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振興是實現新時代「三農」協同發展的總抓手。從「時代之問」「時代之蘊」和「時代之路」的總體視野給予「三農」發展「時代」觀照, 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維度。但隨著我國工農城鄉關係日益呈現出的結構性特徵, 以及各類權力或權利主體的社會行為不斷經由「空間」塑造出來, 「三農」問題就不僅體現為由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發展問題」, 而是更深層體現為由工業化、城鎮化引致的「空間問題」。從「發展」到「空間」的轉向, 為「三農」協同發展的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全新視域。當前, 既有研究不僅缺乏對「三農」發展「時代意蘊」的揭示, 也忽視了對新時代「三農」發展的「空間」建構。因此, 在解構「三農」發展蘊含的「目標使命-戰略轉向-關係重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策略調適」等「時代蘊涵」的基礎上, 建構基於城鄉空間結構共生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制度」協同的鄉村振興集成路徑, 將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創新理路與範式。
一、問題提出、文獻評估及視角引入:從「時代」觀照到「空間」建構
隨著我國城鄉流動性增強以及城鎮化、工業化對鄉村經濟社會結構帶來的強烈衝擊, 鄉村社會呈現出「人口、土地、產業、基建、宅基地、基層組織空心化的農村地域空心化」[1]態勢。面對新時代城鄉產業結構、人口結構、文化結構、空間結構和生態格局的轉換, 超越「只見物、不見人」新農村建設模式, 擺脫工業化城市化偏向思維, 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等問題, 已成為新時代黨和國家推動「三農」工作的決策共識。為此, 黨的十九大適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決策, 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
國內外鄉村振興研究是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帶來「諸如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經濟地位下降、青壯年人口持續外流、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等共性問題」[2]而興起。世界各國通過鄉村規劃激發鄉村活力形成了諸如日本「鄉村重建計劃」、韓國「新村運動」、德國「村莊更新」、法國「農村振興計劃」、中國「新農村建設」等鄉村發展之路。國內關於鄉村振興研究聚焦三個方面:一是鄉村振興的背景、定位、內涵及路徑。郭曉鳴 (2018) 從要素非農化、勞動力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環境超載化等深層矛盾揭示了鄉村振興的背景。[3]葉興慶 (2018) 結合鄉村振興內涵, 認為鄉村振興是未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戰略。[4]黨國英 (2018) 提出要從農業技術進步、農地保護、城鄉區劃、城鄉社會治理、土地產權變革著手鄉村振興。[5]二是鄉村振興的認知邏輯和風險防範。蔣偉峰 (2018) 演繹了鄉村振興在理論、系統、價值、方法上的四重邏輯。[6]王春光 (2018) 揭示了鄉村振興的主體性困境。[7]賀雪峰 (2018) 指出鄉村振興要防止線性思維。[8]郭曉鳴 (2018) 認為要防範鄉村振興過度行政化、過度形式化、過度產業化、過度外部化等風險。[3]三是城鄉視野下的農民現代性轉變和城鄉關係重構。石智雷 (2015) 基於「鄉-城」空間遷移視角剖析了通過城市化提升農民發展能力來實現農民現代性轉變。[10]劉彥隨 (2018) 認為鄉村振興重在推進城鄉融合系統的優化重構。[11]劉祖雲等 (2019) 解釋了城鄉融合發展中出現的「城歸」新現象、新群體和新趨勢, 認為「城歸」這一「真正的」「鄉村主體性」回歸帶來的鄉村人力資本革命是鄉村振興的根本著力點。[12]
顯然, 既有成果為鄉村振興研究提供了學理依循, 但也存在兩個缺陷:一是在「經過長期努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宏觀敘事中未能揭示和觀照「三農」發展的微觀「時代蘊涵」;二是在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話語下鄉村振興的「空間」建構不充分不具象。不同「三農」發展「時代」呈現出結構和功能各異的「空間」樣態, 把脈「三農」發展的「時代」定位是建構鄉村振興「空間」視域的前提。從「三農」發展的「時代」觀照到鄉村振興的「空間」建構, 可以成為鄉村振興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創新理路和範式。
二、「三農」發展的「時代之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定位和趨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賦予了「三農」發展新的時代蘊涵。科學揭示「三農」發展內含的目標使命、戰略偏向、關係重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策略調適等「時代之蘊」, 是精準把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定位和趨向的認識論基礎和方法論前提。
