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穎：論吳敬梓以「師恩年誼」關係結構《儒林外史》

此外，因鄉試和會試層級不同，又有了鄉試座師和會試座師以及鄉試房師和會試房師之分。

這些師生關係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它們直接關係著考生的科舉功名，而明代科舉考試競爭空前激烈，考生被錄取的幾率很小，如歸有光雖「九歲能屬文」[5]，於「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卻「八上春官不第」，在「四十四年始成進士」[6]。

座主與門生關係一旦確立，便會在士人求取科名的過程中持續發揮作用，譬如會試能否通過，決定著士子是否有資格參加殿試，所以鄉試座主一般都會為門生積極延譽，以助推其會試中式，如馬孟禎「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考官葉向高奇之，為延譽，聲名大振，明年成進士」[7]。可以說正是科名榮譽，推動著考中舉人、進士的士子感激座師和房師的知遇之恩。

同時，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詔，「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8],自此之後，科舉功名便與士人的仕途遭際密切關聯起來。

《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

這意味著士子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場後，也會對拔取自己的座主心懷感恩，如萬曆二年(1574)狀元孫繼皋，在給其會試座師陳蕖的信中這樣寫道：「飲水則思源，依木則思蔭；一冠一組，安所非老師賜也。」[9]

在明代的科舉考試體系中，四級考試是緊密相聯的整體，科考雖開設最晚，但也至關重要，因為它決定著士子是否有資格參加鄉試。自正統九年(1444)起，科考便是明代士子科名的起點，也是他們日後走仕途入官場的根本，所以被拔取的生員自然會對科考座主——主持各級科考的知縣、知府，尤其提學心懷感激。

在科舉社會中，同年關係與座主門生關係一樣源遠流長，由顧炎武提出的「今人以同舉為同年」[10]可知，明清時期同年關係形成的唯一前提是在科舉考試中同年登榜。

儘管因科舉考試競爭激烈，士人考中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一旦登榜，便與榜上其他所有士子皆是同年，其數量也遠超座師和房師的人數。科舉不斷發展，同年之義也隨之豐富，所以「又有序先後同年者」[11]，這更擴大了同年關係的覆蓋面。

同年之間的情誼首先源於科考不易的現實，一同登科的考試結果不僅讓士子自身得償所願，也讓他們因經歷相似而產生情感共鳴。同時，科舉考試是分層級的，舉人和進士都不是科舉功名的最高點，一般情況下士人都會參加接下來的會試或殿試。

因此，他們不僅在考中後的同年會上，也會在為接下來的會試或殿試備考過程中，有意願也有機會以文會友、互相切磋，這無疑會增進他們的同年情誼。也因自洪武三年(1370)起「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12],考中舉人和進士的士子便能很自然地成為官場中的一分子，而他們的同年情誼也會隨之延續到官場，轉化為利益關係並發揮作用。

《明史》

在明代如果不是由科舉出身進入仕途，缺少這種科舉制度上的同年關係，便「自然在人際關係上要比科舉出身者小得多」[13]，而往往在仕途上難以顯達，這便推動著科舉中人更加珍視同年之誼。

二、主體追求：吳敬梓的史學涵養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古人素來重史——「善惡書於史書，毀譽流於千載」[14] ，進而形成了「史貴於文」的文學價值觀。因此所有著書者的最高目標便是其作品被稱為「史」，小說家亦莫能外。

那麼，好為稗說且以稗說傳的吳敬梓書寫《儒林外史》是否也是出於史心呢？我們可以從吳敬梓的史學涵養和追求方面進行考察，以推求吳敬梓的創作初心。

身為「家聲科第從來美」[15]的全椒吳氏後人，在「專儲制舉才」[16]的「父師訓」影響下，吳敬梓雖秉承了父祖的「授書志」，一度奮發於制舉，但其知識儲備卻不局限於八股制義，自幼博覽群書的他具有相當完備的知識結構。

吳敬梓塑像

這也是吳敬梓頗為自詡之處，從其詩詞中可窺知一二：「辛苦青箱業，傳家只賜書」，「無聊愛墳籍，詎敢說書淫」[17]。

而在《移家賦》中，他更是坦言自己自少年時代起便養成了熱愛讀書、鍛鍊寫作的良好習慣：「梓少有六甲之誦，長於四海之心」，「熏爐茗碗，藥臼霜砧，竟希酒聖，聊托書淫，旬鍛季煉，月弄風吟」[18]，極力宣揚自己不同於一般世家子弟的追求。

