs）那幫人破口大罵，因為他們不想讓我們上。媽的，他們站在那兒說：「我們不想讓你們演了。」我們說：「滾你媽的，我們和你們一樣有權利上台。」我和伊恩氣得都掐他們脖子了。

我記得伯納德和史蒂夫當時在車裡。我們得打一架才能上台。他們本來不想讓我們演，最後把我們放在了第一個。維珍 （Virgin Records）是在我們檢查麥克風時給我們錄的音 [4 ] ，所以《新奇》 （Novelty）這首歌唱到一半就沒了。我們只錄了兩首歌，我覺得他們聽完以後會想：「天哪，他們比其他大多數樂隊都好。」

[4] 這裡是指維珍在1977年10月1日—2日，「電子馬戲團」關門前最後兩晚錄製，並於1978年6月發行的現場專輯《短路：電子馬戲團現場》（Short Circuit: Live at the Electric Circus），其中收錄了華沙、墮落、嗡嗡雞、寄生蟲等樂隊的演唱。

寄生蟲、屠宰場和狗都想攔著我們上台。沒人替我們說話。該死的嗡嗡雞也沒替我們出頭。只有我們自己，純粹是我們的堅持和伊恩的發瘋才讓我們上了台。要是惹急了伊恩，他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我只看見他爆發過那麼一次，就是為了維護樂隊，那感覺真是挺棒的。

史蒂芬·莫里斯：在那以前，我還覺得他們根本就不是真朋克。不過我想像的朋克就是小混混，他們不是那種人也沒什麼不好。他們其實就是普通人。作為主唱，我覺得伊恩算是相當彬彬有禮的，你能看見「壞牙強尼」 （Johnny Rotten，性手槍主唱）沖人吐痰之類的，伊恩根本不會那樣。那天我沒有特別注意演出以後的事。我們就是一門心思玩樂器，伊恩對著麥克風喃喃自語。

我們在「電子馬戲團」關門前最後一晚去找機會演出，那時候我就應該預料到會出點事兒了。說是最後一晚，其實兩天晚上都有演出，伊恩說：「我們星期六先去，然後想辦法星期天接著演。」我們進去了。伊恩對著門口的人大吵大鬧，咄咄逼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那樣，真是特別凶，特別有激情，他真的特別激動——「讓我們上台！」——最後他們說：「好吧，上來吧。你們先來。」我估計純粹是因為懶得搭理他了。

我覺得有點奇怪。我們帶著設備出現了，他們說，「行吧，你們上吧。」然後突然之間，「哇，他跳起了旋轉舞」，這刺激了你。伯納德和胡奇配合伊恩那種狂躁的套路，其實不是套路，是激情。他就是這麼做到的。我靠打鼓釋放激情，伯納德和胡奇靠彈琴釋放激情。而他是靠在舞台上扮演伊恩釋放激情的，我根本沒想到會是這樣，直到親眼看見。這是一種啟示。

Flyer for the last nights at the Electric Circus, Saturday 1 October and Sunday 2 October 1977. Jon Savage

1977年10月2日：「電子馬戲團的最後一晚」演出，曼徹斯特科利赫斯特

喬恩·薩維奇，《聲音》，1977年10月15日

時髦的迪斯科滲入華沙。他們看起來年輕而又緊張。絕望、驚恐、害怕停頓或是跌倒：「如果新鮮感消失你該怎麼辦/你會回到原來的臭水溝里」 [5 ] （《新奇》）。

[5] 歌詞原句為「So what ya gonna do when the novelty has gone?」及「You'llfind yourself in a gutter / Right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喬恩·薩維奇，《聲音》，1977年10月15日

時髦的迪斯科滲入華沙。他們看起來年輕而又緊張。絕望、驚恐、害怕停頓或是跌倒：「如果新鮮感消失你該怎麼辦/你會回到原來的臭水溝里」 [5 ] （《新奇》）。

[5] 歌詞原句為「So what ya gonna do when the novelty has gone?」及「You'llfind yourself in a gutter / Right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特里·梅森：到了這一步，我們確實卡殼了。那時候，華沙可能是曼徹斯特最不招人待見的樂隊。沒人給我們演出機會，連最後一分鐘替補上去的機會都沒有。「『房梁』 （Rafters）的暖場樂隊還沒來，我們有什麼備用的樂隊可以聯繫？」我們當然不在那個備用聯繫名單上。我們在曼徹斯特就是出不了頭，我們在曼徹斯特也沒得到什麼認可。