(一) 從「三農大國」邁向「三農強國」、以「鄉村振興」支撐「民族復興」的目標使命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 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和農村改革序幕拉開, 先後於1982年到1986年、2004年到2019年兩個時段頒發了二十一個「中央一號文件」, 集中彰顯了黨和國家發展「三農」的大國雄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面對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仍占很大比重、農村地區發展仍相對滯後、城鄉發展仍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 得出了「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沒有鄉村的振興, 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將「三農」發展置於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歷史進程中, 準確定位了新時代實現「三農」發展「強起來」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係, 科學揭示了新時代鄉村振興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 即新時代「三農」發展蘊含著從農業大國、「三農」大國到「三農」強國和從鄉村衰敗、鄉村振興到民族復興的雙重目標邏輯。「三農」發展的「新時代」既是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向同行的新時代, 又是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行並進的新時代, 是以「三農強國」支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鄉村振興」推進「民族復興」為目標使命的新時代。
(二) 從「工業和城市偏向」向「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轉向
既要快速工業化又要解決吃飯問題, 是黨和國家處理工農關係的兩難選擇。與西方「外向型」成本轉嫁的工業化道路不同,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通過主要農產品的國家統購統銷體系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 走出了一條「以農養政、以農補工」的「內向型」工業化道路。據統計, 1978年以前30年間, 國家利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 從農業中獲得了高達約6000億元的資本積累用於城市和工業;從1985年到1994年也有約4000億元資金從農村抽離進入到城市和工業。農業剩餘向工業和城市的過度轉移, 不可避免地造成工農、城鄉發展失衡。21世紀以來, 儘管黨中央作出了「兩個趨向」[13]的判斷, 「三農」發展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 但「在一些地方工業化、城鎮化壓倒了農業現代化, 打敗了農業現代化」[14], 鄉村、農業仍是城市、工業的「提款機」和「抽水泵」。「工業和城市偏向」戰略持續強化了城市對鄉村、工業對農業的虹吸效應, 導致不同地域空間出現「鄉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和「農民弱質化」的鄉村社會衰退景象。對此, 黨的十九大明確了新時代「三農」發展從「工業和城市偏向」轉向「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取向, 強化城鄉協同發展的同時突出農業農村重點發展。
(三) 從「城鄉分離分治」向「城鄉融合一體」的關係重構
城鄉關係的糾結是國家邁向現代化繞不開的一道門檻。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 我國城鄉關係是在傳統農業自然經濟延續下形成的開放型城鄉關係 (1949-1953) 基礎上, 通過國家建構過程形成的控制型城鄉分離分治格局 (1953-1978) 形成的「總體性控制」下的城鄉分離分治。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繼啟動, 城鄉關係先後經歷了鄉村自主發展 (1978-1984) 、城鄉競爭發展 (1985-2002) 、城鄉統籌發展 (2002-2012) 和城鄉融合發展 (2012-至今) 過程。我國從「城鄉分離分治」向「城鄉融合一體」的關係重構, 緣於國家對城市和鄉村地位差異性認知和功能互補性判斷的演化, 是我國進入到城鎮化主導的國家發展階段必須著力解決資源要素向城鎮聚集、城鄉失衡和鄉村邊緣化等問題的策略選擇。同時, 我國現代化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14], 城鄉融合發展既有助於加速現代化進程, 又有利於破解現代化帶來的複雜問題。總體上, 「三農」發展已進入到城市和鄉村兩個文明機體對話、現代與傳統共融共存、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時代, 既要把城鄉作為命運共同體和文明共生體來對待, 又要尊重城鄉差異性, 糾正「城市同化論」「城鄉同質論」等錯誤認知, 避免假借城鄉一體化名義出現「撤村並村」「趕農民上樓」「讓農民向社區集中」等「以城吞鄉」的錯誤做法。
(四) 從「傳統三農分離」向「新型三農協同」的結構優化