吳敬梓孜孜矻矻地「笙簧六藝，漁獵百家」[19]，得益於此，在「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20]的情況下，他猶能驕傲地說「獨文梓也」[21]。這絕非吳敬梓的自矜之辭，從親友對他的評價中便可見出。

唐時琳在為《文木山房集》作序時稱讚吳敬梓「研究六籍之文，發為光怪，俾後人收而寶之」[22],而唐時琳也正是由於深信吳敬梓學優才贍而薦舉他參加博學鴻詞科的；程晉芳因族伯祖麗山先生與吳敬梓有姻連，且族祖綿莊與吳敬梓為至契，而對吳敬梓的個人經歷及治學追求十分了解：「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23]，他雖因吳敬梓以稗說傳而深感遺憾，但仍對吳氏的學養給予了客觀的定位，指出「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24]；吳敬梓廣博的知識也曾得其堂兄吳檠激賞：「何物少年志卓犖，涉獵群經諸史函」[25]，這與金榘對吳敬梓的描述若合符契：「見爾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窺密函。不隨群兒作嬉戲，屏居一室同僧庵。從茲便墮綺語障，吐絲自縛真如蠶」[26]；寧楷與吳敬梓「交稱密契」，曾言：「贈君方欲注《雲笈七籤》，未果」[27]，「贈君方著《史漢記疑》，未畢。[28]」可見，吳敬梓知識結構之全面是親友公認的。

眾人對吳敬梓才華的揄揚亦非虛譽，《移家賦》的用典情況便是明證。《移家賦》是吳敬梓用賦體寫就的家族史和自敘傳，因其高度重視，用力甚深，自然是彰顯吳敬梓詩賦成就的代表作。

《吳敬梓集系年校注》

爬梳《移家賦》的用典情況便可對吳敬梓的知識結構有一個基本了解。「孝」是吳敬梓先人代代承傳的家庭傳統，從吳謙起吳氏一族便「講孝友於家庭」，但「君子之澤，斬於五世」，面對今昔對比的巨大落差，吳敬梓滿懷崇敬地追述其嗣父吳霖起[29]的孝行。

在這段敘述中，用典共計19處：其中源自「十三經」的有4處，源自「二十四史」的有8處，源自先秦諸子的有4處，源自漢唐著作的有3處。

綜上可見吳敬梓知識面之廣，而由12／19的比例可知吳敬梓經史功底了得，這是四位親友評價皆曾論及之處，也是吳敬梓的畢生追求：「三十諸生成底用，賺虛名、浪說攻經史」[30]，雖是失志抑鬱之辭，仍可見其對經史尤為重視。程晉芳所謂吳敬梓「晚年亦好治經」是僅就其治經成果《文木山房詩說》而言的，事實上吳敬梓少治《毛詩》並終生治經。

這得益於全椒吳氏研治《詩經》的家庭傳統：其高祖吳沛著有《詩經心解》，曾祖輩吳國鼎著有《詩經講義》、吳國縉著有《詩韻正》。但如同其叔祖吳晟著有《洪範辯證》及《周易心解》一樣，吳敬梓治經也不局限於《詩經》，而對儒家「十三經」皆有研讀。

《吳敬梓詩傳》，李漢秋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此外，吳敬梓的治經範圍還突破了儒家一家，他對道家經典《莊子》也頗為熟習，僅在《移家賦》中就六用其典[31]。與此相關，吳敬梓對道教典籍亦頗感興趣，對《雲笈七籤》尤為精熟，在《移家賦》中曾三用其典[32]，與寧楷所言一致。

寧楷的自注不僅證實了吳敬梓治經範圍之廣，而且說明了吳敬梓於「史漢」用力甚深，在《移家賦》中吳敬梓就常用其文其典。

梳理《移家賦》的用典情況，不難發現吳敬梓所用史籍文典除源自「史漢」外，還包括《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明史》等正史 ，18／24的比例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吳敬梓確曾潛心攻史。

吳敬梓還深諳《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史書，在《移家賦》亦曾數用其典，茲不詳述。

