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嶺：教育是強國富民的堅實根基——在人民日報社公益讓教育更美好論壇的講話

一、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

今年建國70周年的閱兵典禮，充分表明了我們國防建設的偉大成就，展示了我們鋼鐵長城的堅不可摧。這不僅堅定了全國人民的信心，鼓舞了人民的鬥志，也給一切蓄謀犯我之敵以強大震懾，讓他們膽戰心驚。

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撫今思昔，感慨萬千。我出生在抗日戰爭初期的1938年，從我出生到共和國建立的11年，歷經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深重災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旱蝗湯」，那種經常跑反逃難、提心弔膽、民不聊生、啼飢號寒的經歷和感受，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而我們的國家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歷經了站起來到富起來又跨上了強起來的偉大征程，此中每一個階段都伴隨有教育的牽引和推動，特別是青年一代的被教育，對強國富民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清朝末年，因朝政貪腐成風，教育放任自流，造成了偌大的一個中國在敵人的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對日本的賠款高達日本兩年的財政收入，而使中國走向了積貧積弱，面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險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由於教育的缺乏，呈現為逆來順受，麻木不仁的一盤散沙。長此下去，必然國將不國。

1900年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雖然年僅27歲，但他已經看到教育對中國存續下去的重要。他寫下了的《少年中國說》，明確指出了「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正是由於上世紀初以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魯迅、郭沫若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有志青年或走進國內學府，或出國學習深造，共同尋求救國之路、興國之途，這才有了1911年武昌起義的辛亥革命的第一槍、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才有了1912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國的結束，才有了1945年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才有了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中國人民的站起來。

魯迅在回憶他為什麼在日本留學時由學醫而改為學文學時講過這樣的話，「因為在幻燈片上看到許多中國人圍在那裡欣賞自己的同胞被敵人殺頭的情景，這才使我終止學醫的」，他還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之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我們從魯迅治學的轉折上可以看出，老一代革命家，就是抱著改變中國、振興中國的決心而選擇自己受教育學知識的路途的。孫中山的詩句「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毛澤東的「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周恩來的「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等，都表明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為振興國家而受教、求學的強烈慾望和決心。這些重視教育、為國而學的偉人和故事，以及他們通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把中國帶出了災難深重的泥潭，走向和迎來了光明和自強。使我們真正看到了教育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圖存和興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教育是強國的基石，教育是真正的立國之本。

二、七十年的輝煌，教育事業是保障

我們的革命的老一代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是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的，是一以貫之的把青年人學習和成長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的。遠在上世紀20年代，毛澤東同志就在廣東、武漢等辦起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像永垂史冊的抗日英雄楊靖宇就是由農民講習所走出的。到延安之後，在那裡辦起了抗日大學，魯藝學院等，為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雖然經濟上還十分困難，但還是從一解放就狠抓了掃盲教育和學校的發展。我在1954年上高中的時候，我老家河南信陽地區20個縣才只有一個信陽第一高級中學，而到文革前期的1965年，基本上做到了村村有小學，鄉鎮有初中，縣縣有高中。北京有個學院路，那裡有航天、礦業、地質、鋼鐵、農機、郵電、醫學等八大學院，實際上那都是1956年以前同時建成的。

毛主席等老一代國家領導人關心教育事業發展，關心青年人的教育與培養是體現在多方面的。1957年，毛主席在蘇聯訪問，他日理萬機之餘，還不忘去莫斯科大學看望中國留學生，他對到場的數千名留學生講到「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1958年，毛主席到南開大學視察，我們數以百計的同學圍在毛主席身邊，「萬歲、萬歲」的呼聲一直沒有間斷。後來我們又尾隨毛主席的汽車來到天津大學，主席在高台上走來走去，並招手向同學們問好。周總理因為是南開大學走出的，他任總理期間曾三次走進南開，1959年到南開視察時，不僅看了我們系的學生宿舍，還看了我們正在讀書的圖書館，最後還專門把師生集合起來，給師生們講解了形勢和鼓勵大家既要向書本學習，也要向實踐學習，向周圍的同志學習。就在這次視察中，學校給總理準備了專門的午餐，但他卻走進了廚房，吃下窩窩頭和棒面粥，拒絕了宴請。總理的言就是師，總理的行就是范。領導的視察不僅給了我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也給了前進的定海神針和方向。我這一生，不管走到什麼地方，不管做什麼工作，特別是出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和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時，每決定一件事情和每提出一個建議我都會想到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我們的要求和教誨。