伴隨我國城鄉經濟社會體制改革走向深入, 鄉村自然經濟不僅分化加速, 世代以土地為生的傳統農民也順著改革開放打開的城鄉通道, 突破鄉土空間局限進入城鎮生活和工作。這種「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現象帶來的傳統農戶與農業、農村的分離, 今天又以鄉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弱質化等「新三農」圖景呈現出來。儘管黨中央從2004年開始連續制定和實施了十六個「一號文件」, 但「一號文件」多是涉及農業現代化、農民增收、新農村建設、農田水利、農業科技等單項內容, 缺乏從鄉村社會整體進行政策規劃設計, 從而導致「三農」發展呈現「要素-產業-主體-空間」分離, 難以實現小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物」和「人」的新農村建設協同。黨的十八大以來, 我們認識到「農業是本體, 農民是主體, 農村是載體, 沒有主體和載體的現代化, 本體農業就不可能現代化, 只有三體共化, 農業現代化這條短腿才能加長」[16]。因此, 實現新時代「三農」發展, 應從「傳統三農分離」轉向三次產業協同、傳統與新型經營主體協同、城鄉空間協同的「新型三農」結構優化, 既要重視「農業本體、農民主體、農村載體」的協同性, 又要聚焦鄉村振興在生產、生活、生態、生命方面的整體性。
(五) 從「行政主導」向「總體勢能」的動力轉換
改革開放以來, 國家從取消市場到重新引入和利用市場, 從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 勾勒出國家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演進圖譜。國家通過農村土地產權變革, 實現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分置, 農民得以自由支配自身勞動力和自主承包經營土地, 既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也解決了農事活動中的監督激勵問題。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對鄉村資源要素的抽離,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經驗預判和「農業弱質、農民弱勢、農村落後」的現實圖景, 極大地消解了國家對「三農」發展巨大潛力的評估研判。這不僅影響了黨和國家對農民主體的角色定位, 也導致地方政府在開展「三農」工作時充滿了「權力幻想」, 「三農」成為各級「黨政權力」利用其掌握的財力和資源加以改造的對象, 進而呈現出政府與市場功能錯位、農民利益空間壓縮和農業農村發展潛力壓制。新時代鄉村的命運取決於國家、市場和基層社會的「總體勢能」, 其關鍵在於能否制定和實施激發鄉村各類行為主體動力和資源要素活力的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和國家統籌「三農」發展活力、動力和潛力, 以激活「三農」要素活力、培養「三農」內生動力和挖掘「三農」發展潛力為著力點, 推動我國「三農」發展進入到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總體勢能」的新時代, 為鄉村全面振興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社會基礎。
(六) 從「響應宏觀需要」向「回應微觀需求」的策略調適
「三農」發展的策略調適取決於不同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改革開放新時期, 我國所要解決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抓住了經濟建設這個「牛鼻子」, 書寫了人類現代化的「中國奇蹟」, 推動了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事業從「兩個文明」到「五位一體」的拓展, 進而從總體上改變了國家整體面貌, 實現了中華民族「富起來」。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中華民族實現「富起來」並進入到「強起來」的新時代, 這一新的主要矛盾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民情懷,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微觀需要便成為黨和國家整體面貌改變、人民生存需要基本滿足之後推動各項工作的首要出發點和落腳點。新時代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最突出的區域在鄉村,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對「三農」發展決策精準發力點影響深遠。因此, 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既把鄉村發展置於國家宏觀戰略高度進行總體部署, 又從開展「廁所革命」、建設「四好農村路」、精準脫貧等微觀領域入手, 把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美好生活作為奮鬥目標, 「三農」發展策略調適已轉向到更加注重「回應微觀需要」新時代。
三、「三農」發展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視域轉換:從「產業轉換」到「空間共生」
基於「時代之蘊」探尋「三農」發展「時代之路」, 需超越「產業結構轉換」的單一經濟視域, 建構「城-鄉」的「空間」政策話語, 以城鄉「空間結構共生」整合視域創新鄉村全面振興集成路徑。
(一) 超越傳統「產業結構轉換」經濟視域的局限
