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大夏之間的貿易不再需要印度這個中間環節，相反，沿著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綠洲路，經大夏諸地進入印度，成為之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印貿易最主要的交通道路。中國經濟史學家傅築夫先生曾評價兩漢經營西域對於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性：「所謂通西域的絲路，實際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煙火相接的嚴密保護下才暢通無阻的。當政治的、軍事的關係溝通之後，經濟的、文化的交流便繼之而起，所以緊踏著使臣的足跡，所謂西域賈胡便蜂擁而來。」正是兩漢時期，形成了此後一千多年中國對外交往的一種模式：貢納體系及隨之產生的朝貢貿易。

公元226年，阿爾達希爾一世建立薩珊帝國，薩珊長期控制著拜占庭與東方貿易的商路，並對位於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粟特地區的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在中亞的西南邊域，印度在孔雀王朝衰亡後，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權。公元2世紀初至4世紀，以巴克特里亞（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為中心的貴霜帝國國力強盛，勢力一度擴至北印度，為這一地區創造了相對安全和穩定的政治環境，有利於長途貿易的開展。兩漢以後，中原王朝時斷時續地控制著西域，勢力回退至帕米爾以東地區。到了7世紀，唐朝重新控制帕米爾以西的河中地，並設立州府進行管理，絲綢之路貿易步入其發展的黃金時期。

茶葉傳播之路。作者/蘇惠敏，來源/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開放平台

對商旅而言，從中國出發向西行，沿著塔里木盆地邊緣的綠洲前行是最佳的選擇。塔里木盆地被北邊的天山和南部的崑崙山、興都庫什山環繞著，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游牧民族的侵入，同時沿線綠洲又能為商旅提供必要的供給和休息。天山以北的道路雖然也可稱為草原絲綢之路，但整體上容易受到游牧民族侵擾，生意人視為畏途。南邊走青藏高原更是可行性很小。

兩漢時期，經由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條線路，中國與大夏、大宛和康居之間已經形成了貿易往來。4世紀初，粟特商人已經將貿易觸角延伸到中國河西走廊一帶，形成了最初的貿易網絡。5世紀初，中亞綠洲城市的經濟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粟特地區建立了獨立的貨幣體系，城市逐步擴張；帕米爾以東的疏勒、龜茲、于闐、吐魯番的絲織業、冶鐵業等手工業發展迅速，與北朝交流增多。以粟特人為主的胡人聚落分布在絲綢之路各個綠洲城市中。7世紀中葉至8世紀中期，唐朝致力於經營中亞，在它的統治下絲綢之路貿易空前繁榮。

隋代虞弘墓圖像。漢白玉彩繪浮雕描繪了墓主夫婦在死後世界宴飲的景況。

培育經商能力從娃娃抓起

繁榮的絲路貿易離不開絲路商人的積極活動，當我們講絲綢之路貿易時，必須認識到絲綢之路東西兩個終點之間的直接交往是極少的，絲綢之路貿易往往通過絲路沿線地區的無數綠洲城市和民族的中介作用，一站一站接力式地完成。所謂的絲路貿易是由絲綢之路沿線各個民族和國家的商人組成的貿易鏈條，中原商人、西域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都曾活躍在這條主幹線上。

絲綢之路路線復原圖

在這些商人中，有一支來自中亞的胡商群體，不遠萬里，孜孜經營，從中亞到長安，他們在絲綢之路東段沿線很多重要城鎮留下了足跡，有人將其稱作東方的猶太人。這些胡商的家鄉在粟特，也稱作索格底亞那，其中心區域在澤拉夫善河與卡什卡達里亞河之間的盆地中，行政區划上屬於今天的烏茲別克和部分塔吉克領土。7世紀中葉，唐代高僧玄奘認為北到伊塞克湖、南到阿姆河的廣大區域都屬於粟特。雖然我們習慣於將其稱作粟特，但是粟特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而是典型的綠洲城邦政權。在河中地分布著幾個比較大的綠洲城邦，他們各自為政，城邦經濟的基礎是綠洲灌溉農業，但社會財富的積累則主要依靠商人的商貿活動。