從共和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7年，中國的教育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17年教育，就不會有我們各項事業的大發展，包括改革開放後，我們的各個部委、各個部門、各市、各地的擔當要職的幾乎都是17年中培養的。我小的時候，用的燈是洋燈，用的油是洋油，香煙是洋煙，自行車是洋車，包括用的火柴都是洋火，買不到洋火時，還要用火鐮撞擊火石取火做飯。就在這樣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中國發展起來了第一台拖拉機、第一台汽車、第一台電視機，第一台萬噸輪、第一架飛機，發現了第一個大油田，建起了中國第一個水電站，築起了長江第一座大橋，修通了雅安到西藏的公路，開通了成都到昆明的火車，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飛彈、第一顆衛星相繼上天。

我是1956年在信陽參加向科學進軍的誓師大會的，1964年牽頭承擔國家十二年科技攻關的研發項目的，經過日夜不息的連續奮戰，於1965年項目完成後，向全國無償提供約16萬字的技術資料9000份，十年不到的時間全國建起210個味精廠。我們作為主要研究人員沒有給國家要一分錢的報酬，而且是15年工資級別和數額一直沒有變。這就是黨和國家培養的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精神和風範。可以說，建國初期的17年是中國最有蓬勃生機的17年，也是激情燃燒的17年，中國大部分孩子都能入學，絕大部分青少年都經受到中國教育的洗禮，廣大工人、農民和幹部，儘管受教育的時間長短不同，畢業的學校有高有低，但他們都得到了新中國教育陽光的普照和教育甘霖的滋養，於是都充滿了愛國熱情和敬業精神。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任勞任怨，艱苦卓絕，不僅創下了新中國發展的眾多奇蹟，也為後30年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各條戰線的堅實根基。

我們的教育雖然在文革中歷經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工農兵學員的特殊培養，特別是1977年的恢復高考，和函授、電大、夜大的興起，以及一大批青年留學國外，這又使我們以全新的方式培養出了數以百萬計的特殊環境鑄成的各方面的傑出人才和精英，他們也都成了改革開放的生力軍，他們的家國情懷、奮鬥精神及其所做貢獻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賴和讚許。

迄今我們有51.7萬所學校，有在校生2.71億人，學前教育入學率81.8%，義務教育入學率99.2%，高中入學率87.5%，高等學校入學率接近60%，勞動人口受教育年限10.3年。教育與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伴隨著經濟發展，教育事業又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春天，義務教育的普及，職業學校的舉辦，特別是大學生的擴招，使我們的教育和人才供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每年800萬大學畢業生和數以百萬計的研究生、博士生及40萬名海歸走向社會，這不僅是我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是我們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支撐，特別在新經濟的發展方面，這些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華為有20萬員工，平均年齡30.1歲，百度員工平均29.2歲，騰訊員工平均28.9歲，正是這些受教育時間較長的年輕人撐起了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一片藍天，並正在創造新的輝煌。

三、強起來的長征，需要教育改革作支撐。

如同梁啟超、毛澤東對青年的寄予和厚望一樣，習近平主席也高度重視對青年的教育和成長。2012年習主席帶領政治局常委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的展覽時對廣大青年寄語說，「希望你們珍惜韶華，奮發有為，勇做走在前面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努力使自己成為建設祖國的有用之材，棟樑之才，為實現中國夢奉獻智慧和力量」。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步入了「強起來」的新時代，要實現強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我們的製造業儘管增加值已達到美國的1.5倍，相當於美日德的總和，但我們的工藝技術和產品還多位於世界的第三梯隊，中國產品質量低，仍與我們生產第一線操作人員受教育年限和質量不及國外有直接關係，為改變這種情況，既需要廣大青年的奉獻和擔當，也需要廣大青年的智慧和力量。為此，必須搞好教育改革，更好提升廣大青年的能力和信仰。