這兒的朋克爆炸是圍繞著下布勞頓的嗡嗡雞展開的，但是在曼徹斯特音樂圈的其他地方，演出場地還是由迪茲伯里團伙，由 C. P. 李和布魯斯·米切爾這樣的人經營著。我們不屬於這個圈子。大家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不是「音樂人」。所以說，我們在曼徹斯特站錯了隊，站在多數人的對立面，很多時候，一切都只不過是站隊的問題。

理察·布恩（嗡嗡雞經紀人）：什麼是曼徹斯特朋克？嗡嗡雞打頭，但在墮落出現前，基本上數不出幾個樂隊。總有各種謠言和閒言碎語。那些樂隊成立半個鐘頭就解散，什麼也沒幹成，因為他們互相討厭。這可能跟地域有關係，我也說不清。南曼徹斯特又是另外一回事，是被阿爾貝托與失控偏執狂三人組 （Alberto y Lost Trios Paranoias）控制的。華沙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麼結幫拉派。他們獨來獨往，有自己的想法。

C. P. 李： 阿爾貝托與失控偏執狂三人組是一個達達主義歌舞樂隊，我們是1974年成立的，為的是反抗搖滾圈裡那些龐然大物。後來朋克搖滾出現了，正好和我一直在寫的一個舞台劇《斷氣搖滾》 （ Snuff Rock ） 不謀而合。我那個劇本的想法是：年輕人都失業了，沒有人想看樂隊表演，他們需要一個噱頭，於是《斷氣搖滾》就這麼誕生了。劇本里，他們每天晚上找一個失業的孩子，讓他們在舞台上作為樂隊成員自殺，不管死活，他們都能賺一百萬。

1977年12月：錄製《生活理想》（An Ideal for Living）EP，奔寧之聲錄音室 （Pennine Sound Studios）

伯納德·薩姆納：錄第一張唱片《生活理想》時，我們沒有經紀人，就是單純地做音樂，想讓別人聽到它，這很有朋克氣質，自己動手，獨立，別管什麼大廠牌，別管什麼超級明星，就是一個家庭作坊式的東西。伊恩二十一歲生日時得到一筆錢，他非常勇敢、非常貼心地決定用這筆錢租錄音棚，給我們預訂了奧爾德姆的奔寧之聲錄音室。

錄音室的人給我們提供了全套服務。「你們出了這麼多錢，我們就給你們做全套。你們在這兒錄歌，我們會幫你們混音，然後你們可以拿到黑膠唱片。我們會幫你們壓唱片、做唱片設計，還有其他各種事。」我們覺得「太好了，他們真是太好了，我們就這麼搞吧」。於是我們就這麼乾了，我們錄了這張唱片，這是我們第一次進錄音室，「［模仿噪音］來吧，小伙子們，時間就是金錢。你們時間不多了，就剩半個鐘頭了。」

彼得·胡克：我覺得是因為所有人都錄唱片，所有樂隊都這麼干，大家互相幫助。你想了解什麼，可以給嗡嗡雞打電話，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未必願意跟你一塊兒玩，但他們會告訴你。大家互相照顧，也跟錄音室合作，你們一塊兒過去，出錢，他們把做好的唱片給你們——他們就是這麼乾的。

史蒂芬·莫里斯：那是我們排練了幾次後的事。我們錄了最早那盤磁帶上的歌，又寫了幾首歌。《新奇》應該是那盤磁帶上的老歌，然後我們寫了《男人的領袖》 （Leaders of Men）、《失敗》 （Failures）、《華沙》、《不愛了》 （No Love Lost）。

我們寫歌，是因為我們能寫。伊恩有歌詞。那些歌就像平白無故冒出來似的。我們剛開始排一首歌，馬上就能完成它，然後，「好吧，又寫了一首，我們再整個兒過一遍。」就是這麼開始的：接著就有了三首歌、四首歌、五首歌。如果演奏時間超過二十分鐘，那就有點兒太長了。嗯，我們當時反正就是這麼想的。

