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原則：
財富越向家庭部門傾斜，人民福利越高
公有財富存在的本質意義是為人民服務。在某些國家或某些歷史階段，如果公有財富不能為居民創造福利，就會從本質上淪為官僚的私產。從終極消費的意義上講，社會財富也應該更多地向家庭部門傾斜，因為大部分居民需求和慾望的滿足還是要通過家庭和個人的消費行為來實現。
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雖然形式上是公有財富、國家財富，但實際上往往被具體的個人所支配，雖然這種個人支配是受到法律和紀律約束的，也難免在支配過程當中偏離公有財富存在的初心。反之，民營產權雖然形式上歸個人所有，但不管一個人擁有的企業資產價值幾千萬元、數億元還是幾百億、上千億元，他能夠用來消費或直接支配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從「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意義上講，任何超越消費能力的私有財富，終極意義上都是社會的財富。
所以，儘管在不同國家、不同經濟體制和文化背景下，公有財富和家庭私人財富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並儘量互相補充、各自發揮優勢、協同發展，但某些歷史階段一旦出現大量的社會財富以所謂公有財富的名義淪為被少數個人掌握的低效率工具，公共財富過度膨脹以至於擠占了家庭消費，都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大幅降低。國富民不富，或大國小民，都不利於人民福利的提高，國強民富才是每一個國人的夢想。
《民富論》人民東方出版社2013年出版
效率原則：
利益越直接激勵越大，財富增長效率越高
儘管人們都希望自己占有大量的財富，但是諸如道路、橋樑、政府辦公設施等等最好是公有財富；一些關係公共安全的國防軍事設施、公共保障設施、重大基礎科研設施最好也是公有財富；此外，一些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能源、交通、通訊、公共服務也應以公有財富占重要比例，因為在這些領域追求效率不是唯一原則。
在以追求效率為第一原則的競爭性領域，大部分情況下民營企業運作的效率會高於公有企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8年以來國企資產回報率一直顯著低於民營企業，直到2015年，國企資產回報率比全部企業的6.47%低3.60個百分點，比民營企業的10.59%低7.72個百分點；2015年之前，A股上市公司虧損榜上，排名前列的很多都是國企上市公司。
2016年和2017年，受到去產能政策的影響，疊加環保趨嚴，導致很多民營企業被迫停產，供給嚴重收縮，上游原材料價格暴漲，處於採掘、天然氣、鋼鐵等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利潤出現大幅上漲，並非需求驅動，並不能反映國有企業的真實運作效率。在企業利潤榜上排名前列的國企均出自金融、能源等依賴壟斷獲取暴利的行業。如果扣除壟斷利益的貢獻，我國國有經濟盈利能力和單位資源的產出效率，恐怕遠遠落後於民營經濟，這反映的還是激勵機制的差異。
從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來看，剔除銀行和非銀金融之後，在統計的電子、房地產、紡織服裝、化工、家用電器、採掘、傳媒、電氣設備、鋼鐵、公用事業、國防軍工、機械設備、計算機、建築材料、交通運輸、汽車、食品飲料、通信、醫藥生物、有色金屬、休閒服務、商業貿易、建築裝飾、農林牧漁、輕工製造都等二十五個行業中，國有企業2017年的平均總資產報酬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6.5%和10.2%，而在民營企業則分別達到了8.9%和11.6%，均高於國有企業。
分行業來看，在25個行業中民營企業在所有行業內的總資產報酬率均高於國有企業，從凈資產回報率來看，除去採掘、鋼鐵等壟斷行業外，有20個行業民營企業的盈利能力高於國有企業，占比為80%，尤其是傳媒、通信等新經濟行業，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率優勢更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民營企業比重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密不可分。根據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民營企業近2500萬戶，貢獻了國家50%的稅收；60%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70%的高新技術企業；80%的城鎮就業；90%的新增就業。與此同時，在民營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以及外資企業激勵機制的比照作用下，曾經因激勵機制不足而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進行了股份制改造、逐漸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結構，強化了激勵機制，提升了生產效率。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未來如何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健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激發國企幹部員工的積極性，是新一輪深化國企改革需要妥善解決的重大課題。與此同時，在複雜的政治、政策、文化背景下，如何貫徹落實《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保障，穩定民營企業的預期，提升民營企業的信心，也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而從根本上解決這上述問題，首先必須從理論和觀念上先有重大突破，只要看清楚財富存在和被支配的本質意義，才能從財富增長的效率原則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福利原則出發，真正解放思想，不再糾結於國企、民企的比例，讓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更多更好地造福於人民。
二戰以前的全球財富結構：
以民營企業和家庭所有為主
按照福利和效率原則，公有財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不同。
在農業時代，政府幾乎完全沒有生產管理的職能，所占有的公有財富只服務於國家安全和官僚機構的需要，偶爾在興修水利設施等方面有少量的作為——這樣的經濟形態中，公有財富占社會財富的比例越高，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越低，從而制約財富總量的增長。
工業時代早期，國家公共財政主要定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因此公有財富同樣主要體現在一些必要的公益設施等方面，其占社會財富總量的比例也比較低。即便是幾乎占領全世界的大英帝國，在20世紀初期的國家公有財富占全社會總財富的比例也只不過只有2%。
20世紀初吉芬爵士在《資本的增長》，莫耐在《財富與貧困》中都曾計算過當時英國的公有財富。吉芬爵士估計公共財產的價值是五億鎊：他省略了國內所持有的公債數，理由是在公共財產的項目下記入借方的數額與在私有財產項目下記入貸方的數額相等，把公債數記入帳內就會互相抵消。莫耐把公路、公園、建築物、橋樑、陰溝、燈水設備、電車等的總價值算為十六億五千萬鎊：從其中減去公債十二億鎊，則公共財產的凈值是四億五千萬鎊——二者計算結果相差無幾。
