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研究三星堆文明多年，得到的一個基本認識是：要說清楚三星堆文明以及金沙文明的來龍去脈，就必須要打破司馬遷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的相對歷史年代框架。下面，我們就《史記》在年代學方面存在的問題略抒管見，請各位朋友批評。
眾所周知，《史記》是我國的第一部通史。它以五帝（黃帝、顓頊、嚳、堯、舜）為敘事開端，繼之以夏、商、周三個前後相承的朝代。這一線性的敘事框架自被司馬遷建立之後，就成為了後世治史者所尊奉的標準年代體系，影響二千多年，直至今日。但是，仔細審查先秦史料和近百年來不斷出土的各種新材料，我們就會發現有不少先秦材料無法用《史記》的年代體系來進行解讀。今試舉幾例：
韓城司馬遷像
（1）先秦文獻常有「虞、夏、商、周」並提的記載。按照《史記》的敘事體系，我們很自然地會推斷出，在夏王朝之前還有一個虞王朝。正是據此，歷史學家楊向奎曾著文提出有虞氏的歷史地位問題，隨後，陳泳超、羅琨、江林昌等學者開始涉足於對虞代世系的編制。但是，檢索歷史文獻，可以發現在《左傳》、《孟子》、《禮記》等文獻里所言多稱「三代」，罕見「四代」之說（僅見《大戴禮記·四代》等少數文獻）。最可注意的是《墨子·明鬼下》，說：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
類似的記載還有《天志中》，說：
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又《貴義》篇說：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顯然，《墨子》是把虞、夏視為一代的，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一。
（2）《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說：
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以每代為25年論，則十五代為370年。以武王滅商之年即公元前1027年推之，則后稷脫離虞、夏集團大約在公元前1397年。眾所周知，夏商周斷代工程小組根據《史記》體系確定的夏代紀年始於公元前2070年，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二。
斷代工程簡本封面
（3）按《史記》三代相襲之說，夏為成湯所滅，夏商周斷代工程小組將克夏之年定為公元前1600年。而《國語·周語下》太子晉卻說：「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此言「雖衰」，不言「雖亡」，可知在春秋時期，有夏尚存，並未滅亡，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三。
（4）據《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儒效篇》等記載，飛廉是商紂王時期的大臣。而《墨子·耕柱》的記載卻表明飛廉與夏後開同時，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四。
（5）《墨子·非命下》說：「子胡不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這裡把虞夏置於商周之後。又《離騷》說：「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九章·懷沙》說：「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均把禹置於湯之後。楚辭的記述與《山海經》亦形成對應。劉歆稱《山海經》為禹益時代之書，而《山海經》又記有成湯伐夏之事，可知劉歆並不以為湯在禹之後。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五。
（6）在《天問》里，屈原把舜的故事置於夏桀之後、商的先王先公之前，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六。
（7）根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清華簡《楚居》記載，楚人先祖季連以盤庚孫女妣隹為婦，其孫為鬻熊。以《楚世家》里楚武王所說，鬻熊為文王師，這從時代來說是合適的。但按《大戴禮記·帝系》所載，季連年代又不能遲於虞夏之際，此為《史記》不可說者之七。
有此七不可說，則司馬遷所建立的古史年代體系當值得我們重新審視。目前來看，真正對我國先秦史年代體系發出質疑的聲音還非常少。顧頡剛在1923年發表的文章中曾指出，周祖姜嫄、商祖玄鳥，《詩經》中商周二族的祖先並不相干，並提出今人所熟知的大一統歷史結構是戰國時期才形成的。1936年，陳夢家在《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一文中提出「虞夏商為一系說」，認為夏商本為一個王系的分化。但是，由於受時代條件的限制，陳先生還無法對虞夏商的年代框架做出更多地系統性思考，因此該文在史學界沒能引起太大的反響。
陳夢家先生像
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許多沉睡地下數千年的考古材料紛紛出土。人們驚奇地發現，像三星堆、金沙、城固、盤龍城、新乾等許多與殷商時期相當的青銅文化無法在《史記》的年代體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儘管這些材料是如此重要，但大多數學者們面對這種情況時出現的反應卻是認為這些考古文化可能失載了，而並沒有想到《史記》的年代體系可能存在問題。
筆者在涉足三星堆研究之初，也並沒有對《史記》的年代體系產生懷疑。但隨著這幾年來對整個先秦史年代框架的研究、整理，筆者愈加堅信，司馬遷所整理出來的這套歷史體系應該被重新審視和檢討。事實上，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在1994年於台北舉行的「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就曾明確宣布，傳統中國史的先秦史部分已經失去權威性，「中國先秦史需要一個新的結構」。在晚年接受李永迪教授的訪談時，張光直先生再次強調「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個文明線性的連續發展」，並建議用「三國」或「五代十國」的模式來研究夏商周三代。他解釋道：
我想我們是可以用「三國」、「五代十國」的模式去理解夏商周。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考古學文化的相承關係，不過夏商周不應當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孤島。……「三國」、「五代十國」強調的是在某一段時間裡，幾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其中有縱向的傳承，也有橫向的互動。……我們現在對夏商周的理解仍然偏重於「唐、宋、元、明、清」式的思考模式，我認為即使到了周代，周王室對與他同時的其他政治實體仍不能做到完全統領的地步。若然，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三國」、「五代十國」的模式來研究三代？我們是不是應該多注意政治實體間橫向互動的關係，即使這些政治實體並不一定留下了任何文字記錄？我認為透過這樣的角度我們應當能更進一步了解中國上古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
張光直像
用「三國」或「五代十國」模式看三代關係，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卓越的見解。可以預料，隨著中國先秦三代的歷史年代框架被重建確立，中國的先秦史研究必然迎來一輪新的高潮，從而使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更為紮實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