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
原標題 | 請討厭的親戚遠離我的世界
文 | 殷盛琳
編輯 | 王一然
01
拉黑、屏蔽、刪除
對於91年女生小怪來說，30歲之後，選擇斷親的決定性瞬間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極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機，平靜地找出親戚們的微信頭像，挨個刪除；再打開通訊錄，將號碼也拉黑。原來和親人斷絕聯繫只需要兩三分鐘，她說，名單包括3個堂哥，1個堂姐，姑姑，以及爸媽。
當時，小怪正經歷重度抑鬱，偶然看到一扇窗戶，就有跳下去的衝動。上一秒還在喝水，很開心地聽音樂，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醫生建議她，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絕，那是刺激她的誘因。
把親人的聯繫方式都刪除後，小怪覺得「世界都安靜了」。在這之前，她經歷了一場漫長、殘酷的親情崩塌。
起因是一場重病。去年，小怪在蘇州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她被辭退了。正式離職前，領導請她喝了散夥酒。第二天早上，她就暈了過去，被診斷為腦梗中風，醫生下發了病危通知書，如果惡化，可能隨時會癱瘓。她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動能力，連上廁所都不能自理。
小怪打電話通知的第一個家人是姑姑。8歲時，小怪的父母分開，各自成立了新家庭。她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長大的，很長時間裡，姑姑替代了「母親」的角色，是她最親近的人。
按照醫生的說法，小怪後續至少需要養護一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鹽食物之外，還要定期去醫院開藥，這需要一筆醫藥費。她向最親近的姑姑開了口，但姑姑說，小怪的父母健在，她不方便承擔。
小怪思考了很久，終於下定決心向父親求助，問他能不能在養護期間，每個月借自己兩三千塊錢，等上班後再還給他。父親果斷拒絕了，他能提供的支持，僅限於為小怪繳納住院期間的費用。她又給媽媽打電話，對方沒有任何反應，她明白媽媽也不想出這個錢，「她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小怪第一次認識到，在人生關口，沒有任何人願意托住她。
「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說，以前老人都說血緣大於一切，在她的父母這裡似乎不成立。她最後是向大學時的閨蜜借了這筆錢，撐了過去。
拉黑所有親人後，小怪連過年也沒有回家。冷靜下來後，她說服自己將親人看作一種和領導、同事一樣的社會關係，只要對他們不抱有期待，就不會有痛苦。
事實上，像小怪這樣與親戚不再來往的行為已經成為廣泛的社會現實，被稱為「斷親」，意思是懶於、疏於同二代以內的親戚互動和交往的現象。去年春節，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胡小武在返鄉的同學裡發起一項問卷調查，最後回收1200份有效樣本，覆蓋不同的年齡組，想要探究青年群體中「斷親」現象發生的比例。
他敏銳地感受到，斷親似乎正在年輕群體里成為普遍現象，他想知道這個判斷準不準確，也想探究和自己70後這代人相比，孩子們與親戚交往的行為方式為什麼發生了變化？斷親背後，又展現了什麼樣的時代氛圍？
調查結果完全印證了他的想法。18歲以下群組裡，「和家裡如果沒有事情幾乎沒有聯繫」的比例高達63.1%，26歲～30歲的「90後」年輕人大多數只是「偶爾與親戚有聯繫」，50歲以上的被調查者，有50%的人與親戚「經常聯繫」，「這說明青年斷親現象確實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胡小武「斷親」論文調查數據
從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體碎片化的報道出現，提及斷親，但並沒有形成系統討論。在豆瓣，還有專門的「不想回家/不想過節聯盟」小組，已經有接近2萬名成員。他們討厭一切「團圓」的節日，「說好聽點是過節，說難聽點就是渡劫」。
去年，基於調查結果，胡小武發表了一篇關於青年斷親現象的論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討論。記者、研究同行紛紛找到他，想跟他進一步討論相關話題。熱度一直持續到現在，微博熱搜榜上隔一段時間就會有相關詞條出現。
胡小武經常翻看報道留言區或者社交平台話題里的討論，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動，「把我之前沒有做的問卷相當於又補充完整了。」
在之前的論文中，他將斷親現象與城鄉流動、網際網路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釋關係：城鎮化發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動，親人之間因為空間、距離的遙遠而導致了情感的疏離；城市化也解構了以往相鄰居住的形態，加速了「斷親」。
另外，市場經濟提升了小家庭抗風險能力，經濟獨立帶來的安全感，沖淡了親人之間的心理需要。「00後」更享受網際網路的虛擬社會關係，而非走親訪友——宏大的社會變遷下，「斷親」的產生似乎有跡可循。