從《不愛了》起，我們開始慢下來，還挺典型的，就是這樣，「哎，等等，這個部分不錯，但是放在哪兒都不合適。等等，這個部分也不錯，乾脆把這個片段放在這兒，再把那個片段放在那兒怎麼樣？」——伊恩很擅長這個，他能發現好東西，然後把它們安排好。而且，他不介意自己在很長的時間裡唱不了歌，因為他喜歡把前奏當成我們的標誌。還有一件事，《不愛了》的吉他連復段是從《洛城女人》 [6 ] 里來的，我和伊恩都覺得挺不錯。

[6] 「L. A. Woman」，大門樂隊於1971年發行的專輯中的同名歌曲。

Ian Curtis at Pennine Sound Studios, Oldham, 8 January 1980 (photo by Daniel Meadows)

彼得·胡克：倫敦有個叫「華沙·帕克特」 （Warsaw Pakt）的樂隊，他們很有名，因為他們做了一張直接轉黑膠的唱片。他們在錄音室里把歌唱了一遍，混成立體聲，然後直接刻到黑膠上，有很多媒體報道這件事。所以當我們打電話去找暖場演出機會的時候，所有人都問：「噢，你們就是華沙·帕克特？」我們要是說「對，沒錯」，就能得到演出，但我們沒這麼說。我們說：「不不不，我們是曼徹斯特的華沙」——或者是索爾福德的華沙。

這麼問的人實在太多了，我們只好改名。我們絞盡腦汁想名字，大家最喜歡的就是「維納斯的奴隸」和「快樂小分隊」這兩個，是伊恩從一本叫《娃娃屋》 （ House of Dolls ） 的書里看來的。差不多也是那個時候，我們打算把頭髮染成金色，就當是吸引眼球的噱頭，第二天我染了一腦袋金毛就去排練了，結果那三個王八蛋根本沒染。這事兒困擾了我好多好多年。

伯納德·薩姆納：我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想新名字。我工作的那個動畫工作室的人給了我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叫《娃娃屋》。我知道是關於納粹的，但我沒看。我翻了幾頁，看到了這個名字「快樂小分隊」，這是士兵們去的妓院的名字，我想，「嗯，這品味不太好，但還挺朋克的。」

不管我跟誰說，他們都說「這名字挺棒的」，所以我們就用了。我們知道它有別的內涵，但我們想：「嗨，我們又不是納粹，所以去他的吧，這就是一個好名字。」我們很堅決，而且也有那種「去你媽的，我們想幹嗎就幹嗎」的想法，不過我覺得這品味確實不算太好。

史蒂芬·莫里斯：這個名字來自《不愛了》。其中有幾個片段是從伊恩當時看的一本書里來的，叫《娃娃屋》，講的是一群妓女取悅新的雅利安超級種族或者納粹暴徒之類的，她們就叫「快樂小分隊」，給人印象挺深的。人們一看就想，「哎喲該死，他們是一群納粹」。我們真應該早點預料到這個。

伯納德·薩姆納：我出生在1956年。從小住在姥姥、姥爺家裡，他們總聊戰爭。他們有個姐妹被炸死了，房子也炸沒了。我們有個房間，裡面全是防毒面具、鐵皮頭盔、英國國旗和舊收音機——這些都是戰爭時期的隨身物件。我姥爺經常看戰爭類節目。我對戰爭的本質和原因很感興趣，因為對於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如此大規模的暴行，搞得整個世界你死我活，這是件很奇怪的事兒。

當然，我覺得納粹的所作所為大錯特錯，但是好像整個世界都瘋了。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研究人類的本性，想辦法消除人類的攻擊性，因為歸根結底這是一種攻擊性，也是大男子主義和缺乏退讓精神的表現。

我在索爾福德見過不少暴力事件，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普遍現象。我見過有人用鐵棍子打人，有人被打得半死。我有個舅舅被捅了四十刀，還有個表兄弟臉上被踢了一腳，眼珠子都掉出來了，他得捧著眼珠子自己走到醫院去，這種事實在是太噁心了。我周圍滿是暴行；但我自己沒有暴力傾向，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做這種事。

