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是舞台上的常客，即使疫情期間也是如此。眼下這個特殊的時期，世界各地的舞台工作者選擇將他們過往的作品以影像的形式搬上網際網路，其中就不乏莎士比亞的那些經典名篇。僅在國內的視頻網站上，中國觀眾這段時間可以觀看的莎士比亞戲劇影像作品就有18部之多。
過去數年來，我們可以在劇場觀看到大量不同演出版本的莎士比亞作品。那些來自不同地域的演繹者，有著各自的文化背景，操著不同的語言，不管他們的表演風格是恪守傳統還是叛道離經，無論他們是在沉吟還是嘶吼，都像是著魔一般誦念著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句，仿佛那是為藝術家招魂的咒語。
莎士比亞為何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他的英靈可以抵抗住時間的銷蝕，成為如同永恆的存在？數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談論起莎士比亞的時候，究竟他們是有著共同的指向，還是其實表達著不同的意義？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了莎士比亞，還是不過迷失在他筆下那些或綺麗或詭譎的辭藻，一次次重複著誤讀的徒勞？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代，史蒂芬·格林布拉特可能是最有資格回答上述這些問題的權威人士之一。這位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奠基人、《諾頓版莎士比亞全集》的主要編纂者，幾乎將其一生心血投入對莎士比亞的研究之中，並且在已逾古稀的年紀依然筆耕不輟，不斷交出引人矚目的新作。
新世紀以來，格林布拉特先後推出《煉獄中的哈姆雷特》（2002年）、《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2005年）、《莎士比亞的自由》（2010年）、《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2018年）四部以莎士比亞為主角的作品，從不同角度為人們詮釋了這位劇作家的真實面目及其作品中所傳遞出的思想價值。
其中《莎士比亞的自由》一書，於上月由翻譯家唐建清先生譯介到國內。儘管這是一部撰寫於十年前的學術著作，但格林布拉特當年在書中探討的諸多議題和觀點，竟然與時下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之間形成了頗為直接的呼應。因為這個偶然的巧合，閱讀這部作品本身便也有了學術和藝術之外更為現實的意義。
中文版《莎士比亞的自由》
祛魅與移焦
看見不同尋常的莎士比亞
自從1982年格林布拉特為「新歷史主義」命名以來，這一學術流派便日漸成為上世紀末的流行思潮。但是，劃歸到這一流派陣營的研究者們既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主張，也沒有總結出一致的研究方法，他們不約而同地從各自的視角審視文本與其歷史語境的關係，甚至經常強調自己在思考過程中的主體意識。
單就格林布拉特自身而言，他經常用「文化詩學」這樣一個更具審美屬性的稱謂來指代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莎士比亞的自由》一書中，固然他也會反覆探討「自由」在政治和哲學層面的意義，但更多的時候則是落實在「審美自主性」這樣一個具體而實在的議題上，而其研究手段也主要依賴非常具體的文本分析。 戲劇工作者慣常的劇作分析，通常是基於角色本身來著手進行，但格林布拉特的文本分析思路則截然不同。他總是將角色從故事化的戲劇情境中抽離出來，觀察其歷史身份和社會屬性，並且時常小心翼翼地將台詞與劇中人物剝離，使其還原為純粹的文本，從而揣摩莎士比亞在寫作中有意或無意顯露的企圖心。
《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
懷著藝術賞析的慣性思維來閱讀格林布拉特的作品，最為直接的衝擊是一種強烈的「祛魅」意識。無論是之前的《俗世威爾》還是這部《莎士比亞的自由》，每當提到這位劇作家的生平，格林布拉特總是刻意遮蔽住他偉大的頭銜，並且提示讀者莎士比亞在其生活的年代不過是個「身穿斑衣供眾人玩賞」的娛樂從業者。
書中一處看似閒筆的地方，提到16世紀90年代中期一場曠日持久的黑死病導致當局關閉所有劇場時，莎士比亞通過向貴族獻詩的方式來換取資助，而當疫情結束後劇場重新開放時，他又用這筆錢購買了劇團的股份，回歸一個通俗舞台。不論格林布拉特是否確有此意，這段逸聞都很成功地讓莎士比亞暫時走下了神壇。