吳敬梓對《東觀漢記》《九國志》也有所涉獵：「白衣尚書」即用東漢章帝時期人們對鄭鈞的稱謂，而「彼錢癖與寶精」中的「寶精」正源自後蜀善相者對王處回的指稱。

如果說吳敬梓治經有家庭傳統的影響，那麼攻史則與大環境有關。所謂的大環境既是指中國自古重史的文化傳統，又是指吳敬梓所處的特殊時代。

第一個方面是共識，茲不贅述。第二個方面的影響是更為直接且有力的，更需關注。胡適先生指出「看我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干、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33]，並再次臚列了學問、文學兩方面逝去和未起大師的姓名。

《中國舊小說考證》

筆者按照胡適先生的思路重讀了其《吳敬梓年譜》一文，整理了相關史學家的生卒情況，發現當吳敬梓出生時，黃宗羲、顧炎武已去世多年，而其青少年時期，參與纂修《明史》的萬斯同、尤侗、朱彝尊、毛奇齡等人在一七〇二至一七一六年間先後謝世，參與修纂《清統一志》的閻若璩也於一七〇四年逝世；史學家全祖望在吳敬梓五歲時才出生，而章學誠出生時吳敬梓已三十八歲了。

胡適先生所謂的「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34]是就經學、史學和文學整體而言，單就史學而論其斷檔尤甚。明乎此，我們也便懂得了吳敬梓於史孜孜以求的動因，更理解了其以《外史》紀儒林的史心。

此外，從更為現實的角度考量，吳敬梓也會有意識地研讀史書。清代科舉考試除經學還涵蓋史學，如乾隆元年的博學鴻詞科考試便有《史論問》這一策題，此次考試吳敬梓雖止步於南京，但為了應試他事先當有準備。

當然，這種準備應是長期的，而非臨時突擊。這既是由史學本身的難度決定的，又與清代「科舉考試大綱」的規定密不可分，乾隆元年曾明確規定鄉試、會試策題必詳引《通鑑綱目》中的事實和人物，敘述歷代的制度沿革。

程十發繪吳敬梓像

吳敬梓歷康雍乾三朝，於康熙五十九年中秀才，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後便不再參加鄉試。僅從對修纂《明史》的態度看，便可知除晚年康熙秉持歷史虛無主義外，三位皇帝整體上都重史，這自然對科舉考試的內容有重要影響，而主要參加雍正朝鄉試的吳敬梓為了博取功名自然會潛心攻史。概言之，主觀追求和客觀需要合力促使吳敬梓用心於史。

三、客體呈現：寫史意識下的小說創作

欲為儒林寫「外史」的小說家吳敬梓，用「敘述一再告訴我們，輿論和人際網絡的力量遠遠大於任何個人」[35]，對生存在科舉社會的儒林中人來說，師恩年誼在他們的人際關係網絡里，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這也正是吳敬梓用以實現小說人物空間轉換、結構《儒林外史》的敘述動力之一。

明代「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而「科舉必由學校」[36]，可見科舉制度與學校教育密切相關，其中存在著多重人際關係——師生關係、同學關係、同年關係，而師生關係、同年關係在《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37]中得到了充分應用，成為吳敬梓結構小說部分章回的隱性線索。

自唐朝實行科舉考試起，「凡鄉、會試同科取中者曰同年」[38]，指在鄉試、會試中同科登榜的考生之間形成的人際關係，這種科舉關係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師生關係則需從兩個角度考量，即教育和科舉考試兩個層面。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

就教育層面而言，具體可分為官學和私學。官學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39]，私學主要是指鄉鎮塾館。由此產生了兩類師生關係，即學師與門生、業師與門生，而業師則包括蒙師與經師兩種[40]。這兩類師生關係在《儒林外史》前二十回中皆有表現，但並不多見。同時，它們雖有利於塑造人物性格，卻難以獨立支撐小說結構。

真正承擔結構功能的是科舉考試層面的師生關係。所謂「師」總分為兩類：「親受指示講讀者為受業師，入學及中舉、中進士、複試、殿試、朝考閱卷者為受知師」[41]，這意味著隨著科舉考試範圍的擴大，科舉關係中的師生關係也得到了延展。

「受知師」正源於科場知遇，即前述「座師」，而「座師門生之誼自唐而重」，至明朝「鄉會坐主亦如之」[42]。受此影響又產生了一種「拜老師」的風氣，「提調官與弟子員之間的關係，已漸漸被師生關係所取代。