1978年4月15日：曼徹斯特「房梁」

特里·梅森：我們到了一定的階段，我們堅持自己做的東西。那天晚上的演出雖然應該是僵硬唱片 （Stiff Records）和奇斯威克唱片 （Chiswick Records）兩個廠牌的挑戰賽，而且都是新樂隊參加，但主要還是被迪茲伯里的那群音樂黑手黨控制著。那天晚上，能上台表演就是最重要的。要是上不了台，那我們就回家，感覺好像有很多東西都對我們不利。我們知道，我們只欠一個機會。

我們很早就到了，一群人沖我們說了一大堆屁話，好玩的是，這些人沒過多久就成了我們的朋友。我們在那兒，我們想上台，時間就這麼過去了，我們似乎永遠上不了台了。我們開始情緒激動，而且喝醉了。現在想想，我們那會兒喝的東西很糟糕，喝的是特釀啤酒還有黑加侖，還不如喝柴油呢。

保羅·莫利（ NME撰稿人 ）：在「僵硬／奇斯威克挑戰賽」真是發瘋，因為僵硬唱片是個奇怪的廠牌，沒有哪個頭腦正常的樂隊會想進這麼個地方。可是所有樂隊都來了，包括快樂小分隊，有點像《X音素》 [7 ] 的奇怪原型，幾個槽糕的評委來決定誰能進這個相當奇怪的倫敦唱片廠牌。那天晚上發生了暴力事件，因為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看起來快樂小分隊好像沒機會上台了。

[7] X Factor ，英國的歌手選秀節目。

特里·梅森：那天最煩人的是負面樂隊 [8 ] ，就是保羅·莫利、凱文·卡明斯、理察·布恩——有意思的是，同一撥人，他們對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就是那些傢伙基本上破壞了我們星期六晚上在「電子馬戲團」的演出。「僵硬／奇斯威克挑戰賽」的意義在於，演出結束以後，你可能有機會去全國巡演。比賽結束後，贏家可以出一首單曲。

[8] The Negatives，當晚的參賽樂隊，和快樂小分隊發生了衝突，保羅·莫利等人是其成員。

他們基本上就是在挑事。我們努力爭取演出機會，努力獲得媒體關注，可是那些人基本上都在嘲笑我們。他們激怒了我們，我知道伊恩因此對保羅·莫利很生氣。人們都感覺到我們不太高興，最後我們總算是上台了。我不確定那會兒有沒有過兩點，總之晚得很離譜。到那個時候，觀眾已經看過差不多十個樂隊了，沒有一個是特別棒的，房間裡人越來越少，觀眾都快沒了。

彼得·胡克：你要是看了其他樂隊，就知道他們比我們軟。跟霍華德·德沃托（ Howard Devoto，嗡嗡雞主唱）和皮特·謝利（ Pete Shelley，嗡嗡雞吉他手）比起來，我們的音樂和個性都更重一些，他們都顯得做作。這就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我們很有攻擊性，就因為別人不喜歡我們。我們是一個努力工作、努力排練的樂隊，然後負面樂隊那幫人喝得醉醺醺的就來了，說：「噢，該我們上場了。」就因為他們跟所有人關係都很好，所以他們能上台；我們就非得靠著威脅才能上去。

伯納德·薩姆納：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伊恩的另一面。他確實是個很可愛、很好、很有禮貌、很聰明的人，但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就會暴跳如雷，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得到他想要的。我記得他一腳踹開負面樂隊休息室的門，走到保羅·莫利和凱文·卡明斯面前，說：「媽的，你們別想上台，你們別想上去，你們要想上去，我們就宰了你們，把你們塞進瓶子裡。讓我們上去。」

我們就是威脅他們一下，最後我們終於上場了。因為伊恩在舞台上太激動了，他的表演非常棒，他最後簡直把舞台給毀了，把台上一塊一塊的木頭扯下來衝著觀眾扔。真是一場激烈的表演。當時托尼在那兒，羅布也在那裡，我們演完了，覺得「這是一場精彩的演出」，回家以後又想：「至少我們有機會演出了。」

14th April, 1978: Rafters, Manchester. The Stiff/Chiswick Challenge.