格林布拉特的「祛魅」還體現在他對莎士比亞筆下人物的態度上。跟隨他的視角去審視劇本，會產生一種近似「移焦」的效果——即焦點從頂著神聖光環的主角身上，轉移到其敵人，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龍套角色身上，似乎他們因為埋藏了更多無法輕易示人的秘密而更具神秘光彩，反襯得那些主角們顯得有些蒼白了。
《莎士比亞的自由》
在《莎士比亞的自由》中，格林布拉特用來討論奧瑟羅、李爾王、鮑西婭的篇幅，要遠遠少於他對陰謀家伊阿古、私生子愛德蒙、奸商夏洛克的分析。即使是那些有幸進入到他視野焦點內的戲劇主角，通常也都是有著斑斑劣跡和道德污點之人，比如臭名昭著的麥克白、理查三世和科利奧蘭納斯。
格林布拉特的這種「移焦」手法，看上去與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寫下《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頓之死》時的創作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他們的目的卻截然不同。儘管他們都顛覆掉了莎士比亞文本在讀者中的經典面貌，但斯托帕德是有意為之地消解意義，而格林布拉特則是在竭盡所能地還原真相。
《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頓之死》 ALASTAIR MUIR
只不過，格林布拉特從故紙堆的隱秘角落中還原出的真相，與大眾審美認知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涉及慾望、倫理和道德的悲劇，總是伴隨著伶人戲謔的調侃；有關王朝權力交替的歷史劇，時常埋伏著對幻夢般不確定性的悲觀與不安；倒是那些看似插科打諢的喜劇，往往在嬉笑怒罵中顯現出嚴肅且殘酷的現實意義。
遮掩與暴露
捕捉令人不快的「贅疣」
《莎士比亞的自由》中對喜劇《一報還一報》的分析過程，可以充分展示格林布拉特對這一文本不同尋常的理解。善良的克勞狄奧被暫時掌權的偽君子安哲魯判處死刑，隱姓埋名的真正統治者文森修公爵決意出手相救，而他想到的辦法是搞來一顆頭顱。坐了九年大牢的死刑犯巴那丁則成了善人們眼中現成的替死鬼。
當我們跟隨著格林布拉特的視線觀察巴那丁時，這個遠離故事主線的角色突然成了這部「問題喜劇」中最致命的問題。在格林布拉特的提示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為了拯救生命而準備的謀殺，因為其自相矛盾的荒誕性而失去了公義的合法性，而莎士比亞又是如何不斷地為其行刑者輸送冠冕堂皇的藉口——先是巴那丁對殺人指控「不否認」的態度，使得死刑的判決本身毫無爭議；繼而又指出他對自己的罪行毫無悔意，因而在道德上失去了立場；他甚至對死亡本身毫無知覺，「在他看來，死就像喝醉了睡著一樣」，於是即使剝奪他生命的決定多少有違程序的正義，但善人們也大可不必為此有什麼負罪感。
《煉獄中的哈姆雷特》
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巴那丁突然覺醒的那個瞬間。這個替死鬼莫名其妙地突然主張起自己的權利，拒絕接受這一早於判決書上行刑日的處決。於是，這個原本可有可無的角色，戲劇性地獲得了所有人的關注，就連劊子手的助手都在驚呼其所展現的近乎本能的原始生命意志的頑強：「我聽見他的稻草沙沙響」。
巴那丁的命運最終被另一個在恰當的時機死於熱病的犯人拯救，在劇終之時他因為獲得了公爵十分潦草隨意的赦免令而被釋放。這一看似皆大歡喜的寬恕固然可以消除台上公爵的道德負擔，卻恐怕已經無法補救整部作品對台下觀眾造成的心靈創傷，畢竟我們曾經目睹了迫在眼前的死亡威脅。
在《莎士比亞的自由》一書中，格林布拉特用了相當多的筆墨來論證莎士比亞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中，表面是一個主流審美的擁戴者，實則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叛逆者。
文藝復興時期所信奉的主流審美，是一種毫無瑕疵因而也毫無個性的美學觀念，胎痣、皺紋或斑痕則被視為瑕疵，是人類被內在罪孽玷污的外在標誌。莎士比亞表面逢迎了這種美學觀念，當他在劇作中讚美一個人的美麗時，其華麗的辭藻通常是以迂迴的方式避免對細節的描述，因為總是在褒揚其光潔的品質。但是與此同時，他又時常不由自主地沉迷於審美對象身上某種具體的特質，於是大逆不道地讚美克里奧佩特拉的黝黑肌膚，或鮑西婭「蜘蛛」般的金髮。
17世紀占星家理察·桑德斯所著的《面相學與手相術》
莎士比亞在人們的臉上捕捉到了令人不快的斑痕，格林布拉特如法炮製，同樣在他的劇作中提煉出了文本意義上的贅疣，即那些「會引起一種奇怪的、令人不舒服的反應」的部分。在《一報還一報》中，這樣的斑痕是對巴那丁的死刑執行令，在《威尼斯商人》中則是對夏洛克的審判宣告書。