生員對提調官，已不口稱『老大人』，而是稱『老師』」，「雖名為拜師，其意卻不在送文請益，不過彼此謀利而已」[43]。

《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

正是座師、「老師」與門生的關係構成了科舉考試層面的師生關係，而吳敬梓也是以此為線索來結構小說第二至第七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的。同時，他綜合運用同年關係和師生關係，輔之以親緣關係、友朋關係，巧妙地連綴第八至第十五回中的人物和故事，使小說結構松而不散。

吳敬梓以科舉社會中的師恩年誼為主要線索結構了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具體又可以分為三個段落，即第二回至第七回、第八回至第十五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這主要是根據階段性中心人物的不同而做出的人為劃分，與作者以師生關係、同年關係為結構線索的本旨並不矛盾。

自正統九年（1444）起，科舉考試體制共分為科考、鄉試、會試、殿試四個遞升的層級，其中為選拔人才參加鄉試而創設的科考，屬於制度範圍內的資格考試。但只有生員，即秀才，方有資格參加科考。

明代「凡士子未入學，通稱為『童生』」[44]，這意味著童生為獲取秀才身份必須參加四級科舉考試之外的另一種資格考試——童試，「即考核這些童生並選拔其中俊秀者入學的考試。」[45]

與科考相同，童試也包括縣、府和提學院道三級考試，在這個過程中，童生對每一級讓自己通過考試的考官都感激不盡，對最終將他錄取為秀才的提學御史更是感恩戴德，奉之為宗師。

因此，南海、番禺兩縣童生考試時，將范進取為第一名、使之成為秀才的周學道便成了其「恩師」，也就是科舉入學考試階段的「受知師」、此前論及的「老師」：吳敬梓巧妙地運用了這種師生關係來結構小說的第二回至第七回。

《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

根據葉楚炎對《儒林外史》整個地域流動所做的統計，其第二回至第七回流動，如下所示[46]：

山東兗州府汶上縣（周進）——山東濟南府（周進）——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范進）——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嚴監生、嚴貢生）——京師（范進）——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荀玫）——京師（荀玫、王惠）——江西南昌府（王惠）——

納監使周進暮年登第成為可能，而故事以他「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屬」[47]收束依然完整，但作者卻又使其三年後「升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48],「廣東」這個地點使得地域流動成為可能，也使二進之間的師生關係有產生的可能。

至此，完全可以用葉楚炎提出的地域流動視角來理解小說的結構。但是僅憑科舉考試帶來的地域流動並不足以解釋第二回至第七回的整個流動，至少從周進拔取范進為秀才起，整個地域流動的內驅力就變成了科舉社會中師生關係的交疊。

眾所周知，吳敬梓慣用「伏案」法敘述小說情節，而由此入手亦可見出他是有意識地以師生關係的交錯為線索來結構小說的：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版）

第三回，周進臨行前將范進叫到跟前說道：「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49]，如果將這視為地域流動的伏筆未嘗不可，但是第七回范進進京會試，周進對他說道：「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裡還可相幫」[50]，而「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51]。

我們必須注意到「果然」二字，它意味著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周進此前的「薦揚」，這也與范進的實際才學相吻合。

綜上可見，范進由童生成為秀才得力於周進的拔取，而由舉人成為進士亦有周進之功，所以他自言：「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52]，並且在視學山東時力報師恩。

這裡有兩處需要進一步解釋，即范進中舉及荀玫進學所涉及的師生關係問題：吳敬梓為展現科舉制度對包括普通人在內的全社會的荼毒，在范進中舉後放慢了敘事節奏，而嚴貢生和嚴監生的故事發生在高要縣，范進身在南海縣，在范進丁憂不能應考期間作者再次以師生關係為結構線索實現了這種地域流動——范進鄉試時的房師湯奉是高要縣縣令，而湯奉正是鄉紳張靜齋先祖的門生。

如前文所述，所謂「房師」是座師的一種，座師中有鄉試座師和會試座師之分，鄉、會試中因有房考和主考，又各有房師和大座師之別。因去取權力都在房師手中，且相對於所有取中的考生都是門生的大座師來說，房師與其數量有限的門生之間的聯繫也會更緊密。

所以作為門生的范進去高要縣問候鄉試房師湯奉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張靜齋力邀他一起去打秋風，使故事背景轉換至高要縣——這再次印證了吳敬梓是有意以師生關係為線索來建構小說的。