但網友們向他提供了更隱秘、複雜的理由。胡教授記得，有網友提到，自己跟親戚交往中有很多負面體驗，對衡量、比較無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種更強烈的社會情緒：年輕人在日常緊張的生活里，每天都過得很疲憊，根本無暇顧及所謂的親緣網絡。
02
親手為父母寫下離婚協議書
用已經工作的陳玉的話說，每年春節的家族聚會像是烏煙瘴氣的「集中營」：大家默契表演一場舞台劇，哪怕私下暗流涌動，表面上也要維持「虛假的熱鬧」。
陳玉說，從高中開始，年夜飯她隨便吃兩口就走人，懶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們還要將場面撐下去，「在我爸眼裡形式大於一切，約等於老祖宗的規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嬸嬸，陳玉猜測，因為他們家有錢，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她眼裡，這是她的戰場。」
一般在這樣的場合里，陳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她在小輩里成績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談資。當然，小輩的比較只是舞台劇的小插曲，主角還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來炫耀的男性長輩。他們需要這個「舞台」作為宣洩口——多年後再回憶這些畫面，陳玉帶著憐憫的語氣。
她成長在一個山東傳統農村家庭，爺爺奶奶重男輕女，極重面子。陳玉的媽媽是河北人，爸爸年輕時在邯鄲打工，雙方經過介紹認識。陳玉讀幼兒園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關係親近。但爺爺不同意他們在外定居，覺得家裡長子不回老家還要倒插門，臉面上不光彩。
最後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變成符號一樣的存在，大部分時間在外打工，媽媽獨自應付一切。作為村莊的外來者，媽媽語言不通，也不會用爐子做飯，陳玉至今記得，嬸嬸罵過媽媽是「笨豬」，什麼都不會。
之後這些年，這個家庭始終陷在漩渦中。陳玉選擇斷親，與其說是對社會關係的篩選，更像是自我救贖的路徑。
她初一時，爸爸鋪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斷了好多骨頭，在床上躺了一年多。親戚們幾乎是沉默的。「當家裡發生變故時，感覺每年的狀態都變得特別快。」陳玉說，經歷變故後，爸爸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父母之間吵架越來越頻繁。
陳玉高二那年，弟弟從幼兒園升入小學，媽媽終於受夠了婆家的打壓、日復一日的爭吵，選擇了離開。當時走得倉促，她連招呼都沒打，陳玉從寄宿學校放假回家時，媽媽已經不在了。
陳玉心底接受媽媽的選擇，沒有真正恨過她，「她在家裡待得很難受，想換個環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對一個16歲的女孩來說，這意味著被迫開始窺見親情里的現實、算計與虛偽。
在山東農村，一個大家族裡的親緣關係，也分親疏層級。陳玉家經濟實力最差，媽媽遠嫁是「外人」，自己作為孫輩又是女孩，在爺爺奶奶那裡不受待見，連著弟弟也不被重視。
陳玉記得，媽媽走後沒多久，弟弟生病發高燒，眼睛燒得通紅，老人不管，她周六回家時帶弟弟去打點滴。在鄉鎮診所外面，她蹲在牆角哭著給媽媽打電話，結局是意料中的沉默。「她其實也難過，但她完全沒想過回來。」
有時，她覺得弟弟更可憐。她起碼在學校住宿，可以獲得暫時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農村，冬天取暖要燒煤球爐子，有次弟弟自己去點爐子，手上燙了好幾個水泡；家裡已經下大雪，弟弟還在穿很薄的運動鞋，陳玉說，她看到鞋子已經開裂，露出腳趾。
她絕望地打給爸爸，一個正在全國各個城市流轉做焊工的農民，得到的回應是和媽媽相似的沉默。
離開半年左右，媽媽回來過一次；還有一次是陳玉生病，高燒，連帶支氣管炎，醫生建議做扁桃體切除手術，陳玉記得，住院期間，爸媽無時無刻不在吵架，媽媽還是想走，爸爸痛斥媽媽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懷疑她出軌，但沒有證據。
陳玉坐在病床上，像局外人旁觀一場鬧劇，覺得悲涼，「沒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術後幾天不能吃東西，全靠喝水，我媽手機不撒手地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熱諷的態度。」
陳玉一開始堅定地相信，媽媽離開是難以忍受，但後來，她也懷疑媽媽背叛了這個家。她沒告訴過任何人，自己在家裡的台式電腦里看到過媽媽的網聊記錄。
大一假期，媽媽回家正式提出了離婚。陳玉原本沒想幫任何一方，但爸爸反應激烈，去廚房找了一把生鏽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說如果要離婚就死在這裡。陳玉氣極了，也舉著一把菜刀過去，「我當時的心理狀態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這個事情咱們就了結。」
她已經沒法通過抽離的方式自我保護，再假裝一位旁觀者。爸媽互相宣洩情緒吵架時，毫不避諱她。用怪異、諷刺的語言攻擊對方：媽媽吵著就要脫衣服，自扇耳光，朝爸爸丟東西；爸爸嚷嚷著讓媽媽掏錢，去醫院給他做全套檢查。
