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章程：黃梅戲起源地考辯

該書的第一章「關於黃梅戲及其音樂的歷史沿革」中寫道：「黃梅戲是從農村中成長起來的民間小戲，史籍上找不到關於它的記載，它的發生、發展情形，很難從現成的材料中找出線索，加以肯定。」[8]

因當時條件所限，王兆乾沒有深究黃梅戲古代文獻史料，所以該書中關於黃梅戲起源的考證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信息技術發達的今天，黃梅戲相關的古籍史料陸續被發現。黃梅戲溯源，屬於文化史考證範疇，研究者理應以科學求真求實的態度，慎重探究。

遺憾的是，在該領域，有些史料被嫁接或篡改，甚至還出現了一些憑空杜撰的「史料」。這些被人為加工裁剪的偽史料，混淆視聽，甚至以訛傳訛，導致黃梅戲起源地爭議不斷，無法形成定論。

本文首先甄別出與黃梅戲溯源研究直接相關的偽史料，然後分別對「湖北黃梅說」和「安徽安慶說」所依據的核心文獻史料進行剖析，進一步為黃梅戲溯源。

《黃梅戲起源》

一、黃梅戲偽史料的甄別

黃梅戲溯源研究中，有的史料的出處被更改。學者桂靖雷的論文《黃梅採茶戲流行區域歷史文獻資料輯錄》[9]中，有段記載：「近俗以十五日為燈節，有所謂花燈者，妝飾男婦，沿門唱楊花柳曲及荷花採茶等歌，摘自光緒二年《黃梅縣誌》。」

筆者查閱了光緒二年（1876）《黃梅縣誌》，發現該志中根本沒有上述記載。進一步檢索發現，該記載的內容來源於民國十年（1921）《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風俗」篇[10]，如圖一所示。

民國十年（1921年）《湖北通志》中關於採茶的記載（紅色框內部分）

光緒二年（1876）《黃梅縣誌》卷六「風俗」中，有「上元夕張燈」的記載[11]，但沒有採茶演藝的內容。

黃梅戲溯源研究中，有的史料的內容被修改並添加了新內容。1991年，學者桂遇秋，從清代江西文人何元炳的詩集《焦桐別墅詩草》中，找了一首採茶詩：「揀得新茶綺綠窗,下河調子賽無雙。如今不唱江南曲,都作黃梅縣裡腔。」[12]

筆者查閱了何元炳的《焦桐別墅詩草》詩集，並獲得了記載有「都作黃梅縣裡腔」頁面的照片，如圖所示。

清代何元炳卷四首頁和第六頁《採茶曲》拍照件（源自江西省圖書館）

該詩是詩集的卷四中七言絕組詩《採茶曲》中的第六首。對照圖二和桂遇秋論文中的詩句，不難發現，桂遇秋作了三處改動：

1）第一句的「倚綠窗」被改為「綺綠窗」；2）第三句的「如何」被改為「如今」；3）添加了「下河調（黃梅腔）標題」。「倚」變成「綺」也可能是因為排版錯誤，但另外兩處的改動是無疑的。

桂遇秋的論文中，在何元炳詩作的基礎上「創作」了新詩《下河調（黃梅腔）》，並認定詩中的「下河調」為劇種名並等同於黃梅腔，試圖證明清同治年間黃梅採茶戲已存在，並已在贛東北地區傳播[13]。

結合《採茶曲》組詩的最後一句「預祝蒙山嶺上春」的「蒙山」以及詩中「江南」等地理信息，又因為何元炳是江西人，我們可以推斷，該詩是何元炳在江西「蒙山」（在新余市和宜春市之間）一帶旅遊時，聽到了「揀得新茶」的茶農演唱採茶歌后所作。

由於新余和宜春地處贛江下游，詩中「下河調子」可能是贛江下游的調子。同處贛江下游的南昌市新建縣，至今還保留了採茶戲中的下河調[14]。「都作黃梅縣裡腔」，可能是因為，何元炳當時遇見了很多從湖北黃梅縣來江西「蒙山」一帶務工的茶農，這些茶農都演唱著黃梅縣的採茶歌。