大約五億英鎊的公有財富與當時估算的二百四十億英鎊的國家財富總量相比，大約占社會財富總量的2%略多一點，實在是很小的一個比例。即使如此也並不影響英帝國的強大，在民富的背景下，英帝國的戰爭耗資主要靠私人資本的支持，或者通過發行戰爭公債來籌集。這說明早期資本主義私人財富為主體的財富結構，以及「小政府」、「大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是有效率的。
二戰後公有財富的擴張及影響
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尤其是二戰以後，部分國家公有財富的迅速上升，具體情況有三種：
第一種情況是歐洲各國（尤其是歐洲大陸國家），它們在戰後加大了公共投資力度，尤其與社會福利相關的公有財富規模和公共支出在社會財富總量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社會福利的擴大一方面使得居民不至於為養老、醫療、失業保障等積累過多的儲蓄，有利於解放消費，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以大規模公有財富為保證的高稅收、高福利社會，也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了居民和企業的財富創造驅動力，使整個地區缺少經濟和財富創造的活力。很多人認為，這也是最近幾年歐洲經濟增速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種情況是美國，雖然總體而言美國一直是一個私人資本與私人財富主導的國家，但是其公有財富比例在二戰以後明顯上升。公有財富除了原有的維持國家安全、提供公共設施、維持政府機構等社會支持職能之外，還成為調節、熨平經濟周期的手段之一。政府會在經濟不景氣時通過擴大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在經濟高漲時，通過減少公共投資、壓縮政府支出來給經濟降溫——這就需要政府控制的公有財富在社會財富總量中占有一定比例，否則不足以對總需求產生足夠的影響。當然，公有財富占比過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導致美國1970年代出現滯脹的原因之一——這一情況在1980里根政府時期得到扭轉。
第三種情況是以前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國家，它們在二戰以後迅速實現了國有化，社會財富幾乎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居民部門所擁有的只不過是少量的消費性財產，甚至城市居民住房等消費性財產也屬於國家所有。從實際運行效果上看，由於擠占了家庭消費，破壞了必要的激勵機制，嚴重影響了微觀主體的運行效率，並最終走向崩潰。
由於公有財富的過度膨脹，在有的國家造成了經濟增速放緩、有的造成了滯脹、有的造成了經濟崩潰，1980年代初期歐洲和美國興起了大規模的企業私有化浪潮，1980年代後期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亦紛紛將公有財富全面私有化。
從實際效果上看，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遠遠比不上中國的漸進式混合所有制改革道路。中國通過執行增量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引入民營部門的競爭，通過競爭改善國有企業激勵機制，通過股份制改造逐漸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與發展，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中國的社會財富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消費性財產是改革前的數倍，而且居民部門的經營性財產也具備了很大的規模。
以人民為中心，追求民富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國強民富」不但是一個國家應該追求的基本目標，而且「國強」和「民富」也是互為條件的——只有以人民為中心，追求民富，國家才能持續發展，國家才能強大。
201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了13.61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為9770美元，全球排名第67位，從民富的角度仍然與已開發國家相去甚遠。動態分析來看，2005—2018年間，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05萬元增至3.93萬元，復合增速9.9%，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從3.16萬億攀升至18.33萬億，復合增速高達13%，遠高於名義GDP增速，政府收入增速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速。
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總額178.75萬億元，所有者權益63.10萬億元，分別是2003年的8.9和6.5倍，復合增長率分別為16%和13%，國有資產的擴張速度高於經濟整體增長速度。尤其是近幾年實施去產能之後，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暴漲導致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收入又一次出現了明顯的扭曲。2017年全國民營工業企業營業收入40.4萬億元，累計同比增長8.9%，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26.9萬億元，累計同比增長14.8%，高出民營工業企業5.9個百分點。
從歷史上不同國家、不同歷史階段的公有財富和私人財富使用效率對比很容易發現，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源動力大部分來自民營部門。個別存在一定外部性的產業部門如果以社會公共投資的方式起步對於提高財富創造的效率是有積極意義的，比如高鐵。但是如果某些應該有競爭性的產業長期維持國有壟斷的運行體制，最終難免會帶來官僚化和運營效率的降低。
然而近期以來，尤其是近幾年去產能政策的擴大化，上游原材料價格暴漲，造成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資源獲取條件上的不公平，導致以中下游為主的民營企業收入、利潤嚴重下滑；去槓桿政策由於在執行過程中的變形，也在實踐中造成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很多民營企業至今仍然沒有從斷貸、停貸、股權質押平倉造成的資金危機中解脫出來。
如果繼續按照上述趨勢演變，讓民營企業即使在競爭性領域也不斷萎縮，不僅經濟增長難以持續，還會滋生出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幸虧上述情況已經得到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然而如何解放思想，從實踐中真正提升民營企業的地位，儘快改善民企營商環境，提升民營企業投資增速，則必須有觀念和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每個國家都在追求財富的增長和公平分配，而歷史和現實都在證明「利益越直接激勵越大，財富增長效率越高」的財富增長效率原則，和「財富越向家庭部門傾斜，人民福利越高」的財富分配福利原則，無論是從福利還是效率角度而言，都應該把人民富裕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以人民為中心，充分激發民營企業的財富創造活力，在實現人民富裕的同時，也擴大了財政收入的來源——同時實現國強與民富，才是可持續的發展之道，也是每一個國人的夢想。
本文節選自東方出版社《新紅利》