這成了「父親、母親兩個角色之於我的崩塌」。陳玉說，之前還能欺騙自己，覺得爸媽的矛盾僅限於夫妻關係，但現在，她發現自己的感受並不被在意。她幫媽媽找了律師，親手寫了他們的離婚協議書。
03
做自己的「父母」
陳玉說，最無助時，她靠自我暗示撐了過去。她緊緊握住學習這條路逕自救，成功保研，然後供自己到廣州讀書，重新養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
事實上，從大一下學期開始，她就基本不再問家裡要錢了。學校的貧困助學金，再加上國家勵志獎學金，差不多9000塊，基本能覆蓋生活費。她也會去做高中生家教賺零花錢。
後來，她連過年都不回家。陳玉記得，2021年春節趕上疫情，和朋友兩個人一起出門吃了頓火鍋，在外面的街道上溜達，她告訴朋友，這是她最開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擔心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大一大二時都是在吵架和哭里過的，已經完全不想再經歷了」，陳玉說。
去年7月，陳玉研究生畢業到北京工作，這是她完整意義上的獨立生活。她明白完全從原生家庭的陰影中釋懷不大可能，那將是漫長的人生課題。
她更擔心弟弟的處境。比她小6歲的弟弟始終裹挾其中。「他站的距離更近，不像我有認知和調節能力。」
去年春節，陳玉最後一次見到弟弟。他的個頭已經竄到了1米7多，對人態度疏離，變得更不願意溝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她。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圖給她看，弟弟在QQ空間發了動態，大意自嘲是沒媽的孩子。
她不知道該怎麼將弟弟從泥沼里拉起來，「我把自己拽出來都廢老鼻子勁了。」
朋友是她非常重要的情緒支撐。特別難熬時，她會給好朋友打電話，或者約出來喝杯酒。有次她遇到了難事，跟一個好朋友說，死亡是最解脫的方式。朋友說，「如果你真的活得這麼痛苦，雖然我特別捨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選擇」。
陳玉很受觸動，「我很早就沒有親情維繫，朋友起了一個代償（作用）。」
從離開小鎮到遠方讀書開始，親戚也從陳玉的世界裡「消失」了：有撕破臉大吵一架明確斷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擾的。她不想和任何人有聯繫。
去年過年，陳玉只在家裡待了三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趕回北京。她還保留著幾個人的微信沒拉黑，「怕哪天萬一我爸爸出什麼意外，沒人聯繫得上我。」
小怪和陳玉對春節的感受差不多，她從小在爺爺奶奶家長大，討厭春節和親戚們的飯局，好幾次，她寧願待在奶奶家的閣樓上吃泡麵，也不願意去飯店吃年夜飯。
上大學之後，她很少回家，覺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間永遠隨時有人進出，永遠不能鎖門，放在房間裡的東西都會被親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沒有客廳的概念，小怪覺得自己的房間承載了客廳功能，很多人都能到她房間坐坐。
把親戚們都拉黑後，小怪的爺爺去世了，葬禮上，她又見到了那些熟悉的臉。她勸自己，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過客。一起吃飯時，有親戚譴責她，說怎麼把他們都拉黑了，他們對你這麼好。
小怪默默聽著，沒有講話，迅速離席了。「辯解什麼都沒有必要。」
事實上，當下年輕人在親緣關係上面臨的困境與選擇，在日本社會早已提前上演過。
斷親的風潮與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嬰兒潮一代（1971年-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學畢業時，碰上了經濟崩盤。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失業的年輕人數量劇增，許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邊，躲在家裡蟄居，不結婚，不與外界往來，更不會和其他親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學家山田昌弘稱呼他們為「中年單身寄生族」。
他們實現了「放棄家庭的自由」。放棄婚姻、社交，也放棄親緣關係。根據2010年的日本國勢調查，30-35歲的男性未婚率為47.3%，女性為34.5%，據預測，20-29歲的這一代年輕人終身不婚率將高達25%。
在日本，比起將友誼作為親情的代償，他們將這種對親密感的需求轉移到更遙遠的事物上。
根據山田昌弘的觀察，近二十年，日本有越來越多的人將飼養的貓狗等寵物視為家人。有人諮詢能否讓寵物繼承自己的財產而非有血緣關係的兒子。他們為寵物慶祝生日、買漂亮的衣物，為寵物舉辦葬禮，將它們視為最重要的存在。
04
何以為家
陳玉目前在北京獨居，下班回家後，她習慣逛社交平台，看小說和綜藝。她恐懼電話，習慣調成免打擾模式。她祈禱生活永遠如此平靜，大家相隔千里，同時相安無事。
在這座新的城市裡，她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
陳玉對異性沒什麼信任，完全沒有結婚的想法。她解釋，想讓男生真的認識到女性的處境，並承認女性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太難了。陳玉是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如果在這一點無法達成共識，她無法和對方進入下一步親密關係。