連環畫《周進與范進》

與范進不同，荀玫進學是個人實力的展現，但荀玫這個人物身上交疊著兩重師生關係——業師與門生、「老師」與門生。周進既是荀玫開蒙的師父，也是范進的「老師」。

范進由京師至山東的地域流動，是吳敬梓為其「報師恩」而精心設計的，這從兩點可見：一是數年之後，欽點范進為山東學道，而「山東」正是周進的故鄉，這使范進的報恩之舉與地域流動得以結合；二是荀玫完全是憑藉自己的能力得以進學，反倒是冒認周進為業師的梅玖得以免除責罰，由此可見這依然是周進與范進師生關係的延續、擴展。

至此，周進與荀玫之間蒙師與門生的關係與其跟范進之間「老師」與門生的關係實現了功能重合，而成為小說的結構線索。

綜上所述，以周進為中心的兩種師生關係，與以范進為中心的雙重師生關係相互交疊，共同構成了第二回至第七回情節演進的線索，使其形成一個看似散漫實則緊密的結構。

王惠與荀玫一同中進士，對此第一個敘事段落起首便有伏案——王惠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與他同榜的「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53]，尾聲再次突出了王惠作為荀玫同年的身份，而他恰巧也是第二個敘事段落的起點式人物，因而承擔了銜接兩個敘事段落的結構性功能。

《儒林外史》郵票首日封

第七回結尾荀老夫人去世，吳敬梓藉此再次揭示了功名對人心的毒害之深，荀玫本人、荀玫的「同年」王惠、荀玫的兩位老師周進、范進，無一例外地都願為考選一事而嘗試匿喪。但作者就此徹底放下周進、范進二人，以後他們只是別人偶爾提及的「符號」，同時借丁憂一事暫時擱置荀玫。如此一來，王惠便成了銜接兩個敘事段落的關鍵人物。根據葉楚炎的統計，這一段地域流動如下所示[54]：

江西南昌府（王惠）——浙江湖州府烏鎮（王惠）——浙江嘉興府（蘧公孫）——浙江湖州府（婁家二公子）——浙江湖州府德清縣新市鎮（楊執中）——浙江湖州府（蘧公孫、魯小姐）——浙江紹興府蕭山縣（權勿用）——浙江湖州府（婁家二公子）——浙江嘉興府（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匡超人）

其中，首尾兩端為筆者所加（原本分屬敘事段落一、三），用以強調王惠及匡超人在段落銜接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吳敬梓充分發掘了王惠這個人物的作用，借他的宦途遭際使故事發生地進入浙江，並且通過他引入蘧公孫這個人物。

當蘧公孫進入敘事視野後，便發揮了貫索作用，先是引入了婁府兩位公子，因兩家的親緣關係使得這一操作並無難度。此後吳敬梓先後展開了對婁府兩位公子與楊執中、權勿用相與全程的敘述，並設立了「名士大宴鶯脰湖」一節，在將名士風範推向高潮的同時也使得全書的敘事節奏呈現出消歇狀態。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譯本

其實這種消歇只是表面現象，因為以「舉業」為核心而形成的師生關係一直在暗中推進情節的發展。這與蘧公孫的婚姻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岳父魯編修正是婁府「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55]，可見魯編修與已故婁太保之間正是門生與座師的關係，這使蘧公孫有機會可以富室招親。

據陳和甫所言:魯老先生在婁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著實愛他的才華」[56]，結合日後魯編修和魯小姐對蘧公孫的失望，可知所謂「才華」不僅包括詩才[57],更有八股之才。父女二人臆想出身於科舉世家的蘧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58],而後者則是魯編修招贅蘧公孫的深層動因。

當魯編修、蘧太守先後謝世，婁府兩位公子閉門謝客後，轉而求賢問舉業的貫索人物蘧公孫在嘉興，遇到了八股文選家馬二先生。這既引發了相應的情節演進，也借其「性命之交」[59]馬二先生「要往杭州」[60]，推動小說的敘事轉向杭州。

郵票《馬二先生游西湖》

在後文的論述中，我們會發現第三個敘事段落是以師生關係為線索建構的，而其核心人物則是匡超人。換言之，第二、三兩個敘事段落的連接點是匡超人這個人物，而這種連接得以形成的前提正是馬二先生在杭州選文時與匡超人相遇，並對他進行舉業宣講。