一是堅持以人為中心改革好教育資源配置。

「有教無類」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後來聯合國出台的教育法規也弘揚了孔夫子這一思想。聯合國規定，學生既不能因家庭貧困使其教育受到影響，也不能因地區貧困使其教育受到影響。所以世界上很多國家義務教育是國家撥款支持的。我們在推進教育均衡發展方面雖然已先後拿出1萬億元資助了7.7億在校的困難學生，但是由於義務教育基本上是由地方、縣鄉支持的，在各地財政收入和家庭收入成幾十倍或上百倍之差的情況下，就必然嚴重拉大了孩子們受教育的差距。再就是大學的配置和國家教育經費的撥款，更需要改變「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習慣做法，需搞好高等教育以人為中心的配置資源。教育均衡問題得不到解決，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因此，需要重視教育資源配置的改革，搞好教育統籌，以使教育做到真正的均衡發展，「有教無類」得以更好實現。

二是堅持強化師資隊伍，去掉「官本位」的陋俗。

我們的西南聯大能夠在國難當頭的環境中，培育出大批人才，這是值得我們思考和仿效的。其中沒有「官本位」造成的浮躁和干擾，這是我們今天的教育無法比擬的。今天的很多學校大搞行政級別的設置和競爭，很不利於打造教師培養和教學科研所需的氛圍和環境。我們學校的「官本位」有兩大問題，一是學校的行政崗位成了各級政府安排官員晉級、養老的平台，某地方高校的五位領導全由在政府升不上去的官員所占領。二是學校的官位成了廣大教師努力與競爭的導向。某校一個處級崗位，竟有200個教師報名競爭。我們的學校有部級、副部級、局級、副局級、處級、副處級，所有這些官位的競爭都直接干擾了教學秩序和導致浮躁與腐敗的滋生。

三是立足搞好教育環境改革好社會治理。

中國很多學校學生素質教育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一切為了錢。追名逐利成了一些學生和教師學習和工作的唯一動力。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不在校內而在校外，校外的問題不解決，學校即使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達到目的。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他絕非處在真空中，社會的一些風氣，包括各方面存在的等級森嚴，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嫌貧愛富，阿諛奉承，虛假面子，互相攀比，優親厚友，拉關係，走後門以及分配的嚴重不公和畸形等都是導致學生追逐名利一切向錢看的根本原因，這不僅直接影響到教育思想、教育效果，造成很多正面教育顯得蒼白無力。為了學校教育的升級和完美，就必須把校外的社會環境作為教育的系統工程的一部分，搞好改革與治理。特別是要改革好極不合理的分配製度，解決好最難解決的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在社會方方面面的滲透和滋長。

四是立足科教強國改革好教材與課程設置的改革。

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這是需要永遠堅持不變的方針。在大力推進科技強國建設，向科學進軍的新形勢下，怎樣使教學內容、教材配置與此相適應，這應該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個重點。這一輪教材改革中，語文內容的過度度增加，必將把學生引入重文輕理的道路。根據朱妙寬教授的研究，新教材中，小學六年級古詩詞篇數高達128篇，相比舊版增加87%，並且把小學生的最低閱讀量升到300萬字，按6個年級學生的最低閱讀量進行測算，小學生六年平均每天要閱讀2小時。這不僅不利於小學生減輕負擔，而且會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我們的教育的責任是要因材施教，教會學生學習到人生之道。我們的教育一定要從當今數字科技快速發展的實際出發，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搞好教材與看課程設置改革，使教育能跟上科技強國建設形勢的需要。

五是立足治國齊家，更加重視改變家庭教育

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2500年前，孔子就講過，「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齊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孔子的這一論斷表明了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品德塑造是何等重要，家庭教育都搞不好的人，那是不可能有治國本領的。

正因如此，中國自古至今都很重視家庭教育，孟子的母親為了孟子的成長，從山西到山東三遷其宅，最後把孟子培養成與孔子齊名的儒家後人。山西運城有一家姓裴的，一個裴家連續育出72位宰相，這是與其家風和家庭教育不可分割的。今天我們很多家庭都視孩子為寶貝，只想把孩子培養為「小貴族」和「小皇帝」，不願給他們吃苦和磨練。1983年我去英國考察時，一位工業部長給我講，英國占領某個國家後，為消滅那裡的土著民族，從生下來就包下了他們的吃喝，任其放蕩和玩樂。而對大英民族，男孩長到18歲，就要趕出家門，回家住房還要拿房租，上大學要半工半讀，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大英民族的更強盛。我們應從這個故事得到啟發，要使我們的很多家庭教育理念得到創新和轉變。