值得注意的是，茶山上的採茶歌不是採茶戲，而且該詩與安徽無關[15]。

《採茶戲研究》

2009年，學者桂也丹未作深究，直接引用桂遇秋的新詩，並聲稱「這首詩為後人研究黃梅戲的歷史淵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證」[16]。這樣的引用和推論，實為以訛傳訛。

黃梅戲溯源研究中, 還出現了憑空杜撰的偽史料。學者屈桂春在論文《黃梅戲由鄂入皖原因探析》中寫道：「據清《黃梅縣誌》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湖北黃梅 『洪水橫溢，江堤盡潰，災民眾出』。」[17]

筆者查閱了清光緒二年（1876）《黃梅縣誌》卷三十七「祥異」篇[18]，發現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黃梅縣既沒有發生水災，也沒有發生旱災，如圖所示。

清光緒二年《黃梅縣誌》卷三十七「祥異」第四頁

而且，記錄了清乾隆年間「祥異」的兩部《黃梅縣誌》（乾隆五十四年和光緒二年）中，都沒有「洪水橫溢，江堤盡潰，災民眾出」的記載。

從圖還可以看出，乾隆五十年（1785年），黃梅縣大旱；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黃梅縣既沒有大水，也沒有大旱。因此，乾隆五十年和五十一年黃梅縣發大水的「傳說」[19][20]，與清道光二年《黃梅縣誌》上的記載相悖。

安徽宿松縣，與湖北黃梅縣接壤，但相對於黃梅縣，地處長江下游。從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宿松縣發生水災20次，黃梅縣發生水災19次，黃梅縣發生水災的同時，宿松縣也發生水災[21]。如果黃梅縣災民要逃往安慶地區，宿松縣是必經之地，所以，「大水衝來了黃梅戲」，是水話。[22]

以上甄別出的偽史料，如不深究，不容易被發現。在此逐一列出，供研究人員參考，希望能引起戲曲研究專家們的重視。

二、「湖北黃梅說」史料證據的剖析

「湖北黃梅說」的主要論點是：清乾隆年間，黃梅縣水災頻發，逃水荒的災民來到安徽安慶地區，用賣唱的方式乞討為生。安慶地區的藝人們，在黃梅縣災民傳來的採茶歌的基礎上，發展了黃梅調劇種。

上文所述的偽史料均與「湖北黃梅說」有關，第三個偽史料已經否定了「湖北黃梅說」。為了慎重起見，下面進一步對「湖北黃梅說」依據的核心文獻史料進行剖析。

《黃梅戲史話》

道光九年（1829）別齊霖有一首竹枝詞：「多雲山上稻蓀多，太白湖中魚雲波。相約今年酬社主，村村齊唱採茶歌。— 邑喜采本縣近事，附會其詞，演唱採茶歌。」[23] 筆者已考證，此詩無誤。

道光元年（1821）《天門縣誌》卷之十九「選舉」中記載道：「別文榽，號齊霖，拔貢，黃梅訓導，河南內黃縣知縣」[24]。該詩中的「社主」與何元炳《採茶曲》的第一句詩中的「社公社母」（見上圖）應該是一個意思。

眾所周知，採茶歌與「以歌舞演故事」的採茶戲有著本質的區別[25][26]。在清代，採茶戲是遭官方禁演的淫戲。當年在黃梅縣任訓導的別齊霖，是不可能讚頌採茶戲的。

然而，採茶歌屬於民歌範疇，自古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27]。詩中「酬社主」方式是唱採茶歌而不是唱採茶戲。「村村齊唱採茶歌」只能說明，清代黃梅縣採茶歌盛行。但是，從採茶歌到採茶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清代同治年間何元炳的「都作黃梅縣裡腔」詩句，也被當作「湖北黃梅說」的一個史料依據。實際上，如上文所述，該詩只能作為江西「蒙山」一帶茶山上有過黃梅縣茶歌演唱的證明。