托尼·威爾遜（格拉納達電視台主持人，工廠唱片聯合創始人）：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在「電子馬戲團」看過華沙，覺得「真他媽的吵死了」；但是話說回來，大多數樂隊都他媽的吵死了。我很清楚地記得，我被那個主唱吸引住了，他身上有一些特別的地方，所以你只能把它放在檔案櫃後邊，「不，這不是我眼下要在電視里放的樂隊」。顯然，內心深處，我覺得，「這個主唱確實挺有意思，我會關注他的」。但那是因為他的聲音像鬧貓一樣，我覺得這個形容挺準確的。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拿到一份「鼓手小男孩」 [9 ] 了，但我知道他們把名字改成了「快樂小分隊」，我當然也記得「房梁」的「僵硬／奇斯威克挑戰賽」。那天晚上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下台的時候，有個女孩說：「威爾遜先生，《就這樣》 （So It Goes）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然後有人說：「這個渾球不想讓它回來，他想讓這個節目消失，然後他就成了傳奇了。」說話這人就是格雷頓，這是我和羅伯特·里奧·格雷頓（即羅布·格雷頓）第一次見面。

[9] 指《生活理想》，唱片封面是一個二戰期間德國青年團小男孩在打鼓。

然後我坐在撞球桌旁邊，一個穿著長雨衣的年輕人坐過來，說：「你這個蠢貨，你還沒讓我們上電視呢。」諸如此類，說了一大堆話。這是伊恩唯一一次這麼對我。接下來我們一起工作的兩三年里，他的表現就像個有思想的六年級小學生，還挺可愛的，其實只是我運氣好。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伊恩，張嘴就是「你他媽的渾蛋」。

當時我沒有回答他，但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想：「你們就是名單上的下一個啊，你他媽的白痴。你都不知道我已經聽過你們那個7英寸單曲碟。聽起來挺棒的。你們就是下一個。」我可以每個月讓一個樂隊上電視。當時我沒法做《就這樣》，也沒法做《正當紅》 （What’s On），只能偶爾在本地新聞節目裡安排一個樂隊上場，他們就是我名單里的下一個。

我記得我當時想過，他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那天晚上在「房梁」的其他樂隊之所以站在舞台上，是因為他們想上台表演，想當搖滾明星，想進音樂產業；但是快樂小分隊這群人站在舞台上，是因為他們確實別無選擇。他們被內心裡的什麼東西驅使著，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出來。那天晚上，我和我親愛的搭檔，已故的羅伯特·里奧·格雷頓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英國最重要的樂隊。

後來能跟他們還有羅布一起工作，這真是我的幸運和財富。我是說，羅布的故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他去找他們，想給他們當經紀人，但這完全是兩回事。就像是晝與夜的區別，有過熾熱的光，有過太陽，而其他一切都是漫漫長夜裡的昏暗時光。

選自《熾熱的光及其他一切：快樂小分隊口述史》， 雅眾文化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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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恩·薩維奇（Jon Savage，1958— ），英國著名播音員、音樂評論家、記者、作家，曾就職於《Sound》《The Face》等權威媒體。其作品《英格蘭之夢》被公認為迄今為止關於朋克音樂文化的最佳作品；第二部作品《青春無羈》為前搖滾時代社會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全世界年輕人青春期的學術著作。這兩部作品令薩維奇成為當代最權威可靠的搖滾文化作家之一。

|譯者簡介：董楠，筆名Nebula，譯有《我們的樂隊也可以成為你的生活》《樂隊女孩：金·戈登回憶錄》《滿是鏡子的房間：吉米·亨德里克斯傳》《聆聽大門》等多種搖滾樂書籍。

題圖：PROMOTIONAL PHOTO OF JOY DIVISION INCLUDED IN 「AN IDEAL FOR A LIVING」(photo by Gareth Davy)

策劃： Lulu |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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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伊恩·柯蒂斯丨「我眺望過今天——遠處卻什麼都沒有」

「別擔心沒有哪一首歌能夠」——談談腰，談談寸鐵

搖滾：一種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