六是立足豐富教育資源搞好對民辦教育的激勵和約束。

世界上一些國家都有一些知名的民辦大學和中學。我的母校南開大學及其屬下的南開中學也曾經是私立的，南開中學100周年時已培養出6個全國政協副主席，4個人大副委員長還有兩個總理、一個副總理。南開大學作為周恩來總理的母校曾在當年創造了中國大學的八個第一，抗戰期間又與清華和北大合屬西南聯合大學，培養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等。正是這個原因，我曾積極主張大力支持民營大學和高中更好發展。但是經過深入了解後，發現我們的民辦學校，很多都不是大老闆捐資的，多是小本投入為了賺錢而生的。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民辦學校，除了少數幾個高中老闆實力較大，用高投入創造好環境，用高工資吸引高水平的名師任教，辦出了高水平的名校外，大多數都是先天不足，教學條件相對較差，學生來源多為二流，因此無法與公辦學校競爭，更難成為一流名校。

基於此，我主張，為了使我們教育資源更加豐富，應從中國民企巨無霸的大量出現的實際出發，由國家出台一些顛覆性的激勵政策，鼓勵大老闆投巨資建設非營利民辦大學或優質高中，並允許非營利民辦學校與我們的公辦學校平起平坐，激勵其向名牌學校攀升，讓一些人實現興辦東方哈佛的夢想，而對於那些為賺錢而辦的學校，要嚴加管理，特別是對那些有可能把孩子們培養成脫離群眾、脫離社會的「小貴族」、「小皇帝」的極豪華的幼兒園，要嚴加管控，限制發展，防止把孩子引向歧途，從而使民辦學校走上更加健康的發展道路。

三、強起來的長征，需要教育改革作支撐。

如同梁啟超、毛澤東對青年的寄予和厚望一樣，習近平主席也高度重視對青年的教育和成長。2012年習主席帶領政治局常委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的展覽時對廣大青年寄語說，「希望你們珍惜韶華，奮發有為，勇做走在前面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努力使自己成為建設祖國的有用之材，棟樑之才，為實現中國夢奉獻智慧和力量」。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步入了「強起來」的新時代，要實現強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我們的製造業儘管增加值已達到美國的1.5倍，相當於美日德的總和，但我們的工藝技術和產品還多位於世界的第三梯隊，中國產品質量低，仍與我們生產第一線操作人員受教育年限和質量不及國外有直接關係，為改變這種情況，既需要廣大青年的奉獻和擔當，也需要廣大青年的智慧和力量。為此，必須搞好教育改革，更好提升廣大青年的能力和信仰。

一是堅持以人為中心改革好教育資源配置。

「有教無類」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後來聯合國出台的教育法規也弘揚了孔夫子這一思想。聯合國規定，學生既不能因家庭貧困使其教育受到影響，也不能因地區貧困使其教育受到影響。所以世界上很多國家義務教育是國家撥款支持的。我們在推進教育均衡發展方面雖然已先後拿出1萬億元資助了7.7億在校的困難學生，但是由於義務教育基本上是由地方、縣鄉支持的，在各地財政收入和家庭收入成幾十倍或上百倍之差的情況下，就必然嚴重拉大了孩子們受教育的差距。再就是大學的配置和國家教育經費的撥款，更需要改變「錦上添花、花上壘花」的習慣做法，需搞好高等教育以人為中心的配置資源。教育均衡問題得不到解決，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因此，需要重視教育資源配置的改革，搞好教育統籌，以使教育做到真正的均衡發展，「有教無類」得以更好實現。

二是堅持強化師資隊伍，去掉「官本位」的陋俗。

我們的西南聯大能夠在國難當頭的環境中，培育出大批人才，這是值得我們思考和仿效的。其中沒有「官本位」造成的浮躁和干擾，這是我們今天的教育無法比擬的。今天的很多學校大搞行政級別的設置和競爭，很不利於打造教師培養和教學科研所需的氛圍和環境。我們學校的「官本位」有兩大問題，一是學校的行政崗位成了各級政府安排官員晉級、養老的平台，某地方高校的五位領導全由在政府升不上去的官員所占領。二是學校的官位成了廣大教師努力與競爭的導向。某校一個處級崗位，竟有200個教師報名競爭。我們的學校有部級、副部級、局級、副局級、處級、副處級，所有這些官位的競爭都直接干擾了教學秩序和導致浮躁與腐敗的滋生。