自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 第一次將農業、農村和農民並列提出以來, 「三農」作為「三位一體」整體範疇便受到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但在地方政府推進「三農」工作時, 卻存在有意無意強化農業本體、弱化農民主體和農村載體的傾向, 激化了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產業定位, 也助推了僅把農民培育和農村建設作為農業現代化的輔助性支撐的偏見。從世界一般經驗來看, 現代化發展的核心, 也主要是以改造傳統農業為基礎的產業現代化。受此影響, 我們長期將「三農」發展聚焦於農業產業與非農產業的結構轉換上。但是, 僅從產業結構轉換的經濟視域來推動「三農」發展, 有其局限:一是, 「產業結構轉換」凸顯了農業產業的生產功能和經濟價值, 忽視了地球生態圈構成的生命系統和社會關係網絡構成的生活世界對「三農」發展的生態和社會價值;二是, 「產業結構轉換」忽視了特定地理空間差異性對三次產業結構轉換的自然稟賦性影響;三是, 「產業結構轉換」弱化了農民主體維度和鄉村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對農業現代化這一合目的與合規律主體性活動的影響。因而, 解決結構轉換中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矛盾關係, 不能停留在既有資源配置制度和結構轉換方式上的修修補補, 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徹底改變。[17]黨的十九大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三農」發展總抓手, 便是這種改變的嘗試。
(二) 重構城鄉地域空間格局的決策共識
「三農」問題的凸顯是一個由工業化、城市化引起的鄉村社會走向邊緣化、空心化、失序化的過程。但隨著各類「社會行為不斷地經由時空兩個維度再生產出來」[18]時, 「空間」便以前所未有的流動、變化和融合方式支配著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建構。「三農」不僅體現為由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發展問題」, 而是更深層體現為由工業化、城市化引致的「空間問題」。因此, 從「發展」到「空間」的轉向, 也就成為審視新時代城鄉工農關係和鄉村振興戰略等重大決策不可或缺的新視角。十八大以來, 黨和國家把城鄉融合發展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預示著新時代超越「傳統產業結構轉換」的經濟視域、以「空間」建構方式重塑城鄉工農關係、推進城鎮與鄉村「空間生產」的整合已達成決策共識。「三農」發展和鄉村振興由此進入到重構城鄉地域空間格局新階段。
(三) 城鄉「空間結構共生」整合視域的出場
關於城鄉關係, 學術界主要形成了基於城鄉二分基礎上的城鄉對立論和基於城鄉互補基礎上的城鄉結合論。城鄉對立論把鄉村單純理解為城市要素供應之地, 城鄉對立分割。城鄉結合論以承認城市和鄉村的價值等值和功能差異為前提, 強調城鄉互補。當前, 中國已經從「鄉土中國」進入到「城鄉中國」階段, 我們該如何認識城鄉關係, 是繼續堅持抽象的「城鄉結合論」泛泛而談, 還是基於特定地理空間城鄉融合具體實踐重構城鄉關係模型?對此, 我們從農村一極向城市一極遞次擴展的視角來解構城鄉關係, 把城市與鄉村看作是由多個結構共生空間構成的連續體, 即「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是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 各種社區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19]。「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具體化為村域、鄉鎮、城郊結合部、都市化等不同地域, 這些「軸線上的某個位置」通過交通連結形成城鄉立體化網絡, 構成了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空間節點。從鄉村空間到城市空間連續延展「軸線上的某個位置」構成的「空間連續體」解構城鄉關係, 既可以避免把鄉村從城鄉地域系統割裂開來而孤立地對待鄉村振興的認知和實踐傾向;也有助於再現中國城鄉關係的地域層級、市場距離、社會聯繫等真實圖景, 為城鄉融合、鄉村振興和「三農」發展設計具體路徑提供參考。正是基於城鄉、鄉村、村鎮、村域等多層級地域系統聯繫日趨緊密的「連續體空間結構共生」邏輯, 構建了鄉村振興雙重「空間結構共生」整合模型 (圖1) 。
圖1 基於「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村域協同體」多維地域系統「空間結構共生」整合模型
注:根據翟坤周 (2014) 和劉彥隨 (2018) 修改完善。
從城鄉融合縱向系統來看, 鄉村振興的「地域空間」是由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等「具體化」地域構成的「結構共生的連續體空間」。促進鄉村振興應著眼於從城市到鄉村由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所構成的「四體共生」系統和「從中心到邊緣由城鄉基礎網、鄉村發展區、村鎮空間場、鄉村振興極所構成的『網-區-場-極』目標體系」[20], 把城鄉融合體作為鄉村振興的宏觀場域, 把鄉村綜合體作為鄉村振興的實在基礎, 把村鎮有機體作為鄉村振興的著力載體, 把居業協同體作為鄉村振興的底層支點。同時, 與城鄉融合系統相對的鄉村地域系統, 不僅包括城市建成區之外的廣大鄉土地域, 也包含由城關鎮、中心鎮、集鎮、中心村 (社區) 、行政村及自然村所構成的空間集合, 「鄉」和「村」構成了從鄉村發展區到村鎮有機體、鄉村振興極的「地域」空間。