《贛南民歌與採茶曲牌研究》

茶山上的茶歌，是茶農在勞動過程中或休息時，為了解乏而演唱的山歌,而不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採茶戲。桂遇秋的「茶山上相互競唱採茶戲」的觀點[28]，存在概念性的錯誤。因此，這首詩不能作為清代同治年間黃梅縣存在採茶戲的證明。

眾所周知，全國各地產茶的地區都有採茶歌。清雍正七年（1729）《六安州志》卷之四「山川」中，收錄了順治年間進士徐致覺的一首詩：「 …… 竹箭萬竿非渭水，村墟一帶盡流沙。風光只有春三月，處處山頭唱採茶」。[29]安徽六安的「處處山頭唱採茶」、湖北黃梅的「村村齊唱採茶歌」和「都作黃梅縣裡腔」，說的只是採茶歌，而不是採茶戲，都不能作為黃梅戲起源地的依據。

民國十年（1921年）《宿松縣誌》中的關於黃梅縣採茶戲的最早記載，也常被當作「湖北黃梅說」的一個史料依據。

該志卷十九「實業」中記載道：「邑境西南，與黃梅接壤，梅俗好演採茶小戲，亦稱黃梅戲，其實則為誨淫之劇品。邑青年子弟，當逢場作戲時，亦或有習之者然」[30]。該記載中的「黃梅戲」，只是黃梅縣「採茶小戲」的簡稱而已，而不是當時的安徽黃梅調。

民國考古學家程演生在《皖優譜》（1939年）中「（黃梅調）他省無此戲也」的表述[31]，以及音樂家王民基在《黃梅採茶戲唱腔集》（1959年）中「黃梅採茶戲是我省優秀地方戲劇種之一……目前為了滿足社會需要，演出移植了很多劇目，唱安徽黃梅調」的記載[32]，表明黃梅採茶戲與安徽黃梅調是兩個不同的劇種。

《皖優譜》

相對於安徽黃梅調，黃梅縣採茶戲的最早記載晚了42年，所以1921年《宿松縣誌》中的記載不能作為安徽黃梅調的起源依據。

綜上所述，在安徽黃梅調被《申報》最先報道的1879年之前，史料中未見有黃梅縣採茶戲的記載。清乾隆年間黃梅縣災民向安慶地區傳播採茶歌的說法，與官方誌書上的水災記錄相悖。

全國各地產茶的地區都有採茶歌，清代詩歌中有關黃梅縣採茶歌的記載，僅為黃梅縣在清代有採茶歌演唱的證明。採茶歌與「以歌舞演故事」為特徵的採茶戲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建立在部分偽史料基礎上的「湖北黃梅說」不能成立。

三、「安徽安慶說」史料證據剖析

黃梅戲是用安慶方言演唱的安徽省地方劇種，是從安徽走向全國的。這是不爭的事實。黃梅戲研究者王秋貴等通過田野調查發現,黃梅戲的聲腔以安慶民歌為基調,黃梅戲吸收的不少民歌早在黃梅戲誕生之前就已經在安慶地區流行[33]。

《安慶黃梅戲》

黃梅戲是否起源於安慶，還需要可靠的古籍史料支撐才能予以澄清。下面對「安徽安慶說」依據的主要史料證進行剖析。

安慶地區自古文化底蘊深厚，詩歌戲曲歷史悠久。安慶地區的潛山市和懷寧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的故事發生地。「孔雀東南飛傳說」於2014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余闕在《城隍廟碑記》中有「吹簫伐鼓，張百戲」的記載[34] 。

在安慶地區，茶業自古興盛。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安慶府志》卷之五「物產」記載道：「茶，六邑俱有，以桐之龍山、潛之閔山者為最。」[35] 唐代詩人薛能有詩作《謝劉相公寄天柱茶》，讚美舒州天柱茶[36]。安慶地區在唐代為舒州，州治在現在的潛山市。