三是立足搞好教育環境改革好社會治理。

中國很多學校學生素質教育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一切為了錢。追名逐利成了一些學生和教師學習和工作的唯一動力。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不在校內而在校外，校外的問題不解決，學校即使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達到目的。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他絕非處在真空中，社會的一些風氣，包括各方面存在的等級森嚴，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嫌貧愛富，阿諛奉承，虛假面子，互相攀比，優親厚友，拉關係，走後門以及分配的嚴重不公和畸形等都是導致學生追逐名利一切向錢看的根本原因，這不僅直接影響到教育思想、教育效果，造成很多正面教育顯得蒼白無力。為了學校教育的升級和完美，就必須把校外的社會環境作為教育的系統工程的一部分，搞好改革與治理。特別是要改革好極不合理的分配製度，解決好最難解決的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在社會方方面面的滲透和滋長。

四是立足科教強國改革好教材與課程設置。

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這是需要永遠堅持不變的方針。在大力推進科技強國建設，向科學進軍的新形勢下，怎樣使教學內容、教材配置與此相適應，這應該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個重點。這一輪教材改革中，語文內容的過度度增加，必將把學生引入重文輕理的道路。根據朱妙寬教授的研究，新教材中，小學六年級古詩詞篇數高達128篇，相比舊版增加87%，並且把小學生的最低閱讀量升到300萬字，按6個年級學生的最低閱讀量進行測算，小學生六年平均每天要閱讀2小時。這不僅不利於小學生減輕負擔，而且會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我們的教育的責任是要因材施教，教會學生學習到人生之道。我們的教育一定要從當今數字科技快速發展的實際出發，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搞好教材與看課程設置改革，使教育能跟上科技強國建設形勢的需要。

五是立足治國齊家，更加重視改變家庭教育

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2500年前，孔子就講過，「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齊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孔子的這一論斷表明了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品德塑造是何等重要，家庭教育都搞不好的人，那是不可能有治國本領的。

正因如此，中國自古至今都很重視家庭教育，孟子的母親為了孟子的成長，從山西到山東三遷其宅，最後把孟子培養成與孔子齊名的儒家後人。山西運城有一家姓裴的，一個裴家連續育出72位宰相，這是與其家風和家庭教育不可分割的。今天我們很多家庭都視孩子為寶貝，只想把孩子培養為「小貴族」和「小皇帝」，不願給他們吃苦和磨練。1983年我去英國考察時，一位工業部長給我講，英國占領某個國家後，為消滅那裡的土著民族，從生下來就包下了他們的吃喝，任其放蕩和玩樂。而對大英民族，男孩長到18歲，就要趕出家門，回家住房還要拿房租，上大學要半工半讀，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大英民族的更強盛。我們應從這個故事得到啟發，要使我們的很多家庭教育理念得到創新和轉變。

六是立足豐富教育資源搞好對民辦教育的激勵和約束。

世界上一些國家都有一些知名的民辦大學和中學。我的母校南開大學及其屬下的南開中學也曾經是私立的，南開中學100周年時已培養出6個全國政協副主席，4個人大副委員長還有兩個總理、一個副總理。南開大學作為周恩來總理的母校曾在當年創造了中國大學的八個第一，抗戰期間又與清華和北大合屬西南聯合大學，培養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等。正是這個原因，我曾積極主張大力支持民營大學和高中更好發展。但是經過深入了解後，發現我們的民辦學校，很多都不是大老闆捐資的，多是小本投入為了賺錢而生的。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民辦學校，除了少數幾個高中老闆實力較大，用高投入創造好環境，用高工資吸引高水平的名師任教，辦出了高水平的名校外，大多數都是先天不足，教學條件相對較差，學生來源多為二流，因此無法與公辦學校競爭，更難成為一流名校。

基於此，我主張，為了使我們教育資源更加豐富，應從中國民企巨無霸的大量出現的實際出發，由國家出台一些顛覆性的激勵政策，鼓勵大老闆投巨資建設非營利民辦大學或優質高中，並允許非營利民辦學校與我們的公辦學校平起平坐，激勵其向名牌學校攀升，讓一些人實現興辦東方哈佛的夢想，而對於那些為賺錢而辦的學校，要嚴加管理，特別是對那些有可能把孩子們培養成脫離群眾、脫離社會的「小貴族」、「小皇帝」的極豪華的幼兒園，要嚴加管控，限制發展，防止把孩子引向歧途，從而使民辦學校走上更加健康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