在就《威尼斯商人》進行論述之前，格林布拉特基於夏洛克與巴薩尼奧對話中的一段台詞，為猶太人寫下了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辯護詞，提示人們這部作品中堆砌著反猶主義的易燃材料。格林布拉特的這番激昂抗辯或許與他自身的遭遇有關。1961年，初入耶魯大學就讀的他曾因猶太人身份而在校內受到公然歧視。
與其他對夏洛克持有同情態度的批評者不同，格林布拉特並未因為夏洛克最終獲得寬恕而放下芥蒂。恰恰相反，他提示人們，這個寬恕是以猶太人最終被迫皈依基督教而換取的，夏洛克失去了他的民族身份，他被社會的主導文化吞噬了，這才是他缺席全劇最後整整一幕戲的真正原因。儘管他的消失成全了整部作品的喜劇性，但莎士比亞的喜劇本來很可能也並沒有什麼可笑的。
逃避與奔向
找到隱藏在詞語遊戲中的真相
格林布拉特曾將他擎起新歷史主義這一批評利器的初衷表述為「想要同死者對話」。這樣的對話顯然不僅是要透過時間的距離來理解莎士比亞的寫作在其所處的時代意味著什麼，同時也是要理解其作品對於今天的人們具有什麼意義。因此，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知識考古，而是顯現出清晰的現實指向。
在寫作《莎士比亞的自由》的時期，基督教世界與穆斯林社會之間的文明衝突，是西方語境下最為醒目的議題。格林布拉特為夏洛克的辯解，顯然不是為猶太人過往所受的磨難申屈，而是提醒人們歷史的宿敵無非發生了身份的替換，而其本質問題卻在普遍宣揚的「慈悲」的人類價值面前被刻意掩蓋。
《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
聯想到今天，美國社會再度陷入了種族主義的風波，格林布拉特十年前的這番提醒顯然仍未失效。今天美國社會的種種劍拔弩張的衝突，究其本質何嘗不仍然是主導文化對「異鄉人」行使「勉強」手段的惡果。只不過相較於莎士比亞時代不同種族間毫不遮掩的敵意，今天的問題被纏繞得更加繁雜而已。
同樣是在《莎士比亞的自由》中，格林布拉特通過考察麥克白、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等篡權者的命運，討論了權力更迭、個人慾望與道德目標的關係。這樣的討論在其2018年的作品《暴君》中得以延伸，而這部聚焦於政治議題的論著，普遍被視為是在回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所引發的種種社會焦慮。
回到《莎士比亞的自由》一書的主旨，格林布拉特最終提出了一系列同樣在今天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像莎士比亞這樣一個生活在強權政治並屈尊於商業市場的創作者，為何總是要冒著得罪當權者又並不討好普羅大眾的風險，借用他的筆墨圈點出那些令人不快甚至不安的無形的斑痕和贅疣？
固然，莎士比亞可以借用娛樂的外衣和高明的隱喻來遮掩或化解這樣的不安，以使自己逃避同時代作家普遍遭遇的牢獄之災，但他明明大可不必賦予巴那丁覺醒的機會，也不必借夏洛克在幾百年後點燃反種族主義的怒火。他的所作所為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前提——即篤信藝術家享有可以被豁免的自由。
這裡所提及的藝術家的自由，並不是特定領域內的權力宣示，而是必然指向更為樸素的問題：藝術家應該如何處理他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莎士比亞顯然知道，他所從事的藝術其實非常脆弱，必須以服從「社會共識」為前提，又時常受到壓制「結口箝舌」，他唯有將這描述為「夢中的妄念」，才能夠逃避審視的目光。
格林布拉特似乎無意將莎士比亞送回神壇，但他承認莎士比亞意識到了「他的戲劇是有力量的」。莎士比亞的自由表面看來得益於對世俗義務的逃避，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種逃避本身何嘗不是在奔向現實的真相，只不過這種真相本身隱藏在詞語的遊戲之中，唯有遇到適合的闡釋者才能被解讀出來。
當然，這不僅取決於闡釋者的睿智，也取決於創作者的態度。正如格林布拉特在書中毫不掩飾的讚美：「莎士比亞最非凡的天賦之一，是他告訴我們要說出我們自己的感受。」對於後世所有不斷嘗試著演繹和闡釋莎士比亞的藝術家和批評者而言，理解這份誠實的表白，必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文|周健森
編輯|於靜
本文刊載於北京青年報2020年6月19日C6版《青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