在安徽大別山區和皖南山區，採茶歌豐盛，在採茶季節，茶山上茶歌四起[37]。另外，在清代，安慶地區還流行「樵歌」和「田歌」。

清康熙二十二（1682年）《桐城縣誌》卷之八「藝文」中收錄了張驊的詩作《桐梓晴嵐（桐山八景）》，其中寫道：「樵歌遠間田歌岀，潭影常澄嵐影明」[38]。

清道光五年（1825年）《懷寧縣誌》卷之九「風俗」中記載道：「每播種之時，主伯亞旅，一人發聲，眾耦齊和，長吟曼引，比興雜陳，因聲尋義，宛然竹枝，至治之象，溢於隴畝」。[39] 「一人發聲，眾耦齊和」與早期黃梅戲「一唱眾和」的演唱形式是一致的。

《湯顯祖集全編》

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說:「至嘉靖,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40]。明嘉靖年間，江西弋陽腔，在與安慶僅有一江之隔的青陽縣，演變成青陽腔。青陽腔對黃梅戲的誕生起到了哺育作用。

早期黃梅戲的「一唱眾和、僅用鑼鼓伴奏」的特徵，以及《天仙配》等傳統劇目，是從安徽青陽腔繼承和移植過來的[41]。黃梅戲初創時期，在劇目、班社、演員、語言特徵等方面,深受潛山彈腔的影響[42]。

清康熙六十年（1721）《安慶府志》卷之六「風俗」中記載道：「元宵街市，懸放花燈，其名有鰲山、走馬之類，又制為龍燈，長數丈，明炬環繞，或裝俳優假面之戲。」[43] 現今的貴池儺戲，也是一種「俳優假面之戲」。王兆干發現，貴池儺戲中的儺腔，以唱採茶歌為主。[44]

清道光五年（1825）《懷寧縣誌》卷之九「風俗」中記載道：「自人日至元夕，鄉中無夜無燈，或龍、或獅、或採茶、或走馬......」[45]。元宵（元夕）燈會上的採茶表演，比較接近「以歌舞演故事」的採茶戲，與茶山的「採茶歌」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清代，安慶同為安徽省、安慶府和懷寧縣的政府所在地。

清道光八年（1828）《宿松縣誌》卷二「風俗」中記載道：「十月立冬後,上冢增土,始修築塘堰.是月,樹麥已畢,農功寢息,報賽漸興,吹豳擊鼓,近或雜以新聲,溺情惑志,號日採茶，長老擯斥，亦絀鄭之意雲」[46]。「溺情惑志」和「長老擯斥」，說明道光年間宿松縣的採茶演藝，有故事的表演，與「以歌舞演故事」為特徵的採茶戲比較接近。

《歷史·構成·現狀黃梅戲的親緣劇種》

最早記載黃梅戲的文獻是，清光緒五年（1879）10月14日上海《申報》第 2 版上篇名為《黃梅淫戲》的一則報道[47]：「皖省北關外，每年有演唱黃梅調小戲者，一班有二十餘人，並無新奇足以動人耳目。惟正戲後總有一、二出小戲，花旦、小丑演出百般醜態，與江省之花鼓戲無甚差別。少年子弟及鄉僻婦女皆喜聽之，傷風敗俗莫此為甚。… 屢經地方官示禁，終不能絕。刻下已屆秋成，又將復熾，有地方之責者宜禁之於早也。」

皖省北是指當時的安徽省省會安慶。「每年」表示黃梅調在安慶關外已演多年。因為有「正戲」和「小戲」之分，有「花旦」和「小丑」之分，一個戲班有二十餘人，所以，黃梅調在1879年已是正規劇種。

清光緒年間，安徽潛山文人王浣溪的「觀戲詩」的詩序中寫道：「采籃戲所演故事，本屬無稽，然聲雖淫，而事有近正者，因戲系以詩焉」。[48]