中亞的粟特人正是以商業民族的身份聞名於絲綢之路，烏茲別克的第二大城市撒馬爾罕一直是絲路貿易的重鎮，唐朝時這裡被稱作康國。康國人經商能力的培育是從娃娃抓起，男孩5歲開始學讀書寫字，稍微認一點字便教他們經商之道。《唐會要》記載，康國「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男孩要學會甜言蜜語，要學會牢牢掌控錢財，追求利潤最大化。「利之所在，無所不至」一語道出為追求貿易利益，不辭勞苦奔波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粟特人在外經商的比例相當高。據阿拉伯文獻《泰伯里史》記載，阿拉伯將軍屈底波占領布哈拉綠洲的沛肯時，由於多數男子正在去往中國經商的路途中，城內只剩下老少婦孺。等到商隊回到家鄉後，這些商人和屈底波談判，拿出大筆贖金贖回妻子兒女，並立即重建家園。阿拉伯人嘗到了甜頭，706年，屈底波又一次占領沛肯，大肆劫掠財富。有一個獨眼商人請求贖出自己，他願意交出價值100萬迪爾汗的5000匹中國絲綢。能夠擁有5000匹來自中國的絲綢，這位獨眼商人來頭不小，應該屬於經營中國方向貿易的大商隊主。

公元6-8世紀，片治肯特城址的粟特壁畫，反映了粟特貴族的享樂生活，描繪有宴會、隊列出行、狩獵等場景

絲綢之路的旅程是長途而艱辛的，沙漠的威脅和盜匪的危險是絲路商人面臨的兩大難題。在長途旅程中，商人往往結伴而行，粟特胡商多是組成結構嚴謹的商隊，聽從商隊主的統一指揮。商隊規模有大有小，大型商隊可能有數百頭駱駝。駱駝是沙漠旅程時的最佳交通工具，駱駝一匹匹前後排成一列魚貫而行，每四到五匹駱駝綁在一起防止走散。產自阿富汗的雙峰駝最受商人青睞，這種雙峰駝雖然行走緩慢，但是卻擁有預知風暴和尋找水源的本領。老駱駝可以感知風沙的臨近，它們引項而鳴，然後聚在一起，把口鼻埋到沙子裡。商人見此情景，知道危險降臨，也學習駱駝的方法，用毯子護住口鼻圍坐在一起。除了駱駝，毛驢也是一種常見的馱貨工具，優點是價格便宜腳程快。至於馬，多是充當人們的坐騎，而從西域運來的好馬，也是中原人最喜愛的商品之一，到了中原往往能賣個好價錢。

唐進口商品目錄

絲織品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絲綢之路正是以中國出產的絲綢來命名。派出大量商隊前往中國貿易的粟特商人，他們從中原販賣的商品以絲綢為主。還是以前面提到的粟特的獨眼商人為例，我們已經推測他應該是一名大商隊主，財力雄厚，不過僅僅一名商隊主便能擁有 5000 段中國絲綢，再考慮到整個粟特地區大規模前往中國的商隊，可以想像粟特所能聚集的中國絲綢的數量是非常驚人的。這些絲綢除了被繼續販賣到波斯和拜占庭等地，也在粟特本土銷售。粟特貴族和富有的粟特商人衣著華貴，衣服面料是來自中國的綾羅錦緞，服飾紋樣既有唐代的團花錦紋，也有傳統的聯珠紋樣。

唐鴛鴦蓮瓣紋金碗，高5.5厘米，口徑13.5厘米，現收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最為直接的證據體現在公元7-8世紀片治肯特（今塔吉克境內）的粟特壁畫中，這些壁畫反映了粟特貴族的享樂生活，描繪有宴會、隊列出行、狩獵等場景。壁畫中有大量人物形象，其中一幅壁畫描繪來自各國的使節拜見粟特貴族的場景。位居壁畫中心位置的是來自中國的使節，攜帶著珍貴的禮物——絲綢、生絲和蠶繭。壁畫中四位中國使者攜帶的禮物全部與絲綢有關，兩匹絲綢、一段生絲、兩串蠶繭，充分說明中國的絲綢商品對粟特人的吸引力。