由此可見，蘧公孫、馬二先生、匡超人之間，雖然皆不存在科舉關係中的師生關係、同年關係，但他們的交際卻在這一部分敘事中不可或缺，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綰結而言，正是憑藉對「師恩年誼」這一科舉關係和親緣關係、友朋關係的綜合運用，作者成功地使第二個敘事段落的地域流動得以實現，使小說內部形成了完整嚴密的結構，也為第三個敘事段落預留了伏筆。

在明代，成為秀才「是科名的起始，入仕發達的根本」[61]，吳敬梓深諳於此，所以在他的書寫里，八股文選家馬二先生語重心長地對匡超人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62]。這正是作者預留的伏筆。

第十六回匡超人在事親之餘便讀起了文章，且適逢童生考試，由此建立了與李知縣的師生關係：李知縣不僅在自己負責的縣考中將匡超人取為第一名，資助其府考、院考的盤費，而且為他在學道前下了一跪，大加揄揚[63]，而學道果然將其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64]。

在匡超人由童生變成秀才的過程中，最終的決策權雖在學道手中，但李知縣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匡超人送過宗師，忙了幾日後主動進城去謝知縣，並拜他為「老師」。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朝廷制下的學裡老師派人傳匡超人去見，他卻百般不願[65]。

連環畫《匡超人變質》

其中依次涉及科舉社會中的三種師生關係：門生與「老師」、門生與座師、門生與學師，而在匡超人博取科名的軌跡中其重要性也是相應遞減的，且第一種師生關係貫穿始終，因此成為這一部分的結構主線。

匡超人成為秀才後其行蹤如下：

浙江溫州府樂清縣——杭州府——紹興府——杭州府——溫州府——杭州府——京師——杭州府——京師

其初始流動，即由樂清縣前往杭州府，正是他與李知縣之間的師生關係使然，「縣裡老爺壞了」，而據潘保正說：「衙門裡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把匡超人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他甚好，也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66]

匡超人為避禍事而前往杭州，不僅做了八股文選家，而且還相與了以趙雪齋為首的杭城名士，並往來不絕，而作者為此用了近三回的筆墨。

但吳敬梓用意在科舉，所以他借匡超人代考一事使敘事重新回到科舉軌道上來，也便有了杭州府——紹興府——杭州府這一段地域流動。但從科舉情節的演進來看，以上皆可視為匡超人科名道路的「停滯」。

廬劇《匡超人》劇照

續起匡超人科名之路並推動情節發展的依然是李知縣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李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受了給事中」，並寄書來約門生匡超人進京，「要照看他」[67]。

但我們注意到匡超人並沒有直接進京，而中間又出現了杭州府——溫州府——杭州府這一段地域流動，這是由於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回去應歲考。此次歲考的意義不僅有引發地域流動，還通過考試的結果為後文伏案：「考過，宗師著實讚賞，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68]。其意義在於使他具備考取教習的資格。

可見，匡超人與宗師的師生關係在此亦是不可替代的線索。但它的作用只是局部性的，而貫穿始終的主線依然是李知縣與匡超人之間的師生關係，原因有二：

一是在應考前，匡超人已經給李知縣回信，表示「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69]，由此看來他是一定會入京的；二是歲考使匡超人「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70]。

優貢在保和殿朝考後,「欽派閱卷大臣評定甲乙，取列一二等者以知縣、教職二項錄用，三等者就訓導選用，由吏部帶領引見，知縣分發各省，教職交部銓選」[71]，但並不是所有優貢都能考中，而時任給諫的「老師」在考前卻對匡超人說：「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72]，因此匡超人順利地考取了教習。

此外，考取教習需要回本省地方取結，所以便產生了匡超人故事的最後一段地域流動，即京師——杭州府——京師，亦可溯源至李給諫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

連環畫《匡秀才》

至此，不難發現，匡超人與李本瑛之間的門生與「老師」關係一直左右著他的科名之路，同時也相應地影響著他的行跡變換。就群體而言，是科舉制度本身左右著科舉中人的功名利祿和行跡，但對匡超人個人而言，李本瑛與他的師生關係卻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綜上所述，匡超人身上彙集了三種師生關係：李本瑛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是貫穿第三個敘事段落的結構主線；溫州新任學道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在其入學、優貢時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因而具有結構伏線的意義；學師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主要是為了表現匡超人的勢利以及學師備受冷落的社會現實，不承擔任何結構功能。