該史料表明，在安徽潛山一帶，在清末所演的「淫戲」被稱為「采籃戲」。該「觀戲詩」中所述內容，與《桐城奇案》、《天仙配》、《羅帕記》、《雙合鏡》和《山伯訪友》等黃梅戲傳統劇目的內容接近，表明潛山一帶的「采籃戲」的大戲在清末已經定型、成熟。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3月13日，上海《申報》上記載了九江府治門外「淫戲惑人」一事：「九江小東門岳師門外一帶，近有游棍於每晚二更後演唱採茶戲……」。[49]值得注意的是，清末與湖北黃梅縣僅有一江之隔的九江一帶的「淫戲」被稱為「採茶戲」，而不是「黃梅調」。因此，「黃梅調」或「黃梅淫戲」是清末安慶懷寧一帶的「淫戲」的特定稱謂。

1917年2月10日，《民國日報》第8版「安慶·省門採風錄」中記載道：「北門外火藥庫旁，有汪家庭汪家興等，於夏曆十一夜邀集多人演唱黃梅戲……」[50] 該報道，最先直接使用了「黃梅戲」一詞來描述安慶一帶的戲曲活動。

程演生

民國考古學家程演生，研究了民國時期黃梅調的分布情況和屬性，在其專著《皖優譜》（1938年）中記載道：「今皖上各地鄉村中，江以南亦有之，有所謂草台小戲者，所唱皆黃梅調。戲極淫靡, 演來頗窮形盡相,鄉民及游手子弟莫不樂觀之。但不用以酬神,官中往往嚴禁搬演,他省無此戲也。」[51] 可見，民國時期黃梅調主要分別在安慶地區和安徽省的江南地區。

程演生，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編輯、安徽大學校長和安徽通志館副館長，精通戲曲，治學嚴謹，肯定不會是出於功利的目的，把戲極淫靡並且遭官方禁演的黃梅調劇種，說成是安徽省獨有的（「他省無此戲也」）。

因為清代安慶地區的黃梅調「傷風敗俗」且「戲極淫靡」，所以1879年《申報》上稱黃梅調為「黃梅淫戲」。

在清代，起源於民間歌舞的並且遭官方禁演的「淫戲」劇種有很多，如倒七戲（安徽廬劇的前身）、採茶戲、花鼓戲和三角班等。這些劇種都不是用地名來命名的，其原因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有關。

安慶的黃梅調和湖北省黃梅縣碰巧同名，但不能僅根據「黃梅」二字，來推斷黃梅戲的起源地為黃梅縣。在黃梅調被上海申報首次報道的1879年之前，安慶地區就已經將「黃梅」二字用于山名和庵名。

清康熙六十年(1721）《安慶府志》卷之二「山川」中記載道：「黃梅山，西北四十里，深郁，多杉木、修竹」；卷之四「寺觀」中記載道：「黃梅菴，在石鏡山，邑人阮堅之，建石濮閣。」[52] 黃梅山和黃梅庵都在安慶市懷寧縣。

《中國戲曲志.安徽卷.安慶分卷》(初審稿)

在安慶地區，除了黃梅戲外，還有文南詞、牛燈戲和五猖戲等劇種[53][54] ；在黃梅縣，有採茶戲和文曲戲等戲曲劇種[55]。可見，這些古代劇種都沒有用地名命名。

最近，筆者考證發現：清末潛山采籃戲和懷寧黃梅調是親緣劇種，黃梅調的最早發現地（「皖省北關外」）與懷寧黃梅山相距僅10公里左右；潛山采籃戲史料的發現不僅否定了「黃梅季節說」和「湖北黃梅逃荒說」，清末黃梅調因懷寧黃梅山而得名。[56]

綜上所述，安徽安慶，清代的官方誌書中，不僅有「俳優假面之戲」的記載，還有接近「以歌舞演故事」的採茶演藝風俗的記載。早期的黃梅戲，繼承了安徽青陽腔的「一唱眾和、僅用鑼鼓伴奏」的特徵和劇本。