她對「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過好自己的人生。
小怪的病情好轉，目前也已經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時，她覺得自己大概會像對待無關人一樣，能幫還是會幫一下。「比如家裡有多餘的貓糧、狗糧，看到路邊的流浪貓狗，也是會幫助的。」
作為研究者，胡小武還在思考斷親背後更複雜的原因。最新的判斷是，他認為斷親是現在年輕人生活越來越「窄化」的一個表現。
他最近在教城市社會學課程，在183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過，城市社會裡，人們越來越個體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國社會來看，當年隱居終南山，或者去鶴崗避世的年輕人，以及選擇斷親的年輕人，本質上來講，都是一種自我「窄化」。
日本NHK錄製組所著的紀實書籍《三十不立》里，提到過相似群體——經濟下行時期滑落社會底層的「三十代」（30歲-40歲之間的人）。調查記者們記錄了一位孤獨死的39歲男性，他在便簽紙條上寫下最後的三個字是：「幫幫我」。2009年4月，他死於飢餓，房門外，正是櫻花盛開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親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無路的處境。
節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當時的失業人口達到了359萬人。
階層的滑落，或者說貧富差距的出現，或許是斷親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作為70後，胡小武在江西農村長大，親戚之間住得不遠，他和同輩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農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會兒的鄉土都是同質化的社會，沒什麼攀比現象。」他說，那時也不會有強烈的邊界感，聽家長們聊起小孩的成績，不會覺得被冒犯。
各個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農民，或者國營工廠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類似。「我想那是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周期了」，他說，1990年代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巨變，城市化將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動，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種「傳統」基本上解體了。
在他們家，只有胡小武和妹妹走出來了，其他同輩親戚幾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經做了爺爺奶奶，而他通過教育這條路徑，留在南京，結婚很晚，孩子是10後。現在，他們每年過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斷親」一族。胡小武說，跟孩子更親密的，反而是同學和朋友們。
作為父親，他有時會替自己的孩子覺得惋惜，他從未體驗過自己曾感受的，來自故鄉與家族的親密感、連接感。
比起在網際網路上大訴苦水的年輕人，和胡小武同齡或更年長一些的家長似乎是失語的。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最熱鬧的信息渠道之外——熱門社交平台離他們很遙遠，你需要到門戶網站上，點開文章評論區，才能在亂碼一樣的帳戶名里辨識出他們——一樣的灰色原始頭像，他們在下面留言：「自私自利的獨生一代們」，「我是70後，感覺現在社會全變了，懶散冷漠之風蔓延，特別是智慧型手機，遊戲，不良信息重創了年輕人」，「斷親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問題，西方文化入侵」。
不過，胡小武對年輕人的親緣觀念仍抱有樂觀的期待。他相信，這一代年輕人會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親緣關係。他說，人都會嚮往所謂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單位，當年輕人無法從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時，或許會「尋求一種更加確定的，以家庭或血液為紐帶的安全感」，血緣是最淳樸的連接。
「這也是當代人的一種鄉愁」，胡小武說。
（文中陳玉、小怪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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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周 熱 點 回 顧 ·
只希望過好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