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中國學的發展不可說不快。這些年，西方各國無論是企業界、政策界，還是學術界越來越注重對中國的研究。一些傳統上只側重於漢學研究的機構和組織也開始強調當代中國的研究，尤其是與政策相關的研究。當代中國學和當地政府、企業界和學界對當代變動中的中國興趣緊密相關，這裡更有背後的強大的物質利益的驅動。
但是，中國學或者理解中國的現狀則是令人擔憂的。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研究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這是西方世界對中國越來越擔憂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何產生此種現象呢？鄭永年老師在《中國的知識重建》一書中進行了如下分析：
根據我的觀察，西方中國研究存在著幾個大的障礙。首先是價值觀問題。這是難免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學者都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用已經接受了的價值來看待另外一個社會。韋伯(Max Weber)曾經非常強調在認識社會和分析社會時要做到「價值中立」(value-free)，但這僅僅是個理想，能做得到的僅僅是少數幾個學者，大部分學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說政治人物了。「看著蘋果（西方）來認識橘子（中國）」是西方學者的一個普遍趨勢。西方學者用蘋果來看橘子，也希望中國這個橘子能夠演變成為蘋果。馬克思說知識分子的兩大任務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對很多西方學者來說，他們「認識」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國。而改造中國則更具有價值觀含義。當然，西方人也的確相信，他們是有能力根據他們的價值觀來改造中國的。
這使得學術具有了政治意義。實際上，要「改變中國」幾乎是中國和西方開始打交道時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夠改變中國意味著什麼？很簡單，就是引導或者迫使中國成為一個符合西方理念的國家。從歷史上看，當西方（錯誤地）感覺到中國正在往西方所想像的方向發展時，就感到高興，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也會表現出密切；但當西方感覺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西方所想像的背道而馳時，就感到悲憤，雙邊關係也自然轉壞。
所以當上世紀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西方對中國表現出驚人的友好。當時很多西方人認為改革開放會使得中國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式國家。鄧小平幾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就很有這方面的味道。但是，90年代之後，西方人的「中國夢」很快就破滅了。美國領導整個西方對中國實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這些制裁到今天還在影響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90年代以後，中國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國主動向西方調整政策。儘管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有起伏，但總體上說是中國有意願向西方利益作調整。在經濟方面，中國加大開放自己的大門，「邀請」西方資本到中國。中國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西方來說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接受了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在政治上，儘管中國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但中國也表現出了很大的意願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領域（如人權）和西方對話，接受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向西方調整政策的意願也促成了西方的對華「接觸」政策，就是說，西方配合中國的調整，來促使中國更快地朝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變化。很多西方政治領袖堅定地相信中國的權威主義政治會隨著自由市場的發展而消失。
更為重要的是，隱含在西方人「改變中國」信念背後是一個堅強的道德判斷，那就是西方代表著現代歷史唯一正確的方向。中國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導才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價值和國家利益，在這個信念主導下，西方很難意識到其在認識和理解中國過程中有需要做到「價值中立」，更不用說從中國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中國。
西方認識中國的第二個瓶頸是方法論問題。儘管西方一些學者的價值觀阻礙了他們對中國的客觀認識，但主要還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西方學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中國，正如在西方本位價值立場上觀察中國一樣, 也往往產生一種「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的局面。到目前為止，大多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是西方社會科學家用西方產生的科學方法來觀察西方社會現象的產物。對很多概念，西方學者之間本身就有很多爭論，但鑒於概念出自對西方社會現象的觀察，在方法論和其所產生的概念、理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因此總會被人所接受。不過，當這些概念和理論被用於解釋中國現象時，這種邏輯一致性就消失了。結果往往是，西方學者在對中國研究過程中，批評（或者讚揚）多於解釋，只問「為什麼」，而不問「是什麼」。或者削足適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論方面，西方學者，還面臨一些研究技術問題。一種情況是，一些學者越來越側重於微觀層面，研究題目越小越好。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知識發展和增長的角度來看，從微觀層面入手更有可能有新的發現。但這種情況往往產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中國所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進而，這樣得到的知識也很難應用到其他的時間和空間的社會現象。這些學者通過各種研究調查技術了解到很多細節，但不了解這些細節和其背景的關係。另一種情況剛好相反，學者們想通過研究中國得到一般性的結論。往往是帶著既定的一套觀念方法，繞開背景資料和歷史脈絡，尋找到一些可以操作數據和案例（不管是經濟數據還是社會數據），用現存的技術來處理。這些學者往往不知道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背景，沒有細節。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討論哪一個國家的問題。就是說，社會科學中的「社會」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學。但很顯然，離開了你所談論的「社會」，「科學」也不是科學了。
西方社會科學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塗爾干、帕森斯等諸多大師的建構，已經確立了宏觀的「大理論」(grand theory)。社會科學家們已經把各種制度背景說得很清楚了，並且有長時期的爭論，人們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問題的共識和分歧看得比較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們轉向微觀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從制度層面來說，西方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已經高度制度化，儘管在細節和規模上或有損益，但總體制度結構和原理相對恆定不變，這也使得西方學者可以在宏觀制度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來研究微觀的行為。但中國顯然並沒有這種情形。自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大變動和大轉型過程之中，這個過程迄今還沒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論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機械地搬到中國的情形中，就顯得不適時宜。
本文摘自《中國的知識重建》，點擊了解更多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