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報》上最先報道的安徽黃梅調，當時已經是正規劇種。清道光《懷寧縣誌》中「一人發聲，眾耦齊和」的田歌演唱風格，與早期黃梅戲「一唱眾和」的特徵相吻合。至今尚未找到，1879年前黃梅調從外地傳入安慶的史料記載。因此，黃梅戲的起源地應該是安慶。

《黃梅戲傳播形態研究》

四、總結

以科學求真求實的態度，我們深度剖析了黃梅戲起源相關的文獻史料，甄別出了黃梅戲溯源研究中出現的被嫁接、篡改和杜撰的偽史料。這些偽史料，均與「湖北黃梅說」直接相關，長期誤導了黃梅戲歷史的考證工作。學界應該對這些偽史料予以足夠的重視。

1879年《申報》上最先報道的安慶「黃梅淫戲」（黃梅調），當時已是正規劇種，一直延續至今。1879年前的文獻史料中，未見黃梅縣有採茶戲的記載。清乾隆年間湖北黃梅縣災民向安慶地區傳播採茶調的說法，與清代《黃梅縣誌》和《宿松縣誌》中的水災記錄相悖。因此，建立在部分偽史料基礎上的「湖北黃梅說」不能成立。

早期黃梅戲繼承了安徽青陽腔的「一唱眾和，僅用鑼鼓伴奏」的特徵和劇本，清道光五年（1825）《懷寧縣誌》和道光八年（1828）《宿松縣誌》中有接近採茶戲的演藝風俗的記載。

《黃梅戲的跨文化互動與傳播》

在清代，「黃梅調」是安慶懷寧一帶「淫戲」的特定稱謂。至今尚未發現，1879年前從外地向安慶地區傳入黃梅調的史料記載。因此，認定安慶地區為黃梅戲的起源地，更加符合歷史事實，更加科學。

注釋：

[1] 《黃梅淫戲》，《申報》光緒五年（1879年）10月14日第2版。

[2] 張銳：《學習民間音樂的日記-安徽「黃梅調」部分》，《人民音樂》1954年第2期。

[3] 嚴風英：《我演七仙女》，《中國電影》1956年第S3期。

[4] 張賀：《黃梅戲起源有新說》，《人民日報》2017年01月12日第19版。

[5] 安慶市黃梅戲劇院：《黃梅戲起源》，中國戲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6-422頁。

[6] 屈桂春：《黃梅戲由鄂入皖原因探析》，《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7] 桂也丹：《清歌妙舞源遠流長—黃梅戲溯源》，《戲劇之家》2009年第1期，第42頁。

[8] 王兆干《黃梅戲音樂》，安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頁。

[9] 桂靖雷：《黃梅採茶戲流行區域歷史文獻資料輯錄》，《湖北文史資料》1996年第2期。

[10] 呂調元、劉承恩修，張仲炘、楊承禧纂，《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風俗」，民國十年（1921）刻本，第四十四頁。

[11] （清）覃瀚元、袁瓚修，宛名昌等纂，《黃梅縣誌》卷六，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二頁。

[12] 桂遇秋：《採茶詩句賦黃梅——何元炳的<下河調>茶詩小釋》,《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

[13] 桂遇秋：《採茶詩句賦黃梅——何元炳的<下河調>茶詩小釋》,《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

[14] 蔡穎輝：《呵護獨特戲曲之花 唱響昌邑「下河調」》,《江西日報》 2018年4月18日第C02版。

[15] 徐章程、鄒文棟：《清代何元炳<採茶曲>新考》，《農業考古》2023年第2期。

[16] 桂也丹：《清歌妙舞源遠流長——黃梅戲溯源》，《戲劇之家》2009年第1期。

[17] 屈桂春：《黃梅戲由鄂入皖原因探析》，《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18] 覃瀚元、袁瓚修，宛名昌等纂，《黃梅縣誌》卷三十七，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四頁。