四、餘論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73]。審視匡超人在進學後對宗師、知縣與學師的不同態度，便能窺見科舉功名對士人品性的影響，亦可體悟吳敬梓對師恩意義的現實續寫，而這與小說「結構」在實質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電視劇《儒林外史》中宗峰岩飾演匡超人

匡超人考完童試院考，被「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74]，便與其形成了科舉考試中的師生關係，所以「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才回家來。」[75]

小說客觀敘述了匡超人恭送宗師的行為，表現了他對宗師的感激，揭示出其追求功名富貴的心思。其後，匡超人到家「忙過幾日」，「又進城去謝知縣」，並按對方要求拜之為「老師」[76]。

通過文字表面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是從科舉考試中的「座師」「宗師」與「門生」的關係演化而來的。事實上，知縣李本瑛只是在主持童試縣級考試時，將匡超人「取了第一名案首」[77]，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與科舉制度並不相關。

李本瑛的提議符合明代通行的「拜老師」風氣，老師是為培植自己的羽翼，而學生則是求庇護、謀利益，是現實利益推動他們建立起師生關係。不難發現，匡超人對童試中有助於自己進學的主考官是非常重視的，他一直是積極主動的拜謝者、順從者。

但聽到「學裡老爺」要傳他去見，「還要進見之禮」[78]，匡超人卻惱了，並說「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79]

由此可見，匡超人對科舉教育層面的師生關係的漠視，而他正是典型的「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彼時在旁相陪的潘老爹則勸道：「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裡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裡的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是要去認的。」[80]

也就是吳敬梓借小說人物潘老爹之口，自然而然地說出了從明代科舉制度出發，知縣與匡超人的師生關係是有名無實的。

漫畫《匡超人》

相應的，在匡超人的心裡和口中，學裡老師與他的師生關係雖有制度支撐，卻是有實無名的。其後到約定日，匡超人按照潘老爹的建議給「每位封兩錢銀子」做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81]。

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對匡超人待宗師、「老師」和學師的態度始終不予置評，僅用「送」「謝」「見」三字便昭示出科舉功名對士人品行的真切影響，也彰顯了《儒林外史》「雖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82]的諷刺特色。

如前文所述，吳敬梓繼續利用匡超人與知縣李本瑛的門生與「老師」關係，驅遣匡超人行動，借其軌跡牽引小說敘事空間由浙江溫州府樂清縣轉換至杭州府，並結合匡超人與溫州學道在科舉考試中形成的師生關係，合力推動小說敘事不僅在杭州府和溫州府之間流轉，也延展至京師，進一步促成了《儒林外史》敘述空間的大範圍更迭，這正是吳敬梓以科舉社會的師恩關係結構小說的必然成果。

眾所周知，《儒林外史》的空間轉換是異常頻繁複雜的，甚至堪稱中國古典小說之最。但並非無跡可尋，理順其地域流動的關鍵在於掌握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因為吳敬梓正是通過對人際關係網絡的靈活編織和使用，才得以自如驅遣人物流動，有條不紊地推動敘事演進，進而使《儒林外史》呈現出與其他小說迥然有別的結構樣貌。

《李漢秋講儒林》

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特徵是其社會性，所以人自然處於諸多社會關係之中。故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吳敬梓不是單獨使用某一類型的人際關係作為敘述動力，而是綜合利用多種關係的合力推進敘事演進。

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即《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吳敬梓所用的人際關係包括師生關係、同年關係、親緣關係和友朋關係，這一敘事段落的空間轉換和情節發展主要是依靠師恩年誼關係來推動實現的，而師生關係和同年關係同屬於科舉關係。

吳敬梓對師生關係的使用是受正史《儒林傳》啟發的結果，正史《儒林傳》的結構線索便是師生關係，但吳敬梓又不為正史《儒林傳》的體例所拘，因為二者所用的師生關係有著質的區別：正史《儒林傳》中的師生關係源於學術傳承，而《儒林外史》中的師生關係與學術傳承毫無關聯，卻與科舉考試密不可分。

此外，正史《儒林傳》中不同的師生關係之間大多彼此獨立，而史傳敘述中也缺乏相應的過渡，但吳敬梓利用科舉制度衍生出的同年關係及有所異變的師生關係巧妙地消弭了這一分隔，敘述也因此順理成章。

可見，吳敬梓創作小說，不僅以儒林中人身上所負載的其他社會關係的合力作為敘述動力，用正史《儒林傳》之所未用；在以科舉關係為小說敘述動力時，也會根據明代科舉的具體情況而有諸多改造，發《明史•儒林傳》之所未發。