從鄉村地域橫向空間來看, 鄉村振興的「地域空間」是由鄉村地域日漸塑造的生產空間、生態空間、生活空間共同構成的「結構共生的整合型空間」。城鄉通道打開帶來了城鄉流動性增強, 不斷賦予了鄉村地域空間新的功能、價值和意義;同時, 整個社會開始從物質「掙扎」趨向於美好生活和生命發展, 從人與自然對立轉向人與自然對話, 從利己性個人主義轉向協調性整體主義, 生產、生活、生態多維空間的整合日漸得到廣泛認同。但在「三農」實踐中, 卻存在因突出鄉村地域作為生產空間的功能而造成鄉村地域生態圈人與自然的對抗和生態空間的侵蝕、因城鎮化主導的現代發展主義對鄉村地域社會共同體的瓦解造成鄉村生活空間「空心化」加劇等問題。本質上, 這種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對立和割裂, 是由人們長期在「三農」實踐中存在生產邏輯、生態邏輯和生活邏輯對立以及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背離造成。因此, 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要把營造鄉村地域生產、生態和生活的「空間共同體」作為主線, 實現鄉村地域在生產、生態和生活上邏輯一致、價值協同和空間整合。
四、「三農」發展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集成路徑:基於「空間共生」的整合視域
新時代鄉村振興具有雙重內涵:一是, 鄉村振興的地域邊界是城鄉「空間結構共生連續體」軸線上的「鄉村」地域, 在特定「鄉村」地域內部, 「鄉村」又是融合生產、生活、生態、生命的整體性地域空間;二是, 鄉村振興的實踐內核是「鄉村」地域空間上的「全面振興」, 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鄉村」地域空間的具體展開, 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內容。因此,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既要從城鄉縱向系統「結構共生的連續體空間」出發, 挖掘城鄉融合視域下鄉村地域系統的多元價值, 建立城鄉人才、土地、資金、產業、信息匯聚的良性循環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又要從鄉村地域橫向系統「結構共生的整合型空間」出發, 在堅持黨管農村工作、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農民主體地位、鄉村全面振興、城鄉融合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因地制宜與循序漸進等原則基礎上, 重新認識農業本體、農民主體、農村載體在鄉村振興中的定位, 構建基於城鄉雙重「空間結構共生」整合視域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制度」協同的鄉村振興集成路徑框架 (圖2) 。
(一) 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經營體系和服務體系
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第一要義。一是, 加強城鄉交通和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建設, 暢通城鄉軸線, 瞄準城鄉市場新需求, 拓展農業多元價值, 培育鄉村農業產業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 通過股份合作、保底分紅、利潤返還等形式開拓農民耕作土地、非農就業之外的「第三空間」, 促進三次產業融合, 培育鄉村旅遊、養老養生、教育體驗、電商網購、共享農莊等「農業+」、「鄉村+」、「網際網路+」新興業態, 讓農民分享產業增值收益。三是, 加強對小農戶自身勞動力、土地、資金、產品、技術服務等要素的整合引導, 推動勞動力合作、土地合作、信用合作、產品銷售合作、社會化服務合作, 發揮各種要素在整合與合作基礎上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四是,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增產導向、要素投入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創新驅動導向, 調整農業產業糧經飼種植結構、農業產業空間布局結構和農產品市場供給結構, 提高農業供給質量。五是, 針對農村集體「實分虛統」現實以及新型生產性主體發展趨勢, 構建城鄉聯動的產業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 培育各類市場化或公益性農業服務主體, 提升其對接農業生產主體服務能力。
圖2 基於城鄉空間結構共生整合的「產業—主體—文化—生態—組織—制度」鄉村振興集成路徑
注:根據翟坤周 (2014) 修改完善。
(二) 促進鄉村人才振興,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加強「三農」工作隊伍建設
人才資源是鄉村振興的第一資源。鄉村人才振興應突出「兩類人才」的培養。一是, 加強對傳統小農的現代化改造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振興農業生產經營人才, 歸根結底是回答「城鄉中國」時代誰來種地、誰願意種地、誰會種地的問題。一方面加強傳統小農戶職業技能培訓, 另一方面堅持股份合作、專業合作、企業經營等現代農業發展方向, 培育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實現傳統小農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二是, 打造一支有情懷高素質的「三農」工作隊伍。改善輕視「三農」工作人員、貶低「三農」工作價值的總體風氣;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 建立縣域「三農」人才庫, 培養一批農業職業經理人、經紀人、鄉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遺傳承人等;發揮科技人才作用, 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到鄉村掛職、兼職和創業銜接機制;創新鄉村人才引、育、用機制, 鼓勵和支持企業家、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 通過學歷教育、技能培訓、實踐鍛鍊等方式為「三農」發展培養行家裡手。