[19] 王長安：《黃梅戲歷史與現狀之思考》，《戲曲研究》2008年第2期。

[20] 陸洪非：《黃梅戲源流》，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1 頁。

[21] 王秋貴：《大水衝來了黃梅戲？》，《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3期。

[22] 昭夫：《黃梅戲源於黃梅是「水」話》，《黃梅戲藝術》2007年第4期。

[23] 桂靖雷：《黃梅採茶戲流行區域歷史文獻資料輯錄》，《湖北文史資料》1996年第2期。

[24] （清）王希琮修篡，《天門縣誌》卷之十九，道光元年（1821）尊經閣藏板，第三十六頁。

[25] 劉文峰：《以歌舞演故事——簡論王國維對戲曲基本特徵的認識及意義》，《戲曲研究》1998年第1期。

[26] 許暢、李海萌：《採茶與採茶戲關係之研究》，《當代音樂》第2017年第3期。

[27] 王秋貴：《採茶的足跡》，《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

[28] 桂遇秋：《採茶詩句賦黃梅—何元炳的<下河調>茶詩小釋》,《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

[29] 李懋仁纂修，《六安州志》卷之四「山川」，清雍正七年（1729）刻本，第四頁。

[30] 俞慶瀾、劉昂修，張燦奎等篡，《宿松縣誌》卷十九，民國十年（1921）木活字本，第六頁。

[31] 天柱外史氏(程演生)：《皖優譜》，《世界書局》1939版，第八頁。

[32] 時白林《黃梅戲音樂概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33] 張賀《黃梅戲起源有新說》，《人民日報》2017年01月12日第19版。

[34] （清）張楷篡修，《安慶府志》卷之二十六「碑記」，清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第十七頁。

[35] （清）姚琅修,陳焯纂，《安慶府志》卷之五，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刻本，第十三頁。

[36] 錢時霖：《薛能與茶》，《福建茶葉》1988年第3期。

[37] 徐章程：《安徽黃梅調源於黃梅時節採茶調》，《黃梅戲藝術》2021年第4期。

[38] 胡必選，王凝命，《桐城縣誌》卷之八「藝文」，清康熙二十二年増刻抄本，第十頁。

[39] 王毓芳等修，江爾維等纂，《懷寧縣誌》卷之九「風俗」，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第十頁。

[40] 蘇子裕：《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解讀》，《中華戲曲》2004年第1期。

[41] 王兆干：《淺談青陽腔對黃梅戲及其親緣劇種的影響》，《黃梅戲藝術》1982年第2期。

[42] 鮑紅：《黃梅戲初創時期對潛山彈腔的吸收和借鑑》，《戲曲藝術》2022年第4期。

[43] （清）張楷篡修，《安慶府志》卷之二十六，清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第五十一頁。

[44] 王兆干：《燈·燈會·燈戲》，《黃梅戲藝術》1992年第1期。

[45] （清）王毓芳等修，江爾維等纂，《懷寧縣誌》卷之九，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第八頁。

[46] （清）鄔正階纂修，鄭敦亮續修，《宿松縣誌》卷二，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第三十四頁。

[47] 《黃梅淫戲》，《申報》1879年10月14日第2版。

[48] 汪同元：《晚清文人王浣溪采籃戲詩四首小考》,《黃梅戲藝術》1987年第4期。

[49] 《淫戲惑人》，《申報》光緒十三年（1887年）3月13日第12版。

[50] 《安慶省門採風錄》，《民國日報》1917年2月10日第8版。

[51] 天柱外史氏(程演生)：《皖優譜》，《世界書局》1939版，第八頁。

[52] （清）張楷篡修，《安慶府志》，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卷之二，第二十九頁;卷之四，第九十四頁。

[53] 安徽省非遺保護中心：《文南詞》，《江淮文史》2020第5期。

[54] 王瑩、周冠安、王夔：《安慶懷寧地區稀見戲曲劇種調查報告——以牛燈戲、五猖戲為例》，《戲劇文學》2012年第8期。

[55] 桂遇秋：《文曲坐唱發微》，《黃岡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第1期。

[56] 徐章程：《安徽黃梅調劇種名稱考辨》，《中國戲劇》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