《儒林外史資料彙編》

總而言之，吳敬梓創變小說敘述動力的意義不僅在於實現了小說人物大範圍、高頻率的空間轉換，使小說結構呈現出一時難以辨認的狀貌，還在於創立了一種不同於《明史•儒林傳》甚至全部正史《儒林傳》的書寫方式。

注釋：

[1]（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22頁。

[2]（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75頁。

[3]科舉考試包括鄉試、會試、殿試三級是學界基本共識，但考慮到「科考」創設後在明代中後期科舉考試中的實際影響，洪武二年創設的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起考選與否不定，所以本文批判地吸收了郭培貴《關於明代科舉研究中幾個流行觀點的商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一文的合理成分。

[4]（清）顧炎武撰，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頁。

[5]（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82頁。

[6]（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83頁。

[7]（清）陳鼎撰:《東林列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第428頁。

[8]（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95-1696頁。

[9]（清）孫繼皋:《宗伯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1冊第334頁。

[10]（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00頁。

[11]（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01頁。

[12]（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96頁。

[13]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95頁。

[14](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04頁。

[15](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62頁。

[16](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22頁。

[17](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10頁。

[18](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頁。

[19](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頁。

[2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頁。

[21](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頁。

[22](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12頁。

[23](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66頁。

[24](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66頁。

[25](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18頁。

[26](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24頁。

[27](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11頁。

[28](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19頁。

[29]吳霖起是否為吳敬梓嗣父尚有爭議，胡適認為吳霖起是吳敬梓生父而非嗣父，孟醒仁、陳美林則認為吳霖起是吳敬梓嗣父而非生父，分別見胡適著，李小龍編:《中國舊小說考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419 頁；孟醒仁著：《吳敬梓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至9頁；陳美林著：《吳敬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4頁，筆者傾向於後出觀點。

[3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62頁。

[31]分別見《移家賦》注44、111、184、239(兩處)、30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8、31、47、59、70頁。

[32]分別見《移家賦》注38、112、13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7、31、36頁。

[33]胡適著，李小龍編：《中國舊小說考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435頁。

[34]胡適著，李小龍編：《中國舊小說考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436頁。

[35]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84頁。

[36]（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75頁。

[37]《儒林外史》現存的最早版本是嘉慶八年(1803)刊刻的臥閒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因程晉芳「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一語而頗受關注，歷來聚訟紛紜：魯迅等先生認為《儒林外史》原書為五十五回，胡適、吳組緗、章培恆、葉楚炎、耿傳友等學者持吳敬梓原作為「五十回」說，趙景深、房日晰、陳美林、商偉、鄭志良、李鵬飛等學人則持「五十六回」說。爭論者各持己見，至今莫衷一是。本文分析的取樣是基於筆者所認為的不可能有爭議的部分，那些有爭議的、筆者認為有爭議的都不作為樣本來採用。此外，因第一回為隱括全書而獨立的楔子，故不予論述。綜上所述，本文以《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為具體分析對象。

[38]商衍鎏著,商志馥校註：《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16頁。

[39]（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75頁。

[40]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37頁。

[41]商衍鎏著,商志馥校註：《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14頁。

[42]（明）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

[43]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43頁。

[44]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22頁。

[45]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頁。

[46]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兼論<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1期。

[47]（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頁。

[48]（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頁。

[49]（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頁。

[5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92頁。

[51]（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頁。

[52]（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頁。

[53]（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頁。

[54]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兼論<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1期。

[55]（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

[56]（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5頁。

[57]魯編修認可的蘧公孫的才華是否真的包括詩才，尚有討論空間。從二人初次會面的場景推測應該包括詩才，但黃小田認為魯編修「非愛其詩才，大約以貌取人，謂必可中了去」亦不無道理。

[58]（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

[59]（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3頁。

[6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4頁。

[61]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67頁。

[62]（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

[63]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3頁。

[64]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頁。

[65]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218頁。

[66]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9頁。

[67]（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頁。

[68]（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頁。

[69]（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頁。

[7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2頁。

[71]商衍鎏著,商志馥校註：《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72]（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2頁。

[73]（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頁。

[74]（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頁。

[75]（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頁。

[76]（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頁。

[77]（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3頁。

[78]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頁。

[79]（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頁。

[80]（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頁。

[81]參見（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頁。

[8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