(三) 促進鄉村文化振興, 全面提升鄉村社會文明程度
鄉村文化是鄉村振興的根和魂。在原有鄉土社會解體和新的「利益共同體」產生基礎上, 以鄉土文化為紐帶培育「情感共同體」。一是,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 面向鄉村講好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 明確鄉村社會在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上的價值要求, 培育鄉村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共同體意識。二是, 挖掘、傳承和利用鄉土文化資源, 既要做好鄉村文物古蹟、傳統村落、民族村寨、農業遺蹟、灌溉工程的保護和農耕文化、民風民俗、民族文化等文化遺產的傳承;又要立足鄉土文化資源, 培育鄉土文化人才, 賦予傳統文化資源時代新內涵、新形式和新表達, 豐富鄉土文化業態, 發揮其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的功能。三是, 按照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 加強「城鄉連續體」空間節點基層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建設, 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讓億萬農民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可及的文化需求。四是, 開展文明村鎮、文明家庭等群眾性文明創建活動和移風易俗行動, 重塑傳統鄉土文化價值觀, 遏制鄉村社會人情攀比、迷信盛行等陳規陋習, 促進鄉村社會形成崇尚精神文明的良好風尚。
(四) 促進鄉村生態振興, 以生態文明引領美麗鄉村建設
生態振興是鄉村振興的自然底色。一是, 依據《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綱要 (2014-2020年)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 堅持價值目標和技術路徑相統一, 制定鄉村生態振興規劃與技術導則。二是, 以《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範 (試行) 》為依據, 引導地方黨政、村兩委幹部、農業經營主體主動學習環境科學和風險防控知識, 全面提升各類主體生態文明素養, 自覺成為美麗鄉村建設的倡導者、參與者和示範者。三是, 促進鄉村產業綠色轉型, 利用鄉村良好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打造鄉村生態產業鏈, 發展包括觀光農業、民宿、健康養生、生態教育等新興業態, 構建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方向的生態經濟體系。四是, 以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的鄉村空間格局為目標, 統籌鄉村整體生態系統, 加強對鄉村地域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微整合, 打造一批兼具鄉野韻味、人文底蘊、風光特色的農業主題公園和田園綜合體, 實現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系統的循環連結。五是, 以縣域為單元, 制定黨政幹部、企事業單位、社會公眾、社會組織、農業經營主體等改善鄉村人居環境的責任清單和激勵約束政策;建立健全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風險防控為重點的鄉村生態安全體系, 加強對鄉村振興不同階段各類行為活動的環境評估和生態調控。
(五) 促進鄉村組織振興, 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村民自治」帶來的鄉村去行政化傾向, 形成了鄉村社會普遍的富人、能人、精英治村狀態, 造成了對普通公眾政治參與的排斥, 村級民主化治理難以真正實現。隨著鄉村農業經營「主體」從個體化到組織化、農民居住「空間」從庭院式到社區化的趨向,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和創新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機制, 成為必然選擇。一是, 「鄉村振興, 關鍵在黨」, 按照黨管農村工作要求, 把基層黨建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 讓基層黨建「言之有物」, 才能發揮黨對鄉村振興全面領導的政治優勢。二是, 突破傳統城鄉基層社會分治體制, 將鄉村社會治理置於城鄉融合的戰略高度, 構建主體參與、智慧治理與場景治理相結合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 實現基層治理從行政主導的管控治理向數據驅動的智慧治理轉變、從科層化屬地治理轉向「屬地治理+平台治理+行為事件場景治理」。三是, 構建「四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完善鄉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建設, 規範村民議事會、監事會責權範圍;完善村規民約, 強化道德教化, 提升鄉村德治水平;強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提升鄉村治理法治化能力;實施數字鄉村振興戰略, 以技術治理推進鄉村治理的智慧化、信息化和精細化。