至於輸入中國的商品，美國學者謝弗著有一本《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列舉出寶石、香料、藥物、植物、動物等十八大類，上百種輸入唐朝的商品，幾乎無所不包。書名中的「金桃」，指的是康國向唐朝進貢的一種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謝弗正是以這個閃閃發光的金桃作為當時所有外來事物的代表和象徵。

其實，在這些舶來品中，比金桃珍貴百倍的商品不計其數。在絲路貿易中，商胡販客以使者名義前往中原是漢唐間習以為常的歷史現象。使節的貢品中既有本地土產，也有從其他地區轉運而來的商品。這些朝貢品五花八門，各類珍品、名寶、異物、奇技齊聚一堂，供皇室貴族賞玩。

各地朝貢所獻名物中，動物類有駝鳥、汗血馬、獅子、豹、五色鸚鵡、康國猧子、兩頭犬；寶石類有碧玻璃、水晶杯、瑪瑙瓶、寶香爐、白玉環、金精、火珠等；香藥類有餘甘子、質汗、千金藤、鬱金香、蛇黃、異藥、質汗、胡藥乾陀婆羅等。有異技的侏儒、胡旋女子也在貢獻之列。胡旋女子，顧名思義，擅長鬍旋舞的舞女。胡旋舞是隋唐時期從西域流傳到中原的一種異域舞蹈，頗受大眾歡迎。白居易的《胡旋女》有形象化的描述：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爭能爾不如。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詩作中提到最會跳胡旋舞的兩個人，一個是楊貴妃，一個是安祿山。貴妃善舞，不足為奇。而安祿山，貌白體肥，大腹便便，出行常需左右攙扶。但是他跳起胡旋舞來，「其疾如風」，旋轉速度非常快，是箇中高手。安祿山如此會跳胡旋舞，實際是他作為一名胡人而具有的與生俱來的才能。安祿山的出身，唐朝人說他是「營州雜種胡」，即突厥與其他胡族的混血兒，營州，在今天的遼寧朝陽。母親是一名突厥巫女，生下安祿山後嫁給一名安姓胡人，安祿山便隨他繼父的姓氏。安祿山頗通人情世故，懂胡族語言，最初做過唐朝與胡商交往的中間人，與胡商關係密切。等他手握重權，領一方藩鎮之時，搖身一變儼然成為胡商在中原的保護人。

結語

在絲綢之路貿易的鼎盛期，來往商旅不僅販賣珍寶異玩，也有一些面向普通大眾的商品，胡人奴婢、西域寶馬、琉璃器皿，雖不屬於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市場上銷路很好，是很受歡迎的商品。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積集」，特別是西市，成為胡商彙集之地。

值得重視的是，以粟特人為首的絲路商人，他們在絲綢之路東段的貿易活動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績，中國方向的粟特商隊獲得的利潤甚至足夠從阿拉伯人手中買回一座城池。但是向西面波斯、拜占庭方向的貿易則嚴重受阻。這是由於波斯嚴格控制著與中亞貿易的關口，使得絲路商人很難自主地開展貿易，因而出現粟特充當突厥的使者前往拜占庭，希望能夠越過波斯，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的事情。

大英博物館館藏的6世紀粟特錢幣

東西方向截然不同貿易狀況產生的原因，主要在於西向的波斯和東向的中國所執行貿易政策的差異。波斯在處理對外貿易時有兩個基本方式，一是禁止外國商人進入波斯中心，商人只能在限定的幾個邊境城市活動；二是積極培養自己的大商人階層，試圖壟斷生絲貿易。而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有一個共性，即在國力強盛時主動開展與周邊地區的商貿往來，隋唐時期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中國與波斯對待貿易完全不同的方式，使得絲路商人在中國有一個較好的貿易空間，也正是唐朝這種開放態勢才促成絲綢之路貿易從興盛達到繁榮階段。

絲綢之路作為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交通要道，承載著外交往來、商貿活動、宗教傳播、民族遷徙、文化交流等諸多功能。2023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他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中指出：「古絲綢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戰馬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不是堅船和利炮，而是寶船和友誼。共建『一帶一路』注重的是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幫互助走得遠，崇尚的是自己過得好、也讓別人過得好，踐行的是互聯互通、互利互惠，謀求的是共同發展、合作共贏。」

（本文作者楊潔，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7月上，原標題為《粟特胡商 東方的猶太人》，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