(六) 促進鄉村制度振興, 為鄉村振興提供有效制度供給
鄉村振興制度和政策創新以「解制、賦能、放活、有效」為內核, 堅持激勵與約束並重, 堅持還權、賦能和受益結合。一是, 明確鄉村振興制度供給目標, 加快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以及宅基地使用權、林業經營權等「多權同確」, 通過「調、減、投、補、改、轉」等政策設計解除農業農村發展體制機制約束, 最大限度激活鄉村資源要素。二是, 統籌鄉村振興制度設計層次, 宏觀層加強頂層規劃, 注重城鄉融合時代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財政、稅收、保險和金融政策設計;中觀層合理配置各級地方推進鄉村振興的財權事權, 強化政府責任和市場激勵的協同功能;微觀層突出億萬農民美好生活願景, 建立健全農民多渠道就業和增收政策體系。三是, 優化鄉村振興制度績效評價內容, 圍繞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制度等內容, 以縣 (區) 域為單位, 建立健全各級黨政主要責任人鄉村振興考核機制, 加大鄉村振興制度績效過程評估, 並將其作為黨政幹部任用晉升的重要依據。四是, 調整鄉村振興制度根本著力點, 圍繞「三農」發展定位和趨向, 聚焦人的鄉村振興, 把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作為鄉村振興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核心線索。
五、結論與展望
黨的十八大以來, 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 「鄉村」政策話語的再現超越了「農村」政策話語的認識邊界, 形成了城市與鄉村價值等值和功能互補的全新關係定位。新時代「三農」發展的「城-鄉」「空間」建構, 超越了從產業結構轉換的經濟視域推動傳統農業部門現代性改造的局限, 衝破了我們長期對「城市」與「鄉村」抽象二分或衝突對立的迷茫。從城市到鄉村縱向延展的城鄉「連續體空間」和鄉村地域內部橫向多維結構共生的「整合型空間」來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具有重大意義。面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使命, 鄉村振興研究要有前瞻的學術自覺。一是, 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學」。鄉村振興是面向2020年、2035年和2050年的重大戰略, 對鄉村振興加以系統性、原創性、專業性、前瞻性研究具有廣闊空間, 既要超越以鄉土為視角而落腳於現代化、以鄉村為單位著眼於改造農民建設鄉村的傳統研究範式, 又要跳出以城市化和工業化改造傳統農業、引致農民終結的西式線性思維桎梏, 探索中國特色鄉村振興的理論框架、目標模式、空間格局、政策體系、實踐路徑及社會基礎, 形成中國特色鄉村振興學派。二是, 實現「三農」研究從「問題域」向「發展論」轉變。我們長期認為中國出現「城進村衰」問題的總根源, 在於城鄉二元體制下城市偏向發展戰略、市民偏向分配製度、重工業偏向產業結構加深了城鄉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離的「三分」矛盾。這種「問題域」思維極大地消解了「三農」具有的「發展性」意義。因而,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我們應以積極樂觀的態度, 把滿足億萬農民美好生活期待作為「三農」發展使命, 揭示鄉村社會蘊含的生產、生態、生活和生命邏輯, 挖掘鄉村蘊含的「經濟-社會-生態」綜合價值。三是, 加強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的銜接研究。精準脫貧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戰役, 面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鄉村振興是新時代推動「三農」工作的頂層戰略, 對標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使命。以2020年為時間節點,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 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通過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接續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將是新時代「三農」發展研究的重大課題。
作者簡介： 翟坤周, 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鄉村振興、城鄉融合和綠色治理研究。;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三農』協同發展研究」 (15BKS038)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綠色治理的機制、路徑與政策研究」 (16CKS015); 西南科技大學「龍山人才科研支持計劃」 (18LSX604);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